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在康雍乾时期，文治武功，盛极一时，号称“康乾盛世”，能够实现这种局面，原因固然很多，但与康熙、雍正、乾隆几位皇帝本身的素质、见识和作为密不可分，而这些又得益于他们好读书、会读书，既能博览群书，又能学以致用，励精图治。

　　好读书，勤学不辍

　　自清朝建立，一直把尊崇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之道。在这一方面，康雍乾几代皇帝不仅尊孔重儒，优礼士人，而且他们也通过刻苦学习，直接掌握儒家思想。

　　几代皇帝对儒家经典积极学习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自幼在上书房接受系统的儒家思想的训练。清代自康熙时期开始，形成对皇子们严格的教育制度。清朝皇宫内设有上书房，专供皇子读书之用，皇子们六岁开始入上书房就师学习，他们每日凌晨5点前开始早读、上课。乾隆时曾任军机章京的赵翼曾记载自己在军机处当值时，凌晨残睡未醒，已看到皇子们提灯去上书房就读。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儒家经典。雍正就曾说自己“幼承庭训，时习简编”。皇子在上书房的学习由皇帝钦派大学士或尚书一级的官员总体负责，每位皇子都由专门的翰林学士分别指导。以乾隆弘历为例，弘历的老师主要包括徐元梦、张廷玉、福敏、朱轼等，都是研究程朱理学的大家。他们指导弘历熟读《易经》、《春秋》以及宋儒性理诸书、《通鉴纲目》、《史记》、《汉书》、唐宋文章等，既讲解儒家经典以及理学精蕴奥义，又涉及社会现实、民生疾苦，总结历朝的治乱兴衰。

　　二是皇帝在位期间仍然勤学不辍。一方面是经筵讲学为代表制度化的学习，1669年，16岁的康熙亲政后不久，即建立经筵讲学制度，定期召请当时著名的儒学大臣如熊赐履、王熙等，为皇帝讲解四书五经。每逢讲学，皇帝总是有疑必问，康熙甚至要求讲官讲完后，自己复讲，然后再由讲官评点，可见其求学心之切。这种主动学习的精神保证了学习制度不流于形式。另一方面，几代皇帝还利用一切业余时间，熟读经史。康熙八岁继位，时满人入关不久，宫中满洲风俗仍重，皇子的儒家教育还提不上日程。但年幼的康熙却勤勉向学，曾在宫内向两名有学识的太监请教儒学经典、明朝礼制、学习汉字。后又设南书房，以张英、高士其、徐乾学等为南书房大臣，时刻侍学。即使出巡，也都带着这些大臣，以备顾问，砥砺学问。康熙学习不辞劳苦，以至于痰中带血，他的祖母孝庄太后为此把书给他藏起来。所以康熙称自己年轻时“手不释卷”，并非虚言。

　　康熙勤奋好学也成为后世皇帝必须遵循的“家法”。皇帝每日五更起床，然后像皇子们一样，须诵读诗书。傍晚散朝无事后，皇帝又直奔书房，读书习字，或与侍从文臣讨论经典，琢磨字句。就这样，皇帝每日凌晨读书、晚上学习，除非遇到重要节日，否则宫内很少听到管弦丝竹娱乐之声，以往那种晏处深宫、莺歌燕舞、耽于逸乐的景象在康雍乾时期几乎绝迹。难怪雍正曾一再说当皇帝是个苦差事。

　　几位盛世之君之所以如此积极好学，是因为他们深知尊孔重儒，对治理一个庞大国家的重要性。通过刻苦读书，他们在儒家经典掌握方面达到很高的理论水平。康熙每学完一部书就主动让身边的大臣抽查、考试自己，最终，连熊赐履、李光地这样的理学重臣也称康熙“讲论精微，义理融贯”。雍正时期的大臣鄂尔泰称雍正“幼耽诗书，博览弗倦”，对程朱理学研究精辟，四书五经烂熟于胸。

　　会读书，学以致用

　　雍正曾说：“立身以至诚为本，读书以明理为先。”康雍乾几代皇帝积极学习的态度，不但表现在好读书，而且表现在善于读书而不迷信于书，反对空谈理论，主张躬行实践，学以致用，用在书本上学到的理论来指导治国理政的实践。

　　康熙在一次经筵讲学时与儒学大臣讨论“知”与“行”哪一个更重要时，指出再好的理论不付诸实践也没有用，“不行，徒空谈尔!”在这个层面上，熟读经书的康熙转而批判李光地、汤斌、熊赐履等理学大臣，认为他们理论与实践脱节。当时，在理学家的提倡下，夫死妇殉的社会风气颇为流行，朝廷还经常对此进行旌表。康熙对理学家的这种迂腐不实的观点进行批判，下令停止对殉节的旌表，以遏制不良风气，表现出他以实心行实政的精神。

　　雍正时，为去除政治腐败等积弊，雍正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大力推进政治、经济改革，这也源于他对儒家思想中“仁”“智”“勇”的理解。雍正认为对三者应该有一个整体理解。例如，在实践中，遇到有益于百姓的善事，要毅然行之，才可称为“勇以行其智，勇以全其仁”。如果不加分析地、孤立地谈着几个概念，就会有所谓“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奸徒之智”，完全曲解其本意。鉴于此，雍正在推行改革时，雷厉风行，果断明决，“治天下，不肯以妇人之仁弛三尺之法”。当时的诸多改革如摊丁入亩、耗羡归公等之所以能够突破重重阻力获得成功，与雍正通过读圣贤书而获得的那种当仁不让的勇气有关系，是用理论指导实践的结果。

　　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康雍乾几代皇帝还利用儒家思想的理论，批判汉族士人的狭隘的“夷夏观”，构建适于清朝的国家认同观念。

　　雍正六年，湖南士人曾静派人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以满洲人为“夷狄”，提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劝其举兵反清，驱逐夷狄。这就是所谓的“曾静投书案”。事后，雍正亲自撰写文章，对这种传统的“夷夏观”展开批判。他说中国古代的虞舜为东夷之人，周文王为西夷之人，但后来都成为圣人君主。春秋时期楚国最初被周天子视为“夷”，秦穆公也曾霸西戎，但这两个“夷”“戎”国家后来都得到孔子的认可。可见地域、民族的身份并不足以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够做君主，仁德爱民才是主要标准。而且雍正指出，清朝以仁德安抚众民族，不修长城而使各族归附，这是历史上空前的盛事。若一味强调“夷夏之防”，那么中国又将陷入民族分裂、对峙、战争的局面中。这样，通过引经据典，雍正用儒学理论批判了狭隘的夷夏观念，结合实际，开阔了中国的国家认同观念。直到现在，在论证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格局的形成时，学术界也还多引用雍正的观点。

　　所以，作为盛世之君，康雍乾几代皇帝对汉文化的学习非常积极主动，唯其如此才能既重视经典又不迷信经典，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才能躬行实践，形成自己的观点;才能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创造性地运用儒家经典理论指导治国实践，造就清朝一个多世纪长治久安的局面。

　　及至晚清，同治皇帝也是幼年继位，但他自幼耽于逸乐，常常找各种借口逃避晚课早读，学习流于形式，制度已同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