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我国科技界对建国几十年来形成的卓有成效的方针政策作了大调整。

研究方向由以满足国家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为主转到“国际前沿”“国际热点”，成果及人才的评价标准；由以应用部门和社会评价转到以SCI（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CI ）为主导的论文及其引用频次和影响因子；人才来源由主要依靠国内培养转到大力引进而轻视培养；由充分发挥学术带头人的作用同时强调科研人员的团结合作转到欣赏竞争、崇拜竞争而不讲合作；研究队伍组织（事实上）由依靠集体转到个体化。

但是，与愈来愈巨大的投入相比，我国科技界的实际成果并却不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突出，在国际上的实际地位也难以令人满意。科学研究到底给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多少实际贡献成了问题。巨额投入带来了低产出，以SCI论英雄、论人才、论业绩，这类量化指标的局限性、欺骗性已开始暴露出来。

以SCI为主导的论文挂帅对我国科技发展带来怎样严重的影响？原因何在呢？

现在我国有了大量具有各种头衔光环的人才。论文数量和发表杂志的“档次”，特别是SCI类的论文，已经成为部分学者衡量自己价值、地位的象征及自己拥有的资源。

论文成为他们思想深处的价值坐标系。在这种坐标系下，热衷于写论文特别是SCI论文的学者愈来愈多。已经不再强调发挥集体力量了，也没有了热爱科研团队、发挥集体作用的氛围了。无论多大的项目及集体，只是名义上存在，即在申请项目与最后验收时存在。

而一旦项目得到批准，负责人将项目一分解，课题费一分，实际上没有了团队，各干各的。当主角的愈来愈多，很少有人甘当配角、愿意做好辅助工作了。近年来引进大批人才中，部分引进的人才（包括从国内单位引进），对国内工作包括工作单位研究方向与领域不了解，兴趣不大，对研究团队的建设也不关心。但这些人才获得的待遇很不一般。学术竞争的平等性可能也正在消失。

对于勇于承担国家需求与重大任务而言，我们可能正在失去诚实可信赖的人才队伍。“学术自由”“自由研究”，是常常被管理部门领导人所津津乐道的当今中国的“优势”。但是，学者们被论文“绑架”了，甚至成为文章的奴隶，怎能具有真正的自由。

不少学者至今仍然称“国际一流”与“国际热点”，有些学者公开地认为：“现在我们还没有能力对西方人的科学技术进行挑战”，“还是还要按美国人的思想与模式进行研究”等。

将外国人的研究方向奉为自己的的方向，研究领域、科学问题、研究思路等大都是从别人那里“引进”的。这样的研究成果也较易于被西方“国际主流”所接受、所赞扬。

近年来的各种光环人才的评选，包括最高学术称号的人才，候选人的关键材料几乎都是这样的逻辑内容。无论申请人，还是评委专家们，都非常看重外国人的几行肯定，而基本不强调申请者的成就是否为真正创新，对其理论意义与实际意义并不认真在意。

一部分迷恋“SCI”的学者，他们极其看不上将全部精力置于国家需求研究的学者，对他们的成果肆意贬低，斥之为“三无”学者（没有国外权威文章，没有国际头衔，英语水平差）。

对一些学科任意斥之为“三无学科”，有的被严重打压。多年来，一些人才与成果，在各种评奖的关口被那些SCI热衷的权威领导（学者）以一两个量化指标不够或由于没有外国人的好评等而否定了，“封杀了”。今天我们对SCI的迷信、崇拜，SCI“决定论”的理念，甚至比西方人更有过之而无不足。

论文数量和发表杂志的“档次”等指标，已经成为研究院所、大学及其院系争取资源的权利和工具，领导的政绩观也调整到人才、论文、资源、机构扩大的方向，导致项目、投资、机构饥饿症，许多单位不断扩大原有机构的规模，持续增加职工人数。科研有机体“超重”已相当普遍。

