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根据2015年11月14日至1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举办的“黄老道家研究的新拓展”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今天会议的盛况，让我想起了稷下学宫。中国思想史的黄金时代是战国的百家争鸣，其具体场所就在今天临淄,当时齐国国都的稷下学宫。稷下学宫延续了有150多年，那个时候,各个学派都汇集到这里，所有士的阶层——相当于现在的知识分子都向往来到稷下，那真是有容乃大。我们知道孟子两次到稷下，他那些富有哲学性的东西,例如他的气论主要受到稷下的影响。我想这和他来稷下访问时,呼吸到的学术空气有很大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荀子在稷下三为祭酒，就等于做了大学校长或党委书记，这影响可大了。根据《史记》记载，稷下先生有七十六人，而七十六人里面有姓名可考的只有六个，六个里面四个明确是黄老。黄老当时不得了。我这里引用尊敬的蒙文通先生的话，他在《古学甄微》中讲：“百家争鸣，黄老独盛。”我虽然现在记忆力衰退，但是几十年来这句话我一直记得。何谓黄老独盛？在《管子》这部书中，比如“道”这个字，出现了三百六十多次，但只要是哲学性的形上之道，创生万物的、成为万物根基的那个道，就都是老子的思想。《管子》是依托管仲之遗言，由稷下学宫的学士汇编出来的。这样的理论传播到各地，比如说楚地，我们就可以看到有《黄帝四经》这样的书问世。还有《鹖冠子》，这也是黄老道家的书。很多外国学者研究黄老比我们还带劲，《黄帝四经》出土以后，美国就有二十来个学者一直在讨论黄老，所以引起我的关心和较劲，我觉得我们也有必要关心黄老的问题。我当年先是开设了稷下道家的课程，开这个课之后的第二年，我又开设了马王堆出土文献《黄帝四经》的课，后来渐渐地形成了两本书籍，就是《〈管子〉四篇诠释》和《〈黄帝四经〉今注今译》。所以对我来说，黄老在我生命过程中有特殊的意义。

    其次，我要讲的是，黄老思想后来由楚慢慢扩散到秦，这件事不得了。一些学者讲黄老，从《吕氏春秋》谈到《淮南子》，这个启发了我，黄老的很多思想我以前没有注意到。因此我有一年到布拉格，就只带一本书，就是《吕氏春秋》。我一篇一篇地考察，然后我觉得它的主体思想是黄老。齐国的知识群体——稷下道家体现在《管子》这部书中，然后一些人到了秦，东西两大强国支持的两个大的学术群，促进了黄老思想的流动。秦国的兴起跟黄老有关，秦的官方思想应该是黄老，这样才保证秦有容乃大，才有可能把知识分子汇集在一起。我看了《吕氏春秋》之后，发现了《吕氏春秋》引用先秦诸子很有特征，《孟子》几乎没有引用。我问牟钟鉴谁引得最多，他说是《老子》吧，我说不是，是《庄子》，引用五十八条之多。

    在汉代，司马谈就是黄老，论著作来说，《淮南子》就是黄老。然后这个学术流脉一直传到王弼，王弼有《老子指略》，跟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一脉相承，就是黄老的思想。黄老在政治上，讲无为而无不为，各司其职，其实这个精神一直贯穿到现在，因为现在要依法治国。我们不能单一接受儒家的思想，要有容乃大，《老子》就是有容乃大。郭象的注可以说比王弼更清楚，也讲的是各司其职的黄老思想。《管子·心术上》里面第一句话是：“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有知，官之分也。勿代马走，勿代鸟飞。”这是说最高领导者只要掌握基本方法基本政策即可，要让部下各司其职。黄老作为治国之道非常重要，我写过一篇《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论道家在秦汉的地位，其实我就是从黄老的角度来写的。

    最后我还想讲两点意见：一个是我推荐大家读一本书，方东美的《新儒家哲学十八讲》，他的全集好像有一二十本，但是我觉得他的著作里，最好的就是《新儒家十八讲》，我特别推荐，年轻朋友要看这本书，这里面就讲到易学的问题。我从1988年以后就一直写易学方面文章，因为我通过考察发现，《系辞》也受到庄子的影响，后来又发现《系辞》受到稷下道家的影响，因为我把《黄帝四经》跟《系辞》作过对照，《系辞》开头讲天尊地卑贵贱有位，这个思想很明确地不属于儒家思想，而是出现在黄老的典籍里，因此我写了文章说《系辞》是稷下道家的作品，然后我又接下去讲《易传》跟楚国跟齐学的关系、帛书《系辞》和《黄帝四经》的关系。十几年我写了25篇论文，后来汇成两本书：《〈易传〉与道家思想》《道家易学建构》。

    其次是黄老思潮兴起的时代背景，这个我们应该关注。黄老讲“道之公”和“法之公”，即道的普遍性和法的普遍性。《黄帝四经》第一句话就讲了“道生法”，所以黄老是有容乃大的。我觉得，当今国学的兴起不能只作单一化的儒学的思考。从《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一直到王弼、郭象，都有一个思想上内在的联系。我觉得我们今天也要继承黄老有容乃大的精神。我特别希望，有容乃大的旗帜能够兴起。

    （作者为北京大学道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文整理者：王雪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