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警察肆意开枪屠杀无辜百姓的罪恶行径早已在全世界臭名昭著。但是，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绝非美国警察的专利。从本质上来说，西方国家的警察都是一路货色。在这方面美国的近邻加拿大也毫不逊色，只是加拿大警察的暴行不象他们的美国同行那样广为世人所知而已。然而，正如曾参加多伦多市议会竞选的MichaelLaxer在《是到了该管管加拿大警察的时候了》一文所指出的那样，加拿大警察暴力执法现象之严重与美国可有一比。下面我将通过见诸于加拿大媒体的几个真实案例以及我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向大家展示一下加拿大这个“民主”国家警察的真实面目。
近年来加拿大最骇人听闻的警察暴力案当属波兰新移民RobertDziekański被警察电击致死案。2007年四十岁的建筑工人RobertDziekański满怀对新生活的无限渴望，从波兰移民加拿大，他于10月13日下午三点十五分抵达温哥华国际机场。因飞机晚点两个小时，他错过了前来接机的母亲ZofiaCisowski。对于Robert来说，这一天的确是祸不单行，接下来又是一连串的阴差阳错。先是人生地不熟又不会英语的Robert在机场迷路，而管理不善的温哥华国际机场却没有为他提供任何有效帮助。加拿大错综复杂的官僚系统更是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结果他在机场逗留了很长时间，直到次日凌晨大约十二点十五分左右才办完移民手续。在言语不通的异国机场折腾了近十个小时还没有见到母亲的Robert在离开移民大厅时开始变得焦躁不安，他不知何故进入一个无人的房间，先是焦躁不安地在里面来回走动，后又举起一把椅子，对围观者作出保护自己状，但始终没有任何攻击他人的举动。在这整个过程中，除了一位貌似少数民族的妇女试图与其沟通外，“民主”社会的其他成员包括一名保安均以事不关己的冷漠态度做壁上观,没有采取任何建设性措施。此情此景导致Robert情绪越发激动。他开始用波兰话大声喊叫，接着又恼怒地把椅子扔到地上。
不久，四个皇家骑警高调登场。见到警察后的Robert情绪明显平静下来，当警察命令他站到一个台子前面时，Robert高举双手遵令而行。没想到，这之后极短的时间，也就是在警察进入现场大约仅25秒之后，警察突然用电击枪狠狠击打不知所措的Robert。他当即倒在地上，痛苦地喊叫、抽缩、扭动。“民主”国家加拿大的警察一向对普通百姓的疾苦无动于衷，对少数民族与外国移民更是变本加厉地痛下毒手。见状，几个膀大腰圆的警察怎肯善罢甘休，他们一齐上阵，继续对已失去反抗能力的Robert暴力相加。全副武装的警察骑在痛苦嘶喊的Robert身上，给他戴上手铐，并继续用电击枪击打他，直到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停止呼吸为止。大约十五分钟后急救人员抵达现场，但已乏回天之力，他们当场宣布Robert死亡。可怜的Robert在正式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仅一个小时后即于当日凌晨1:28分死于警察之手。五次电击，这就是号称“民主”“自由”的加拿大给新移民RobertDziekański的见面礼。
