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晚清历史上有著名的洋务运动，在洋务运动的过程当中办洋务重要的方式就是官督商办，但就是这个官督商办被后来的人说成了是洋务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让商办、不让私有，国家插手导致的不行，需要给各种私有化空间才能够成功，但这是对于官督商办的一种妖魔化，中国当年崛起的夭折是多方面的原因，把官督商办抬高到根本原因的位置上则是夹带了私货，官督商办有它的缺点，但也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优点，妖魔化这个制度，把之变成道德制高点和特殊名词则更有问题，搞得是一提及官督商办，就如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一样。

    首先我们要看到的官督商办这本身也是舶来品，中国原来是没有这样的制度的，也没有公司，商行商号等不是近代的公司制度规模是有限的，而公司这个词汇顾名思义就是用公共资源公有资源进行管理经营，如果是以词义进行对应，公司对应的就不是私营。司，臣司事于外者。（《说文》），司的引申意义是专业职掌、专业从事的意思，这公司的直接含义以现代的专有名词来理解是公共权力特许经营的含义。而这样的方式恰恰是西方列强与中国进行殖民贸易的方式。

    对于官督商办，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当年与中国发生关系的各国的东印度公司都是各国官督商办的体制，只不过后来对这样的体制我们的词汇改了，不叫官督商办了，叫做特许经营了。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16世纪末17世纪初，先后有葡、英、荷、丹、法等国在东半球的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等地成立东印度公司。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例，它的全称是可敬的东印度公司（The Honourable East India Company, 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或“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简称BEIC, HEIC），有时也被称为约翰公司（John Company），是一个股份公司。1600年12月31日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该公司皇家特许状，给予它在印度贸易的特权而组成。实际上这个特许状给予东印度贸易的垄断权21年。随时间的变迁东印度公司从一个商业贸易企业变成印度的实际主宰者。在1858年被解除行政权力为止，它还获得了协助统治和军事职能。这些公司主要的方式实际上就是官督商办，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西方官督商办的东印度公司给西方带来了财富。

    而西方各国对于这些官督商办的东印度公司解散，真的就是因为他们机制落后吗？西方的说法是他们很腐败和低效，但这是真实的原因和官督商办制度性的问题吗？这里他们被解散更重要的是这些公司在地方上威胁了西方国家的政权，提出了更多的政治要求为西方宗主政权所不容，他们的实力过于强大了，最后这些公司的结局都是被国有化，而不是转为完全商办。把这些公司国有化，难道不是更有腐败的机会？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行政管理成为英国公务员制度的原型，这样的情况本身就说明其管理效率是优良的。1857年后公司将它的管理事务交付给了英国政府，印度成为英国的一个直辖殖民地，想一想如果让这样一个公司就能够统治印度这样一个广袤的地区，他们的权力是不是太大了。1860年代中，公司在印度的所有财产交付政府。所以对于官督商办西方列强走的道路是国有化，这国有化就是官办，而不是私有化的商办，中国在这样的时期搞洋务运动，师夷人之长以制夷，怎么就不学他们搞官办，反而反其道行之变成商办是高尚的，官督商办是妖魔，而官办就变成地狱了？！

    这里我们再要看一下这些要商办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在西方侵略中国的时代里面，西方不光是有军舰大炮，还培养了一大群的买办和代理人，由他们帮助西方赚取利润，这些人就是后来所谓的商人的力量，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中的代表人物张弼士，也就是创建张裕葡萄酒的那位，他从闯南洋的穷小子迅速成为了巨富，家产是8000万两白银，超过清朝全年的财政收入总额，也是鸦片战争赔款的两倍多，这样多的家产是怎么样赚取的？他只在新加坡一地如何积累这样的财富，他发家依靠参与承包荷属东印度公司的鸦片烟税，并承办酒税和新加坡典当捐务，这也就是大烟的买办，后来这些巨富发家的介绍当中一般都有所谓的垦殖一说，说是租用土地种植经济作物，想一下当年一般的经济作物和搞种植业怎么可能有这样多的财富？这里是有不说明的东西的，能够产生这样多财富的只有种植鸦片！而在那个年代种植鸦片并把鸦片贩卖给中国是合法的，中国鸦片战争战败对于这些人的贩毒行为是不能说任何不好只能是当做苦果吞下的！

    如果你知道了这些商人买办贩毒的背景，就知道了政府为什么对于官督商办的坚持，对于历史是不能清算的，由于已经战败不能再搞虎门销烟这样的没收，对于他们所得的巨大财富与其流落海外不如给他们一条回国的出路，这是一种向前看的政治妥协，同时对于他们的历史，忌惮是当然的，官督商办是底线也就容易理解了。而对于这些人为什么愿意回国，除了在国外受到排华的排挤以外，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事世界正当的工业，而不是当时落后的种植业和看脸色的买办，最重要的是种植和贩卖鸦片不是长久之计。在西方已经在中国打开市场以后，西方也不需要这些买办了，他们在国外也是被主子抛弃的狗，还有一点的就是境内外的劳动力和资产价格的差价，西方取得美洲等地大量的金银和金融创新的央行体制，流动性异常充裕，相比受制于贵金属数量的中国，物价的巨大落差使得他们的财富进入到中国才更显得价值巨大，能够让他们回归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利益实现，我们对于洋人是有限制的，虽然开放了通商口岸和租界，洋人还有治外法权的特别保护，但在这些地方之外洋人办厂还是限制很多的。因此这些下南洋的商人巨贾们能够回归，是多种因素的合力的结果。因此对于他们的历史要有了了解，国家为何与他们的合作以官督商办为底线就可以理解了。

