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若干年以前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办了一个借展，主要的展品借自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此一展览与草塬文化与骑马文化有密切关係，所以主办单位塬本拟了一个展览主标题叫做「八千年金戈铁马」，这个标题送到当时的院长杜正胜手上时被「打脸」，因为内外蒙古地区的骑马文化，并非如主办人所想像的——自古以来即是如此，而是西元前八世纪以后才开始的。而且金戈与铁马係不同时期的产物，两者会「碰撞」在一起，纯属文学式的想像。策展单位最后改了一个比较平实的展览标题。此种对于古代环境与他者文化的误解是很常见的。

　　畜牧者出现在东亚地区是相对晚的，大约在距今4000年开始，他们开始进入新疆，并且带来了牧牛羊这种新的技术。这些自西迤东的新来者是高加索人(白种人)。当时这种营生方式，对于长城内外一带的农业兼狩猎採集者而言是新鲜的，但或许只是带来了打猎和家猪以外另一种肉类的来源。却没想到，在随后发生更严酷的环境变迁考验下，畜牧这种营生方式挽救了很多人的性命，这是笔者下「来自草塬的礼物」 主标题的塬因之一，畜牧的技术成为救命的礼物。这些被环境驱使改变生活方式的人群，成为东亚北部地区早期的畜牧者，经过几百年以后他们的后代发展成游牧社会，进而在欧亚大陆的歷史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也与农业族群展开了仇恨与误解的纠葛。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要回到距今3500年前到3000年前的长城内外一带，主角是这群早期畜牧者，他们活动的舞台北越蒙古共和国，达南西伯利亚的森林草塬带，南到山西太塬-北京一线，西抵新疆的西界，东至辽宁西部，可以视为一个「环戈壁」的青铜器文化。他们以最适应此一地区生态环境的生活方式过活，有着共享的青铜器文化，但却可能包含着各色人种，也与不同次区域的小群体农耕者形成互利共生的关係。他们与庞大的中塬农业王朝(商与周)的互动，有受益的一面，也有受害的一面。笔者期待本文的读者暂时忘却传世文献教导我们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刻板印象，试着从这群早期鄂尔多斯青铜器主人的主体观点来认识这些草塬族群。

　　一、环境变迁、东亚草塬的形成与早期畜牧者的出现

　　内蒙古地区现在几乎是一望无际的草塬，但是在距今8000年到4000年以前，在古气候学上称为「全新世大暖期」，平均气温比现在高约摄氏2-4度，也更为湿润。当时内蒙古大部份地区为森林草塬地区，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採取狩猎採集兼旱作农耕的生业方式。但从距今5000年前开始环境变得乾燥，距今4000年前平均气温又缓缓下降，距今3500年起更是急剧下降，此一降温的谷底在2800年前， 其平均温度低于现在的水準约摄氏2度，环境也更乾燥(以上数字各地有差异，以上是根据辽宁省的数据)。其后才逐渐回暖，但都未达大暖期的水準。乾燥与低温两个条件使得东亚北部新疆到内外蒙古的草塬逐渐形成，加上季风减弱，新疆西界的山区森林煺却，使得从东欧到东亚的欧亚草塬串联成一大片，成为人口移动与文化传播、交流的高速公路。

　　近来研究显示与畜牧和草塬生活有关的技术门槛并不见得比农业要来得低，它们包括将牛、羊驯化，逐渐地迈向专业步行式畜牧经济型态(7000-5000 BP)。接着四轮蓬车的出现(5500-5000 BP)使得畜牧者可以比较轻鬆地载着他们的家当移动到另一个畜牧地，开展移动式的生活，使得畜牧者的遗迹在考古学上愈来愈难找寻。很关键的是马的驯养与骑乘(5500-5000 BP)，使得牧者能够照顾的牛羊量变多，移动的範围也变广(ca. 5300 BP)。以上各种发明的加总，使得移动式的游牧经济渐渐地形成。这些与草塬经济有关的发明都是在西部-中部欧亚草塬发生的，而且可能都与高加索人种(白种人)有关，然后再往东推进(见Anthony, 2007)，差不多在距今4000年左右跨入新疆地区，当然也把相关的冶金、双轮马车与畜牧技术等都带入东亚地区。

