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民的幸福绝非西方“民主”制度的关注焦点与奋斗目标，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更多地取决于个体在市场竞争中的成败得失。正如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所指出的，西方民主被掏空了一切实质内容，而落入市场的股掌之中。普通百姓除了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之外，可以说是一无所有。而市场不是把劳动者看作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活生生的人，而是把他们看作诸多生产要素中的一种，必须随时接受资本家的随意调遣。他们作为人类的基本生活需要和情感需求，并不在资本家的谋划范围之内。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极大地肯定了人类的幸福感受，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这样写道：幸福“是人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是最为神圣的事物”。他对痛苦则给予了极为负面的评价：“痛苦是恶，是应当避免的”。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还进一步指出了造成人类幸福与痛苦的社会道德因素：

【“造成幸福的是合德性的活动，相反的活动则造成相反的结果。”】

以此类推，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促成人类幸福的社会必然是从事“合德性的活动”的社会，而造成人类痛苦的社会则是从事“不合德性的活动”的社会。社会成员普遍的幸福或痛苦感受，乃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与道德与否的重要指标。

英国哲学家边沁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引论》中曾提出“最大的幸福原则”。他认为“善”就是最大地增加了幸福的总量，并且引起了最少的痛楚；“恶”则反之。行为的对错应根据其结果来判断，主要看该行为是增多还是减少了人的幸福。所以，任何正确的行动和政治方针都必须做到产生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并且将痛苦缩减到最少，甚至在必要情况下可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他认为若能够减轻痛苦增加快乐幸福者，在道德上就是善良，在政治上就是优越，在法律上就是权利。

那么，号称“普世”的西方民主带给人民的究竟是幸福还是痛苦呢？生活在西方“普世”民主之下的平头百姓，又有着什么样的日常生活感受呢？只要客观冷静地对西方社会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进行一番仔细观察，我们便不难发现，西方“民主”带给普通百姓的绝不是平静安宁的幸福生活，而是长久的恐惧不安、忧郁焦虑以及空虚寂寞等极其痛苦的负面感受。

一、恐惧不安

西方文化是以恐吓为基础的文化(fear-based culture)，使老百姓时时刻刻处于惊恐不安之中，乃是西方统治集团屡试不爽的统治手法。国学大师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尖锐指出，西方人“是由于害怕上帝和恐惧法律而保持着秩序的”。永世不息的地狱之火曾经是西方人内心深处最大的恐惧，其无形的威慑作用令西方人在行为上多少有所收敛。如今在宗教势力日渐式微的西方国家，宗教的震慑作用日益降低。但是，对法律的恐惧仍然是西方统治阶级维持社会秩序最为有效的统治武器。在法治的名义下，名目繁多的法律法规将其锐利的触角严丝合缝地渗透进日常生活中每一个最微小的细节，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处在法律的严密监管之下。由于法律多如牛毛，违法犯罪反倒成了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即使是对那些仅仅是在无意之中触犯了其中某一条最微不足道的法律条文的人，也一定要严惩不怠。等待他们的除了警察和监狱以外，还有旷日持久、耗资巨大的司法程序。在严刑峻法的威赫下，西方人生活在动辄得咎的恐惧不安中，每时每刻、随时随地都要提心吊胆、谨小慎微，生怕一不小心就触犯了哪个天条。即使未做任何道德上的亏心事，也深恐违背了多如牛毛的各种法律法规，造成不堪设想的灾难性后果，身心很难完全放松下来。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西方资本统治集团又开发了一个实行恐怖统治的崭新的杀手锏——失业。充分发掘与利用人们对失业的恐惧，成为西方统治阶级坐享太平的统治法宝。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说：

【“失业无疑现在是、并且经常是苦难的根源。”】

失业不仅使劳动者丧失了赖以维生的经济来源，也给本人及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精神痛苦。失业往往与酗酒、吸毒、离婚、忧郁症、精神失常乃至自杀等悲剧事件紧密相联。正因为如此，失业构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最大的恐惧。德裔美国学者弗罗姆在《逃避自由》中也承认:“极大多数的人都有害怕失业的心理，而且这已成了不堪忍受的心理负担，人的整个一生都笼罩着害怕失业的阴影”，这在实际上成为了“一种不堪忍受的负担”。然而，资本家和管理层却得以从工人的恐惧感中坐收渔翁之利，因为被失业的恐惧所支配的工人更容易接受低劣的工作条件和工资待遇。

西方式的法律专制以及失业的双重威胁，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牢牢统辖着西方人的日常生活，制造了“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恐怖社会氛围。异常强烈的恐惧感因之贯穿于几乎每个西方人的一生，成为他们人生中最深刻而又真实的内心感受。恐惧感普遍、广泛而又长久的存在，严重削弱了西方人的幸福感，将本应美好的生活变成噩梦一般的恐怖存在。荷兰裔美国学者房龙在《宽容》中哀叹道：

【“多少个时代过去了，生命本来是光荣的历程，却变成了一场可怕的经历，这一切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迄今为止人的生存完全被恐怖所笼罩。”】

