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古代中国的“两会”很注重民主气氛， “代表们”敢直抒胸臆，有人甚至敢在朝会上当面指出皇帝的不是，如果“代表”总是投赞成票便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可能会遭到皇帝的训斥和查办；本文摘自《北京晚报》2012年03月09日第42版，作者：倪方六，原题为：《古代中国的“朝会”和“议会”》。

　　“两会”正在北京召开。“两会”，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人大”是中国国家最高权力和行政监督机关，“政协”则是中国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机构。那么，古代中国人是如何表达民意的？古人有“提案”一说吗？

　　古代“两会”是什么样的会议

　　从制度层面来说，现代“两会”制度为共和国首创，古代中国是没有的。但是如果从议事形式来讲，古代中国也有类似的形式。当然，古代中国的国家议事体系与现代是有本质区别的。

　　古代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的“家天下”，皇帝自称天子，其实他是真正的明白人，知道“一个人拍脑袋”的局限性，于是有了“朝参”和“集议”。“朝参”又叫“朝会”，集议也称“议会”——这便是古代中国的“两会”制度。

　　“朝参”由皇帝亲自主持，是小范围的。原本是百官进入皇帝的办公大厅（朝廷）参拜皇帝的一种形式，古装戏中常出现的君臣在朝廷上问答的场景，其实就是“朝会”。一般在进行重要的人事任免和重大的工作安排、典章颁布时，皇帝都会开“朝会”。有资格参加“朝会”的都是相当于今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级别的“三公”、“九卿”，最低也得是副厅级的正五品官员。“朝参”实是一种御前会议或内阁会议，有点类似于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间不长，但相对频繁。到了唐代，“朝参”变成了“常参”，每日或隔日举行，成了制度化。

　　“集议”则由“三公”们或地位相当于“三公”的大臣主持，皇帝一般不参加。集议实际上是应皇帝的要求或同意才开的，其规模可大可小，参会者的范围比朝参复杂。集议通过的议案都是要认真执行的，与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功能有点接近。

    古代“两会”议案很难一致通过

　　古代中国的“两会”很注重民主气氛，“代表们”敢直抒胸臆，有人甚至敢在朝会上当面指出皇帝的不是，如果“代表”总是投赞成票便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可能会遭到皇帝的训斥和查办。

　　在“集议”上，议案也很难“一致通过”，有时还会出现“经年不决”的现象。西汉末年的王莽新朝，有一次议会的议题之一是，讨论并颁布官员的工资制度，结果集议了好几年，也未能拿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意见。由于政策迟迟不能出台，导致上自公侯、下至小吏都拿不到工资，即所谓“皆不得俸禄”，实在罕见。

　　古代最著名的一次“集议”是“盐铁会议”。会议时间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会上，60余名由相当于今省市一把手的郡国国主推举出来的地方和基层代表，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驻京高级干部代表，进行面对面的激烈辩论。

　　会议由时任丞相的田千秋主持，重点议题是对汉武帝主政时期国家施政政策的得失，进行讨论。地方和基层代表们对盐铁官营、平准均输、酒类专卖、货币发行等多项政策提出了尖锐批评，强烈要求废除之。桑弘羊深得汉武帝的信任，曾统管中央财政近40年，是这些政策的实际制定者，对“贤能”和“文人”的否定意见不以为然。会议最后经过表决，通过了废除全国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制度，打破国有公营的垄断。这次辩论表现出了不同治国理念的大碰撞，30年后学者桓宽根据这次“全代会”的会议记录，整理出了著名的历史文献《盐铁论》。

    董仲舒的“提案”在古代影响最大

　　古代共商国是，除了“朝参”和“集议”这样的“两会”形式外，还有一种“谏议”制度。所谓“谏”本义就是规劝君主，谏议自然就是给皇帝行为和决策提意见，专挑毛病和不足。谏议既有会议形式，也可个人约谈，有时还会与集议混在一起，但与集议明显的不同是，谏议多有“提案”。

　　与“集议”相比，谏议制度在古代中国影响很深，这与皇帝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实际上此制度原本就是皇帝提出来的，谏官往往也由皇帝亲自挑选和委任。谏议制度要求拿出提案供皇帝和中央决策时参考，开会时的味道有点儿像今天全国政协会议。谏官也都会积极建言献策，其所扮演的“民主监督”角色，有点像古代中国的“政协委员”。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谏议制度其实早在先秦时便出现了。秦中央设置了中大夫、太中大夫、谏议大夫、中常侍、给事中等权力大小不等的专职谏官，起初并无固定编制，多时达数十人。

