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九日惊闻故友江绪林博士于上海自杀，心中感慨万千。故作此文，以示纪念。

    我和江绪林曾经有过一段不浅的交往。当时，我在人大攻读博士学位，他尚在国际关系专业本科就读，使得我们成为成忘年之交的则是共同的基督教信仰。我和小江相识于北京西城袁相忱牧师的家庭教会，他经常主动借给我一些基督教方面的书籍。做为新信徒，我也不时向他请教有关基督教的问题。一来二往，相谈甚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最初的神学知识，大多来自江绪林。那时的他就已经充分显现出了丰富的学识、深刻的思想与卓越的才华，以致于我竟在这个年龄与学历均低于我的瘦弱、腼腆的年轻人面前萌生了深深的自卑之感。

    随着我们先后毕业各奔前程，交往自然逐渐减少。出国后我对教会的黑暗现状极度失望，发誓不再踏进教会的大门。在“不敬鬼神而远之”的同时，与远在大洋彼岸的小江等教内朋友也就渐行渐远。一日，偶然在网上读到他的文章，才知道他也有感于基督教中伪善之徒甚众。想到彼此竟是英雄所见略同，一时之间遂心生与其联络沟通之意。但转念一想，如今他已是小有名气的青年学者，想必一定是在职场上春风得意，情场上红袖添香。再联想到自己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落魄窘况，也就断了那份叙旧的初衷。不想，因着我的这份不足为道的虚荣与妒意，如今与他竟是天人永隔。

    江绪林死后，我才发现原来他的境遇并非我想象的那般美好。他生前没有体会到指点江山、功成名就的喜悦，也许在今天的中国，愈益泛滥的博士学位已经不再是成功的必然保证。鱼目混珠之间，有真才实学者也就难免落寞寡欢的结局。他也没有能够演绎才子佳人、举案齐眉的爱情传奇，或许如今的女孩子已经不再为男人的品质与学识所动。谢烨对顾城、安娜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爱慕、痴情与奉献早已成为过时的古老神话。当代的不少才子因为囊中羞涩，已经不敢再有佳人相伴的奢求。人品高洁、才华出众如江绪林者，本不应该落到这步田地！于是出现了对江绪林之死的种种政治解读。

    然而，尽管他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诸多社会不公的大环境中，尽管他不失为一个忧国忧民的有志之士，尽管他对社会丑恶进行过顽强不屈的抗争，对江绪林之死进行过分简单化与程式化的政治解读仍然有失公允。我认为，江绪林的痛苦既是政治的与社会的，也是家庭的和个人的。高深的学识赋予他深刻的社会洞察力，任何一点不公不义都逃不过他敏锐的目光与敏感的心灵。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浓厚的理想主义情怀，使得他对于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有着比一般人更加强烈的渴求。与此同时，他却生活在一个缺乏人文关怀的时代，同志的温暖、集体的关心想必已经成为尘封在上一代人心中的美好记忆，家庭与事业才是今天的人们寻求情感安慰与精神寄托的场所。对于江绪林这个职场失意、父母早逝的单身汉来说，这意味着情感支撑体系的彻底崩溃。性格内向、不喜交往、不善言辞又曲高和寡的他，自然也就没有朋友的鼎力相助，其苦闷更是无与人道。于是，也就难逃成为孤魂野鬼的悲剧命运。

    然而，以我在西方生活十多年的亲身经历以及所见所闻，我几乎可以肯定，如果小江不幸来到西方，他的境遇只能更糟。这绝对不是因为他不够优秀，而是因为他太过优秀。无奈在今日实行逆向淘汰的西方，越是优秀的人才生活得越是不尽人意，特别是对于有色人种而言，越是优秀的人才便越是难以找到用武之地甚至安身立命之所，毕竟白人社会给我们这些黄色的外来者所设定的绝对不会是精英的位置。作为江绪林年轻时代的朋友，我虽然不象他那般才华横溢、满腹经纶，但却有着与他极为相似的家庭背景、生活境遇、性格特点与人生追求，因此也就同他一样饱受巨大的精神痛苦。离开中国，来到西方，非但没有能够减轻我的痛苦，反而因为需要面对更多更大的不公不义而痛苦日甚。的确，在一个理想的国度里，以江绪林的才学，绝不应该在博士毕业七年之后还只是一个小小的讲师。但是，那些在西方的餐馆里、工厂里干着朝不保夕的体力活的博士们，那些在就业与失业的无限轮回中苦苦挣扎的中国移民们，那些饱尝长期失业之苦的海外华人们，包括我本人，对江绪林的大学教师职位却是羡慕已极，毕竟他还有着一份聊以糊口的稳定工作而无生计之忧，这对于我们这些在西方“民主”国家艰难维生的博士们已是可欲而不可求的奢望了。

    更加令人羡慕的是，在江绪林生前生后，还有那么多相识或不相识的人们称羡他的才智与为人，为他所承受的诸多不公打抱不平、鸣冤叫屈。在我看来，这说明中国人的良知尚未泯灭。只要良知尚存，中国就有希望。但是，在黑白已经完全混淆、是非已经彻底颠倒的“民主”的西方，那些被压制、排挤到社会更底层的人才，却得不到世人一丝一毫的同情与怜悯。没有人赞赏他们不愿同流合污的高贵品质，有的是对他们缺乏所谓人际交往技巧的嘲弄与凌辱。没有人为他们不能学以致用甚至无以为生的苦痛而鸣一声的不平，高分低能、百无一用是“民主”社会对他们的最高评价。为了维护西方“民主”“自由”与“人权”的幻象，必须毫不留情地对这些“民主”“自由”与“人权”的受害者痛下毒手、落井下石，把他们说成是无德无能的废物，将他们贬低为低情商的失败者。只有将他们说得一钱不值才能张显西方国家的公平、合理与高贵。承认他们的冤屈、给与他们受害者的地位，让他们享受江绪林般的待遇与评价，就意味着必须彻底颠覆西方“民主”“自由”与“人权”的假象，而这却是公知们所不愿为之的。于是乎，在一片非难声中，他们的痛苦，比之江绪林也就更加深重了。

    毋庸置疑，我的朋友江绪林的人生遭遇是极为不幸的。但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他由于生活在中国而没有成为西方“民主”社会不公的受害者。否则，他承受的只能是无端的指责、侮辱与谩骂，强加在他身上的必定是高分低能、适应能力低劣的负面标签。他的死哪里能够得到现在这般举国关注的殊荣？！

    在哀悼江绪林之际，我不禁想到如何才能避免悲剧的重演。我们注定生活在一个远非完美的世界，或许在致力于社会批判与改造的同时，我们应该不忘在困境中主动向朋友敞开胸怀、伸出双臂，寻求并献上一份小小的关爱。这样想来，我难免责备自己没有主动与他联系，或许我会为他苦闷的生活中送去一缕阳光。不，或许我们会为彼此阴翳的生活送去一缕阳光，并相互支撑着度过人生的艰难岁月。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现居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