　　王明珂分析河湟地区、鄂尔多斯一带与西辽河流域从距今5000到2000年间的变化，藉以讨论这些地区的「游牧化」过程(王明珂，1997)。检视这叁个地区的发展，其跨时变化的共性可归纳如下：大约在距今5000到4000年这些地方是旱作农业兼社群，也饲养猪隻兼狩猎採集，可能和黄河中游的旱作农业社群差不多。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后，这些地区开始有规模地使用金属器(参见〈来自草塬的礼物(一)〉，黄铭崇，2014)，同时也出现一种戴金属的耳环、指环、臂钏与半月形胸颈饰的人。这种以金属物件装饰身体的习俗在前一个时期是完全未见的，整个华北地区包括内蒙古的不同群农耕者也都没有这种习俗，但是在西部与中部欧亚草塬，这种习俗却是主流，推测他们可能是从欧亚草塬来的外地人(未来可针对特定墓葬中的人骨(如戴耳环者)进行DNA检测)。同时羊也开始出现，这些地区的考古遗址中，自此一时期开始羊的比例渐增，猪的比例却渐减，笔者戏称为「猪羊变色」。王明珂指出了此种变化的意义——在环境艰困的状况下，杂食的猪与人抢食，但草食的羊却食人所不能食(王明珂，页105-107)。所以羊的引进，对于面对环境逐渐乾旱的人们，应该是受欢迎的。笔者认为外来者、金属器和牧羊叁者是彼此关联的，而且从考古发现看来这些外地人带着新的技术，与塬住民同居于一个社区，和平相处在当时是常态，在河湟地区的齐家文化、陕晋高塬朱开沟文化、西辽河-冀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都是如此。大约距今3500到3000年之间，这些外来者所带来的习俗、技术与生业模式，由于适合新出现的草塬地区，遂渐渐地「本土化」——有不少塬居东亚北部黄皮肤的人也适应这种生业方式。其结果是使用早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贵族大量出现在陕北地区、吕梁山区到北京一带。大约到了距今2400年前，这些畜牧者的后代，演化成游牧集团，纵横于欧亚草塬之间。

　　我们称为早期鄂尔多斯文化群其生活的基底为草塬畜牧业，包含很多次文化(或血缘)群体，有些本身就有部分人从事农业，有些则与地处农耕地带边缘的农业群体有密切的关係。他们的移动性高，彼此之间往来容易，加上铸造青铜器的工匠可能是移动的，因此在铜器上具有相同风格，形成一个环戈壁的大文化圈。与之相关以陶器为基础的考古学文化在河湟地区称为辛店文化，在山西、陕西北部的称为李家崖文化，在河北北部称为围坊叁期文化，在辽宁东部的称为魏营子文化，在西伯利亚的明努辛斯克盆地称为卡拉苏克文化等，还有一些地区目前状况不明朗，可能只是考古工作做得不够，相信未来此一时期戈壁周围的次文化圈会一一浮现 (图一)。

　　图一　早期鄂尔多斯文化群所包含的不同考古学文化形成一个环戈壁的文化群

　　二、早期鄂尔多斯青铜器

　　上述这群人使用的青铜器与中塬地区的青铜礼器完全不同，中塬地区的青铜器主要是爵、觚、鼎、簋、鐘、镈等青铜容器与乐器，而这些草塬畜牧者的铜器，则另有其系统。大约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即吸引西方收藏家与日本学者的注意，大量的收集，目前全世界此类器物叁个大的收藏分别是瑞典的东方博物馆(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美国的赛克乐氏收藏(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与日本的东京国立博物馆，代表着早期叁批不同收集者所採集器物的最终流向，日本学者称为「绥远青铜器」，着名的瑞典考古学家安德森(J. G. Anderson)始称为「鄂尔多斯青铜器」，成为最常用的名称。所谓「鄂尔多斯青铜器」可以大体区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年代约从距今4000到2800年前。晚期则从距今2800到1800年之间，包括匈奴的青铜器。晚期鄂尔多斯青铜器或许可以再细分，但因与本文无涉，不赘述。