　　西汉中早期皇帝都重视谏议制度的建设，汉武帝刘彻对“政协委员”十分重视，出现了不少出色的谏官。当时，最著名的一位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董仲舒，他上交给汉武帝的提案《举贤良对策三》，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提案，提案的中心观点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观点得到了汉武帝的肯定，提案被采纳，儒家地位骤升，从此开始左右古代中国人的意识。

    白居易当“谏官左拾遗”最窝囊

　　到了唐代，谏议制度趋于成熟，谏官的地位被进一步抬升。唐太宗李世民规定，谏官可以随宰相入朝议事，可见，谏官事实上已进入了唐代中央政权的决策层。但是，古代中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不好当。

　　谏官的权力是皇帝给的，因而皇上想听时会“纳谏”，不想听时便会“拒谏”。所以，遇到开明的好皇帝，谏官便很潇洒，连皇帝都敢骂。唐太宗是个好皇帝，主政期间涌现出了魏征、王珪、姚思廉、褚遂良等一批著名人士。

　　魏征本是太子党集团中的成员，为太子李建成洗马官。唐太宗并未因此冷落他，夺得皇位后，提拔他为“谏议大夫”，后继任“侍中”。魏征生前给唐太宗拿出了不少提案。如“明德慎罚”提案，主张加强社会道德建设，提高公民素质，慎用刑罚，因为法律并不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魏征所交提案中，最著名的当属“民如水”理论，他称“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规劝唐太宗要吸取隋朝亡国的教训，善待老百姓。

　　相反若遇到昏君庸主便不好当，或遭贬或丢官，搞不好自己还得主动把老命交出来，美其名曰“尸谏”。如隋炀帝杨广就不喜欢“两会”制度这样的谏议，他当皇帝时竟然将谏官全部废除。当然，听不进“民意”的隋炀帝结局很惨。

　　实际上，即便皇帝很开明，也很难不被暗箭中伤。如西汉时的贾谊、晁错遇到的都是明君，他们二人均当过“博士”谏官，提案也都很出名。前者有给汉文帝刘恒的“三农”提案《论积贮疏》，后者有给汉景帝刘启的“扩大内需”的经济提案《论贵粟疏》。可以说，西汉盛世“文景之治”就是在贾谊、晁错这些“代表们”的畅所欲言中出现的。但是，他们的结局都不好，贾谊因建言有功，被汉文帝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一年后，便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晁错贵为汉景帝的“智囊”，因上交《削藩策》“提案”，在“七国之乱”中由汉景帝亲自下诏，斩杀于西安街头。

　　古代谏官中，当得最窝囊的大概是中唐时的著名诗人白居易。白居易于元和三年（公元808年）被唐宪宗李纯破格提拔为谏官左拾遗，当上了从八品的“副科级干部”。白居易当时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大事小事都“建言”，李纯要提拔宠臣吐突承璀，他坚决反对，结果被李纯斥骂为“小臣不逊”，贬为江州司马，逐出京城。此后白居易再也没有为民请愿、仗义执言、上交提案的机会，只能写写《长恨歌》，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中作自我安慰。

　　宋代以后，谏议制度变成了摆设，元代干脆取消谏院。到明清时，古代中国的“两会”和谏议制度所散发出的民主精神几乎不存，明世宗朱厚熜甚至把持不同政见、反对给他生父兴献王朱祐杬上尊号的朝臣当场杖毙16人，另外134人被关进监狱。

    古代“朝会”代表是些什么人

　　“集议”也分中央和地方，与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相似。但与今“人大”代表都是普选出来的不同，参加“集议”的人员都是由官方决定和领导推举，代表中并没有普通群众。

　　那么，古代的“人大”代表都是些什么人？从史料上来看，主要有四类：一是相当于今天省部级高官的“二千石”以上驻京大臣才有资格，实为官僚和利益集团的代表；二是“地方代表”，以分封在外、待遇达到一定级别的列侯为主，列侯都是功臣名胄或其后裔，实为贵族和特殊阶层的代表，这部分代表是不能参加“朝参”的；三是“专业代表”，主要是列大夫、博士、议郎这些专职谏官，这类代表参政议政能力强，因为都是领俸禄的，实为“公务员”群体代表。

　　另外，在需要时还会有“基层代表”。刘弗陵（汉昭帝）当皇帝时召开“盐铁会议”，便特别召集60余名地方和基层的代表参会，这类代表以饱读诗书、喝过墨水的“贤良”、“文学”人士为主，表面看来是自地方和基层，但由于是相当于今省市一把手的郡国国主和地方富豪推举出来的，实为学术界和富人的代表。

　　虽然这些代表并没有代表性，但其素质要求并不低，要求必须敢说话，善表达，有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和水平，和稀泥、当会油子，只会摁表决器和鼓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