无巧不成书，上述一幕恰巧被一名当时在场的旅客PaulPritchard用手机完整记录下来。事发后警察以调查为名收缴了他的手机，并拒绝交还，直至Pritchard聘请律师告上法庭后才要回录像。录像通过媒体播出后，全国舆论哗然。深受警察暴力执法之苦的加拿大民众纷纷谴责警方的暴行，并强烈要求严惩肇事警察。但是，在道德早已完全崩溃的西方，几乎人人练就了一身最大限度地利用法律条文打倒对手、洗清自己的功夫。作为执法者的警察自然是这方面的高手，面对如此铁证，他们一如既往地强词夺理、指鹿为马以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皇家骑警发言人DaleCarr在新闻发布会上恬不知耻地警告公众不要通过录像来判断这一事件，他说“不要轻易做出论断，因为录像只是反映了一小部分证据和一个人的观点。”警方称四个警察并不能对该事件负全责，因为事发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在随后的调查过程中，涉事警察还多次歪曲事实、伪造证据以制造对警察有利的假象。作为事发现场见证人的Pritchard对媒体表示，他感到警方试图歪曲事实真相。但是，尽管有如此确凿的人证物证，四名肇事警察仍被判无罪。
直到事发两年半以后，警方代表GaryBass才向Robert的母亲Zofia道歉说“我想就我们在你儿子惨死上所扮演的角色道歉”，“你的儿子怀着对新生活的渴望从波兰来到加拿大，我们对他没有能够实现这一愿望而深感遗憾。”但是，Bass仍强调说警方不对Robert死亡事件负全责，警察只是在当晚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而已。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他们已经从该事件中吸取了经验教训，日后将会以不同方式应对类似事件，包括限制电击枪的使用等。由于被害人Robert系波兰公民，此案在波兰也引起了很大关注与反响，在波兰政府的介入下成了外交事件。波兰政府和人民对加拿大方面的处理极其不满，强烈要求将肇事警察绳之以法。但是，在国际舞台上大肆宣扬民主、人权的加拿大政府对民主与人权的诉求却从来是对人不对己，他们非但不理会波兰方面的正当要求，反而于2009年2月单方面废止了与波兰签订的司法互助条约，从而阻止了波兰方面进行调查的可能。这就是无时无刻不对他国的微小过失吹毛求疵的加拿大的所作所为，也是整日叫嚣着“民主”“自由”与“人权”的西方国家的真实嘴脸!
这已经不是加拿大警察第一次对外国公民暴力相向，并由此引发国际纠纷了。2007年7月加拿大主办世界杯青年足球赛期间，警察竟然在执法过程中对智利国家青年足球队队员大打出手，从而演变成一场牵涉到两国最高首脑的外交冲突。当时，智利与阿根廷之间的半决赛结束后，智利以3:0惨败于阿根廷。由于对裁判判罚多张黄牌与红牌不满，赛后智利队员情绪激动，开始围堵裁判。这时，令全世界球迷震惊的一幕发生了：全副武装的加拿大警察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对智利国家青年足球队的年轻队员大打出手，甚至动用了手铐、电击枪、胡椒喷剂及警棍等器械，一些队员被打出血。球员IsaiasPerralta回国后对智利媒体控诉说，他被警察用电击枪击昏，苏醒后发现十几个警察仍然在不停地“殴打他，并向他的脸上泼酸”。被警察痛打一番之后，智利国家青年足球队二十一名队员全体被捕，后经智利驻多伦多领事亲自斡旋，球员才得以获释。智利足协主席HaroldMayne-Nicholls在就球员的某些不当行为致歉的同时，严厉谴责加拿大警方的暴力行径，“我们无法接受警察的这种行为。我们的球员都是十九岁、二十岁的孩子。”“我个人认为我国的警察绝对不会象加拿大警察这样对付一群参加足球比赛的人。”消息传回智利后更是举国皆惊，酷爱足球的智利人对加拿大官方象对待畜牲一样对待自己国家队的球员表示愤慨难当，智利媒体用“野蛮”两字来形容加拿大警察。智利总统巴切莱强烈谴责加拿大警察“毫无缘由的暴力行径”，智利政府向加拿大外交部提出严正抗议，要求加拿大就采取“如此不同寻常的举措”应对民事冲突作出合理解释。但是，加拿大时任总理哈珀除讲了几句无关痛痒的面子话之外，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警方始终坚持认为他们采取的是应对暴力行为的必要措施。在加拿大人眼里，经过严格专业训练的国家警察对一群十几岁的外国孩子施加暴力，属于完全正常的应对措施。因此，他们何错之有?看来，西方“民主”国家的逻辑的确是与众不同!