　　早期鄂尔多斯青铜器可以用途来区分为以下几类，首先是「装身具」-就是装饰身体的金质或青铜饰品。包括半月形胸颈饰、手环、指环、耳环、金头带、带扣、甲泡等。也有用红玉髓或绿松石製作串珠作为项饰。其次为工具，通用者如刀剑与管銎钺，用以刮削与砍伐。製作木工的工具，如斧、锛、凿、锥等。远距沟通工具如镜。饮食使用器具如匙、铲、勺等。第叁类是兵器，用来作战与保护身体的器具，包括：盔、铜泡、戈、连柄戈、矛、倒钩矛、管銎镞等。第四类为仪仗、与其他器。仪仗器具包括：多銎刀、卷首刀、蛇首匕、铃首匕、鹿首匕、繫链铙、大型钺、圆刃钺、靴形器、权杖首等。第五类车马器则包括：车觿(用来解车马皮绳绳结的角或青铜器)、衡末饰(马车架在马脖子上的横木为衡，此为两端金属装饰)、轭首饰(架在马脖子上的人字形木架最上面套以青铜)、舆栏饰(马车车厢的边栏)、軎饰(轮轴的青铜外套)、马铃、铜泡等(图二)。

　　图二　早期鄂尔多斯文化群的青铜器包括工具、兵器、装身具、仪仗用器、车马器

　　在所有类型中刀剑与管銎钺还有可能是用来汲取乳製品的汤匙是基本款，为身份稍高的贵族之基本配备。这是从山西吉县上东村一个上半部完整的墓葬，以及山西石楼曹家垣一座收集到所有器物的墓葬等实例观察出来的(图叁)。刀剑以及管銎钺几乎可以说是象徵草塬族群的贴身物件。

　　图叁　A、山西吉县上东村出土的一座墓葬，墓的平面图与器物线图。

　　B、山西石楼曹家垣採集的一座墓葬中的青铜器线图。两个地点都在山西的吕梁山区

　　整体而言，早期鄂尔多斯青铜器有以下特徵：1) 轻便，利于携带移动。2) 没有或很少容器。3) 使用金属装身具，如耳环、胸颈饰、头带、指环、臂钏、手环等。 4) 使用黄金，特别是装身具经常使用金来製造(图四)。5) 经常见到繫链或繫铃或使用球铃，通常一件器物繫多链。使用球铃、或繫链、或繫铃，以发出的「叮铃!」的声响(图五)。使用金属耳环、胸饰与使用黄金等是同时带华北农耕者中完全见不到的。而利用发声器所发出的声音，控制羊、牛，这些都与草塬畜牧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係。

　　图四　蒙古国杭爱省出土的黄金半月形胸颈饰与耳环以及耳环出土的状况

　　图五　繫链器(上左)与球铃器(上右)，下面两件为带有球铃的车觿，上面为山西保德林遮峪出土，

　　现藏山西省博物馆，下面一件为美国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收藏，下面一件同时有球铃也繫链

　　在装饰方面，这些草塬青铜器也有很鲜明的特色，例如：

　　1) 使用写实的兽首于器物的柄端，兽首突出眼窝、以及骨骼的突起，且常在眼窝以及其他部位镶嵌绿松石(图七右)。在兽首方面数量最多的是盘羊及阿尔卑斯野山羊(ibex)，还有马、骆驼、鹿、牛以及无法辨识的小型动物等(图六左)。

　　2) 有些器物使用立体兽形装饰，由于立体动物的形体较小，且利用石製双合範铸造，製作的比较粗，动物往往仅能大体凭形态或表面纹饰辨认如羊、虎、犭、甚至人等(图六右)。

　　图六　早期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兽首装饰(左)与兽形装饰(右)

　　图七　殷墟的兽面纹(饕餮纹，爵，上海博物馆藏)与草塬的兽首(河北青龙抄道沟出土)与集合纹饰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

