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来，欧亚两大文化的激烈碰撞使得国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落后就要挨打，就要受制于人。从中国近代发展史来看，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始终生活在西方列强所强加的百年国耻之中，至今阴魂不散。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在以最大的谦卑反躬自省的同时，也以最美好的善意来揣模将自己无情地置于屈辱地位的西方白人。我们虔诚地将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所遭受的巨大苦难归咎于我们自身的劣根性，我们天真地以为，只要我们发奋图强、奋起直追，实现国富民强，就一定能够赢得西方人的尊重与敬仰。然而，这注定只能是心地善良的中国人一厢情愿的良好愿望而已。明治维新以来，与我们同文同种的日本民族也曾幻想通过实现国家现代化而争得与西方人平起平坐的国际地位。然而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现实是：在白种人主导的世界秩序里，身为黄种人，落后要挨打，先进也要挨打;落后要受制于人，先进也要受制于人。这是一个早已被日本民族一再梦断西方的历史事实所证明的颠扑不灭的真理。

　　在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以枪炮相逼打开日本国门以前，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始终是以中国为首的儒家文化圈的重要成员，笃信儒家学说的日本从未与邻国发生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然而，佩里的到来打破了这个闭关锁国的岛国的宁静。美国的炮舰外交为日本人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彻底改变了日本历史发展的进程。城下之辱激发了日本民族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以夷为师成为当时日本开明人士的共识。欧风美雨浸染之下，日本在东方率先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并迅速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已俨然成为亚洲乃至整个非西方世界唯一可与欧美诸国相提并论的发达国家。

　　日本民族多年来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师夷长技，梦寐以求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在白人面前扬眉吐气、一雪前耻。然而，出乎日本人意料之外的是，即使作为一个国家已经强大到足以与任何一个欧美列强一争雌雄，日本仍然不能实现脱亚入欧的宏图大志。日本虽然实现了国富民强的强国梦，但是日本人仍然被西方人当作“半开化”或“未开化”的异类，“与猿猴相近的人类，或是与人类相近的猿猴”。著名作家远藤周作在法国留学期间，也不幸成为白人欺辱的对象。身为天主教徒的远藤在被他视作属灵故乡的法国受尽欺凌，法国人叫他“斜眼日本佬”，让他身心备受打击，最后竟一病不起。迄今为止，不管日本如何富裕、如何强大，都始终未能被西方国家完全接纳为平等的一员。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强国日本屡屡被西方玩弄于股掌之间，饱受屈辱，仅仅因为他们是黄种人!早在1883年伊藤博文就已经认识到，“每逢东西两洋交涉，欧土各国则连横合作，欺凌孤立之我。其心术毕竟无他，唯在人种与宗教之异同。……彼等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罗马尼亚之类与山中野猿无异，……盖敬爱彼之不开化如山中野蛮者，却不认可我东洋之进步，是与彼等无同宗兄弟之谊也”。后来曾担任日本首相的平沼骐一郎也曾无奈地感叹道“白色民族绝不会容纳有色人种为其伙伴”。