加拿大警察不仅对外国人枪炮伺候，对本国人民也毫不心慈手软。警察的职责本应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加拿大，警察却是名副其实的镇压广大劳动人民反抗的最为有效的阶级专政工具。很多时候警察的行为更像是一群有组织的合法的流氓犯罪团伙，而不是维护社会安宁的国家公务人员，而加拿大这个“民主”国家的社会秩序就是靠着这群强盗一般的暴力分子来维持的。2010年6月二十国集团峰会前后，加拿大一万多名进步民众自行发起了反贫穷、反种族歧视和反资本主义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官方为此出动了两万多名警察、军队及保安人员，使用了棍棒、催泪弹、橡胶子弹、胡椒喷雾剂等武器对示威人群进行残暴镇压，导致一千一百一十八人被捕，成为加拿大历史上被捕人数最多的一次大逮捕。丧心病狂的警察本着宁可错杀三千，不肯放过一个的原则，不加分别地将包括大学生、记者、摄影师、游客等在内的围观者与过路者也尽行抓捕。在狂风暴雨、雷电交加的恶劣气候下，警察将上千名被抓者围困在街头达四个小时之久。在警察手中受尽包括裸体搜身在内的各种凌辱后，其中近八百人被无罪释放。警察在抓捕过程中还对手无寸铁的示威者穷追猛打，导致多人受伤。二十七岁的抗议者AdamNobody的鼻骨和颊骨被打断，他被七八个全副武装的警察追打的录像在Youtube上发布，引发众怒。DorianBarton见到警察打人，遂拿出相机拍照，在拍照时被警察打断胳膊。
在加拿大警察打人现象十分普遍，普通百姓即使遵纪守法且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也同样面临随时被警察毒打的风险，我有一个来自波兰的同事就曾深受警察暴力之苦。一日，他与儿子驾车出行，突然发现一辆警车在后面紧紧跟随。因为自觉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根本没想到警车是冲着自己而来，于是继续行进。谁知警车竟继续追踪，面对穷追不舍的警车，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可能就是警车追逐的对象，方才停车待检。他下意识地伸手到车内的小抽屉里取证件，却被其子厉声喝住。他定睛一看不禁吓得七窍生烟，原来两名警察已经用枪瞄准了他的头部。后来他才从在加拿大出生的儿子那里得知，在加拿大见到警察后绝对不可乱说乱动，否则警察会认为你要掏枪袭警，必定当场击毙。于是，在警察的喝令之下，他高举双手走出汽车。在对警察说一不二、言听计从的加拿大，警察哪里见过像波兰人这样冥顽不化、让警察老爷穷追猛赶之辈，为泄追踪多时之愤，警察先是用力抓住他的头部狠狠砸向汽车，继而又命令他跪在泥泞的水泥地上。他就以如此屈辱的姿势高举双手、跪在雨中。警察对一个路人为何如此大动干戈呢?原来此前警察接到一个报警电话，称一个白人男子作案后逃脱，正巧波兰人此时进入警察的视野，于是演绎了这场荒诞的街头追逐闹剧。我听后却对警察的逻辑深感不安，一个白人作案竟可以牵连到偶遇的无辜白人，在白种人占绝大多数的加拿大，这岂不意味着绝大多数老百姓都要生活在随时被警察搜查、羞辱、殴打甚至击毙的不安之中吗?但是，就是如此荒谬绝伦、野蛮至极的制度，却被西方吹捧为“民主”“自由”，要求警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中国，反被西方诬蔑为“专制”“独裁”。然而，如此弥天大谎，却得以借住西方强大的宣传攻势在世界各地包括我国肆虐横行，西方人颠倒是非、欺世盗名的工夫何其了得!
其实，在唯恐触犯了哪家神圣的惶恐不安中艰难度日的不止是白人，有色人种更是人人自危。加拿大警察一向将黑种人、黄种人及印第安人等少数民族视作心腹大患，总是伺机打击报复。据一篇题为《让我们面对它：多伦多警察的种族主义问题》(Let’sFaceit:TorontoPoliceHaveARacismProblem)的文章称，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在所有被多伦多警察杀害的无辜民众中，黑人的比例竟占一半还多，尽管黑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仅为不到百分之十。其实，种族歧视现象不仅在多伦多，在整个加拿大全国都极为普遍。被白人警察无端杀害的不仅是黑人，就连一向小心谨慎、遵纪守法的华人也常常不幸成为加拿大警察暴力的受害者。华人移民余伟康因患精神分裂症而流浪街头，1997年2月20日他病情发作，在公交车上一拳打在一个亚洲妇女脸上。司机不顾余伟康是精神病人，执意责令他下车。被拒绝后恼羞成怒的司机竟因这点琐事而报警，随之而来的三名白人警察如临大敌般将乘客疏散。余伟康见状同意下车，但是却突然间掏出一把一尺来长的小锤举在头顶，警察见状连发六枪将其当场击毙。在后来的聆听会上警察诡辩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余那时那样恐怖的表情”。如此这般一番狡辩，三名白人警察对余伟康之死不负任何刑事责任，警方唯一要做的就是对所有警察提供“如何对付精神病人”的培训。该培训的有效性十分令人怀疑，因为时至今日警察开枪杀害精神病人的事件仍层出不穷。来自叙利亚的十八岁的SammyYatim与来自南苏丹的四十五岁的AndrewLoku分别于2013年和2015年因精神病发作而惨死于警察枪下。Yatim死后，余伟康的姐姐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加拿大警方在应对精神病患者方面并无任何改进。这么多的大活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警察活活打死，而官方对此竟不了了之，这实在是只有在空谈“人权”与“民主”的西方国家才会发生的咄咄怪事!
