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主要承担正面战场，以阵地战为主;共产党主要承担敌后战场，以游击战为主。近年来，越来越多“主流舆论”反而嘲弄共产党在敌后战场的贡献，甚至将毛泽东那句“感谢日本侵略者”断章取义，歪曲历史。那事实到底是什么?本文作者以翔实的研究为基础，追溯了共产党从晋察冀根据地到江南地区充满牺牲与悲壮的敌后游击战史：其中有荡气回肠的百团大战、边打仗边做群众工作的军队，也有被敌人猛力扫荡、屡遭败绩却宁死不屈的万千战士。事实证明，如果没有无数敌后抗战英雄的百折不挠，生死无悔，那反法西斯战争根本不可能胜利，后来的国民政府也不会有在国际舞台上谈判的筹码，中国也不可能洗雪“东亚病夫”之耻，跻身世界民族之林。

　　— G R O U N D B R E A K I N G . C N —

　　众所周知，自七七事变以降，国民政府所承担的中国正面战场先后组织了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炮火纷飞的淞沪会战，直接粉碎日军三月亡华的狂言;血泪交织的衡阳保卫战，孤军守城挡住四倍以上敌军长达47天，几乎全军覆没，虽败犹荣。诸此种种无不可谓血透河山，其惨烈程度显而易见无需多言。相较而言，敌后战场，尤其以华北地区为主的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战场，无论是从兵力上还是从规模上，都无法与正面战场相抗衡，那么是否敌后游击战就相对轻松，打的顺利，代价也并不高昂呢？显然事实并非如此。

　　立足晋察冀，粉碎冬季扫荡战

　　1937年11月7日，也就是太原失守的前一天，八路军出师华北抗战以后的第一个军区——晋察冀军区正式宣布成立。在太原沦陷后，毛泽东认为中共进行独立的敌后游击战的可能性已经成熟，“山西各军大溃……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了，山西统治阶级及各军领袖已动摇无主了”，“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1]。自此，中共领导的敌后武装在日军战线之后进行大规模的骚扰作战。据时任方面军参谋副长的武藤章大佐日记称：“在我军占据地区……治安不良，爆破铁路事件连日不断，甚至北平亦受其威胁。尤其以共产军在山西省山岳地带建立根据地……以巧妙的游击战，穿越日军警备之间隙，疯狂的进行治安之扰乱[2]”。对这段历史，中共后来曾总结道：“敌后抗战……在前一阶段，敌军向我正面猛烈进攻，我军乘敌立足未稳……纵横于晋、冀、鲁、豫、苏、皖的广大地区，领导敌后人民，创造了许多大块根据地和生长壮大了主力部队。这一整个时期，敌人正面进攻，敌后兵力分散，统治不稳。我军处于主动有利地位，是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猛烈发展的阶段。[3]”

　　然而，中共获得的这些成果，由于来得太快、太轻松，基础并不十分扎实。可以预估得到，日军在正面战场进攻告一段落后，必然会返身巩固后方，这对中共将形成巨大压力。

　　为了维持华北占领区的“治安”，日军根据其大本营提出了所谓“中攻武汉、南取广州、北围五台”的计划，并于1938年9月20日调集5万余人的兵力，兵分二十五路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围攻。据华北日本方面军资料十月底《战时月报》记载：“十月之间之治安肃清，大致进展顺利……华北治安肃清堪称已露曙光，尤其以桑木兵团(第110师团)地区之肃清工作最为成功[4]”。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指挥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主力展开了英勇的反围攻作战，日军战报记载：“共产军在五台附近的根据地虽被冲毁，但随时日之经过已逐渐恢复，依然在军管区内活动[5]”。

