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姜义华教授认为，亚当·斯密的中国历史发展停滞论、孟德斯鸠的中国政治专制论、黑格尔的中国文化僵化论三大偏见，被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者奉为圭皋，严重误导了中国史学界准确客观的研究中国历代国家治理制度和智慧。要想建立中国历史研究的理论和话语体系，必须清除这三大偏见病毒对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影响。 

摘要：“中华帝制”论者的见识显然还远不如1200多年前杜佑的《通典》，实在可悲。我们就要打破长时间以来历史科学研究的现状，特别是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发展观，反对当年极为强势的文化殖民主义对中国历史的污名化话语构建、理论构建，真正树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历史观。

我是做历史研究的，从进入复旦大学的第一天起，如今已经59年还多了，明年就是第60个年头。按照中国古代的纪年讲来，60年就是一甲子。我也对自己这几十年来的学术生涯做个反思，有一个很深的感受，那就是越做研究，越是感到自己的不足，越感到原先的历史认识和历史实际并不契合。在历史学领域，我确实还是个小学生。

讲中国历史，大家都不会忘记近代以来中外历史学界对于中国历史的几个基本判断：一个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很有名的观点，就是中国发展至少从元代以后就已经基本停滞了。由此形成“中国历史长期停滞论”。前几天，在微信上还看到我们一位很有名的经济学家振振有词地在分析中国两千年来为什么一直停滞不前，可见其影响之深；第二个是孟德斯鸠提出的中国一直是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家，中国从此就背上专制主义或者封建专制主义的恶名；第三个是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讲的，中国历史基本是没有发展，中国社会没有像西方社会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分化，中国是一个专制的、文化已经僵化的国家。他断言，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中国是一个最低层次的发展。这一判断影响更加普遍而深远。

亚当·斯密、孟德斯鸠与黑格尔当时做出的有关中国历史的这些论断，其实都是按照他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获得的极为有限的中国知识而作出的。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欧洲对于中国历史与现状的介绍相当稀少、相当片面。这几位大学者对中国历史做出的论断，可以说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心志与想象作出的臆断。但是，这些论断很适合西方向东方、向中国进行殖民扩张的需要，他们所提出的专制主义、长期停滞、普遍农奴制及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这一套见解，逐渐成为西方中国观的主流意识。

可是，近代以来，我们从梁启超以来的新史学，长时间都是在这样的历史观之下解释中国历史，在浩若烟海的中国历史资料中寻找许多证据去印证这样的理论体系，去充实这样的理论框架。但是，这些基本论断、核心话语所概括的中国历史，真的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吗？中国历史真实情况是这个样子吗？或者说，这些论断和中国历史的主体部分真的契合吗？

实际上，今天西方的中国学已大大突破了他们的先辈亚当·斯密、孟德斯鸠与黑格尔那些旧说。可是，我们仍有不少人至今仍常常把这些前人的旧说当成不可动摇的结论，继续作为我们观察中国历史、了解中国历史的大前提。对欧美近数十年来所流行的现代及后现代话语体系，能否正确解读中国历史及整个世界历史，我们也缺乏清醒的审视与检讨。

今天，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长期停滞论开始让位于“中华帝国”论。一些国外学者包括不少国内学者，近些年来突然非常热衷地大讲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帝国体制”，关于“中华帝国”的文章、专著蜂拥而出，好像中国一直就是个“帝国体制”的国家。即便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中国还是一个“帝国体制”。那我就想问一个问题，这种观点是基于中国史实吗？是建立在对中国历史全面的真实的了解基础之上吗？说穿了，这只不过是孟德斯鸠、黑格尔那些论断的现代翻版罢了。

最简单的，我们不妨读一读唐朝杜佑的《通典》，看看古人是怎么说明中国国家体制的。这本1215年前撰就的专门研究中国历代制度演变的历史著作，第一部分叫“食货典”，从田制即土地制度讲起，研究了中国古代土地、资本、人口及赋税，讲的是传统经济制度；第二部分讲的是“选举典”和“职官典”。这部分特别值得一看，因为它可以纠正今天我们的一些错误认识。中国自春秋战国尤其秦汉以后，一直是致力于“选贤任能”，即通过选举来自社会各阶层的社会精英，组成专业的职业官僚队伍来治理国家。所以中国历史有那么一句名言：宰相必起于州部，将帅必发于士卒。中国历史上的这套治理体系，难道用一个“帝国体制”就能概括吗？

