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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我知道的“传统文化热”和“国学” 
作者:[李零] 来源:[公众号“察网”2018-12-19 ] 2018-12-19

我所知道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

时下,中国有一股“传统文化热”,上有领导宠,下有商界、学界、媒体捧,热得一塌糊涂,最近更被某些学者提升为“价值观”。很多大学在四大文科(文、史、哲和考古)之外另起炉灶,设国学院、儒学院,甚至想用传统书院和私塾代替或改造现在的大中小学,裘锡圭教授不以为然,我也不以为然。我非常赞同裘老师的声明。

什么叫“中国传统文化”?有人说,就是儒、释、道。他们说的儒,不是先秦之儒,不是汉唐之儒,而是从程朱陆王到曾胡左李,从康有为到蒋介石,特别是港台新儒家的儒。我认为,这是把中国文化哲学化、宗教化、政治化、商业化、简单化、庸俗化的说法,专门迎合台湾口味、国民党口味、蒋介石口味,以及某些糊涂领导的口味。中国的大学,哲学系最热衷于此。

现在,有人热衷在中国立教。他们说,三教,儒教是领导,不但应该领导释、道,还应领导外国的教,新中国的最大失误,就是没有制礼作乐、尊孔立教。康有为没办成的事,蒋介石不敢办的事,现在交共产党办。

蒋介石反攻大陆,到死都不成功,但给二蒋树碑立传的陶涵(Jay Taylor)说,蒋大元帅虽赍志而殁,但要活到现在,可以含笑九泉了。

关于传统文化,我想讲一句话,中国文化并不等于道德文化,更不等于宗教文化。有人说,外国技术好,中国道德高,这话经不起推敲。道德是一堆好词。好词,全世界的讲法都差不多。希罗多德说,波斯贵族,从小只学三件事,骑马、射箭、说真话。你讲忠信,人家就不讲吗?中国特色到底在哪里?

于是有人说了,咱们讲孝。《二十四孝图》,他们有吗?我们把它推广为师生关系、君臣关系(现在是领导和被领导,老板和打工仔的关系),他们有吗?

我觉得,拿《二十四孝图》当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这不是中国文化的光荣,而是中国文化的耻辱。现在的公益广告,很多都是酸菜坛子,如“妈妈有福了”,表面看是儿孙孝敬父母,其实是父母孝敬儿孙。现在,什么不要钱?生孩子花钱,养孩子花钱,孩子大了,上学、结婚、买房、买车,花钱的事多了去,没完没了。等你把这些都孝敬完了,你就有福了。

我认为,中国传统,最大特点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世俗性强。中国文化的最大优点是不立教,不传教,人文精神强。

很多人拿《论语》当道德课本。《论语》有很多道德格言。比如“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这样的话,我喜欢。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是什么?就是拿人当人,为人谋事要讲一个忠字,与朋友交往要讲一个信字,老师费劲巴拉教你半天,你得学而时习之,别不当回事。简单说吧,就是说话算话,拿人当人。我看,太多的要求也不必,咱们能把这八个字做到,也就不错了。

现在,道德沦丧,大家喜欢赖“文革”,什么事都赖“文革”,这是放着眼前说天边。“文革”,我们都是过来人,那时人傻,那时人混,但不像现在这么滑,这么黑,满嘴谎话,见谁坑谁。这都是什么闹的,大家应该很清楚。比如电信诈骗,一帮台湾孩子领着一帮大陆孩子玩,跟“文革”有个淡关系。

俗话说,老婆是人家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狮子就是这样)。礼,据说就是咱们中国自己的孩子。比如喝酒,孔子明明说,“唯酒无量,不及于乱”(《论语·乡党》),但山东人喝酒,说我们来自礼仪之邦,最好客,不喝到撒疯不叫喝好。他在那儿罚人喝酒,你在这儿罚酒驾,礼跟法打架。我看这样的礼就不好。

