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一样，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术也认为市场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价格确定机制，但对市场本质的认识，中国古典经济学比现代西方经济学要全面深刻得多。

      市场的首要功能就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它使人们通过交换有无，合理利用资源。《管子·问第二十四》上说：“而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正是道也。”

      《管子·乘马第五》认为没有市场就不能解决国计民生问题，上面说：“无市则民乏矣。”因为市场会激起人们创造财富的精神动力，《管子·侈靡第三十五》上说：“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

      中国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价格形成的机制，市场管理一定要有计划，要努力防止大资本通过操纵市场获取暴力，那将是灾难性的。如果市场上物价较低，没有各种原因产生的暴利，对经济的正常发展就有利。所以说，通过市场就能够知道一个国家的治乱兴衰。另外，先贤注意到市场并不具有直接生产功能，对一个社会来说，过度商品化显然是有害的。《管子·乘马第五》中有“务市事”一节，专门言此，上面说：“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是故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不虑则不生，不务则不成，不傲则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就是说，市场是商品供求状况的标志。各种货物价格低廉，各种商业就不能获得暴利；各种商业无暴利，各项事业就都能搞好；各项事业搞好了，各项需求就都能得到适度满足。所以，事情总是产生于谋虑，成功于努力，失败于骄傲轻心。不谋虑则不能产生，不努力则不能成功，不骄傲轻心则不致失败。因此，通过市场，可以通晓社会的治乱，可以通晓物资的多寡，只是不能通过它创造物资的多寡而已。市场是有规律可循的。

      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假定市场会自动实现平衡不同，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术强调市场具有自组织的功能，但却不能自动实现均衡，国家有培育、调控市场的责任。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受干预的市场必然导致失衡，甚至是市场体系的萎缩和崩溃。但西方学术范式容易被概念和公理形成的自恰逻辑体系所窒息，所以，尽管现实中市场在整体上不会趋向平衡，西方学界还在顽固坚持均衡理论。熟谙金融市场的美国投资家乔治·索罗斯注意到，市场自我强化的趋势是一般规律，不是特例。谈到均衡概念的历史渊源以及均衡理论的本质缺陷，他说：“再看看古典学派的经济学理论，其使用的均衡概念其实就是对牛顿物理学模仿的结果。在金融市场上，预期是起到关键作用的，如果认为市场会趋向均衡，那就是不符合现实的。理性预期理论更是离谱，认为营造了一个均衡成为常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现实要服从于理论而不是理论去适应现实。”[1]

 如果国家不能调控市场，由于市场本身的正反馈功能，商业阶层必然垄断市场，导致贫富不均，社会结构失衡。这时仅靠发行货币的办法刺激经济不行，还要用政治手段调节分配。《管子·国蓄第七十三》的作者写道：凡将治国，不懂得轻重之术，就不能组织经济控制民众。不能够调剂民利，就不能讲求管制经济来实现国家大治。所以，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万金的大商贾，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千金的大商贾，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国家财利大量流失，这样臣子就不肯尽忠，战士也不肯效死了。

 如果人君不能及时治理，富商就进出于市场，利用人民的困难，牟取百倍的厚利。相同的土地，强者善于掌握；相同的财产，智者善于收罗。往往是智者可以攫取十倍的高利，而愚者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如果人君不能及时调剂，民间财产就会出现百倍的差距。人太富了，利禄就驱使不动；太穷了，刑罚就威慑不住。法令的不能贯彻，万民的不能治理，是由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缘故。而且，君主经过计算度量，耕田垦地多少，本来是心中有数的。百姓口粮，也换算成每人一定亩数的土地。统计一下产粮和存粮本来是够吃够用的，然而人民仍有挨饿吃不上饭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粮食被囤积起来了。君主铸造发行的货币，是民间的交易手段，这也算好了每人需要几百几千的数目，然而仍有人用费不足，钱不够用，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钱财被积聚起来了。所以，一个君主，如不能散开囤积，调剂余缺，分散兼并的财利，调节人民的花费，即使加强农业，督促生产，而且自己在那里无休止地铸造货币，也只是造成人民互相奴役而已，还哪里谈得上国家大治呢？

 《管子·揆度第七十八》更明确指出，国家要参与到市场经济之中，这样才能“调民利”。今天有人看到国家干预经济，动不动就以“与民争利”为由大加反对。这些人实际上反对的是国家与“富民争利”，目的是让富人与“人民争利”，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

 市场不能调控，经济失衡，必然导致政治失衡，阶级分化，一个阶级压迫、剥削另一个阶级。若国家经济由商业阶层垄断，就会出现一国二君二王，利出二孔三孔的情况，结果是国家的衰亡。《管子·轻重甲第八十》上有一则管子与齐桓公的对话，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管仲说：“万乘之国如有万金的大商人，千乘之国如有千金的大商人，百乘之国如有百金的大商人，他们都不是君主所依靠的，而是君主所应抑制的对象。所以，为人君而不严格注意号令的运用，那就等于一个国家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了。”（原文：管子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

      《管子·国蓄第七十三》从经济/军事的角度，进一步指出了国家不能调控市场的危害：经济权益由国家统一掌握，这样的国家强大无敌；分两家掌握，军事力量将削弱一半；分三家掌握，就无力出兵作战；分四家掌握，其国家一定灭亡。先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杜绝商人谋取高利，限制他们获利的途径。（原文：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隘其利途。）

 综上所述，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之术实际上是主张“两手并用”，一方面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富民强国，另一方面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及时防止市场失衡。反观一下在经济危机中挣扎的西方世界，我们就会看到，由于政治上有产阶层垄断国家政权，其衰亡的命运似乎很难扭转，因为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隘其利途”。

     面对市场无法自动实现均衡的特点，既然国家要“调通民利”，调控市场，那么其调控目标是什么？

     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同，轻重之术市场调控的目标不是增长，而是均平。

注（略）

（节选自翟玉忠《国富策：读<管子>知天下财富》【修订版】，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该书可以通过京东等网站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