　　西方人对日本人的歧视在日俄战争前后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了。开战前，出于强烈的种族优越感，西方国家都不相信“黄色小猴子”有战胜沙皇俄国的实力，“皆谓日本为黄色之侏儒耳，必不堪与俄之巨人开战”。然而，战争的结果却是日本一举战胜不可一世的沙皇俄国。这是近代以来亚洲国家第一次在与白人国家的交锋中大获全胜，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白人的种族优越感，击破了白种人不可战胜的神话，对西方国家的声誉及其在亚洲的殖民统治给予了致命一击，极大地鼓舞了亚洲人民奋起抗击西方帝国主义的信心、决心与勇气，日本借此成为生活在西方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亚洲人民的希望所在。致力于从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获得自由的印度领导人高度评价了这一历史事件，甘地认为“当每一个日本人，不分贫富，都相信自尊，这个国家就自由了……她打了俄国一记响亮的耳光，今天日本的旗帜在全世界高高飘扬。同样，我们也需要自尊的精神。”尼赫鲁对日本的胜利充满了自豪感,“日本的胜利减轻了我们大多数人的自卑感。一个庞大的欧洲强国被击败了，亚洲还是能够象过去一样打败欧洲。” 阿拉伯人则对归国途中的孙中山先生表达了难以言说的喜悦之情：“从前我们东方有色的民族总是被西方民族的压迫，总是受痛苦，以为没有出头的日子。这次日本打败俄国，我们当作是东方民族打败西方民族。日本人打胜仗，我们当作是自己打胜仗一样。这是一种应该欢天喜地的事。所以我们便这样高兴，便这样喜欢。” 刺杀伊藤博文的朝鲜民族英雄安重根也充分肯定了这场战争的重大历史意义,“数百年来行恶白人种之先锋，一鼓大破，可谓千古稀罕事业。万邦纪念表绩也”。因此孙中山说“从日本战胜俄国之日起,亚洲全部民族便想打破欧洲,便发生独立的运动……所以日本战胜俄国的结果,便生出亚洲民族独立的大希望。”

　　与亚洲人弹冠相庆的喜庆场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愁云密布的欧洲大陆，日本的胜利让西方人产生了深深的恐惧不安。战争开始的那一年孙中山正在欧洲，他回忆说当东乡大将打败俄国海军的消息传来时,“欧洲全部人民为之悲忧，如丧考妣”。特别耐人寻味的是，“英国虽然是和日本同盟，而英国人一听到了这个消息，大多数也都是摇首皱眉，以为日本得了这个大胜利，终非白人之福。” 西方国家普遍感到日本已经具备了挑战欧美霸权及摧毁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的潜力。西方对霸权将失的焦虑与不安之感日甚，对日本人的反感与排斥之心也就日盛。正如著名作家德富芦花所预测的那样,“白皙人种的嫉妒，猜忌，至少也是不安，将如黑云一般向日本涌来”。果不其然，战后西方国家在一系列后续问题上联合对日本上下其手，令其挫败感大生。美国人对前往签订《朴茨茅斯条约》的俄国代表给予了相当的同情和礼遇，俄国人被这种“种族亲情”感动得潸然泪下。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袒护下，作为战败国的俄方并没有按照当时的国际惯例向日本割地、赔款，致使大和民族以重大牺牲所获得的胜利却并没有给国家带来任何实际利益。印度总督乔治∙寇松认为由于在日本学习的印度留学生更容易受日本人的影响而仇视白人统治，他建议严密控制印度人前往日本。为了表达对如日中天的日本的强烈不满，寇松甚至拒绝接见对印度地震表示慰问的日本领事。西方国家的种族倾向性如此明显与强烈，令日本国民对西方的不信任感大增，朝野上下不满之声赢耳。西方国家的种族歧视政策再次证实了寺尾亨博士早就已经认识到的一个残酷现实:“足以知道欧人并未视我如同等，欧美人对同种表示同情，有危难时相救之情，而对异人种却无丝毫同等之感，也难生同情。”著名政治家德富苏峰也说,“欧美中真心爱我日本者，几乎未有一人。我等与其在人种、宗教、风俗、习惯上之纽带皆无。日本乃广阔世界之一异客、一孤鸟。”生动形象地道出了在西方国家的重重围困中，日本四面楚歌、孤掌难鸣的异常艰难的国际处境。