我认为,西方的东西不一定都好,不但不好,有些还很坏,比如国与国的关系,他们太霸道,借口人道干涉,制造人道灾难,就很坏。但我有一个谬论,礼是外国的好。外国的礼有蛮风,有古风,人与人打交道,很礼貌,社会公德,人家比我们好。当年,孔子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四年),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学人家。

我所知道的“国学”

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化,有所谓“国学”。什么叫“国学”,我有一个说法,就是“国将不国之学”。我的意思是,如果没有利玛窦用天算地理之学到中国传教,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和甲午海战,中国被人家打得失魂落魄,中国人哪儿知道天下还有西学这套玩意儿。不知道西学,当然也就没什么可以与西学唱对台戏的国学了。

中国的国学热,早先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反弹,现在是1989年后的文化现象。表面看,它跟怨天尤人骂祖宗的《河殇》唱反调,其实骂和捧,很可能是同一拨人。研究中国,中国人研究叫国学,外国人研究叫汉学,这是同一门学问吗?我跟汉学家讨论,他们经常说,咱们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何分彼此。但一谈具体问题,分歧就来了,且跟你掰哧呢。他们觉得我们很糊涂,连中国是什么意思都搞不清。我们的讨论很像庄惠鱼我之辩。他者都是相对而言,任何强势文化都不拿自己当外人。

研究落后民族,欧洲有民族学(ethnology)。这门学问有很深的殖民烙印。欧洲人把考察记录落后民族的资料叫民族志(ethnography)。这种志跟植物志、动物志差不多,很多都是一块儿搜集。博览会上,非欧种族,可以拿活人展出,跟动植物标本一个样。现在,美国叫人类学(anthropology),好听一点。但植物不等于植物学,动物不等于动物学,人类也不等于人类学。你别以为你是鱼,就跟观鱼者或鱼类专家是同一概念。

西方还有一种学问叫东方学( oriental studies ),专门研究东方古文明,像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印度学等等。汉学是其中之一。其实,我国史书中的蛮夷列传诸番志,就是我国古代的“东方学”。虽然,我们叫“四裔之学”,各个方向都有。当时的“西学”,主要是从印度传入的佛学。

现在讲国学,大家喜欢讲王国维。鲁迅说,“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不懂的音译》)。王国维怎么研究国学?我看,主要是三条,一是用新材料,特别是出土材料,如他说的五大发现;二是重西北史地和四裔之学,不光看汉族史料,还治少数民族史,如蒙元史;三是有国际眼光,如关注法国汉学和日本中国学的动向。

当年,陈寅恪、傅斯年负笈海外,主要是咽不下汉学这口气。傅斯年建史语所,目标很明确,他要证明,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但怎么证明呢,主要靠两条,一条是用archaeology改造中国史学,一条是用philology改造中国小学。

王国维主张“学无古今中外”(《国学丛刊》序)。他研究的国学,其实是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之学。

中国历史,夏商周三代,孔子知道的主要是两周,我们的知识主要是两周以来。两周以前的历史完全靠考古。考古是研究大时段、大地域的历史。学科划分,我国一般把考古划归历史学。但历史是条长龙,历史系研究的只是龙尾巴。

所以我总是讲,研究传统文化,考古才是擎天柱。可惜的是,考古系凭实物讲话,考古学家不说话,只是埋头挖,把挖出的东西拿给你看,外行往往干瞪眼儿。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我就尽在树下转悠。

学校是培养人材的地方,不是培养奴才的地方

最近,S. A. 阿列克谢耶维奇到北大做报告。我看了他的《二手时间》。帕斯捷尔纳克写十月革命前后的悲欢离合,索尔仁尼琴写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都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写劳改营,头一本是《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文革”中有翻译),获奖是《第一圈》,而非《古拉格群岛》。《古拉格群岛》是在西方出版。去年,《二手时间》获诺贝尔文学奖,被西方称为《日瓦格医生》《古拉格群岛》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苏联解体,这是墓碑,前苏联有人骂,后苏联也有人骂,社会毫无共识,西方乐见这一结果。