二、忧郁焦虑

人民的幸福绝非西方“民主”制度的关注焦点与奋斗目标，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更多地取决于个体在市场竞争中的成败得失。正如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所指出的，西方民主被掏空了一切实质内容，而落入市场的股掌之中。普通百姓除了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之外，可以说是一无所有。而市场不是把劳动者看作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活生生的人，而是把他们看作诸多生产要素中的一种，必须随时接受资本家的随意调遣。他们作为人类的基本生活需要和情感需求，并不在资本家的谋划范围之内。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直截了当地指出，市场对人没有尊重。所以，人们注定要在市场中受到很大的伤害。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要受盲目性和非理性力量的制约，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有形无形之中引导着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市场因此常年处于无序状态，自由竞争无疑又加剧了市场活动的风险性不可预测性。因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极为不稳定的高风险经济模式。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佩雷尔曼在《市场的天生不稳定性》一书中分析了市场社会内在危机的本质和原因，重新反思了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自由竞争原则对社会经济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他认为竞争不加选择地对正当和不正当的事物都进行破坏，从而对社会造成严重损害。市场的波动及其不确定性不可避免地冲击着人们的现实生活，对人的适应能力、灵活应变能力、抗压力能力以及抗风险能力等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心理素质欠佳的人很难从容应对市场竞争过程中的沧桑巨变。长年累月面对变化无常的市场，绝大多数凡夫俗子都会因前途未卜而产生无能为力的挫败感，现代西方人的忧郁与焦虑皆因此而来。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瓦尔特·本雅明在《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中，将其称作“资本主义时代特有的一种精神疾病。在贫困和流浪中的精神（而非物质）的无望。”

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约翰∙格雷在《人类幸福论》中说，资本主义企业经营活动本身“就是十足的奴役”。他生动形象地描述了被阴晴无定的市场竞争折磨得心力交瘁的芸芸众生相：

【“在工厂和大企业里，企业主本人虽然并不做劳累的工作，然而他们的精神却处在经常不安的状态中。他们被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所折磨着：不是担心自己被竞争者搞垮，便是担心自己的债务人还不出债而失去自己的财产。他们的思想中经常被物价波动、生意亏本、投机失败以及其他类似的不愉快事情纠缠着。结果他们变得忧郁、易怒、吝啬.阴险和冷酷无情……既然企业主的情况这样，那本受雇用的职工的情况又该怎么样呢？他们实在会羡慕田野中的野兽和空中的飞鸟。……这些人是世界上最受压抑的奴隶。”】

市场竞争的重压导致人们精神上的压抑，让越来越多的人患上了忧郁症和焦虑症，为西方国家赢得了Prozac Nation（百忧解国度）的美名。美国学者罗伯特·莱恩在《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一书中不无感慨地说道：

【“一个不幸和忧郁的幽灵徘徊在全世界发达的市场民主国家，这个幽灵是对市场将福祉最大化的观念以及十八世纪所应许的在人民自己选择的仁慈政府之下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嘲弄。”】

他认为“如此巨大的不断增长的忧郁，对于任何一个文明来讲，都是一个悲剧。”

三、空虚寂寞

资本主义制度是由一系列资本主义价值观念来支撑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上的功利主义以及道义上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价值观既迎合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阶级本性与牟取暴利的阶级需要，也从思想观念上保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顺利运行。但是，功利主义与个人主义等资产阶级价值观，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却无异于一剂有百害而无一益的毒药。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中直言不讳地承认，西方文明进步的代价是幸福的丧失，他发现很多人“无法忍受社会在为其文化理想服务时对他施加的挫折感”。

功利主义吞噬了人类非经济价值的存在空间，将人们的绝大多数时间、精力和能力都消耗在赚钱牟利或挣钱维生这一经济活动上。它掏空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将人生转变成一场锱铢必较的利益争夺战。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必须放弃自己的兴趣、爱好、才华与天性，仅仅围绕赚取金钱这一活动来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与生活道路。在这一过程当中，人们不自觉地变成了毫无生活情趣的赚钱机器和经济动物，在周而复始的艰辛劳作中体会到的只有民生之多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丧失殆尽，强烈的空虚感遂乘虚而入。

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则毒化了互助友爱的人际交往，用冰冷无情的利己打算构筑起一堵堵人和人之间永远无法跨越的高墙，并进而瓦解了浑然天成的传统家庭、家族和邻里关系，迫使人们全身心投入到“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之中，这种生活方式很容易令人产生孤立无援的寂寞感。罗伯特·莱恩的研究表明，人类的幸福并不取决于经济收入的多少，而是取决于人际关系是否亲密和谐。幸福主要来自于家庭关系、同事关系以及邻里关系等微观世界，而不是来自于政治和经济等宏观领域。因此，莱恩认为“民主的功绩在于它对这些微观世界的影响”，而西方民主“似乎并没有让它的公民幸福，也没有努力解除他们的不幸”。就民主的结果来看，生活在西方民主体制下的人民罕有幸福可言。

西方“民主”之所以无法做到增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基本构成要素及其所推崇的道德观和价值观，都是不符合人性的。正如约翰∙格雷所说“我们就应当使人类的一切规章制度能适应他们的天性。因为经验经常能够充分证明，我们不可能任性地用规章制度去束缚人类的天性而不破坏他们的幸福。使人类的天性服从于跟它相矛盾的法律、规章和习惯的企图，纵然不是使人类遭受灾难的唯一的根源，但也是主要的根源。在这方面没有进行彻底改革以前，促使人类幸福的任何尝试都不会有什么结果。”

西方人所日常感受到的生不如死的精神痛苦，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所发出的无声抗议，它明白无误地显明了资本主义的人文危机和道德危机。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在《资本主义下人的灵魂》中这样说：

【“快乐是大自然的测试，她赞许的信号。当一个人快乐的时候，他和自己以及他周围的环境是和谐的。”】

而痛苦则“是一种抗争。它是错误、病态与不公正环境的参照物。当错误、病态与不公被消除之时，它也就不再存在。”德国伟大哲学家尼采更是言简意赅地表示：“没有带来欢笑的一切真理都是虚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