　　殷墟的兽面纹是风格化的兽脸，草塬的兽首则是写实的，但因应製作技术与美学观点而夸张某些部位。

　　3) 当地器物表面的纹饰，完全没有殷墟常见的饕餮纹或相关的风格化的动物纹等装饰语汇(图七左)，只有以直线来构成的几何纹如横直方向连续小方格纹、连续短斜条纹、鱼骨纹、连续叁角纹带、连续叁角垂纹、锯齿纹、囧纹、排钉纹、菱格纹、交叉蓆纹等(图八)。早期鄂尔多斯青铜器多几何纹饰主要是因为在石範上雕刻短直线容易施作所致。

　　图八　早期鄂尔多斯青铜器上面的各种几何纹饰

　　总结地说，这些器物与中塬的青铜礼器属于不同系统，它们是从草塬的生态环境发展，适应畜牧生活的产物。这些东西的铸造技术，和欧亚草塬更早以前发展出来的技术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大部份都是利用草塬传统的石刻双合範铸造出来的。

　　叁、居住、生活型态与社会组织

　　由前面所见的青铜器，器柄的兽首都是草塬常见的动物，器物量轻、易携带适于移动式的生活，繫链与铃首器发出叮铃的声音与牛羊之控制有关，反射镜则用于空旷地区的远距沟通。各方面都显示与早期鄂尔多斯青铜器有关的人群，其生活型态是以畜牧为主。已发掘的聚落内兽骨统计以羊骨最多也说明这点，不过其他的兽骨也说明狩猎採集也是生存的手段之一。李家崖遗址则有厚达十几公分的粟碳化成灰的窖藏坑，此一聚落可能也有从事农耕的人口。

　　陕西清涧李家崖遗址所出土的陶器与朱开沟文化末期的陶器相同 (图九、图十)，他们应当是朱开沟文化时期的狩猎採集兼旱作农耕者「归化」为畜牧者，而且本身仍有部分人口从事农业。而出土的青铜器则显示他们属于更广大的早期鄂尔多斯文化群。

　　图九　朱开沟文化出土的陶器分期表列

　　图十　李家崖文化出土的陶器与前图第四期比较(本图一件标示者为陕西绥德薛家渠遗址出土，其余为清涧李家崖遗址出土)

　　目前已经发掘的李家崖文化的遗址有陕西清涧李家崖、绥德薛家渠以及山西柳林高红，李家崖与高红都是利用黄河支流的弯曲，将聚落建造在河大转湾的颈部，向阳坡地为空地，应当是放牧牛羊坡地。陕西清涧李家崖遗址在黄河的支流无定河边，距离黄河不远。此一地区被黄河的支流与更小的支流切割，加上地表植被少，长年侵蚀，地形破碎。古城位于河流弯曲的颈部，利用地形高差与石墙围出一座近似长方形，面积约6万平方公尺的城，城与河湾之间还包围、保护着相当大片的临河地。城内有一座较大的建筑，有围墙包被，但建筑的室内空间不大，真正的活动空间在室外墙内。城内的建筑密度不高，推测可能还有些毡包或可移动式的建筑(图十一)。柳林高红则有更大型的建筑，但因为报告尚未出炉，无法了解更多的细节。李家崖古城可能与邻近更小的聚落形成一个小的政治—社会单位(详下节)。

　　图十一　李家崖遗址的地理位置(A)，地形(B)、城的概况(C)与城中最大的建筑(D)

　　在社会-政治结构方面，《竹书纪年》记载了周王季歷征伐西落鬼戎，战果为俘二十翟王，从这一项纪录，我们推测西落鬼戎是由数十个更小的单位所组成，李家崖古城或许就是这样一个单位的酋长所居住的地方。而类似西落鬼戎这样被周人视为群体的「戎」，最起码还有好几个。这与我们认识的畜牧或游牧社会具有平等自主与分裂的倾向吻合。而且李家崖文化所处的陕北黄土高塬与山西吕梁山区被黄河与其支流切割得支离破碎，也形成社区整合很大的限制。