余伟康并不是唯一一个饱尝警察暴力之苦的华人，这样的例子在加拿大比比皆是。据《加拿大都市报》(CanadianCityPost)2014年8月15日报道，2009年一位姓陈的小姐在温哥华被警察无故殴打。当时陈小姐在车站看见一名没有车票的少年被两名警察喝骂，遂好心上前欲给少年一张车票。孰料，一名警察一把抢过她的车票，说她这样做是犯法。陈小姐指责警察不应该以这样恶劣的态度对待一个孩子，警察反污指陈小姐袭警，随即将她摔到地上，并用手铐把她锁在铁栏上约十五分钟之久，导致陈小姐身体多处受伤，精神备受摧残。我想陈小姐选择移民加拿大之初，一定是为了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如果她当初知道自己日后在加拿大将遭遇这般羞辱，她还会义无反顾地选择移民这条本已异常艰难的人生道路吗?
2014年8月17日，蒙特利尔五十一岁的华人妇女LucyQiong买菜后驾车回家。当时市区正举行同性恋大游行，道路临时封闭，禁止机动车通行。但Qiong女士前面的两辆车都顺利通过了，于是也跟着前行，不料却被一名警察大声呵斥，并要求她倒车。Qiong女士解释说自己家就在前面不远处，而且车上有食品，要求警察开恩放行，警察却态度强硬粗暴。当Qiong女士拿出手机想要拍照时，警察突然穷凶极恶地打开车门朝她扑了上去，并把瘦小的Qiong女士按在车里，用膝盖压着她的胸部，将其双手反扣在背后，发疯般地用力撕扯她的上衣领子，导致Qiong女士双臂、双手和颈部多处受伤，一个月后左手大拇指仍未痊愈。事发后，不仅肇事警察毫发无损，反以不服从治安人员管理为名对Qiong女士处以一百四十八加元罚款。可见，作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需要承受多大的冤屈!
2010年1月21日凌晨2时20分左右，吴耀伟在温哥华自家住宅听到敲门声，开门后却被两个警察不分青红皂白一顿毒打，脸部被打伤。不知所终的吴耀伟事后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原来他的房客因家暴报警，因为是同一地址，愚蠢至极的加拿大警察将他当成了家暴嫌疑犯。于是，二话不说，一顿暴打。和很多警察打人事件的处理结果一样，事后警方调查认为两名警察毫无过失。2010年《多伦多星报》发文《这些警察凌驾于法律之上吗?》(AreTheseCopsAbovetheLaw)指出加拿大的“司法制度偏袒警察”，文章认为“警察和司法系统的融洽关系使得警察免受惩罚”。正是由于司法系统的袒护，97%的警察伤害案都以警察无罪而告终结，即使是那些极少数被判有罪的警察，事后也以种种借口免遭牢狱之苦。所以，凡是在加拿大生活了一段时间的中国人都知道，“民主”国家的警察，毫无任何公正可言。在加拿大寻求公正，无异于缘木求鱼，注定无果而终。
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很难想象，在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被警察殴打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任何调节人与人之间矛盾的有效方法，警察早已成了处理一切民事纠纷的首选乃至唯一方法。邻里、朋友甚至家人之间只要冲突一起，人们二话不说立即报警。如果警察到来后能够帮助人民化解矛盾，也不失为一种解决之道。但是由于西方人不懂得正确区分与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常常将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警察频繁介入民事冲突并将民事冲突的当事人当作穷凶极恶的罪犯对待，往往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2003年年仅十四岁的小女孩AshleySmith与邮递员发生冲突，冲动之下将几个海棠果扔向邮递员。这事如果在中国根本不是事，几个邻居过来劝解一下，和和稀泥就算完事了。但是在西方不用说邻居，就是父母也懒得管这档子闲事。而且，宽容从来不是西方人的美德，他们通常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毫不相让，但对那些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却嗤之以鼻、百般容忍。于是冲突升级，Ashley被邮递员叫来的警察带走，判刑入狱。最初的刑期只有一个月，后来由于一系列的偶发事件，刑期逐渐增加，并在狱中被单独囚禁，最终导致Ashley因不堪狱方虐待而自杀身亡。事发后，政府经过调查又发现数宗类似案件，这才引起社会关注。但人们对Ashley案件的批评更多地还是集中于她在狱中遭受虐待上，没有任何人质疑邮递员报警之举是否确有必要以及是否有其他更好的解决民事纠纷的方法。