　　日俄战争所暴露的种族倾向性是不言而喻的，不仅战争的结局令黄白两家几家欢喜几家愁，就连战争的起因也与种族因素不无关联。国学大师辜鸿铭在《日俄战争的道德责任》中分析战争的原因时客观公正地指出“俄方错处更大，对战争负有更大的道德责任”，因为“沙俄同其他欧美国家一样，对中国和日本有一种极端的歧视感，当他们在同中国和日本打交道时，不懂得他们是在同非常文明的民族在交往。”他认为 “为了使那些半文明、半开化的坚持要到日本和中国来的欧洲人，那些崇拜残暴武力和金钱的欧洲人，那些心目中认为没有上帝，没有道德，除了残暴武力之外无所畏惧的欧洲人，那些现代的欧洲人，如果他们非要到日本和中国来不可的话，在对待日本人和他们所称之为的亚洲人时，请给以道德法则所要求的尊严：根据他们作为人类的道德水准而不是肤色取人…… 这就是日本民族在五十年来赴汤蹈火，做出巨大牺牲的原因。”深悉西方人性之邪恶的辜鸿铭对日本人倍受欺凌的痛苦感同身受，故对日本的同情与理解溢于言表，在他看来日本民族乃是反抗恶贯满盈的西来恶人的大英雄。只有像辜鸿铭一样亲身领教过白色邪灵之野蛮、残暴与疯狂的人，才能领会当年日本人的良苦用心。

　　为了报复日本胆敢战胜白种人的深仇大恨，不肯善罢甘休的西方世界将日本当作不共戴天的死敌,对其展开了疯狂的报复。一系列排日举措相继出台，由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所精心炮制的主要针对日本人的黄祸论在欧美大行其道，在西方国家掀起了旷日持久的一轮又一轮的排日浪潮。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孤立、压制、打击、迫害日本愈益成为西方国家的集体共识，排日风潮也随之越演越烈。1906年10月11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明文规定日裔儿童不得与白人在同一学校就读。1913年加州通过《外国人土地法》以限制日本移民在美国合法拥有和租赁土地。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西方国家联手否决了日本代表团提出的人种平等法案，充分暴露了西方国家所标榜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欺骗性与虚伪性。1924年美国通过主要针对日本人的排日移民法案，全面禁止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亚洲人移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秘鲁等国也先后爆发反日言论与排日运动。堂堂世界强国的国民竟然被西方当作劣等种族，这自然严重伤害了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西方种族主义者的无耻行径教育了广大日本人民，政治家永井柳太郎发现“白人帝国主义”在对待亚洲国家时从不遵从西方所倡导的外交规范，而是秉承双重道德标准，西方“只承认自己的生存权，只信自己的优越性，除此之外皆不承认和信任”。很多原先对西方抱有好感与幻想的人猛然警醒，曾亲美的著名学者新渡户稻造博士愤然表示，“我心被深深刺痛，感受到无比屈辱，仿佛我民族从受尊敬之地位突然被推入世界贱民行列一般。……将来此情感隔阂不消，我绝不踏入美国半步”。

　　西方人对日本民族有增无减的歧视在日本激起了极大的民愤，很多日本官员在与傲慢无礼的西方人交往时都感到一种深深的屈辱之感，就连负责鹿鸣馆外交的井上馨和森有礼等亲西方者也愤慨于被欧洲人当做“未开化的奇兽”。为了争取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国际地位，日本政府与民间煞费苦心，通过政治、法律、外交、文化、宣传等多种手段据理力争，以图化解西方的敌意，摆脱对西方国家屈辱的屈从地位。但是，无论日本人如何千方百计，西方人自有他们的一定之规。面对只认强权不识公理且一味打击异己的白色强敌，日本民族不得不冷静思考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国际环境下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他们中的一些人清醒地意识到与虎狼为伍的日本必须有与唯我独尊的西方决一死战的决心，德富苏峰就曾表示，“吾相信，打破白阀，兴起黄种，救治东西方人种的民族的不平等，恢复其均衡，实乃吾日本帝国之使命，大和民族之天职”。西方种族主义者的凶残与冥顽是有目共睹的，就连孙中山也毫不讳言对其感化与改造之艰难，“不过对于欧洲人，只用仁义去感化他们，要请在亚洲的欧洲人都是和平的退回我们的权利，那就像与虎谋皮，一定是做不到的。我们要完全收回我们的权利，便要诉诸武力。”英国哲学家罗素也不得不承认，“与白人打交道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屈从于他们，或者拿起他们的武器与他们决战。”

