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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站在青藏高原看人类文明发展进程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赐] 2018-03-14

    摘要:距今三万年前人类就登上了青藏高原,但它高海拔的环境仍是人类生存和文化传播的巨大屏障,并因此形成以青藏高原为原点的不同文化分布——过去一万年来,人类主要文化体系是围绕青藏高原展开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人类文化在12000年左右开始呈现显著的地方特色之后,不同族群并不是停止了交流进程,狩猎采集先民过去六七万年建立的文化交流通道在这一时期没有关闭,整体上还在不断发展。换言之,进入农业定居时代后,地方性和世界性二者并行发展,新石器时代欧亚“草原之路”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

 

欧亚大陆北部长达八千余公里的大草原,在旧石器时代、彩陶时代、青铜时代都起着重要的文化交流通道作用。长期以来,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多关注新疆,结果将彩陶等文化因素确定为由东向西传,殊不知,许多文化因素是通过草原从西向东传,然后又通过新疆反向西传——愚昧是狭隘的产儿,真是这样啊!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宋亦箫教授通过对宁夏水洞沟文化勒瓦娄哇技术、彩陶、冶铜术、家培动植物中的绵羊( 世系B) 、黄牛和小麦等文化因素的综合考察证明:早期中外接触通道在中国北方以北的欧亚草原,而不是大家习以为常的新疆绿洲丝绸之路。

 

宋亦箫教授指出:“中国与世界的早期接触,可以追溯到极早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水洞沟文化及其石器制作技术——勒瓦娄哇技术,成为了最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风向标。其后,历经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中国与域外的接触持久而活跃。彩陶、冶铜术、家培动植物绵羊( 世系B) 、黄牛和小麦等文化因素,成为中外早期接触的最醒目标志,这些文化因子进入中国后,深刻影响了中华早期文化的发展和文明的形成。

 

“中外早期接触的通道,在欧亚草原,正是通过它,遥远的中西亚与中国北方的陕甘宁地区、内蒙古以及海岱地区出现了持久的联系和交流。而历史时期形成的‘丝绸之路’,只是到了青铜时代才渐有沟通,张骞通西域后才完善巩固,逐渐取代草原之路沟通东西的地位。”【6】

 

四千年以前乃至更早,欧洲到中国就有一条贯通欧亚大草原的文明交流大通道。俄国学者叶莲娜·伊菲莫夫纳·库兹米娜 (Elena Efimovna Kuzmina)在《丝绸之路史前史》一书中,运用大量的考古资料证实:“在红铜时代和青铜时代的发展过程中,欧亚草原人群在建立泛欧亚民族和文化联系中的中枢地位。”【7】

 

这条草原大通道到中国后,沿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河谷下行,从甘肃南下到云南,再到缅甸和泰国(这也是为什么泰国会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就出现青铜文化的原因【8】),形成费孝通先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左右提出的“藏彝走廊”,后又被学界较为全面地概括为“藏羌彝走廊”。同时,这个欧亚“T”字形文明大走廊延伸到了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如图0-8)

图0-8    欧亚“T”字形文明大走廊——欧亚大草原及藏羌彝走廊;作者制图。 

正是欧亚“T”字形文明大走廊的存在,使得本书论及的太极图、八卦(角)能够在东西方之间广泛传播——我们将证明,太极图从西方传到了东方,而八卦(角)似乎是从东方传到了西方。

 

与欧亚平坦的大草原不同,藏羌彝走廊沿高山谷地一路延展开去,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人类文明史上最深厚的历史文化沉积带。因此,我们能在彝族这类文化相对发达的古族找到太极图、八卦的遗存——甚至还找到了相应的经说。

 

欧亚 “T”字形文明大走廊假说,能够使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何东西方彩陶在几何纹饰,乃至复杂图像上都呈现惊人的一致性?为何半坡陶符与腓尼基字母有二十个以上相同的形态?

 

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G.Andersson)在《中华远古之文化》一书中,就将河南仰韶村、东南欧的特里波里、中亚安诺三个遗址的彩陶作了对比(图0-9),他指出:“然以河南与安诺之器相较,其图形相似之点,既多且切,实令吾人不能不起同一源之感想。两地艺术,彼此流传,未可知也。诚知河南距安诺道里极远,然两地之间实不乏交通孔道。”【9】安氏所指的这个“交通孔道”,大体指青藏高原以北,西伯利亚以南的欧亚草原。


    图0-9    欧亚大陆重要古文化彩陶纹饰比较。图片来源: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袁复礼译,文物出版社,2011年1月,图版十三。

除了安特生看到的大量几何纹,中国彩陶与东欧彩陶的相似之处是多方面的,即使复杂图案也是这样。这使得东西方彩陶独立起源说难以令人信服——因为相对独立的文化间最明显的特征常常是艺术形式的极大不同,如非洲和中国的传统艺术。

 

