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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中国模式亦可称为“社稷民本制” 
作者:[潘维] 来源:[观察者网2017-08-02] 2017-08-10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强大,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上周观察者网刊发了文扬老师新作《前沿理论探索:要不要改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通过揭示西方中心的单线发展史这个理论误区,提出了要有中国自己的理论“尺度”。

如果说文扬老师更多是通过与西方比较来探明“中国模式”的内涵,潘维老师则侧重于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来寻求“中国模式”的理论来源。在他看来,中国是“社稷民本制”,这从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中就能体现出来。

本文摘自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的新书《信仰人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传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为2016年12月潘维教授接受韩国成均馆大学成均中国研究所所长李熙玉教授的访谈记录。作者授权观察者网首发。】


一、中国一定需要西式选举吗?

李熙玉: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访问成均中国研究所,并接受我们的采访。潘教授是中国模式、中国式民主主义研究方面公认的大家,特别是您结合中国传统,重新思考西方的民主主义,以此构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理论被学术界所熟知。

潘维:非常感谢!“民主”这个词的本义是人民的执政决策权力。19世纪初的西方,随着教育的普及,民众的经济与社会地位逐渐提高,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分歧明晰化,民主概念逐渐俘获了几乎所有人的情感。人们不再认为服从贵族、宗教领袖、国王和行政官僚的治理是理所当然的,每个公民都有权利表达关于治理的意见乃至参与治理。问题是以选举为中心的西式民主是否普遍适用于所有国家。

李熙玉:中国式民主主义的方向从历史路径来看并不自由,这一观点在韩国学术界占主流。回顾民主主义的历史,可以得知其具有路径依赖性,中国也是如此。而中国提出的问题是代议制具有多大程度的正当性。

潘维: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曾认为民主是个坏东西。但自19世纪前期美国的“杰克逊民主”开始,西方世界对民主的看法逐渐变得积极了,称欧洲古老的代议制为民主,将代议制与民主程序联系起来,并在20世纪早期发展为民众普遍参与选举的西式选举民主。无疑,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观是进步的,即每个公民都有权利表达关于治理的意见乃至参与治理。但在中国,“民本”比选举民主更重要,中国共产党也将“民本”摆在首要位置,与已有的西式选举民主路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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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杰斐逊

李熙玉:中国并不将三权分立与选举民主作为替代方案,而是从协商民主与人民民主出发来谋求发展。但是协商民主是为了克服西方的选举民主存在的不合理性,中国不经过选举民主就直接进入协商民主或人民民主,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其效果。您真的认为选举是不民主的吗?

潘维:公民选举代议者本身未必体现民主,即人民的执政决策权。代议制是封建欧洲实行的一个古老制度——通过选举让一些贵族代表执政的制度。威尼斯共和国,存在于9世纪到18世纪之间,有五百年以上实行五轮多数决投票穿插五轮抽签选出执政官。选几个执政者与人民的执政决策权不是一回事,也未必就是“自由”。选举是选拔执政者的方式,不等于人民执政决策。

李熙玉:好像在您看来,民主主义不是价值而是手段?

潘维:每个公民都有权利表达关于治理的意见乃至参与治理就是民主价值观。选举是实现这种价值观的手段之一。选举制的前提是社会分裂成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强势利益集团选出自己的利益代表。但民主并不是我们唯一的价值观,更不是唯一重要的价值观。比如富人应当多交税,帮助特别需要帮助的穷人,也是我们社会重要的价值观。有智慧、负责任、能团结全体人民的政府也是我们社会重要的价值观。

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最彻底的民主,即人民的执政决策权,是可以实现的。无论大国、小国、富国、穷国,都可以快捷、便宜地实现。所有选民随身带个投票器,每天就两个重大政策问题实行全民公决,五分钟结束投票,十分钟可得知结果,每年能做出730项有关国家前途的重大决策。但决策错误谁负责?全民负责等于谁都不负责。人民的权力与人民的福利不是一回事。谁来负责也非常重要。在现实政治中并不是民主程度越高越好。

李熙玉:那最终可以理解为制度问题,而不是价值问题。最近,有不少关于韩国政治“投入过剩”与“产出过低”问题的讨论,随着对“产出”的日益关注,中国方式是否具有说服力?

