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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关于孔子、孔门四科、儒家的再认识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赐] 2018-03-01


编者按:在近期翟玉忠先生答友人的信中,不仅谈到自己对孔子不断深入的认识过程,还厘清了中国文化史的一些关键问题,包括孔子之学、孔门四科、儒家思想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等。兹摘录如下,供学习参考—— 


过去十多年,我对孔子的认识不断深入,大体如您所说,“先抑后扬”。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长期以来,囿于千百年来的观念,我将儒学等同于孔学,认为孔子文弱不武,只是上承王官学,整理“五经”,没有看到他培养德行、政事、言语(外交)、文学(儒家)精英,开启了孔门四科及诸子百家之学。

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将孔子之学片面化,大体只留下“文学”一科。随着将孔子矮化为儒家,中国文化本身也跌入“经学陷阱”,两千年来不能自拔;宋儒以“四书”谈心性,欲恢复孔门“德行”科,同佛家抗衡,怎奈引佛入儒,儒家修法佛家化,颠倒本末,诚可叹也。

“五经”本是王官学,周代礼乐制度崩溃,其学难以适应时代发展,诸子兴焉。加上更加空疏的“四书”,导致儒家“无用”之学膨胀。在民国初年“整理国故”运动中,“乱七八糟”且“无用”的中国文化,只能成为西方学术的研究对象和西方文化的附庸。

当代,许多学人无法从汉、宋儒家的阴影中走出来,且变本加厉,一谈中国文化,即是儒家文化。甚至不再满足于文化上成为西方附庸,还要在政治上、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成为西方的附庸——人家有宗教,我们也要有;人家搞三权分立,我们也要搞……在今天的国学热中,在所谓的“反西方保守主义”背后,这种思潮盛行!

孔子是内圣外王皆有大成就的一代圣贤,能文能武,能佛能魔,至随心所欲、“无可无不可”的境界。“至诚之道,可以前知”,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曾准确预言商瞿四十岁后会有五个儿子。他还让弟子出门时带雨具,结果当天果然下了雨。弟子们感到奇怪,问孔子何以知道天将下雨,孔子就用《诗经》中的一句搪塞他们——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恐学人着相、妄求的理念是一贯的。

孔子在传播宇宙大道伟业中具有革命性地位。整体上,东西方内圣外王一贯的大道是“密法”,其精髓只传给少数人,如宗教领袖的少数弟子或贵族子弟。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将宇宙大道世俗化了,让所有人都可以在生活中行大道——这是开天辟地的创举!

孔子集大成,师事重道的老子,兄事重法的子产,学宗道法,道器兼备,弟子三千,桃李满天下。所以尽管孔子没有诸侯之位,太史公仍为他写“世家”。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解释说:“孔子无侯伯之位,而称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宗于夫子,可谓至圣,故为世家。”

孔子说自己能够“仁且忍,辩且讷,勇且怯”(《淮南子•人间训》),就是这样一位大成至圣先师,却被后世儒者随意打扮,成了柔弱不武,只知仁义道德,毫无刚猛之气的小儒!这种“反孔灭道”的做法影响至今。比如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中,说孔子“是文士,关于军事也没有学过”;张岱年《孔子与中国文化》中,说孔子把“礼乐与军旅对立起来”。殊不知,孔子时代文武尚末分为两途,军礼本为诸礼之一,何来对立?!

孔子用兵,能达到“抡刀上阵不动心”的境界。据《史记•孔子世家》,公元前484年,冉有为鲁国执政的季康子统率军队,在郎地同齐国作战,打败齐国。季康子问冉求:“您的军事才能,是学来的还是天生的?”冉有回答:“我是从孔子那里学来的。”季康子追问:“孔子是怎样的人?”冉有回答:“任用他要符合名分,他的学说不论是传布到百姓中,还是对质于鬼神前,都没什么缺憾。我按照老师的原则行事,虽然有二千五百户人家的封赏,老师也会毫不动心的。”

在内乱和外敌面前,孔子总是奋不顾身,挺身而出,保家卫国。公元前497年,孔子任鲁国大司寇兼摄相事,为了加强君权,派人拆毁三都。面对贵族的反抗,是孔子带人在“武子之台”救出了鲁定公,当时乱兵已经到了定公身边,情况十分危急。《史记•孔子世家》载:“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孔子命中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

在齐国即将入侵鲁国的关键时刻,孔子知人善任,派出子贡,拯救了父母之邦。这次纵横外交十分成功。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我们熟悉的吴越争霸,卧薪尝胆的故事,都以此为背景——正是孔子学团改变了春秋时代的战略大格局!

传统兵学,“孙吴”并称。孙指孙武,吴指吴起。吴起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孔子弟子子夏的高徒。

您看,孔子所行,和传习经典(文学)的儒家有很大不同,后世儒家将孔子之学等同于儒家之学,从文化到政治经济,对中国的伤害真是“罄竹难书”。因为这样做,不仅使中国文化的外王之学边缘化和异端化,还使儒家同士绅豪族形成政策联盟,不知摧毁了多少家国,那是经济上的“世卿世禄制”,会导致土地兼并,公权力弱化,整个社会系统的失衡。

宗法社会秩序的核心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世卿世禄制。孔子教育实践本身就是对这一制度的最大冲击,它使仕途向一般民众打开。

孔门德行科,也意味着能够从政。和后世空谈仁义道德,不问世事,不知经济的儒生极大不同。仲弓和颜回一样,列德行科,孔子认为冉雍(字仲弓)有德行,说他可以治国理政。因为冉雍出身低贱,孔子就说:“耕牛产下的牛犊长着红毛,角也长得整齐端正,人们虽想不用它做祭品,但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上说:“孔子以仲弓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父,贱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骍(音xīng,赤色的马和牛——笔者注。)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很明显,孔子反对宗法社会世卿世禄制度,主张选贤与能。

孔子也讲“法生德”。他五十六岁执国政,先诛杀当时“乱政”的大名人少正卯,然后才有了执政三个月就路不拾遗的大治。这与商鞅徒木立信,曹操任洛阳北都尉,悬五色棒于城门没有太多区别,只是孔子行事总是刚猛非凡——鲁国国政混乱久矣,恐不得不然!

四科之学由孔子阐发,孔门弟子发扬,最后至战国汇为诸子百家这一东方文化巨流。

我不是否定三代王官学,史官所传道法在中国文化中的根脉地位,只是强调孔子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孔门道术传承直至荀子(韩非、李斯皆出荀门),荀门传诸经、一天下,这个功劳是孟子及其后学所不能比的——对中国文化影响至今。

研究孔荀之道,孔门四科之学,是中国文化研究的命门所在。否则,政教两分——德行、文学(传经)科与政事、言语(外交)科两分——单讲政治上的道法,或单讲德行教化,都不能收拾贯通天地人,内圣外王不二的大道。

我们不能如后儒一样只重孔子“承上”、“继往”方面,忽视其 “启下”、“开来”的更重要方面。不能只讲“四书五经”,避而不谈孔门四科、诸子百家——春秋战国“由经入子”是进步,汉代“由子入经”则是灾难!今天还有人主张“新经学”,知源而不知流,知本而不知末——令人痛心!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翻译“儒家”,肯定不能再将之译成“孔子的主义”Confucianism,因为儒家只代表了孔门传习经典的“文学”科,那只是修习大道的起点,还要安人,安天下,方能得大成就;但“儒家”具体如何译,还要认真考量,似乎没有现成的答案——中国文化基本观念、概念混乱,谬种流传太久了,需要我们下大力气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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