笔者将饶宗颐教授整理的安特生《中国史前史》(1943)一书中的彩陶纹饰,与美国考古学家马丽加·金芭塔丝(MarijaGimbutas)搜集的古欧洲彩陶纹饰进行比较,能看出东西方彩陶在设计元素上的高度相似性。(图0-10,图0-11)



下面两图中a部分来自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3月)。b部分来自金芭塔丝《女神的语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3月),注中的页码分别对应两书页码。

 


图0-10    古欧洲彩陶和中国彩陶纹饰比较。作者制图。

图0-11    古欧洲彩陶和中国彩陶纹饰比较。作者制图。

 

从年代上看,显然是西方彩陶文化传播到了东方。宋亦箫教授进一步论述道:“至于传播路径,依据各地彩陶的相似度及存在时间,推定为西亚-中亚- 欧亚大草原-中国关中,而不是中外学者一直以来认为或作为反驳彩陶西来靶子的新疆、甘肃‘丝绸之路’一线。严文明先生曾著宏文《甘肃彩陶的源流》,证明甘肃彩陶源于关中,其越往西彩陶出现越晚,从而‘否定’了‘彩陶文化西来说’,后来新疆彩陶被证实部分来自甘肃,属时代更晚的青铜时代,再次‘坚定’了中国彩陶独立起源的信念。殊不知,西来彩陶根本就不是走的丝绸之路,而是其北边的草原之路,率先到达关中后,再分别向东西两侧传播,向东进入河南、山东,向西进入甘青和新疆。所以我们看到的陕甘新(新疆东部)彩陶越往西越晚,正是因为它们传自关中的缘故。”【10】

 

文化的传播和影响从来就不是单向度的。饶宗颐教授坚持数十年研究陶器刻画符号,他通过将半坡系陶符与腓尼基字母相比较,(图0-12)注意到约公元前十一世纪出现的腓尼基字母源自中国陶文,而非一般人所认为的埃及圣书。他写道:“陶符与腓尼基字母比较表,百分之七十以上实同于汉土仰韶期彩陶上的符号,这说明很可能远古时期,西北地区闪族人(腓尼基为其中一支——笔者注)与羌人杂处,通过商品贸易,闪族人遂采取陶符作为字母依据的材料。”【11】

   

图0-12    半坡陶符与腓尼基字母的惊人相似性。图片来源: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3月,第123页。

 

饶氏还指出,旧石器时代石器技术器型已经打破洲际限制,不同文明互相模仿吸收,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打破这一界线,泯除过去所谓‘东来说’或‘西来说’的旧观念,东西文化交流上的鸿沟,亟宜加以消除,再进一步寻求彼此间有关联的线索,这对历史上广大的人类文明演进的了解,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必有更重要的收获。”【12】

 

饶先生的这个观点很值得学人三思!

 

欧亚 “T”字形文明大走廊产生的重要原因是地理因素。它的左下角是被称为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那是过去340万年印度大陆板块向北推进,不断向亚欧板块下插,导致陆地隆起的结果。距今三万年前人类就登上了青藏高原,但它高海拔的环境仍是人类生存和文化传播的巨大屏障,并因此形成以青藏高原为原点的不同文化分布——过去一万年来,人类主要文化体系是围绕青藏高原展开的。(如图0-13)在青藏高原的北部和东部,异质文明在此不断融汇积淀,形成了欧亚“T”字形文明大走廊。

 


图0-13   人类文化分布示意图——展现了以青藏高原为原点的人类文化分布。作者制图。

 

长期以来,学者们在东西方文化分界的问题上绞尽脑汁,结果又混乱非凡。比如约瑟夫坎贝尔主张穿过伊朗高原,沿60度经线将东西方分界。他以充满欧洲中心论的笔调,将世界分为被隔绝,从而也是保守的东方,以及更具创造力的西方。前者包括印度和远东(中国、日本),后者包括黎凡特和欧洲文化。【13】问题是,伊朗高原从来就是人类交流的大通道之一,怎么能起到“别同异”的真正作用——交流通道有利于“求同”,又如何“存异”呢?

 

在这个世界上,周边既有丰富多彩的文明,又起到巨大阻隔作用的地方,只有地球的“第三极”青藏高原。站在青藏高原上俯视人类文明,我们就会发现:它的东边是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内圣外王一以贯之的人道文化(道统);南边是重内轻外的印度“神-道”文化,但印度的神是“表法”的,以神喻道,阐明天道;西边是以《旧约》神话系统为基础的神道文化,包括今天的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北边自古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大通道,同时在北欧、北亚广泛分布着萨满文化。

 

从人类文化的整体上说,我们可以将美洲土著文化看作东亚文化的延伸,二者在无形精神世界和有形器物方面的一致性过去一百多年来已经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著名考古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张光直(1931~2001年)对美洲古文化和中国古文化都有着深刻的了解。生前,他曾一再提及“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的概念,认为古代中国和古代美洲之间存在着一种祖型文化,这种文化母体在不同地域分头发展,但其文化基因却是相同的。