潘维:中国的人大代表不是通过西式竞选产生的,但也没妨碍中国获得快速进步。西方制度以竞选为核心,但今天也面临着各种严重问题,比如竞选产生的代表并不代表选民意志的问题。许多欠发达国家是西方国家原来的殖民地,承袭了西方制度,实行竞争式选举,但并没有变成发达国家。

我无意批判西方制度,也不是制度决定论者,不认为政治制度可以决定国家的表现。每一种政治制度都有自身的优点和缺陷,也都有其产生的不同历史路径和不同原因。各国走过的历史道路不同,制度就不同。也可以含混地说“落后”社会难以支撑“先进”制度。

正如所有政治体制都有缺陷,中国的政治体制当然有缺陷。只有神的世界里可能有完美的制度,人的世界里没有,世界上不存在没缺陷的政治制度。比起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有些欠发达国家看重中国制度,中国制度模式在世界上也有一定吸引力。

二、中国模式Ⅰ: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与财富转移

李熙玉:您的意思是不应拘泥于西方的理论框架,而要从中国现行制度来理解中国。但这恐怕存在普遍性不足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可以转入国家-市场关系的话题。与西方不同,中国实行独特的制度。如果国家不能有效地控制市场,即国家自主性弱化的话,会出现这并非社会主义的主张。最近这个问题也成了经济方面的热点。

潘维:市场经济是积累财富的主要手段。但积累财富不是中国唯一的任务。中国政府还要致力于解决市场化带来的社会严重分化、不公正、环境破坏、腐败等等问题。中国人需要共享市场创造出的财富并解决市场化带来的种种弊端。我们把达到这些目标的努力称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李熙玉:但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仍然超过国际公认的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如何说明这一现象?是否需要实施缩减贫富差距的特别举措?现在许多国家都在强调“二次分配”,甚至欧洲一部分国家征收60%的税收来缩小贫富差距。

潘维: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有产者的社会主义,即强调“一次分配”,而不是“二次分配”。简单地说,在这样的社会主义中,我们希望所有劳动者都拥有自己的住房,在自己工作的企业里占有股份并获得利润分配。这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与市场机制的结合。

李熙玉:这种解释是否过于理性?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日益扩大。比如住房问题,最近房地产的价格好像不容乐观,民众能否承担得起?

潘维:中国的家庭住房自有率超过90%。2016年下半年北京、深圳、上海三个超大城市的房价暴涨,年轻人想买房确实难。但在其他地区,大学生在毕业后十年内基本都买了房。中国政府为解决贫困人口住房问题做出了巨大努力。在最近十年,我国政府通过游牧民定居工程、贫困地区移民工程、城市棚户区改造工程,建造了5000万套以上的住房,让至少1.5亿穷人住上了新房。1.5亿人是半个美国人口的规模。

李熙玉:能否将此种现象看成是一种“财富的转移”?特别是朝着贫困地区的转移现象明显。

潘维:是的。用现价看,中国政府最近十年进行的“转移支付”高达近百万亿元。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从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的快速财富转移。尽管中国的贫富差距仍在扩大,但从数据看,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没有继续扩大,反而明显缩小了。

李熙玉:从理论上讲,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可以用人类幸福指数或生活质量提高程度来评价。例如医疗保险可以看作是与健康权和福利相关的部分,而不是增长与分配的问题。例如韩国现代化初期,在人均GDP极低的条件下开启了国民医疗保险时代。中国现在的情况如何?