来加拿大短期观光的游客常常被加拿大和谐安宁、加拿大人彬彬有礼的表面现象所蒙蔽，殊不知加拿大社会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危机四伏。为了维护加拿大美丽、安宁、文明、有礼的虚假形象，必须对任何人的任何一点微小过失都给予最严厉的惩罚与打击，因此几乎每一个加拿大人都生活在动辄得咎的不安以及随时随地被警察羞辱、殴打与击毙的恐惧之中。加拿大人虽表面风度翩翩、彬彬有礼，却大多心理阴暗、冷酷自私。西方个人主义的盛行导致普通民众缺乏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他们对因身处困境而情绪激动的人不但毫无同情之心，反而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因此从不对其安抚劝慰，于是愤怒与喊叫就成了报警的充分理由。加拿大要求人民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冷静、克制，不许愤怒、不许喊叫，否则必定对其严惩不贷。另外，面对情绪激动的冲突双方，加拿大人从不秉着客观、公正的原则从中调解以化干戈为玉帛，反而自己变得比当事人还要激动，进而卷入冲突、激化矛盾。不仅普通加拿大人如此行事，加拿大警察也不例外。这种反理性与反人性的西方变态文化造成了数不胜数的人间悲剧。
可以想象，在长达近十个小时的时间内，当温哥华国际机场一个又一个工作人员彬彬有礼地将初来乍到的波兰人RobertDziekański打发走的时候，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帮助的Robert心中会升起怎样的无名之火。面对心急火燎的Robert，笑容满面的加拿大人绝不伸手相帮，反而立即报警，对困境中的Robert落井下石。作为不知深浅的新移民，Robert无意中触犯了不许激动、不许愤怒和不许喊叫的加拿大社会大忌。于是乎，可怜的Robert仅仅因为一时急躁、愤怒就白白地丢掉了一条性命。而造成他急躁、恼怒的机场管理体制、官僚系统以及肇事警察等却得以轻而易举地逃避法律的制裁，继续以他们优雅得体的举止与天使般的微笑制造加拿大是人间天堂的美丽童话。不知情者又如何得知，为了维持这种表面安宁的假象而产生了多少如Robert之死一样的人间惨剧!深谙西方人性之伪善的德国哲学家叔本书对西方人的口是心非、口蜜腹剑有着极为生动地描述：“如果我们举止有礼、言谈有善，我们就能粗暴地对待许多人而安然无恙。”“许多人在生活中交上好运确实就是因为他们脸上常常挂着一副愉快的笑容——这使他们赢得了别人的欢心。但我们还是要小心谨慎一点为妙，并从哈姆莱特的不朽名言中认识这一道理：一个人会微笑着，微笑着捅你一刀。”这充分说明在政治、社会与文化等层面，西方“文明”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华而不实的伪文明而已。
西方国家经常无中生有地批判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却对频繁发生在本国的种种严重违反人权的恶劣行径视而不见。如此一来，不仅达到了混淆视听、诬陷他人、抬高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抢占道德制高点等罪恶目的，而且极为有效地转移了本国人民的视线，使民众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屡遭不公，却仍然如井底之蛙般暗中庆幸自己生活在“民主”的西方，而不是“独裁”的中国。殊不知，在“独裁”的中国，警察暴力执法现象比之美国和加拿大等西方“民主”国家，可谓少之又少。当似是而非的谎言日益成为西方维持国内统治以及对外推行文化霸权的最重要手段，其黔驴技穷之势已显露无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