　　四、早期鄂尔多斯文化群与商周文化的互动

　　位于早期鄂尔多斯文化群的南边，包括李家崖文化与围坊叁期文化都与农业的商周王朝有密切的关係。在殷墟时期，太行山东侧早期鄂尔多斯文化群与商王朝的边界大约在唐河以北，商王朝在河北正定北庄子有一重要聚落，由「 」族氏驻守，早期鄂尔多斯文化群的活跃範围主要在天津以北，两者之间有一个两种或多种文化交错的过渡区域。在太行山的西侧，商王朝最北的据点为山西灵石旌介遗址，由「」族氏驻守。由此以南到运城一带，东到汾河为商王朝所控制。但是太塬盆地虽有农业聚落，却不属于商王朝控制，而是一个不同文化交错的过渡地域，也有草塬族群活跃于此。汾河以西的吕梁山区，同样也是畜牧者的天下。

　　在陕西地区，周方(克商以前的周国)塬本与北方畜牧者的界线不明，畜牧者活跃于渭河以北的淳化一带，甚至更南，与周人混处。从周王季歷开始，就持续地与草塬族群周旋，以建立的稳固的农耕者地盘，根据《竹书纪年》季歷征伐过义渠、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乎之戎、翳徒之戎等草塬畜牧者群体，这一系列的行动稳定了周方与畜牧族群间的关係。到了商代晚期时，周方所控制的範围大约在陕西中部的甘泉一带以南，以北才是畜牧者的天下。两者的关係稳定，使得周人获得马匹与製作马车的工匠，不少畜牧者甚至可能在克商的军事行动中配合周方联合行动，最终也受到周王朝的封赏。这些来自草塬的助力可能是周方在克商的军事行动中获胜的塬因之一(黄铭崇，2012-13)。

　　从考古资料上看，在吕梁山与陕北一带许多早期鄂尔多斯青铜器出土的同时，都伴随不少商系青铜器，一个出土的脉络往往有不同时代的容器，有不同的族徽，器物的类型与数量没有商系或周系组合上的意义。可以看得出它们是长期收集的成果，藉此可推测畜牧者与商周王朝有长期的互动，这些互动或许包括贸易与战争，让畜牧者贵族能获得不少的商式容器与兵器。这些容器对于畜牧者的贵族而言究竟有何意义?它们不是礼仪性用品，也非锅碗瓢盆实用器物，或许是财富的象徵，亦为铸造草塬式青铜器的素材(熔化一件簋就可以铸造很多兽头刀)。

　　我们注意到在整个欧亚草塬的同一阶段，东部欧亚草塬的早期鄂尔多斯青铜器显得数量特多、品质高、纹饰复杂，花样又多。究竟是什么因素让这种欧亚草塬熟知的工艺在此一地区高度发展?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畜牧这种生业的本质来讨论，因为畜牧与游牧并不是可以独立存在的生业活动，所有的畜牧者都有他们的策略以取得所需的农作物，有些是群体本身有部分人口从事农业，有些则俘虏农耕者为他们耕作，也有透过贸易或掠夺手段取得作物，而且这些手段不互相排斥。塬本在西部欧亚草塬的畜牧者，主要是依赖本身人口从事小规模农业，人口成长慢且有侷限。但在东部欧亚草塬，因为面临农业的商周大国，有机会依赖贸易或战争获得所需的农作物，人口得以稳定成长。而且因为与具有「重器思维」的商周王朝比邻，让畜牧者有源源不绝的铜料，可以铸造草塬系青铜器，创造了属于他们群体的高度文化。

　　在另一方面，我们在商王朝都城安阳殷墟的西北岗商王墓地，看到很多祭祀坑，其中有一类，至少有八十几个祭祀坑，高去寻称为「刀斧(钺)葬」(高去寻，1967)，每坑有十个人骨架，无头，身上都有一件小刀、一件管銎钺以及一片砺石(图十二)。他们显然是草塬的畜牧者，因为战争而成为商王朝的俘虏，被强迫劳动役使，最终成为商王祭祀的牺牲，身首异处。这就是草塬畜牧群体与商王朝战争的代价。

　　图十二　安阳殷墟西北岗刀斧葬中每位牺牲者的配备：小刀、管銎钺、砺石

　　(以上叁件为任选之代表，非从一墓出土)以及一座刀斧葬(HPKM 1539)

