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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三生万物,和在中央——中国政治经济的思想文化基础(三)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赐] 2017-11-22

(▲翟玉忠先生在第四届河北儒学论坛上演讲)

       编者按:新法家网站总编辑翟玉忠先生受邀参加于2017年11月18日至19日召开的“和合大同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学术研讨会暨第四届河北儒学论坛”,提交了《三生万物,和在中央》得学术论文。我们在这里分三部分发表与广大同道分享。

      内容提要:东西方,石器时代的二元观念沿着完全不同的路径展开。在西方,二元对立成为主流,尽管辩证法在十九世纪获得了前足发展,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脱离二元的思维方式;在东方,中国先哲实现了从二元观念到三元观念的突破,发展了“三生万物”思想——除了阴、阳二气,还有生成万物、超越二元对立的(中)和气。数千年来,它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重要思想文化基础。

        站在西方二元对立思维的角度,不经过党派竞争,民众投票选举的执政集团都是非法的,因为这违背了抽象的“主权在民”原则。问题是,西方政治实体设计中没有代表“人民主权”的机构,中央政府只是利益角逐的战场,主要代表竞选获胜的利益集团,“人民主权”因此被利益集团瓜分殆尽。结果原子化的西方公众除了一纸选票,缺乏太多的政治经济权利,西方政党本身也因“为党争而党争”变得效率低下;按照中国“三生万物”的思想,“和实万物”,只有超越党派、“无偏无党”的中性政府才能实现社会持续发展,党派竞争是独阴或独阳的对立,“同则不继”,多党竞争是不能持续发展的。如果将西方二元辩证视为一个平面,那么中国的三元辩证思维就是立体的三维空间!

                                             正文

二、古今中国政治经济的思想文化基础

与西方现代政治理念不同,中国先哲认为中央政府不能代表某个利益集团,执政者也不能通过不同利益集团的竞争,以多数决的形式产生,因为那样最终还是“独阴”或“独阳”。“三生万物”,政治中最大要素是超越左右、阴阳,代表整体的“中”或“和”,“和在中央”,这是社会治理的关键所在——建中立极,上古“皇极”观念产生于中国三元辩证思维的哲学沃土!

“皇极”概念出自《尚书•洪范》。西周本是中原西部的一个诸侯国,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明显落后于东方的商人。武王克商后,拜访了纣王的叔父箕子,向他询问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箕子罗列了九条原则,即著名的“洪范九畴”,包括: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这九条治国大法,最为重要的是居于中间第五的“皇极”,西汉孔安国传曰:“皇,大。极,中也。凡立事当用大中之道。”唐代孔颖达疏云:“:‘皇,大’,《释诂》文。‘极’之为中,常训也。凡所立事,王者所行皆是,无得过与不及,常用大中之道也。《诗》云‘莫匪尔极’,《周礼》‘以为民极’,《论语》‘允执其中’,皆谓用大中也。”【14】

可见,“皇极”本义即为大中,中和之道,即“三”中的和气。“皇极”是“洪范九畴”的轴心,对于理解中国数千年来基本政治经济组织原则十分重要,全文如下:

“五、皇极:是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汝极。锡汝保极: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 惟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有为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无虐茕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无偏无陂, 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 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尚书》文字古奥难懂,上面的文字大意是说:治理天下的大中之道是,应当建立大中原则,以五福为方法,普遍赏赐臣民。这样,臣民就会拥护中道。保持大中原则的方法是:百姓不允许结成私党,不许官员狼狈为奸,只把中道作为榜样。凡是有计谋、有作为、有操守的臣民,您要记住他们。行为不合法则,又没有构成犯罪的人,君主应宽恕他们。如果有人和颜悦色对您说:‘我所爱好的是美德。’您要赐给他们一些好处。这样,人们就会想到中道。不要虐待那些无依无靠的人,要敬畏明智显贵的人。对有能力有作为的人,要让他们有贡献才能的机会,这样,国家就会繁荣昌盛。凡是待遇丰厚的官员,如果您不能使他们为国家做出贡献,臣民就会怪罪您了。对于那些德行不好的人,你虽然赐给了他们好处,他们也会给您带来灾祸。不要有任何偏颇,要遵守王法;不要有任何私好,要遵守王道;不要为非作歹,要遵行正路。不要偏私,不结朋党,王道宽广;不结朋党,不要偏私,王道平坦;不违反王道,不偏离法度,王道正直。能够中道而行,则天下就归于中道了。所以说,对以上陈述的大中之道,要宣扬训导,这就是顺从上天的旨意。百姓对于上述原则只要遵照执行,就会接近天子盛德的光辉。天子只有成为臣民的父母,才会成为天下的君王。