 

张先生并没有否定学界讨论已久的,中美文化间的“超越太平洋的传播”(Trans-Pacific Diffusion),他认为中国与古代美洲文明的相似程度非常广泛,而二者又相距遥远,所以即使一直有所接触,也不会是全面的、连续的,不会产生这么广泛的相似性。

 

他进一步解释说:“虽然它们起源不同,但中国文明和中美文明实际上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我把这一整个文化背景叫作‘玛雅一中国文化连续体’。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目前我们对中国文明和玛雅文明了解得比较清楚,而实际上这个连续体的地理范围是整个旧大陆和新大陆,其时间也远远超过中国文明或玛雅文明起源的时间,至少可以早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从这种观点来讲,我们旧石器时代的祖先,他们的文化,尤其是美术、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发达程度,远远比我们现在从极有限的考古资料中(通常只有少数的石器类型)所看到的要高得多,而我们对他们的文化水平常常低估。”【14】

 

那么,过去一万多年来人类文化又是何时重新走向统一和“全球化”的呢?学界普遍认为,这发生在公元前的1000年间,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提出的东西方圣哲辈出的“轴心时代”,不过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缩影而已。

 

但三千年来人类文化的同质性演进不是旧石器时代人类同质文化的再现,用美国历史学家约翰·R·麦克尼尔的话说,那是一种“复杂同质性”。他解释说:“人类历史是一个由简单同质性向多样性,而后又朝着复杂同质性的演进过程。在远古时代的东非地区,我们的祖先们生活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之中,形成了一个个小的群体,仅操着为数不多的几种语言,所遵循的生存策略也非常简单。实际上,随着各个人类群体逐渐地散布到世界各地,更为广泛的文化多样性形成了——更多的语言、不同的工具等等。后来,人类发展出更为复杂的社会,这主要反映在各种不同的政治组织形式之上,如部落、酋长国、城市国家和帝国等等。这种趋势朝着文化差异更大、成分更加混杂,恰似邻近的互不统一的社会海洋中的几座孤岛的方向演进。然而,这种趋势并不总是处于持续的状态之中。在某一时刻,这种趋势发生了倒转(本人估计这一时期位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1年之间)。互动的各种网络使文化的多样性开始降低,亦即语言和宗教信仰的种类越来越少,政权组织数量越来越少,政冶组织形式也越来越少。随着诸网络的扩展和融合,复杂性成为一种原则,即新的统一性。最优化的实践经验向四方传播;各个社会都确定了一套相对狭窄的特征、信仰和制度,它们皆与范围广泛的互动网络之中的生活相适应。那些对此予以抵制的社会则被淘汰。多样性的程度大为降低。这一过程至今尚未完成且始终没有停止的迹象。”【15】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也认为公元前的1000年是人类走向统一的关键节点,当然全球融合的主要进程还是发生在过去几个世纪,特别是500多年前哥伦布“撞上”美洲以后。他认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里三种“全球秩序”的建立,是人类文化趋同的直接推动力。它们是:货币秩序,帝国秩序以及全球性宗教。他写道:“公元前的1000年间,出现了三种有可能达到全球一家概念的秩序,相信这些秩序,就有可能相信全球的人类都‘在一起’,都由同一种规则管辖,让所有的人类都成为‘我们’。这三种全球秩序,首先第一种是经济上的货币秩序,第二种是政治上的帝国秩序,而第三种则是宗教上的全球性宗教,像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16】

 

尤瓦尔·赫拉利进一步解释道:“商人、征服者和各教先知是最早跳出‘我们’和‘他们’这种二元区分的人。对商人来说,全球就是一个大市场,所有人都是潜在的客户,他们想建立起的经济秩序应该是全体适用、无处不在。对征服者来说,全球就是一个大帝国,所有人都可能成为自己的属民。对各教先知来说,全球就该只有一个真理,所有人都是潜在的信徒,所以他们也是试着要建立起某种秩序,希望无论谁都能适用。”【17】

 

站在历史的峰顶俯视,孔孟的天下观与基督教的普世性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它们都是人类建立共同认知体系努力的一部分。人类的文明的统一性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太多的暴力和血腥,但文明统一似乎是持久和平的唯一希望——但愿本书也成为这一伟大进程的一部分。

 

为了让读者更清楚地理解现代智人文化的发展进程,笔者制作了“智人文化演变示意图”。(如图0-14)显而易见,未来人类文化统一的关键是西方以《旧约》为基础的“一神宗教”与东方以中国内圣外王为基础的“人文道统”的统一。

 

图0-14    智人文化演变示意图——展现了过去六七万年人类文明演化的大趋势。作者制图。

注(略)

(节选自翟玉忠先生《人类文明的基因:人类二元观念与世界文化的分野》(图文版),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10月出版,读者可以通过当当、京东等网站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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