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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鸿浩:商鞅改法为律的历史功绩 
作者:[张鸿浩] 来源:[网友推荐] 2019-06-25


礼崩乐坏的动荡年代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中国历史上的东周时代自此开始。在东周的政治格局中,西周原有的宗法秩序遭受了较大冲击,王室的权威已大不如前。昔日天子统帅群臣,诸侯共尊周王,如今封国各自为政,争相称王称霸,周王室之统治名存实亡。在当时,各封国为求得国富民丰,竞相变法图强、革新旧制。魏国自李悝制“法经”始,国力大增,“兵四布于天下,威行于冠带之国。”赵武灵王在位期间修订“国律”,兵力强大,辟地千里。至其子赵惠王时,破齐、攻魏、败秦,称盛一时。燕国是周朝各诸侯国中历史最长的国家,立国期间曾修“召公之法”,后又订“燕国之法”,于燕昭王时一度繁盛。楚国是位于南部的诸侯国,春秋时曾为一方霸主。屈平主政时,欲变法图强,制“宪令”,但遭佞臣陷害,遂无果而终。齐国经过威王、宣王父子两代励精图治,颁布“锦绣之禁”“金刀之法”等法律,逐渐发展成为东方的大国。

  综观春秋末期到战国中后期各国的法制发展状况,各种法律形式杂陈并存,体现出原生形态法律的多样性以及不规范性,这一时期是法律发展的不发达阶段。在众多法律形式中,典、常、法、则等并没有普遍的约束力,很大程度上只能算是一种先例。虽然它们在整个法律体系中仍占据着主要位置,但在应对现实的混乱局面时已显得力不从心,衰颓之势在所难免。而与此同时,誓、令等直接同权力相联系的法律形式越发活跃。诸多法律形式相互影响、此消彼长,体现在各国的立法实践中,就是多种单行刑法的修订以及制度性法规的编定,还有各国对自身以往法律的整理、汇编和重修。各国尝试创立成文法典的活动越来越频繁,具备一定体系和规模的制定法逐渐在各国的政治生活中彰显出重要作用。谁在法律的设计、修订方面抢得先机,谁就会在政治军事等各方面领先其他诸侯国。

  无论成效如何,变法是这一时期各国的主旋律。一方面,各国的变法活动表现出很强的功利主义色彩;另一方面,就法制体系的格局而言,呈现出由以习惯法为主向以成文法为主的过渡特点。而这两个特征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相互照应的。一言以蔽之,法备国昌,法废国衰。

边壤封国的后发崛起

  秦国是春秋时期最后一个受封的诸侯国,周显王七年,秦孝公嗣位,“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孝公立志图强,招贤纳士。当此之时,商鞅入秦,以帝道、王道、霸道三说于秦王,王大悦,乃令变法,史称“商君之法”。商鞅(约公元前390年至前338年),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公孙鞅,又称卫鞅。后封于商,人们称之为商鞅。商鞅年轻时好刑名之学,入秦之后,在立志强国的秦孝公的支持下,他开始施展自己的抱负。商鞅对秦国的改革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废井田、开阡陌,实行土地私有制,新的经济关系得到极大发展。其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这些政策有利于增殖人口、征发徭役和赋税。其三,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扭转了长期以来对外作战中被动落后的局面。其四,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加强对居民的管理。其五,推行县制,巩固中央集权,削弱豪门贵族的权力。

  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用时接近二十年,通过商鞅的改革,秦国终于从一个民弱兵疲的边陲小国发展壮大成为一个兵强马壮、诸侯敬畏的西域盟主。历史记载,变法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窃于私斗,乡邑大治。”然而,本文讨论的重点并不全在商君的瞩目成就。正如上文谈到的,意欲富国强兵的国家,必然会着力进行法制改革,越是法律完善、制度齐备的国家越能在角逐中获得优势。所以,问题就来了,商鞅是如何变法的?或者说商鞅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推行自己的改革呢?答案就在本文的题目之中——“改法为律”。

改法为律的史料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