这里,我们能清楚看到“皇极”的中心思想:反对朋党政治,主张贤能共治,建立超越特殊利益集团、超越朋党的中性政府,成就平天下、王天下的目标。

“王”字也与生成万物的“三”有关,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三》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说文解字》释“王”引孔子言:“一贯三为王。”

王贯通阴、阳、和三气,沟通天、地、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和气,这要求王道“无偏无陂”、“无有作好”、“无有作恶”、“无偏无党”、“无党无偏”、“无反无侧”。唐代孔颖达疏云:“为人君者当无偏私,无陂曲,动循先王之正义。无有乱为私好,谬赏恶人,动循先王之正道。无有乱为私恶,滥罚善人,动循先王之正路。无偏私,无阿党,王家所行之道荡荡然开辟矣。无阿党,无偏私,王者所立之道平平然辩治矣。所行无反道,无偏侧,王家之道正直矣。所行得无偏私皆正直者,会集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若其行必得中,则天下归其中矣。言人皆谓此人为大中之人也。”【15】

按箕子本人的说法,《尚书•洪范》源自夏朝大禹之时。从四千年的夏朝到二十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治家整体上一直反对多党竞争,主张建立超越党派的中性政府。【16】传统的生命力如此强,真是令人惊叹——支撑这种信念的,是“三生万物”,“和在中央”的宇宙大道。

现代科学也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之所以稳定,是因为“中”的稳定,比如太阳系中,太阳占到太阳系总质量的99.86%;原子中,原子核的质量占到整个原子质量的99.96%。若重原子核分裂了,就会发生核裂变,释放巨大能量,能够足以毁灭整个人类的原子弹就是按照这个原理制造出来的。

站在西方二元对立思维的角度,不经过党派竞争,民众投票选举的执政集团都是非法的,因为这违背了抽象的“主权在民”原则。问题是,西方政治实体设计中没有代表“人民主权”的机构,中央政府只是利益角逐的战场,主要代表竞选获胜的利益集团,“人民主权”因此被利益集团瓜分殆尽。结果原子化的西方公众除了一纸选票,缺乏太多的政治经济权利,西方政党本身也因“为党争而党争”变得效率低下;按照中国“三生万物”的思想,“和实万物”,只有超越党派、“无偏无党”的中性政府才能实现社会持续发展,党派竞争是独阴或独阳的对立,“同则不继”,多党竞争是不能持续发展的。

中国政治的文化基础不同于西方政治的哲学基础。如果将西方二元辩证视为一个平面,那么中国的三元辩证思维就是立体的三维空间。企图让蚂蚁认识超越平面之上的立方体是困难的——对“三生万物”、“和在中央”,中国三元辩证思维的忽视,是我们在世界上失去话语权的重要原因——今天,我们甚至不得不用“威权政治”这类贬义概念描述自身!