    我们还要注意到的就是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各种公司都愿意戴上红帽子，都愿意变成某种国家参与的公司，这样的公司是有重大好处的，国家利益给他们特别的保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官倒，他们这样的挂上官的印记是有非常的好处的，他们的公司实际上就是官督商办，当年的官督商办，国家也是给予了各种便利和保护的，为何大家对于这样的保护不感兴趣？有些人说当年红帽子企业的产权问题，中国对于这个红帽子现在都变成了私人，而红帽子给私人最重要的是信用，如果不是红帽子国家承担一穷二白的创业者的还款能力，当初能够创业成功吗？而且大量创业失败的红帽子又有谁自己承担损失不是国家承担呢？而对于当年的官督商办也是给了那些私人特别的保护，在商办层面上是给部照（相当于执照）保护产权的，而在很多商业层面由于有官的身份，那个时候老百姓见官是要下跪的，有这样多的好处为何对于官督商办就不干呢？为何西方控制的媒体就要妖魔化这样的官督商办呢？为何只要商办就赚钱呢？

    这里真正的差别还是西方的力量在作怪！这些人本来就是西方势力的买办，到中国经常最容易做的不是在中国开拓创业而是以在中国投资后用国民身份取得的资源，甚至是当初官督商办以官的身份取得的资源，以这些资源为资本再度当买办与洋人合作，这样的买办身份是国家所不能够允许的，因此他们需要纯商办的身份！就如现在的带路党在外国学成号称是回国效力，他们最先能够看到的不是在中国怎样创业，而是怎么样找到与其外国导师的契合点，怎样做买办与外国的资本结合找到进入中国赚钱渔利的地方收取佣金，因此他们不遗余力的要求开放和国家的退出。中国当年的官督商办也是这样，看似是建造铁路等这样的发展经济的投资，但我们不能忽视其中不同经营状态的背景，这样的铁路也是掠夺殖民地的工具，半殖民地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关税权、筑路权和矿山开采权，关税权在中国战败的不平等条约当中通过协定关税已经被外国资本占据，而中国的矿山开采权和筑路权则不那么容易取得，中国当年的官督商办主要也是修铁路和开矿山，也就是中国在关乎国家根本利益的，这些利益能够完全释放给个人吗？如果没有国家力量为后盾，这些资产就是被外国人掠夺的东西，就如当年修铁路，老百姓因为坏风水是激烈反对的，没有官府的支持根本修不成，而官督商办能够修建以后又要变成商办，这商办在中国不平等条约门户大开时就是要变相交给外国人去办。这类似的情况到现在也是如此，北京到沈阳的高铁就是这样被阻止着，而且是在原来的铁路上升级高铁老百姓也闹事，完全不顾物权原则铁路在先。

    在官督商办的模式下，实际上体现的是一个国家政府对于市场的管理，体现国家的利益与意志，对于国家的根本利益各国都是干预的，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东印度公司纷纷被国有化的背景，而中国你为何就不能官督商办？在中国古代社会不是没有商业，各种传统商业也是发达的，就如同仁堂就有几百年的历史与王朝的历史相当，对于同仁堂这样的商政府可没有官督，这些药商还是皇家的供应商，与皇帝用药安全有关，但对于他们也没有官督，中国并不是所有行业都是官督商办，是有很多商办的行业的。中国官督商办的主要集中在铁路建设和矿山开采，所对应的商的背景也主要是外来资本的商、是给外国当买办的商，这样的核心行业和外来资本，有涉及国家基础设施经济命脉，国家怎么能够放手？当年政府为何坚持官督商办就可以理解了。对于这些领域各国也是采取同样的方式，这个方式现在叫做特许经营，如果中国你有钱了，到外国投资外国政府也是要是要审查要批准的，而且对于这个商办我们还要注意到的是与中国的民营也有一定的差别，很多商本身外国人，中国当年是承认双重国籍的，外国人也是在里面投资的，这些华人也是有外国国籍的，因此对于这个商我们还要有更多的了解才行，国家根本行业的对外开放，是要对等开放的，不是单方面的开放，现在把历史这样写，是带有私货目的的。

    对于这些人反对官督商办后来得到了新政府的支持，背后就是当年国内的满汉矛盾，这些人支持了汉族的民族独立，是新政府革命者的金主，但他们是当时政府的反对者身份的毋庸置疑的，而他们这样的反政府背景，他们参与国家经济命脉部门，国家政府要管理也是当然的，只不过我们后来满汉融合建立新国家，消弭了民族矛盾，当时他们能够成为正义是打破了异族统治，这些人还是民族主义者，但现在中国不具备晚清时期的民族矛盾，这些带路党已经成为了黄香蕉，对于他们妖魔化官督商办又有了新的内涵，对此我们是要当认识的。

    我们谈市场经济，谈市场与政府的分工，谈依靠市场进行资源配置，但绝对不是不要政府对于市场的管理和监督，市场经济不是无政府主义，但就是有一群人把市场经济与无政府主义等同起来，过度扩大市场经济的内涵就是要给剥削和买办带来方便，资本是罪恶和贪婪的，需要有所制约，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既需要市场的活力也需要政府的管理维护公平！妖魔化官督商办，变成似乎历史证明政府参与市场必然失败，然后就可以以这样的历史经验来达到他们今日想要达到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