　　但是，势单力孤的蕞尔小国日本在与西方列强的集体对抗中常常显得寡不敌众、力不从心。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倡导“同种联合”的亚细亚主义便应运而生，以期与其他亚洲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反抗西方帝国主义。樽井藤吉在《大东合邦论》中写道“彼白人欲殄灭我黄人之迹，有历历可证者，我黄人不胜，则为白人之饵食矣。而胜之之道，在养同种人一致团结之势力耳。”亚细亚主义的提出得到了很多亚洲国家有识之士的积极响应，对西方反感至极的辜鸿铭就非常渴望中日相互提携,共同抗衡欧美列强的侵略。他特意提醒日本人一定要抵制西方文化的侵蚀，固守住东方文化的根本，“是以极期日本能肩负发扬东方文明之大任”。孙中山也曾对建立日本领导下的反西方联盟寄予厚望,但是，孙中山认为东方国家必须从根本上否定西方霸权主义的理论基础,而不是加入西方争夺世界霸权的政治冲突，“西方之功利强权的文化便要服从东方之仁义道德的文化，这便是霸道要服从王道，这便是世界的文化日趋于光明。” 孙中山不无忧虑地警告与鞭策严重西化的日本，“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遗憾的是，在西方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威慑下，日本最终决定铤而走险、以毒攻毒，从而自觉自愿地追随西方帝国主义走上了军国主义的迷途，本有着良好初衷的亚细亚主义遂逐渐演变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亚洲邻国的遮羞布。

　　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很多热衷于西方文明的日本人就已经彻底认同西方的强盗逻辑。福泽谕吉基于在“世界各国相互对峙、禽兽相食”的国际关系中,“若食者为文明之国”的残酷现状,认为日本若要在西方所主宰的弱肉强食的“禽兽的世界”里生存下去，也不得不加入其中成为禽兽的一员。因此，他主张在“与支那朝鲜接触时，也不必因为他们是邻国就特别客气，而以西洋人的方式处理即可。”著名学者桥川文三指出，“将日本拉入泥潭的那种强大好战主义、侵略主义冲动，绝非可以按照合理的方式进行解读。宛如纳粹一样，日本出现了某种超越人类理性的恶灵。对于纳粹来说，那是一种出自雅利安人种优越论的神圣信仰，但对于日本来说，反倒更像是被白种人事实上的优越感所刺激，在累积到几近绝望的压抑感中，产生出的一种错乱信念。”随着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在西方种族歧视的强烈刺激下接受了福泽谕吉的说辞，日本人就逐渐步西方之后尘，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之路，实现了从助贫扶弱的日本人到恃强凌弱的日本鬼子的蜕变。

　　二战爆发后，西方的反日宣传更是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在媒体的极力渲染下，日本人被描绘成 “不配得到人道对待”的“野兽”与“亚人类”。在其蛊惑下，美国军人甚至干出了对阵亡日本官兵毁尸的禽兽行径，美国及加拿大等国政府甚至将本国的日裔公民尽数驱赶进集中营，“日本人猎捕执照”(Jap Hunting Licenses)的问世导致大批居住在美国的日本人象野兽一般被围捕、猎杀。 1944年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13% 的美国人赞同对日本实行种族灭绝。在战争结束前美国又悍然投下了两颗原子弹，造成二十多万日本无辜平民丧生。著名作家张承志在参观了原子弹爆炸地之一长崎那惨绝人寰的场景之后感叹道，长崎“有着非它不能的、揭露西方种族主义的人种歧视和凶残本色的特殊语境。长崎将变成一个对西方的永恒质疑。”一切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都必须建立在彻底批判与否定西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大前提之下，才能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