　　最为悲惨的是11月2日，日军第109师团第135联队蚋野大队500余人，星夜偷袭晋察冀军区二分区五大队驻地五台高洪口，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高洪口惨案”。这一天，二分区五大队250多名战士阵亡，高洪口村群众有49人惨死日军之手[6]。尽管最后晋察冀1938年秋季反围攻取得了胜利，收复了除灵丘，五台之外的大部分县城，然而日军仅阵亡158人，负伤639人，我军仅十月就付出了阵亡8244人，负伤万余人的代价[7]。足见敌后作战虽以低烈度战争形态为主，但其悲壮与惨烈程度丝毫没有因此而降低。

　　出其不意，百团破袭露锋芒

　　以上种种，对于八年抗战而言，只是战略相持阶段的一个前奏。1940年7月22日，朱德、彭德怀、左权等中共军事领导人签发了进行大规模交通破袭战的《战役预备命令》，要求我军参战各部“对连接山西与河北的重要交通命脉正太铁路进行大举破袭击……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据点，并乘胜扩大、拔出改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开展改路线两侧工作，基本截断该线交通”[8]。8月中旬开始，中共领导的八路军部队发动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百团大战(《战役预备命令》中要求我方投入兵力最初指定为不少于22个团，战役发起后，参战兵力迅速增加至100个团以上，其中晋察冀军区39个团，第120师部(含决死第2，4纵队)2个团，第129师(含决死第1、3纵队等)共46个团，共105个团，20余万人。此外尚有许多地方游击队，民兵参战，故称 “百团大战”)[9]。其中8月20日至9月10日的第一阶段作战对日军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八路军各部进行了大小战斗360余次，破坏铁道600余里，公路1500余里，攻占敌据点85处，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正太路2/3路基被我毁灭，井陉新矿被我军完全破坏，平汉路北段与同蒲路北段均一度被断7-10天之久[10]。日方亦承认“共军乘其势力大增，突然发动的百团大战，给我以极大打击[11]”。华北方面军为对百团大战实施报复，随即在百团大战的第二阶段尚未开始之时，对晋、察、豫、晋西北、平西进行大规模治安强化肃正战。因此在百团大战的第二阶段，我军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进展困难，重点进攻的4座敌占县城，除榆树得而复失外，其余皆未能攻克[12]。至10月9日起，日本华北方面军在连续遭到八路军沉重打击后，调用重兵对我军根据地采取空前的毁灭政策，声称“皇军决以坚忍意志并施行猛烈之手段，向八路军猛烈冲击，死无回顾之余地”[13]。

　　为应对这一严峻局势，八路军各部为此投入了反扫荡作战，百团大战也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然而百团大战战役规模过大，持续时间过长。特别是在第一阶段作战后，我军没有巩固和发展已取得的胜利，却提出了以主要力量去攻打敌人设防比较坚固的县城，因此在第二阶段采取了一些与八路军装备并不匹配的阵地攻坚战，造成了我军有生力量的过多消耗，也为第三阶段反扫荡作战的严重损失埋下了祸根。

　　例如在晋西北冬季反扫荡战役中，日军集中了两万余人，对晋西北地区进行全面扫荡，几天内就攻占了除保德、河曲之外的晋西北全部县城，大部集镇和黄河渡口。日军以空前残酷手段屠杀根据地军民，施行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据不完全统计，晋西北全区被害群众达5000多人，被烧毁房屋、窑洞达1.9万余间[14]。如此残酷的现状使根据地军民更加坚定了与敌军血战到底的决心。因此，我军在如此艰难的险境之下仍然与敌作战100多次，达成了伤敌657，毙敌414的成绩，迫使敌军停止清剿。然而我军亦损失一千八百余人，敌我作战伤亡比达到3.2：5[15]。