西汉学者就将“洪范九畴”与洛书联系起来。《汉书•五行志》上说:“刘歆以为,虙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汉书•五行志》还肯定地指出,前面所引《尚书•洪范》开篇“初一”至“次九”,“凡此六十五字,皆《洛书》本文,所谓天乃锡(通“赐”——笔者注)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

由于西汉时洛书有其数而无其图,所以直到宋代洛书图式出现后,南宋学者蔡沈(1167-1230年)才制成了“九畴本洛书数图”。(如下图)将“洪范九畴”的次序与洛书数相对应,中间代表“皇极”。


              (图片来源:蔡沈:《九畴本洛书数•第一帙》)

那么“洪范九畴”与洛书是否真的有联系呢?笔者认为这是真实的。在研究《管子》一书时,我发现《管子•五行第四十一》和《管子•幼官第八》是河图说,以十月历为基础的月令体系;《管子•四时第四十》和《管子•轻重己第八十五》是洛书说,以四时八节为基础的月令体系【17】。《管子•幼官第八》月令的排序就是“和在中央”,包括人在内的倮兽居中间。文中说:“五和时节,君服黄色,味甘味,听宫声,治和气,用五数,饮于黄后之井,以倮兽之火爨(cuàn,烧,用以除去不祥——笔者注),藏温濡,行驱养,坦气修通,凡物开静,形生理。”

在河图、洛书中,中间的“五”同和气有关,这与“洪范九畴”次五“皇极”大中之道是相通的,都代表中和之气。笔者还注意到,同洛书数一样,“洪范九畴”相邻的两条也有阴阳对应的关系,不仅“初一五行”和“初二五事”与五行学说中的物象、人事对应,“次三农用八政”和“次四协用五纪”,一个讲经济政务,另一个讲记时方法;“次五建用皇极”,“次六乂用三德”都与治国道德原则有关;“次七明用稽疑”、“次八念用庶征”都与决策征兆有关。

《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从伏羲时代的河图到大禹时代的洛书(“洪范九畴”),中华政教传统的幽远绵长,生生不息——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三生万物”,“和在中央”的思想反映到经济上,就是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轻重术重视公有资本积累和运用,国家参与市场组织、管理和平衡的原则。这与西方主张“小政府”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完全不同,在中国人看来,主体与客体,市场参与者与市场之间存在着双向反馈机制。人文领域与自然科学的一个极大区别是,脱离主体的客体是不存在的。我们需要解决的是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平衡,需要人(政府)本身的干预。《潜夫论•本训》说,“是故天本诸阳,地本诸阴,人本中和。三才异务,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气乃臻(zhēn,达到——笔者注),玑衡(北斗七星中的两颗星,比喻政权的枢要机关——笔者注)乃平。”

现代西方经济学对物理学的生硬模仿是导致其理论失效的重要原因。自然界的均衡是系统内部自我调节的结果,由人组成的经济系统也需要人有意识调节干预。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危机和经济崩溃成为常态。

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轻重术集中的《管子》一书后面的“轻重十六篇”中,这十六篇的核心是《管子•国蓄第七十三》。清代学者何如璋说:““轻重各篇惟《国蓄》是管子经言。其《巨乘马》以下十一篇,则齐史记述之作。自此(指《轻重甲》——笔者注)以至终篇,乃后人所附益。文非一手,大都假为问答以训释《国蓄》轻重之义。”【18】胡家聪先生也指出:“(《国蓄》)是‘轻重’思想体系的纲要。”【19】

《国蓄》开篇即讲战略物资储备与货币主权的重要性。在农业时代,最主要的战略物资是粮食,货币则是重金属。作者将前者形象比作人民的“司命”,只有拥有足够的公有资本,才能使用民力,让名项事业开展起来。上面说:“国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于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禄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于用,是皆以其事业交接于君上也。故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故民无不累于上也。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