潘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原有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趋于解体,城市里很多人也没有医疗保险。中国政府在最近十年间进行了重大医疗改革。不仅城里人,占我国半数人口的农村人也都有了国家办的医疗保险。在一个近14亿人口的国家,让所有国民享有国家办的医疗保障,是巨大的进步,总共10亿人口的发达国家也未能全部办到。我国毕竟是个巨大的欠发达国家,半数人口还在农村,医疗保障水平还很低。但我们的医疗保障水平年年在提升。我国居民自付的医疗开支还在上涨,这是因为医疗费用的控制水平比较落后。另一方面,如同所有发达国家,全民医疗保障负担过重会引发国家财政困境。

李熙玉:很多人想知道中国民众如何保护自身利益。一般来讲,关于雇佣、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的政策与大多数人的利益密切相关,应由利益相关者来决策,而在中国,则是中共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决定,这是否存在问题?

潘维:中国的社会结构不是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中国自古至今都没有稳定的社会阶层划分,也形不成稳定的利益集团,即俗话所说的“富不过三代”。因此,中国的市民会社(civil society)和政党政治都不发达,利益集团政治不发达。这与其他国家是重要的不同。在中国,阶级与阶级斗争缺乏正当性,利益集团政治也缺乏正当性。中国政府面临的问题是社会缺少组织,一盘散沙。保护人民的整体利益,维持全社会的公正,维护国家的统一,是中国政府的核心任务。

三、中国模式Ⅱ:中国共产党存在的理由——民本思想

李熙玉:请教您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潘教授定义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的“party”,那具体的内涵又是什么呢?

潘维:从欧洲“政党”的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不是“party”。从繁体字“黨”的构成来看,上面为“尚”字,下面为“黑”字,即“尚黑”,换成英语为“pro darkness”,即“支持黑社会”。在传统中国,有关“黨”的说法都是负面的,比如“君子不党”“结党营私”等。在欧洲,party的意思是代表社会某部分的政治组织。从欧洲的定义看,美国也没有政党。美国的“党”没有党员,没有各级党组织,不是不同阶级的代表,只是为选举而临时构建的、沟通不同利益集团的选举平台。所以,欧洲是阶级政治,美国是利益集团政治。

李熙玉:这是很有意思的分析。中国共产党应该如何来定义?

潘维:中国共产党是个“governing group”,即执政集团,是标榜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集团。“党”的简体字由“尚”和“儿”字组成,是“尚儿”之党。这个“党”与传统的以儒家“民本”理念为主导的执政集团一脉相传,而今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有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选拔官僚的制度。韩国的成均馆大学过去也扮演过这样的角色,选拔那些学习圣贤民本思想的人来做官,相信这样的人能为民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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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期: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最后一天会议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图为当时开会用的南湖游船。图片来源: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

李熙玉:中国有“治官”的传统,即通过有效地管理官僚来治理国家。事实上,在古代的封建王朝,皇帝不直接统治百姓,而是选拔官僚来统治百姓。但这种体制会出现因陷入官僚主义而衰败的趋势,并且也会违背民主主义原理。

潘维:官僚主义从来就是中国政府的大问题,执政集团会因为脱离人民而逐渐变得腐朽。中国共产党有将近9000万党员,理论上党是深深扎根于民众的。然而,掌握决策权的人仍然有各种可能的途径脱离普通党员,脱离民众,比如给自己特权,让自己高高在上。

传统中国通过基层自治来解决官僚主义问题,强调政府官员要尊重基层自治,认真体会本地老百姓的疾苦。在传统中国,领导基层自治的是“乡绅”,他们读圣贤书、参加科举考试,甚至通过了低层级的科举考试而“知书达理”。他们一条腿在社区,另一条腿在政府。政府通过乡绅来感知人民的需要。

在今天,中国共产党强调“群众路线”,这是革命时期延续下来的传统。我想,这是一种中式民主,是克服官僚主义的好办法。

李熙玉:是否应该从“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来理解,而非从“government by the people”理解?