　　以守为攻，反扫荡接连告捷

　　而百团之后的反扫荡作战更为艰巨，从1941年开始，华北方面军意识到“华北治安肃清之成效 ，迄难如我意之根源，在于共产党军之对民众渗透工作的深人与扩大”，因此，华北方面军在增加兵力的同时，加强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研究，对“剿共”策略作出调整提出“剿共工作专靠武力讨伐 ，将难期待其成效。必须以热烈执拗之努力与军政民能力有机的综合发挥以彻底摧毁、扼杀其组织力与争取民众之能力最为重要[16]”。1941年1月16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中明确规定，对华“作战以维持治安，肃正占领区为主要目的[17]”。1941年6月15日创刊的《剿共指针》月刊中也指出 “近代的武力视政治性为重大要素。为剿灭以政治七分、军事三分进攻之八路军，我方之武力必须具备髙度之政治性[18]”。为实现其目标，从1941年春到1942年底，日军在华北连续推进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华北方面军为华北治安战制定“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与“蚕食”，发动“治安强化运动”与之配合;而且在扫荡中大肆破坏根据地人力与物质资源通过政治工作班进行所谓“搜索剔除”、“匪民分离”[19]。而晋察冀军民在1941年夏季反扫荡斗争中又一次予以日军沉痛打击，其中不乏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家喻户晓的狼牙山五壮士亦发生在此役期间。9月25日，第1军分区第一团第七连6班为掩护主力撤退，将敌人引向主峰棋盘峰，全班战士连续打退敌军4次冲锋，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全班仅剩马宝山等五人。在此弹尽援绝的情况下，他们誓死不降，跳下悬崖。马宝山、胡德琳、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负伤获救[20]。狼牙山五壮士不仅是敌后战场惨烈现实的一个缩影，更是伟大中华民族气节的化身——虽然受挫，但从未灭亡。

　　在我军的连续打击下，日军于10月上旬开始总退却。此次反扫荡斗争，边区军民共作战800余次，毙伤日伪军5500余人[21]，冈村宁次也不得自我解嘲此次作战失败：“肃清八路军非短期间所能奏效……狮子扑鼠，效力不大”[22]。

　　不过此次根据地军民在反扫荡过程中也遭受了很大损失，我军伤亡达5000余人，被杀害和抓走的群众达2.1万人，房屋被烧15万间，粮食被焚烧和抢去5800万斤，牲畜被抢掠10000余头。敌人的残酷烧杀使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严重困难。[23]为了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数以万计的人民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同为抗日救国的敌后战场，牺牲之大，不可估量。

　　艰难危局，冀中扫荡大撤退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华北方面军为强化巩固占领区，制定并下达了该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大纲”，确定本年度“尤其先将重点指向河北省北部的治安，并力求完成国军总兵站基地之使命……对以吕正操为司令之冀中地区中共军主力，实施急袭包围作战，消灭其根据地，同时并用政治、经济及思想等各种策略，一举实现治安地区的目标[24]”。为此，1942年5月1日，冈村宁次亲自指挥1.7万人[25]，对冀中地区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扫荡，即“五·一”大扫荡。

　　然而，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加上抗战以来的四年多积累的反扫荡经验，冀中军区对日军此次扫荡规模、目的和形势都产生了严重的误判，不仅“没有料到敌人这次反复‘扫荡’时间长，而且到处建碉堡、修岗楼实行‘分进合击’、反复‘清剿’和梳篦扫荡’，往返寻找主力捕捉干部破坏领导机关。配合其守备队，进行‘强化治安’，‘确保占领’”[26],而且在面对“准备更残酷局面的任务在精神上及思想上忽视、放松，如精兵简政与两套干部的准备大部未完成”[27]。此外，冀中军区六、八军分区的各县党政领导机关坚持就地反扫荡，有的县委还提出“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的口号，冀中军区骑兵团亦担负内线作战务。这直接导致了冀中根据地领导机关和部队的大部，在后续的作战过程中，没有及时的跳出日军的包围圈，被迫退向中心区。尽管在此期间，冀中军民英勇地与日军作战，我军两个连在民兵的协同下，在无极、定县间的赵家村连续打退敌人的四次进攻[28]。但代价也是极大的：仅5月12日一天，骑兵团便有“三四百名指战员壮烈牺牲[29]”。且日军在随后的两天内继续对该地区反复扫荡、搜索与进攻，我军根据地也大大缩小。