除了公共储备,政府还要掌握利权,争取做到利出一孔,这是“建中立极”,实现“和在中央”的关键。若利权被有产阶层分散,意味着国家权力的消弱,甚至有亡国的危险。所以国家一定要控制财富的分配流向,“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文中说:“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要掌握公共资本和利权,关键要行轻重之术。这是一种国家理财,国家参与其中的市场经济。《管子》的作者认为,在经济生活中,光把财富的蛋糕做大是远远不够的,由于人才智的不同,市场失衡是市场的内在特点,有其必然性,这就要求国家干预,“调通民利”,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人剥削人情况的发生。作者写道:相同的土地,强者善于掌握;相同的财产,智者善于增值。智者往往可以攫取十倍的高利,而愚者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如果人君不能及时调剂,民间财产就会出现百倍的差距。人太富了,利禄就驱使不动;太穷了,刑罚就威慑不住。法令不能贯彻,万民不能治理,是由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缘故。而且,君主经过计算度量,耕田垦地多少,本来是心中有数的;百姓口粮,也换算成每人一定亩数的土地。统计一下产粮和存粮本来是够吃够用的,然而人民仍有挨饿吃不上饭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粮食被囤积起来了。君主铸造发行的货币是交易手段,也算好了每人需要几百几千的数目,然而仍有人用度不足,钱不够用,这又是为什么呢?钱财被积聚起来了。所以,一个君主,如不能散开囤积,调剂余缺,分散兼并的财利,调节人民的用度,即使加强农业,督促生产,在那里无休止地铸造货币,也只能造成人民互相奴役而已,怎能称得上国家大治呢?(《国蓄》原文: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且君引錣量用,耕田发草,上得其数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乎?【20】)

二十世纪初,中国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选择了主张公有制的马列主义。表面上看这是西方工业文明刺激的结果,本质上何尝不是中国轻重术的现代延伸。公有资本及国有企业作为经济生活的稳定器和平衡器,直到今天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实际上二者是政府作为经济 “皇极”的重要基础。

面对二十一世纪西方文化主导的现代世界,政治已经退化为党派斗争的野蛮战场,为了反对而反对,民粹主义泛滥,而国家和民众的整体长远利益却被淹没在了漂亮的竞选口号之中;经济被金融利益集团无情绑架了,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表明,这些利益集团已经到了可以随意作恶而不受惩罚的程度……

是我们反思西方文化哲学基础的时候了!“三生万物”引导我们超越二元对立,从整体上、用有机的眼光看待这个纷繁的世界;在竞争和丛林法则已成为神圣教条,人类不得不面对可持续发展这一严峻问题的当代,“和在中央”“和实生物”的思想变得弥足珍贵。

让我们倾听历史的呼唤:

三生万物,和在中央——归来兮!中国三元辩证思想!


注释:


【1】冯恩学:《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10页。

【2】【英】凯伦•阿姆斯特朗:《轴心时代:塑造人类精神与世界观的大转折时代》,孙艳燕、白彦兵译,海南出版社,2010年,第6页。

【3】同【2】,第13页。

【4】【法】Jean-Michel Sallmannd:《女巫:撒旦的情人》,马振骋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8页。

【5】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大卫•巴拓识教授(Prof. Dr. David Bartosch)与者的私人通信。

【6】参阅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7】《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5-326页。

【8】《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王卡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第168~169页。

【9】王德有:《老子指归译注》,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1-55页。

【10】同【9】,第331页。

【11】同【9】,第172-174页。

【12】《白话国语》,李维琦译,岳麓书社,1994年,第348页。

【13】余云辉博士2015年、2016年、2017年与笔者的多次私人谈话。

【14】李学勤主编:《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00页;本节《尚书》原文亦引自该书。

【15】同【14】,第311页。

【16】关于中国的“超党派政治”传统,参阅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130-133页。

【17】参阅《河图、洛书图说考》,收入翟玉忠:《斯文在兹:中华文化的源与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2-35页。

【18】何如璋:《管子析疑》,转引自张固也:《<管子>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第375页。

【19】胡家聪:《<国蓄>篇的“平籴”思想发微——兼论<国蓄>作于田齐时代》,载《管子学刊》1989年第04期。

【20】本节《管子•国蓄第七十三》引文皆出自《白话管子》,赵守正译注,岳麓书社,1993年,第613-6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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