现在有些人讲中国是帝国体制，摆出的一条重要理由就是中国历来只有国家，没有社会。这又是不了解中国真实历史的一种表现。让我们再来看看《通典》，其中整整一百卷即全书一半篇幅都是在讲“礼”，而且就紧紧接在“选举典”和“职官典”之后。我们说中国是礼仪之邦，礼治，说到底就是社会的自我治理。中国的这套治理体系一直延续到今天，在社会底层，依然根深蒂固。

中国怎么可能是只有国家、没有社会？中国的礼治，讲的就是社会各种群体如何自我治理，讲的是每个人对家庭、国家、社会、对天下如何负起责任，同样天下、国家、社会对每个人每个家庭又如何负起责任。中国形成这样一个庞大的无所不包的社会自我治理的体系，它的成熟程度和实践中的有效性，已经深入中国历史与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正所谓无声胜有声、无形胜有形。怎么能弃这么基本的事实于不顾，而用一个只有国家没有社会、“中华帝国”或“帝国体制”来概括呢？《通典》从“食货典”到“选举典”“职官典”再到“礼典”，然后才讲到“兵典”与“刑典”，最后讲中国的州郡与边防。这是对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治理制度的一个完整的说明，它难道不比孟德斯鸠、黑格尔及现今“帝国体制”论者所说更切合中国历史实际吗?

黑格尔、亚当·斯密没有看过《通典》，孟德斯鸠也没有看过，他们当然也没有完整研究过中国的传统国家治理与社会自我治理制度。外国人不能准确地认识我们中国的历史，并不奇怪，但是，我们自己如果也不能准确认识自己的历史，尤其是不能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研究中国自己的历史，那就值得我们深刻反省了。在我看来，能不能真实地复原我们中国自己的历史，能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的真实的历史，这是我们整个哲学社会科学能不能形成中国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基础。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历史都搞不清楚，跟着人家背后曲解自己的历史，曲解世界的历史，没有自己的独立研究，怎么能把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确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并且在世界上形成真正具有影响力的话语权？

说到这里，我想指出的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必须要有更深的理解。没有哪一个学者像马克思本人那样重视历史的研究。我们知道，马克思花了很长的时间研究欧洲历史，研究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的历史。他说世界上只有一门科学，那就是历史科学，历史科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都需要以历史知识为基础。阅读马克思的所有著作，特别是他浩繁的手稿、笔记时，人们不能不为马克思宏大的历史视野、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极为严谨周密的研究功力所折服。马克思的研究清楚表明，要了解真实的历史，不能依靠概念的演绎，也不能满足于以往的认识，而必须坚持从历史实际出发，吸取各种新的研究成果，充实和订正自己原先的认识，以一步步接近历史的真相。

回头看我们今天历史学研究最大的问题，就是恰恰忽视了对自己的历史的充分重视和独立自主的研究，缺乏以自我为主体，实事求是地从根本上进行研究、总结和概括。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就要打破长时间以来历史科学研究的现状，特别是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发展观，反对当年极为强势的文化殖民主义对中国历史的污名化话语构建、理论构建，真正树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历史观。

马克思首先让我们重视人们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的历史，同时，一再强调要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要让主观能动性为唯心主义所占领。无论是中国史研究，还是世界史研究，无论是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创新，都不能脱离人的社会性这一本质属性，不能无视人类从它产生开始就已结成各种各样命运共同体这一基本事实。全球化时代整个人类的命运更是彼此休戚相关。人从来不可能单独而孤立地存在。人总是社会的人，人的本质从来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要重视人的信仰、知识、审美和抒情，要重视人们的文化生活，要重视将人们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两方面结合起来的制度创造、制度运行。“中华帝制”论者的见识显然还远不如1200多年前杜佑的《通典》，实在可悲。今天，我们有责任按照马克思给我们做的榜样，运用新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立体地再现我们中国自己真实的历史，以及世界真实的历史。

用马克思主义立体历史观研究中国历史，我们必须突破现有的从西方、日本移植过来的具有浓厚文化殖民主义色彩的那些违背中国历史实际的论断，真正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要创造能够准确反映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与概念，形成具有鲜明时代性的科学的话语体系。对中国历史，我们有责任重新全面进行研究。我们要真正从中国实际出发，对整个物质生产过程、精神生产过程、制度生产过程，对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制度及其实际运作，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对中国人的审美体系、价值追求、感情表达路径，认认真真地开展自己独立的研究。我们只有把自己的历史搞清楚，把世界历史搞清楚，我们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才能坚不可摧地建立起来。

（作者为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本文根据作者10月14日在上海举行的“第三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理论研讨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该研讨会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协调会议办公室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承办，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研究院、上海大学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