　　面对艰危局面，冀中军区领导机关终于明确“冀中为敌北进之后方基地，敌欲确保已具决心”，日军“反复奔袭我之主力与机关，使我无立足之地，无喘息之机”，“目前形势之严重非短期所能打开，因此我之方针，除不放弃一切可能与敌作斗争外，必须尽一切可能保存力量，以待时机”[30]。6月1日，冀中军区电告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军区冀中军区主力部队准备转移。6月4日，冀中军区“为保存有生力量以待时机”，命令各军分区部队向冀南和路西转移，“自拟路线，自定移动时机[31]”。但是外转并不容易。6月以来，日军对冀中根据地中心区实施全面清剿，更频繁地扫荡我军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同时日军建立伪政权和伪阻止用“三光”政策对付我军军民，八分区司令部6月8日在肃宁薛村遭日军合击，司令员常德善和政委王远音牺牲[32]。6月12日，冀中军区首脑机关在冀南威县掌史村被日军包围。八路军采用“示弱”策略，用步枪、手榴弹及轻机关枪迎击日军，直至下午才使用重机枪和迫击炮，打得日军措手不及。夜晚，冀中军区利用夜幕掩护，突出日军包围，转进至太行山。其他奉命外转部队也遇到或大或小的麻烦[33]。直至6月20日之后，日军才开始停止扫荡撤退，同时留下第41师团进入警备状态以防我军反攻。至此“五一”扫荡方才告一段落。此后的敌后游击战进入了更为艰难的阶段。

　　此次扫荡使我军损失惨重：高存信回忆冀中“五一”反扫荡作战中冀中军区主力部队“伤亡指战员4671名，区县游击队损失5300余人[34]”，冀中军区部队减员46.8%，群众伤亡和被掳走的共达5万多人。抗日根据地被分割成2670多小块，大部分沦为敌占区，部分变为游击区[35]。中共发言人也承认经过此次扫荡之后华北根据地的人口从4400万下降到2500万，八路军从40万减至30万[36]。地方资料所描绘的甚至更为冷酷：到1942年，90%的平原根据地降为游击状态，或完全为敌人控制[37]。更为重要的是，此后的一年多内，我军一直没有能重新恢复元气，直到1943年，日军为准备发动一号作战而“开始改变其碉堡密布的程度，撤退点碉，集中兵力[38]”，我军情况才得以好转。我们通过后来的中共领导人一些发言可以侧面印证此次扫荡对我军造成的灾难性后果：1943年9月至12月，日方在冀中“撤去点碉400余(七分区百余，八分区21，九分区180，十分区98)[39]”。1944年后，随着一号作战的展开，日军兵力抽调更加急迫：“自今年春起，敌在冀中大撤点碉，去夏原有1753个，现只有495个，比1940年10月时还少。许多小块游击根据地已扩大，有些地区环境比1942年五一‘扫荡’前还好，不少地区已略同‘五一’前，各分区我活动地区均较‘五一’前为大。3月前华北敌整个部署变化时，已部分调走，中原大战爆发现又抽调一批，可能是增援中原。一部分县城已无日军，一部县城日军很少”[40]。根据日方的统计，1944年秋，华北方面军占领地区，有139个县差不多未部署兵力，占总数的31.5%[41]。因此八路军及时调整对策，采用隐蔽斗争的形式，运用两面政策、派遣武工队和扩大统一战线，显现出愈挫愈勇的态势。此后的事实证明，八路军和日军的较量远远没有结束，中共在冀中平原的恢复、发展趋势显示出难以阻挡的态势[42]。

　　上述材料或从正面或从侧面反映了我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所做出的贡献而付出的泣血的代价，丝毫不亚于正面战场。无论是敌后作战还是正面作战，我们的胜利都来之不易，每一次作战的成功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挺进敌后，江南水乡的抗日星火