潘维:是这样。“民治”的政府(government by the people)并不现实,现实是人民票选的极少数人的治理。社会分成多个阶级或利益集团,由市民会社组织起来,由政党代表他们的利益。这就是现存的“民主”。但民本与民主的概念不同。民本的含义很简单,字面是“people as the roots of government”,即人民是政府的根本。民本的定义是:政府是为照看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而存在,否则造反有理。这个定义大致等同于“民享的政府”(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

四、中国模式Ⅲ:中华社稷体制与中国共产党的未来

李熙玉:民本思想不只是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也和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密切相关,与潘教授提到的“中华社稷体制”有着深刻联系。

潘维:区分社会时应考虑四个要素:社会基本单位、社会组织形态、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维系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价值观。中国的社会基本单位不是有阶级背景的个人而是家庭。中国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基于血缘或虚拟血缘的社区,即“扩大了的家庭”,而不是有阶级背景的市民会社。在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不是两分的,而是互相嵌入的,基层社区领袖嵌入了政府,也可以说政府嵌入了基层社区。

最后,家庭伦理而非社会契约是中国社会与政府价值观的总根源。中国自汉朝到清朝都声称“以孝治天下”。在家庭是“孝悌”,在社会就成为“忠信”,在政治就是“礼义廉耻”,三者间有清晰的逻辑关系。我把这种社会形态称为“社稷”。

李熙玉:您提到社会与组织不同,那具体存在什么差异?

潘维: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社”指土神,“稷”指谷神。古代君主都祭社稷,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后来就用“社稷”代表国家。领袖与人民在一起追求共同的目标,就是社稷。我用这个古词来说明中国社会不同于西式社会。

欧洲人称自己的体制为“社会民主”制,美国人称自己的体制为“自由民主”制。前一个词说的是社会性质,后一个词说的是政府性质。我称中国体制为“社稷民本”制,也是代称中国的社会性质与政府性质。别国有“自由民主制”“社会民主制”,中国有“社稷民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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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李熙玉:对潘教授研究的中国模式有两种疑问:是否可持续?是否具有普遍性?

潘维:我说的所谓中国模式指的是制度模式,是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华体制,亦称“社稷民本制”。民本政治的四个支柱是:人民与政府关系上的民本政治理念,政治上统一的执政集团,考评为主的官员选拔方式,还有分工制衡的纠错和预防错误机制。四个支柱构成的社稷社会是四个支柱构成的民本政治的基础,所以称为“社稷民本制”。

这个中华体制延续了两千多年,超越了中国的朝代兴衰,也超越了从农业为主,到制造业为主,再到服务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变迁,是世界上生存最久的政治体制。我不知道这个中华体制还能生存多久,只知道世界上没什么东西能永存。地球、人类都不会永存,何况国家及国家的制度。

至于某种政治制度是不是适合所有国家,我向来很不乐观。日本政治制度今天被西方称为“自由民主制”,但倘若日本成为西方的敌国,日本政制一夜间就会被改称为“专制”,比如说日本的历届内阁成员很多都是“太子党”。各国实际运作的政治体制其实不同,只是被贴上了“民主”或“专制”两分的标签而已。韩国和印度都是“民主国”,但两国政治制度的运作方式其实差异非常大。

各国相互交流和相互启发是很好的事情,西方吸收并改造了中国的文官制度,中国也吸收并改造了西方的议会制度。我喜欢中国已故著名学者费孝通的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因此,我看到自己国家政治文明的长处,也看到美国和欧洲各国政治文明的长处。我们应该互相理解、互相欣赏、互相启发,不应该互相攻击和互相抹黑。

李熙玉:一般来说,中国学者主张中国模式只适合中国,您的观点与中国模式是不可“出口”的模式的观点有所差异。

潘维:政治体制能否“出口”这个问题其实很怪异。占领殖民地是“出口”政治制度的办法,刺刀也可以“出口”政治制度。苏联向阿富汗“出口”了“苏维埃制度”,美国也向阿富汗“出口”了“自由民主制度”,但阿富汗还是阿富汗,既没有变成苏联,也没有变成美国。印度可能认为自己的制度比韩国更加自由民主,至少印度不仅容许反共还容许有共产党执政的邦,而韩国严禁共产党的活动。其实,虽然同称“自由民主制”,韩国与印度几乎没什么相似的地方。