　　日本的强大从来也没能阻止西方的歧视，反而因其夹杂了唯恐日本势力坐大的担心变得更加变本加厉。因此，每当日本出现赶超西方的趋势时，西方国家就掀起一轮新的反日狂潮。日本最强大的时候，也是西方排日风潮风头最劲的时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将美国企业压得喘不过气来。财大气粗的日本商人一掷千金，买下了哥伦比亚唱片、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以及洛克菲勒等美国标志性企业与建筑。日本企业大举攻占美国市场，美国工业特别是汽车制造业面临着来自日本的巨大挑战。福特、通用、克莱斯勒等汽车业巨头在丰田、日产等日本公司咄咄逼人的攻势下纷纷败下阵来，造成很多美国工人失业。美国人因此加深了对日本民族莫名的仇恨，“黄祸”一词在美国再度复苏，打击日本(Japan bashing)成为当时美国社会的潮流。美国人无法以平静的心态坦然接受在其所一贯倡导的自由贸易中败北的现实，他们抱怨日本的繁荣得益于不平等的贸易条款，称日本企业界领导人为阴谋家，并疯狂烧毁日本汽车，以发泄心头之恨。“高等种族”自然无法接受在经济上被“低等”的黄种人超越的现实，很多侨居美国的日本人不幸成为白人泄愤的对象，不少华人因被误认作日本人也身受其害。1982年6月19日，在美国汽车业重镇底特律，失业的白人工人Ronald Ebens及其继子用棒球棍将华人工程师陈果仁活活打死。凶手在行凶时曾对陈果仁叫嚣：“正是因为你们这些矮小的混帐东西，我们才没了工作。”更加蹊跷的是，在地方检察官“无暇”出庭且无证人作证的情况下，杀人凶手被当庭释放。对此白人法官Charles Kaufman轻描淡写地说，我一天要判五十件案子，一个月一百五十件，一年一千五百件，根本没有时间去调查这一比驾车不慎撞死人的罪行还轻的判决。陈果仁的母亲陈余琼芳(Lily Chin)女士一席话道出了二等公民的悲哀：“这是什么样的法律?这是什么样的公正?这件事发生只因为我儿子是华人。如果两个华人杀了一个白人的话，他们肯定会遭到监禁，甚至终身监禁。这个国家出了问题。”由Renee Tajima-Pena和崔明慧 (Christine Choy) 拍摄的纪录片《是谁杀了陈果仁》(Who Killed Vincent Chin)真实地记录了陈果仁被害案，将黄种人屡遭白人欺压的悲凉处境表现得淋漓尽致，该片获得1989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提名。

　　直到九十年代，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以及日本经济的衰退，这场喧嚣一时的反日狂潮才渐趋平静。西方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排日浪潮充分说明了在白种人主导的世界里黄种人无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日本就像一个孤苦无助的亚细亚孤儿在风中哭泣,没有人要和他们玩平等的游戏。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又一个黄种国家雄然崛起在世界的东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围追堵截与对当年的日本如出一辙!西方人有着完全不同于东方人的极为变态的兽类天性，他们不可理喻地将自己的种族定位建立在对于其他种族的绝对优势地位之上，只有保住老子天下第一的位置以继续对“低等种族” 颐指气使、称王称霸才能满足其畸形自尊。他们只允许别人跟在他们后面亦步亦趋，却绝不允许别人迎头赶上。天下苦秦久已，撕开西方种族主义的伪善面纱，冲破西方帝国主义的重重围困，彻底粉碎西方霸权主义与种族主义对人类平等、正义、和平与进步所造成的道德威胁，是摆在中华民族面前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吸取日本人的经验教训，在继承亚细亚主义所倡导的有色人种互助御敌精神的同时，又强大到在与魔鬼打交道的过程中不被魔鬼所同化，以我中华民族五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天下为怀的大国风范，一定能够担负起历史所赋予我们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