　　再看中共领导下的江南地区游击队。1940年6月，新四军军部决定，由新四军三支队在江北组建挺进团。挺进团的任务是挺进桐(城)、庐(江)、无(为)地区，开辟以三官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接应皖南新四军军部和建立部队北渡长江的“桥头堡”，掩护新四军军部取道铜(陵)繁(昌)地区渡江。1941年2月9日凌晨，日军一一六师团纠集驻安庆、大通、枞阳镇等地日伪军3000余人，携带飞机、大炮、舰艇，向桐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企图消灭挺进团和皖南突围来桐东人员。在日军强大火力下，挺进团部分未撤走的将士英勇反击。此役中，因二大队大队长方瑛、中共桐庐县委书记鲁生、二大队六连指导员吴中亚以及六连所属一个排未能及时离开水圩，遭敌包围。终因寡不敌众，在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二大队队长方瑛、县委书记鲁生、六连指导员吴中亚等40多位我党政军人员牺牲，部队蒙受重大损失。随后，日军疯狂扫荡陈瑶湖周围村庄，大肆屠杀平民百姓，600多人惨遭杀害。此后中共沿江地委机关和沿江支队司令部将工作中心转移至长江以南，沿长江向西发展，向皖南敌后推进。少数留在枞阳的我党政军干部和游击武装，在新四军主力向江南发展之后，坚持枞阳地区的抗日斗争，直到抗战胜利，才奉命北撤[43]。

　　结语

　　以上种种，仅为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战场的冰山一角。敌后战场虽没有正面战场陈兵百万的波澜壮阔，然其角力与作战过程之艰辛，不可谓不惨烈。正是无数敌后坚持抗战的英雄在这场悲壮的战争中，踏着烈士鲜血开辟的道路，奋勇前进，御强敌，抵外辱，百折不挠，生死无悔，方至国土重光。也正是先烈们的热血，才有了后来国民政府在国际舞台上谈判的筹码，以及摆脱列强所有不平等条约的桎梏，才有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打下了恢复世界大国地位的基础。

　　注释：

　　[1]毛泽东关于向全面抗战过渡期中八路军在山西的任务给朱德等的电报》(1937年11月13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第670页

　　[2]【日】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北支那作战》，中华民国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译《大战之前华北“治安”作战》1988年版p 116

　　[3] 《敌后形势和建设民兵问题》(1 9 4 1年11月)《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 9 9 7年版，p437

　　[4]【日】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北支那作战》，中华民国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译《大战之前华北“治安”作战》1988年版p117

　　[5] 同4

　　[6]据《五台县志》记载：“日军气势汹汹进了村，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刘喜正在河边挖麻条，被日军刀刺11处;杨七梅正要隐蔽，被日军割下头颅，她的乳婴也右臂受伤。军区代办所所长杨丙昌及亲戚5口全遭杀害。陈明、陈生玉、陈双玉爱人和孩子们及安德亮一家共17人，藏于山药窖内，被日军活活烧死……”

　　[7]同4

　　[8]《战役预备命令》(1940年7月22日)，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6册，p368

　　[9] 同12，张宪文，陈红民，陈谦平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p733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 《百团大战史料》p311，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

　　[11]【日】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 《大本营陆军部》p575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版

　　[12]张宪文，陈红民，陈谦平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p743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版

　　[13]《日本山西派遣军布告》，《百团大战史料》p53，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

　　[14]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p214, 1987年3月版

　　[15]《晋察冀和冀中反扫荡部分材料》 晋察冀军区抗日战场出版社 1941年3月版，高等军事学院1961年6月翻印

　　[16]【日】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北支那作战》，中华民国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译《大战之前华北“治安”作战》1988年版p716、718

　　[17]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90·支那事变陆军作战3》p328

　　[18]【日】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北支那作战》，中华民国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译《大战之前华北“治安”作战》1988年版p770