同样,世界各国也未必就完全不同,中国也未必就那么特殊。中国共产党说自己代表或者照看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说自己代表某个社会阶级的利益。而今欧洲有很多政党,但每个政党都在说自己代表了全体国民的利益,不再强调社会民主党代表工人利益,保守党代表富裕阶级的利益了,也“中立”了。美国其实没有政党。看到了多样性,还能说中国共产党很特殊吗?我很不喜欢制度的“出口”或者“普世”问题,那显然有政治文化歧视的含义在里面。我更喜欢“包容”这个词,这是民主价值观的一部分。

李熙玉:您提到中国的利益集团并不发达,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利益集团对中共起到的影响力不断增大,中国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会出现党派政治?

潘维:今天的发达国家,党派政治演变为利益集团政治。正是因为党派政治、利益集团政治而导致了国家办不成急需办的事情。从克林顿第一个任期开始,希拉里就负责医疗改革,到奥巴马终于推出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有缺陷,特朗普宣称就任后马上要取消这个方案。美国社会显然正面临严重撕裂的危机,特朗普恐怕很难办成他想办的事。

中国不强调党派政治,不认为利益集团追求私利有正当性,到现在还是这样。中国办事的效率高得多,当然办错事的机会也多。但从总体上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犯的重大政策错误并不比西方国家多,特别是不比美国多。

李熙玉:有评价说中国共产党保持着适应力和弹性,与此不同,也有评价指出经济与政治发展不平衡会导致中国政治的动荡。您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的未来?

潘维: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有弹性。回顾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当初的“联美抗苏”就可说明其弹性之大。今天的中共坚持社会主义,同时也努力建设市场机制,体现了其弹性的辩证思维。所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传统思想里的实用主义者,也可以说是现实主义者。也就是说,怎么做能让人民满意,让国家富强,中国共产党就怎么做,这就是“实事求是”。政策随时可以调整,称为“与时俱进”。人民指的是整体,包含穷人和富人。

说中国政治落后于经济的人很多,可我看不出经济能与政治分开,这样说违反了我们关于社会的基本知识。更有人经常预言中国崩溃,但至少到现在他们的预言都还没有实现。我亲眼见证过一个超级大国的突然崩溃,再见证一两次我也不会惊奇了。我只知道是人都会死,是国家就都有衰败的那天,只是早晚不同。在这个意义上讲,预言任何党和国家崩溃都有实现的那天,算不得什么本领。预言将来不是社会科学的任务。如果人类能“科学”地预言自己的未来,人类就没有未来了。

李熙玉:政党到底代表谁,是否与代议制政治相关?中国共产党代表谁、如何代表的讨论与中共的发展史有关。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这能否说成是代表实例之一?

潘维:革命之初,中国共产党声称代表工人阶级,但中国当时总共也没多少产业工人。马克思认为世界上趋向划分成两大阶级,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制造业的时代都过去了,制造业雇用的劳动力也从未超过每个国家劳动力的三成。中国还是讲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大家的利益,这就是民本主义。我们要保持中华民族的团结,穷人、富人要团结,汉族与少数民族也要团结在一起。对整体利益而言,称“代表”不确切,称“责任”比较确切,也就是平衡部分与整体、现在与未来、不变与变的不同利益的责任。

五、韩国民主主义危机的随想

李熙玉:如您所知,韩国现在面临着总统被弹劾的局面。韩国民主主义正面临着危机,您如何看待韩国民主主义?