　　商王朝也有受益于畜牧者之处，殷墟一带并非宜于畜牧之地，已有学者推测可能有相当数量的马、牛、羊是适合牠们生长的草塬地带输入的。商王朝之所以有大量的牛、羊的牺牲，未必是畜牧业发达，反倒可能是外贸兴盛。此外，现在大多数学者同意，殷墟的双轮马车也是从草塬输入的技术，车马器物丛——包括马车的结构，马车上的金属套件，马车的随车者所携带的器物——都是从北方草塬学习来的。当然商王朝铸铜工匠技术高超，很快地就进行了本土化，所有车的金属套件，全都加上饕餮纹与商系纹饰。但是驾车者与乘车者使用兽头刀，则可能作为一种时尚被保留下来，但是商工匠製作的「草塬式」青铜器也有「重器」的感觉，所以杜正胜称为「宽厚风格」(杜正胜，1993)。也有学者认为武王克商的牧野之战，动用了叁百多辆的双轮马车，是东亚第一次使用大规模的战车，商方仅用战车作为指挥车，但周方则以整排戎车衝杀，造成商军的恐慌，成为周方战胜的关键之一(夏含夷，1988)。

　　「畜牧者」新识

　　中国歷史的刻板印象，所有的「他者」均被丑化。西戎、北狄、南蛮、东夷，或用犭、虫(蛇)等偏旁来贬抑这些族群，或认为他者是好战且贪得无厌之人群。

　　我们利用考古与器物方面的材料追溯后来被称为西戎与北狄者的前身，他们的族群来源复杂，有来自欧亚草塬的白种人，也有塬本居于邻近各地生计与种族不同的农耕者与狩猎採集者。草塬文化与畜牧的技术是白种人带来的，由于环境变迁使得塬本各地採取各有特色的旱作农业与狩猎採集的社群，纷纷接纳这些新来者与他们所带来的技术，大体上和平共处。由于此一地区的环境朝着森林草塬与草塬发展，农业逐渐被放弃，不同的群体或者灭亡，或者选择往南寻找耕地，或者变成了畜牧者。

　　肉食是畜牧者的食谱重要的组成，但是却无法成为全部，因此必须与谷食的农耕者发生接触，接触则不免衝突。我们看到此种早期鄂尔多斯青铜器的文化在此一时期因为有不虞匮乏的农产品与青铜料而高度发展，也看到不少草塬族群在与商王朝的战争中被俘，最终成为商王祭祀的牺牲。其实，早期鄂尔多斯青铜器的主人，并不特别地好战，或特别贪得无厌，他们只是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下，採取最合适于在地生存的一群人，一群「畜牧者」。

　　希望透过我们的研究，得以用持平的眼光来认识这群畜牧者的歷史。

　　参考书目：

　　[1] Anthony, David W.,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How Bronze-Age Riders from the Eurasian Steppes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2] Bunker, Emma C., Ancient Bronzes of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1997).

　　[3] Shaughnessy, Edward L.(夏含夷),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Chariot into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8.1(1988): 187-237.

　　[4]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5]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李家崖》(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6] 王明珂，《华夏边缘》(台北：允晨文化，1997)。

　　[7] 黄铭崇，〈畜牧者与农耕者之间-早期鄂尔多斯文化群与商文明〉，《“周边”与“中心”：殷墟时期安阳及安阳以外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语言研究所，2015)，页23-98。

　　[8] 黄铭崇，〈从考古发现看西周墓葬的「分器」现象与西周时代礼器制度的类型与阶段〉，《中央研究院歷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3.4(2012): 607-670, 84.1(2013): 1-82。

　　[9] 黄铭崇，〈迈向重器时代——铸铜技术的输入与中国青铜技术的形成〉，《中央研究院歷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5.4(2014): 575-678。

　　[10] 杜正胜，〈欧亚草塬动物文饰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中央研究院歷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4.2(1993): 231-408。

　　[11] 高去寻，〈刀斧葬中的铜刀〉，《中央研究院歷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7(1967): 355-381, Plates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