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熙宁元丰时期的王安石变法一直被视作是传统政治中“改革”的典范。王安石变法中包含着儒家传统一个极其重要但很容易被忽视的维度——它不是道德心性之学，也不是一些空泛的政治原理或教条，而是强调经学和政治思想所蕴含的大历史观、战略全局观和体系性国家治理的理念。儒家传统不同于其他宗教或意识形态传统，其关注的始终是现实世界中的治国理政问题。王安石变法的体系架构与核心精神，展示出儒家经学的丰富性与深刻性。儒家所思考和回应的，不是眼前的、表层的矛盾，而是大历史演进中的深层次问题。因此从根源上说，也是一种积极面对治理复杂性的学术思想体系。虽然王安石变法在落实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但其通盘考虑、全局治理的理念，既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所积淀的珍贵思想资源与历史经验，也对当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富有启示。

　　治理体系建设是一个包含学术理论、实践方案与核心价值的整体系统工程

　　首先，熙丰经术政治体系是将儒家经学运用于新法新政的一次系统性尝试。王安石对《周礼》《尚书》《诗经》《孟子》等儒家经典的诠释，为政治提供了思想资源与正当性依据，构成一个从顶端俯瞰的改革体系：从文本诠释到制度变革，希望落实为法度、政策与礼文，在政治活动的进程中，也蕴含着寓教于政、启沃人心的人文理想。

　　其次，执政者针对当时存在的顽症痼疾，以改革变法为取向，通过制度的梳理与重构，从各个层面强化治理能力。尤其是在人才培育、吏治改革、基层治理和经济统筹四个方面，表现出高度的战略关联与同步性：通过梳理吏治、精简政务来简拔人才，通过人才培育强化吏治管控，同时加强经济统筹与支付能力，用来更好地培养人才。而具有实干能力的人才，则可以在基层治理中进一步推进改革，提升国家的统筹能力和平衡能力。

　　再次，从核心价值的层面看，这一政治体系不仅包含了“富国强兵”的政治愿景，更重要的是通过国家层面的开阖敛散，抑制豪强的投机兼并，保护基层生产者的利益，追求经济上的正义与公平。通过“恒产”维护“恒心”，进而以“仁民爱物”的理念将这一经济基础层面的公正性追求提升为政治中的核心价值。

　　以上三个层面共同构建起经术政治体系的经纬结构，使学术、理念、法度和政策组成一个具有内在关联性的有机整体：学术不是无关政事的高言空论;政治也不是脱离了理论支持与价值导向的权术机谋。而是以经术为脉络，将政治中的各类具体矛盾进行分梳整合，整体统筹、规划并施设，即王安石所谓“天下事如弈棋，以下子先后当否为胜负”。

　　治理体系建构必须源于笃实的政治实践，面向具体的实际问题，而其成果须具有实效实绩

　　熙丰经术政治体系体现出当时执政者注重实践的理性思维：它不是对经典进行教条式的照搬移植，也不是披着经学外衣的师心自用，而是对儒家核心价值审慎而理性的继承与运用。经学中的政治理论与义理原则必须面向丰富而复杂的治理实践经验，以实际问题为导向;其所形成的政策也不能是纸上空文，而必须予以落实。这不仅对于文弊积重的宋代政治具有很强的纠正意义，从整个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也具有很强的典范效果。

　　首先，在经典诠释与应用层面，王安石不是拘泥于所谓的先王成法，而是将经义、历史和当下的切实经验相结合。以实事实理作为标准，发掘经典的深层意义并付诸实用，而不是将经典中的论述作为某种机械的准则加以模仿照搬。

　　其次，王安石将“理财”视作治国理政的重要基础，在《周礼》的研究和诠释中注重发掘其中的财富管理与经济统筹思想，以“开阖敛散”和“国为民极”为导向，构建良性循环的国家财政体系。通过掌控市场上的物货价格、信息、流通的控制权与流通量，实现对物价的及时调控。这一理念从先秦时代的《周礼》《管子》到汉代的《盐铁论》，一直被视作抑制豪强兼并、加强政府经济权力的重要方式，而在王安石这里更强调对国家的经济管控能力和转移支付能力的提升：不仅是财富的数量累积，更重要的是在敛散过程中的渠道建设，这种沟通政府与基层之间的财富流通通道，是国家经济能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同时，良性的财政体系也可以为吏治、军制等方面的改革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再次，熙丰经术政治体系特别注重在治理中构建务实的人才培育和选拔机制。其贡举与学制改革，是中国科举制度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将隋唐以来以诗赋、辞章为主的进士科改为试策论，影响延及明清。另外，罢废原来的明法科，创设新科明法，在官吏选拔中加入试刑法等改革措施，引导学风向重法律、通刑名的实用方向变化，以加强官吏亲民厘务的执政能力，使人才选拔趋向多元化、专门化，同时针对政治需求趋向复合化。而在具体的政治事务中，则以事任和绩效为中心，建立选拔与考评的机制，以事任人，以事选人，以人成事，通过人将法度落在实处。