潘维:我看到韩国的情况非常惊讶。美国总统也有很多私人亲信,比如,克林顿的夫人没有政府职位,但希拉里显然起到了政治顾问的作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不需要国会通过,比如基辛格,那是总统的私人顾问,只不过政府替总统付工资。韩国这次事情搞得这么大,我看是有多种原因的,不是总统任用私人亲信那么简单。韩国的总统下台后大多被指控犯罪,但也都是民选总统。韩国人对本国总统能民选很自豪,但对所有选出的总统都不满意。如果没有朝鲜这个敌国,恐怕韩国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分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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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身陷“闺蜜门”案受审

李熙玉:对于这次事件存在多种看法,问题是总统的私人朋友并不是国民认同的像基辛格那样的专家。

潘维:好像专家是否公认也不是问题的关键,专家需要被公认吗?但这次事件也不是很大的危机。韩国大部分总统下场不好,可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受大的影响,大家日子照样过,有没有总统似乎都不重要。韩国外部环境复杂,半岛周围全是世界强国,而且还面临危险的敌国。所以,韩国有出色的行政系统和强大的情报系统维持社会稳定,每五年必须更换的总统不那么重要。

李熙玉:韩国学界一直在开展新的民主研究以及民主质量的研究,我现在也在带领一个课题组开展“优质民主”的研究。为了使现有民主主义的内容更为丰富,我们研发了优质民主的四个新指标——“参与、效能、沟通、成果”。

潘维:不仅在韩国,西方很多学者都在研究如何改良已有的民主制度。但在我看来,民主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重要的。刚才李所长说的效能问题不是民主问题。甚至今天被看作是民主程序的代议制本身其实也不是民主程序,而是欧洲中世纪贵族们选拔执政者的程序。全民公决是民主程序,全民抽签也很接近民主。而今的所谓“改良”措施多半是为限制选举的作用或补充选举达不到的目标,与“民主”这个词的本义没什么关系。

李熙玉:韩国通过最为民主的程序选出了总统,却出现了现在的情况。考虑到这一点,应对韩国政治过程与权力结构进行根本反省,并通过政治改革来改变现状。

潘维:单纯地说,抽签的代表性显然比选举的代表性更强。要达到最高程度的民主是很简单的事,就是对每个重大决策实行全民公决。然而,三权分立、司法独立,不是强调民主,而是强调限制民主,从而克服民主的弊端。

中国有长期、深厚、独特的政治文明传统,在这方面比较自信,也比较冷静,并不天天强调民主,不为自己是否很“民主”而自豪或自卑,而是集中精力思考如何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如何共享财富,如何让生活在辽阔国土上的13亿多人民拥有廉洁、谦虚的治国集团以及和谐的社会,如何修复和改善自然环境。这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对中国而言,这些目标比实现竞争型选举重要得多。

无论多党竞争型选举制有多少优点,就现在和可见的未来而言,中国很难付得起社会和政治分裂的代价。尽管有美国的全力支持,韩国其实也付不起社会和政治分裂的代价。在欧洲、日本、印度乃至中国台湾看来,韩国的选举也不太“自由”,甚至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都有明显限制。但韩国有特殊情况,自由程度并不是最高的考虑,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才是。

李熙玉: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最后请给《成均中国观察》的读者说几句话。

潘维:我对韩国有两大印象。第一,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韩国的全民心态绷得很紧,样样都追求做到世界最好,以此证明自己国家存在的正当性,所以韩国的表现特别出色。中国不一样,土地辽阔,多样性大,全民的心态比较放松,没有强烈的危机感,生活也就相对安逸、平静、自信,有想象力。

第二,韩国的学术主要是美式教育主导的,政治观念和立场深受美国影响。连研究韩国政治的学者都要靠用英文在美国刊物上发表文章来获得在韩国大学里任职的资格。如同早年日本的“脱亚入欧”,韩国的“脱亚入美”成就很大,可以如同日本那样藐视其他亚洲国家。

除了上面这两大印象外我还有一个感想。中国这个大邻居现在在某些方面还比较落后。中国太大了,仅北京、上海、天津三个城市的人口就远超韩国总人口,所以达到韩国那样的人均收入水平需要相对比较长的时间。

但落后的邻居还是邻居,邻居是没法选择的事。随着中国在人均收入上像韩国那样不断接近美国的人均收入,中美的实力差距就会迅速拉大,毕竟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四倍。因此,中国出现的各种意见并不一定正确,但关注这个庞大邻国的意见还是挺重要的,甚至与关注美国的意见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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