　　[19]邹铖《冀中八路军1942年“五一”反扫荡新探》，《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2期 p 23

　　[20]北京军区晋察冀战史编写组《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p261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21]张宪文，陈红民，陈谦平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p889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版

　　[22] 《聂荣臻回忆录》中，p530 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

　　[23] 同21

　　[24]【日】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北支那作战》，中华民国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译《大战期间华北“治安”作战》1988年版p163

　　[25] 不少资料称华北方面军“五一”大扫荡出动了5万人左右的兵力，涉及此数据的资料如吕正操回忆:“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调集其直辖部队四十一师团和独立第九旅团的主力，以及一一〇师团 、 二十六师团、独立第七旅团各一部共五万余人(不包括伪治安军和警备队在内)……”(吕正操《冀中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p198);曾任冀中七分区政委的吴西亦回忆五一大扫荡中日军调动了5万多人(吴西著《老骥忆烽烟》 ，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p195).这一数据似乎不确。日军一个大队的编制因该大队所属师团或者旅团的不同而有一定差距，常设四单位制挽马师团一个大队1091人，常设四单位制耿马师团一个大队1150人，临时三单位制挽马师 团一个辖三个大队的联队2909人，丙种师团一个大队1270人，独立混成旅团一个大队810人(耿成宽、韦显文编《抗日战争时期的侵华日军》，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p348—351);此次日军扫荡部队中第四十一师团和第二十六师团属于临时三单位制师团(耿成宽、韦显文编《抗日战争时期的侵华日军》，p115-118)，关于第一一〇师团 ，《抗日战争时期的侵华日军》一书把此时的该师团作为四单位制的师团 ，但是，因白泷部队指挥官白泷理四郎是步兵团长，故可以判断第一一〇师团已经改为三单位制师团，因为步兵团长一职只有三单位制师团设立(荣维木《关于日军的编制及其译名》，《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1期 ，p212;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战期间华北“治安”作战》，p223 );因此，此次扫荡的日军直接参战部队中师团所属大队的人数应为每大队编制在810—1270人之间，故18个大队的基干兵力大概有1.7万人。邹铖《冀中八路军1942年“五一”反扫荡新探》，《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2期 p35

　　[26] 吕正操《冀中回忆录》p206 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27]《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冀中工委关于中反“清剿”斗争的指示》(1943年12月)，中共河北省党委研究室编《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中)，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p135

　　[28] 军事科学院游击战研究组选编《光辉的游击战》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p229

　　[29] 严镜波《我与武强县委在中心区反扫荡》，李秉新主编：《血色冀中》p132--133

　　[30]《中共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关于坚持冀中工作的指示》(1942年5月31曰)，中共河北省党委研究室编：《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p650--651

　　[31]《吕正操等关于坚持地区保存有生力量的指示》(1942年6月4曰)，中共河北省党委研究室编：《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p655--656

　　[32]邹铖《冀中八路军1942年“五一”反扫荡新探》，《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2期 p 45

　　[33] 同32

　　[34]高存信：《冀中军民粉碎日寇“五一”大“扫荡”渡过难关 ，贏来胜利》，《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24期)p17

　　[35]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p321, 1987年3月版

　　[36]杨成武，引用于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p280

　　[37]《剑桥中华民国史》p790，中国社科院出版社1994年版

　　[38]《程子华在冀中各地委讨论冀中形势问题时的结论》1944年7月10日，《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中，p277

　　[39]《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关于1943年9月至12月冀中敌我情况的通报》《冀中历史文献选编》p240

　　[40]《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关于敌调兵中原与我之方针的指示》(1944年5月16日)《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中p260

　　[41]【日】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北支那作战》，中华民国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译《大战之前华北“治安”作战》1988年版

　　[42]邹铖《冀中八路军1942年“五一”反扫荡新探》，《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2期 p 47

　　[43]汪学华《新四军枞阳抗战纪略》 枞阳县史志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