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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勇鹏:社会主义在美国政治中只是个噱头 
作者:[范勇鹏] 来源:[] 2019-03-21

【摘要:虽然匹兹堡街头贴出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口号,但只要美国人没有认识到自由宪政最终只服务于资本的权力,不能下决心抛弃选举和福利的欲望奶嘴,社会主义在美国就真的永远只会是一个“游荡的幽灵”而已。】

号称要向富人发起阶级斗争的民主党参议员沃伦和2016年功亏一篑的桑德斯宣布参加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又让社会主义成了美国政治中的一个热词。

在美国吸引力增加但难兴起

其实关于美国和社会主义,历史上已有多次争论,托克维尔和恩格斯等人早就发现美国工人运动与欧洲不同,后来德国社会学家桑巴特在其《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中明确提出“美国例外论”,主要观点是认为工资制度和利润分享缓和了工人对资本主义的态度,选举等政治制度制造了“公民整合”,两党制阻碍小党的崛起,“烤牛肉和苹果派”对工人形成了物质收买,社会流动以及西部边疆使工人可以逃出雇佣、“逃入自由”等。再后来,美国学者李普塞特提出新的理论,认为美国没有封建传统,起点较为平等,工人对竞争的态度与欧洲不同,所以没有产生欧洲式的社会主义运动。

这些解释各有其道理,归结起来无非是利益、平等和流动的自由使美国人对社会主义没有兴趣。这是符合常识的,社会主义追求的一些主要目标就包括政治平等、经济福利等,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激化,人们自然缺乏追求社会主义的动力。

现在,这些条件有的依然存在,有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但变化的方向却有些混乱。随着西部边疆的消失,雇佣工人成为小农场主的机会和工业中劳资矛盾的“减压阀”作用在20世纪逐渐消失;二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经济平等早已成为往日旧梦;上世纪70年代以来工人工资长期停滞和贫富差距持续加剧;来自新兴经济体的竞争使美国获取超额利润的能力下降,以往可以用钱解决的问题,现在却面临没钱的困境。这些因素似乎增加了社会主义的吸引力。

同时,上世纪70年代以降的金融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造成美国的“去工业化”,工人与资方博弈的空间消失;移民源源不断,特别是来自拉美的移民大多进入低收入、服务业岗位,消解了传统工人运动模式的基础;80年代以来的文化战争、价值分化、到近年来加剧的种族冲突、南北矛盾、东西疏离、政党极化等复杂多样的社会裂痕模糊了阶级问题的面貌。这些因素似乎又使人难以想象新的社会主义运动兴起的可能。

被禁锢的美国政治游戏

总体来看,社会主义在美国政治中仍然只会是一个噱头,或许能掀起些许浪花,却不可能给美国政治带来什么正经改变。因为更深层的政治和文化机制,仍然像铁钉一样,禁锢着美国政治游戏的自由度,使这个国家不可能发生根本性变革。

第一枚铁钉就是自由宪政制度。

资本主义兴起伴随着个人主义伦理的建立。近代欧洲的基本倾向之一,就是将个体性视为人类的条件和人类幸福的主要成分。而这个所谓“个人”指的决不是一般的个人,而是资产阶级。财富、资本是个人的主要规定性因素。从英国哲学家洛克提出“生命、自由、财产”三大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到美国《独立宣言》高喊“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词语转变,我们可以清晰抓住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中心线索——财产。权力、道德乃至幸福都是以财产为基础。霍布斯以个人为出发点来发明他的国家理论,康德建立起以个人为目的的哲学。

这种意识形态物化为政治制度,就是代议制和西式“自由民主”。代议制和法治是将资产阶级的“个人”利益转化成权力的最有效方式,因为这套制度中没有共同体的位置,个人的行动自由和财产、权利成了最高政治原则。这种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将国家权力变成了一个表面上可以公平竞争、允许多元利益在其中博弈的游戏,也就是所谓的法治。你不满,可以来参政啊,游戏是透明、开放的。参与不进来,那是你自己无能。这套制度不讲公平、正义,甚至在理论上,自由主义干脆把“正义”解释为“程序正义”。只要我符合程序,你不能因为结果而来抱怨。

美国学者保罗·皮尔逊在《时间中的政治》中指出,制度的演进存在“路径依赖”。事实上,除非革命性变革,一种制度的既定逻辑是难以颠覆的。只要人们还在沿着那条路径往下走,资本就永远掌握着一切权力,工人及下层阶级所能得到的就只能是安慰剂,美国就不可能在合法的政治程序中生长出真正的社会主义来。

第二枚铁钉是以欲望为原则的政治文化。

基于个人主义和财产权利的资本主义制度,最根本的动能是欲望。但资产阶级无法垄断欲望,因为任何一种社会原则都不可能仅仅是一部分人的秘密,它一定会外溢,而且为了获得合法性,它也需要被模仿。恰巧美国在二战后坐上了全球霸主宝座,有足够的霸权红利来给予国内各阶层不断增长的欲望以最低限度的满足,同时苏联集团的竞争也使其有必要这样做。这就是美国人津津乐道的“大契约”。所以,从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政策到罗斯福新政,再到战后的“美国梦”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各种赋权运动,都是个人欲望逻辑的发展。

然而,陷阱也在于此。首先,在没有获得更多政治权力,更没将自己的权力写入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工人及各种劳动群体虽然分享到一点物质利益的残渣,但他们随时可能被推下船,这正是上世纪70年代之后发生的事情——劳动工资增长停滞、收入差距剧增。其次,从社会主义借鉴而来的那些进步政策,本质上是集体主义本位的,将之简单嫁接到个体本位、以追求欲望为原则的美国自由主义社会之上,只会演变成一种扭曲的形态。

这样的社会自然会陷入一种困境:极其依赖对外部世界的剥削,否则就会发生内部利益冲突的激化。社会的正当价值就是个人追求欲望,只要利益不要责任的原则变得至高无上,这就是所谓“白左”现象的本质。今天“白左”虽然遭到批评,但批评者同样是“巨婴”式的思维方式。

这种政治文化早已驯化了美国的劳动阶级,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左翼对政治左翼的压制,到过去40年主流政治议程中身份政治对阶级政治的掩盖,再到今天“美国第一”、“建墙”式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口号转移真正问题的焦点,都使美国人丧失了为真正的变革而付出代价的勇气。他们总是希望找到替罪羊甚至敌人来为他们的失败开脱,他们总是希望好日子会再来,让他们重新过上比其他国家劳动者优渥的生活。虽然匹兹堡街头贴出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口号,但只要美国人没有认识到自由宪政最终只服务于资本的权力,不能下决心抛弃选举和福利的欲望奶嘴,社会主义在美国就真的永远只会是一个“游荡的幽灵”而已。

(作者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来源:《环球网》2019-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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