论文造就了大批具有光环头衔的人才，他们由此获得相应的荣誉及地位。自然就可获得对多种资源的支配力即权力。这些人才间只有竞争，难以合作，大都寻求自立门户。

一些大学及院所内小机构林立，各自为政。三人一“中心”，五人一“学院”。院长、主任“满天飞”。这样组织起来的团队，经常处于变动改组中，形不成人才结构合理的梯队。科研中大多只有“一言堂”，难有学术民主。只有工作布置，没有大家密切合作，很难有学术思想的碰撞。

而没有学术思想的碰撞，何能产生新的科学思想呢？媒体上还有人评价，在大学和科研单位，“官大学问大，权大经费多”，很多经费被“老板”层层包工。搞不到项目和钱，科研水平再高也是白搭。这种“金权势力”大约已经产生了。

这个网络覆盖着广大学者、评审（咨询等）专家、科研单位领导、政府科研管理机构、社会、媒体等各个阶层，主导着科研项目的立项、评审、批准、实施、中期评估、验收等所有环节。

一切以SCI为核心的评价指标所引领，成了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动力”，成为人才发现与人才任用的“温床”。支配这个庞大价值链当然是高层科教管理机构。

尽管以SCI为主导的论文挂帅带来以上种种负面的后果，许多学者也痛感问题的严重性。但由于各种现实原因，论文挂帅在我国大致已经获得广泛的“认可”。人们觉得已经无法改变这种状况。有的领导还提出“不用SCI，那用什么指标来评价呢”的伪命题。

西方某些科研制度与SCI标准的移植，使我国科研队伍逐渐丧失了对西方模式的鉴别能力。

各种项目的立项、验收、评审与奖励，各种头衔人才的选拔，其中包括最高学术头衔的选拔评审和无数重大项目立项与成果评审，这些关系到我们国家命运的科学事业的大事，使用的是一些西方人的方向、理念框架、标准、外国专家做的评价。

我们不禁要提出：这些人才，包括最高“学术称号”人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选出来的吗？这难道不说明：

SCI及西方杂志的编辑部，远程间接操纵了我们的人才选拔，间接支配与操纵了中国大笔资金的投向。

我们在科技领域搞了这么多“国际前沿”项目，是国际化了，还是被国际化了？

以SCI为核心的论文挂帅，其客观结果是使我国的科学事业逐渐脱离“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的方向。当然，不可避免地扼杀科技创造力，导致我国科技界贫于创新、贫于思想。

论文，特别是SCI论文，甚至已被权力化了。

部分领导者，他们是论文挂帅的倡导者与实施者，对西方模式与标准的崇拜，成为他们固化的习惯。他们竭力宣传SCI论文对科学家及其成果科学性的重要意义，作出大量的检索统计，出版大量介绍资助对象的人才与论文、影响因子等指标的报告、宣传物。

对其资助的人才与SCI成果以及外国人的好评进行广泛赞扬；通过以项目、经费、荣誉为手段，对广大申请经费学者加以鼓励，对部分学者及成果进行贬低乃至封杀。有些管理者，对学术界的不同声音满不在乎。“学术自由”“发挥科学家积极性”等很可能成为他们坚持这样做的理由，也是他们应对中央高层的“挡箭牌”。

在SCI“决定论”的强烈氛围里，不知道从何时开始，科学家的“爱国情怀”也不提倡了，科研队伍的团结合作也不说了。有些领导与学者似乎觉得讲爱国、讲团结已不合时宜了，产生了不应该有的“心理障碍”。

特别需要大力提倡敬业与忠诚的精神。忠诚与敬业，这是全人类的人性最美好最光辉的一面，更是科学家精神的精髓。要强调忠于科学、追求真理，忠于国家与人民，激发学者们的国家情怀。

强调科学家全心全意，为实现理想而奉献一切。不怕吃苦，全心全意，成为国家与社会可信赖的学者。要宣传中华民族及中国科技界科学工作者之间的“信”字的光荣传统，将其作为学者们安身立命之高尚道德。提倡诚信于信任自己的领导者，倡导学者们之间的互信，以加强研究团队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