此书是苏联解体的牢骚集,没有改革盼改革,改革以后骂改革,跟咱们中国非常像。北京出租司机,没人给他们录音,翻成西方文字,不可能得诺贝尔奖。

贾樟柯拍《山河故人》,看完就一印象,农村到矿山,矿山到城市,小城到大城,大城到国外,告别告别再告别,整个是一条不归路。乡愁不是美学享受。

什么叫“二手时间”?就是方生方死、无可奈何呀。“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浣溪沙》)。秋天花落,迎来寒冬,当然无可奈何。春天,八九燕归,你以为天气暖和了吧,但在北京,乍暖还寒,最难将息,没准还有倒春寒。我以前说过一句话,在《何枝可依》序中。我说,一个时代已经结束,另一个时代还没开始。

北大是个教书育人的地方,我没理解错吧。但现在的学校令人失望。

我是闵张改革、燕京学堂的反对者。我一贯反对这种媚外媚俗的所谓国际化改革,但无可奈何,我们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图片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大人念念不忘的北沙滩红楼。这所著名的建筑于1918年落成。)

当年,我写《学校不是养鸡场》,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不是坏人不出头,不是好人不发愁”,很多年过去了,大家的感受还是如此。

越剧《红楼梦》有一段唱辞,最能表达我的心情:

看不尽满园春色富贵花,听不完献媚殷勤奉承话。谁知园中另有人,偷洒珠泪葬落花。

拍马屁,在我国是个大问题,历史上一直有这个问题。国民党不就栽在这上面吗?我一直说,反腐不反拍,等于瞎胡掰。

反贪反腐我拥护,但怎么反却是难题。改革三十多年了,问题太多,积重难返。我们要知道,贪腐并不一定都是悄悄进行的,很多都是借着拍马屁,堂而皇之,大干快上,公开进行的。特别是,我们不要忘记,改革开放初期,很多领一时风骚现在可能关起来的人都曾理直气壮。他们以为,贪腐就是改革,改革就是贪腐。

我们的国歌,头一句就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想,谁都不想当奴隶吧?可在现实生活中怎么样?龚自珍写过这样的诗句: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龚自珍《咏史》)

什么是人材?现在有一种理解,叫“成功人士”。很多人都以为,升官发财就叫“成功人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不成功怎么办?不是奔银行金店抢,就是借网络电话骗,没人相信,劳动可以致富。

过去有一阵儿,社会上有办班热,学校里也有办班热,不是领袖班,就是总裁班,跟搞传销似的,大家都在那儿发展“人脉”。

“成功人士”长什么样?我一想起这个词,脑子里就会蹦出一个画面,最近电视广告频频出现的画面:8848,白金手机,“向成功的人生致敬”,有个秃头又从豪华轿车里钻出来了。咱们办教育的,不能光培养这种秃头吧,甭管中国秃头,还是外国秃头。

官有官道,商有商道,有人总结这些道,采撷天地灵气,浓缩人生精华,十二个字,非常精辟,叫“欲得领导重视,必先重视领导”。可惜的是,我在学界近四十年,一直都没按这两句话办事。朋友说,难怪你一直不得烟儿抽。我说,我从来都不抽烟,我要烟儿抽干什么。

(图片为1919年6月3日,街头演讲的北大学生)

我在中文系跟新生讲过我理解的北大校史。我理解,北大是培养天下英才(革命家、学者)的地方,不是培养奴才的地方。只知伺候领导和老板,那不叫人材,那叫奴才。

还是龚自珍说的好: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龚自珍《己亥杂诗》)

这是我送给所有学校领导和老师的话,也是送给所有同学的话。

我爱北大!

2016年10月19日在北京大学讲课

原文系李零先生2016年在北京大学讲课的文字整理稿,原标题《我劝天公重抖擞》。本文为节选。来源:公众号“察网”2018-12-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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