　　在国家治理的层面上，这种笃实的精神十分难得，而将这种精神制度化、规范化，更需要宏大的战略眼光和坚强的政治意志。笃实本身就是一种勇于突破思维定式和政治教条，勇于面对弊病，勇于挑战既得利益的政治魄力。可以说，在任何一种形式的政治改革中，求实的信念与有所作为的意志，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宋代以来，有诸多学者对王安石的理财观念提出了批评。在传统语境中，批评者多引用孟子“义利之辨”和《大学》“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的古训，认为只要言理财，就是法家的“管商之术”，为君子所不取。而现当代的批评者则认为王安石的政策在强化政府经济职能，提高国家财政汲取能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市场法则的自发调节作用，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也造成了伤害。

　　这类批评意见不无道理，但也可能会将国家和社会之间复杂的经济关系简单化。当代学者在用结构主义方法研究宋代经济史时，通过大量数据的参较，显示出在整个熙宁元丰时期，土地开发、水利建设、户口多寡和市场繁荣度等方面的经济数据均有比较大的提升。也就是说，在经济治理中，不一定是国进民退、国退民进的简单关系，事实上存在着“国进民进”的可能性。这一点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等史书中也可以找到诸多旁证。类似的观点虽然还需要更多更细密的研究予以充实，但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和理解中国经济治理的重要角度。

　　治理体系建设既是法规、制度、政策的框架，同时也是对道德伦理、社会风俗与人心趋向的塑造与规范

　　熙丰经术政治体系是一个“寓教于政”的体系，但并不是寄望于自上而下的官长对民众的教化，而是政治体系内部的“教”，是对于执政群体——包括皇帝、官员、士人的培育与塑造，特别强调执政能力和执政意志的系统性建设。

　　首先，以儒家经术为核心理想和价值观，培育最高统治者政治意志与执政能力。一方面，在探讨学问，评论历史的对话中，帮助皇帝从政治原理和历史经验层面提升自身治国理政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处理政事的辩论与抉择中，培育皇帝的大局观、决断力和战略思维。这对于当代政治家在实践中自我反思与磨炼，提升治国理政的能力，都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其次，通过改革人才培养、选拔与晋升制度，对症吏治中的痼疾，希望借此改变旧有的官场风俗。在王安石看来，官僚政治的一项严重弊病就是墨守成规——“祖宗之法”被放大成为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各种政治力量会将符合自身利益与习惯的内容填充进去。这样带来的结果，是对长远的、结构性的战略问题视而不见，反而汲汲于一些琐碎无聊的官场细节中，无谓消耗政治决策中的精力与注意力。这是一项需要顶端设计的系统工程，包括观念塑造、理财养士和选任培育三个维度：观念塑造的维度提供经济思想和政治哲学层面的理念支持和改革的思想资源;理财养士为选任提供国家财政支持，而选拔出的人才则从另一方面改革和优化制度。同时，选任拔擢教育官员的过程，也起到凝聚共识的作用。三者各成体系而又交互支持，共同推动改革的全局。

　　再次，通过对国家重大礼仪进行系统地考辨和厘正，营造一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政治氛围。礼仪是政治的重要内容，礼制也是政治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而有着整齐秩序、濡化人心之功能的礼教，则是“寓教于政”的政治体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对国家典礼进行规范化的努力中，同时包含着礼的法令化与制度化。同时，对国家礼仪的标准化，也就是对古礼的精髓进行系统地恢复与重建。这不仅更进一步强化了典礼的权威地位，也营造出一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政治文化氛围，使政治脱离因循守旧的格局，而以某种更高远的理想为典范蓝图。这一点对于大国的治理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这个角度看，儒家经学的政治哲学意义在于：不仅仅是保存典故的文献经典，也不是具有绝对真理意义的宗教经典，而是从过往经验和当下实践中提炼总结出的问题意识、思考逻辑和普遍性的政治原理。经学可以为治理引入理论基础、历史视野、道德原则和务实求变的进取意识，为容易趋向于因循僵化甚至抱残守缺的现实政治带来变革的诉求、方向与动力。

　　总而言之，北宋熙丰经术政治体系不是照搬儒家经典，也不是凭空进行臆想构造，而是在历史因革的线索中，以经学义理为指导思想，反思和探索长时段的历史问题，并通过制度层面的建构规划政治蓝图。这一治理思想建立在一种积极的历史观基础之上：历史不是一种简单的绵延与陈陈相因，而是有目标、方向和动力的，因此政治人物也不能随波逐流，而需要张扬自身的主体性，有所追求，有所作为。儒家经术政治体系的核心精神是一种富有政治智慧、实践理性、人文情怀和历史责任感的追求，它植根于中国长时段历史中的内在逻辑，不仅是传统政治模式下诞生的宝贵思想资源，也对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值得仔细思索体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