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秦国从公元前770年被封为诸侯到公元前221年实现天下统一，在意识形态领域，曾经进行了一场宗教信仰的重大变革。秦国从秦襄公立西畤祭祀白帝到秦始皇泰山封禅，逐步扬弃了周人的天命信念宗教，创立了秦人特有的五帝志业宗教。秦国的五帝志业宗教，为秦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完成哲学世界观、伦理价值观变革提供了精神前提，为秦国崛起于西部以及实现天下统一提供了统治合法性的信仰依据，并对秦汉及其后来的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引 言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种宗教作为正宗信仰而为社会上下普遍接受并绵延数千年，这就是奠基于周秦时代的中国传统宗教。牟钟鉴指出：中国传统宗教“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以社稷、日月、山川等自然崇拜为翼羽，以其他多种鬼神崇拜为补充，形成相对稳固的郊社制度、宗庙制度以及其他祭祀制度”。[1] 中国传统宗教与世界其他宗教相比有什么特点呢？秦家懿、孔汉思按照宗教形态和特点把世界主要宗教分成三大河系。第一大河系是亚伯拉罕系三大宗教，即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它源出闪米特人，以先知预言为其特点。第二大河系是印度宗教，以神秘主义为其特点。其三是远东宗教，这个宗教河系源出中国，其中心形象既不是先知也不是神秘主义者，而是圣贤，这是一个哲人宗教。这种哲人宗教不单指儒教、佛教、道教，还应该包括—个更古老的传统。这一古代传统一度十分活跃，现在只能从古籍中重新发掘出来。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原始宗教”，它包括神话、占卜、祭祀，有着浓厚的狂热或巫术宗教的色彩。[2]^(P:10)  被秦家懿、孔汉思当作“原始宗教” 或“原生形态”的中国传统宗教究竟是如何形成发展的呢？追溯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传统宗教的根源，可以发现，在商周之际，经过周文王、周公旦等人的宗教变革，已经把中国传统宗教从巫术神魅形态推向了以德性价值为取向的天命信念宗教形态，这是一次重大宗教变革。正像陈来指出的：“夏以前是巫觋时代，商殷已是典型的祭祀时代，周代是礼乐时代。西周的信仰已不是多神论的自然宗教，最高价值与社会价值已建立了根本关联。”[3]^(P:12) 笔者认为，需要进一步阐明的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传统宗教发生了又一次重大宗教变革，这就是秦国扬弃了西周的天命信念宗教，创立了秦国特有的五帝志业宗教。秦国五帝志业宗教的创立，为秦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完成哲学世界观、伦理价值观的变革提供了精神前提，为秦国崛起于西部以及实现天下统一提供了统治合法性的信仰依据，并对秦汉及其后来的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秦国五帝志业宗教的界定

春秋战国时代，秦国在宗教方面“一花开五出”，把西周昊天上帝至上神崇拜的天命信念宗教转变为白青黄赤黑五帝崇拜的五帝志业宗教，这是中国传统宗教经历的又一次重大变革。

西周的昊天上帝至上神崇拜，在宗教上是一种信念宗教。什么是信念宗教？一般说来，信念宗教是一种在价值观上与现实世界存在矛盾对立，并且以德性至善或者灵魂救赎为其价值取向的宗教。马克斯·韦伯指出：“一切先知或救世主的宗教，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历史发展上尤具重要性的这个层面，与现世及其秩序之间，存在着一种不仅尖锐而且持续不绝的紧张关系。当然，这是根据我们此处的术语用法而言，越是带有纯正救赎宗教之性格者，这种紧张关系就越是激烈。每当救赎意义及先知教示的内容一旦发展成一种伦理之际，就会产生这种情形；此一伦理原则上越是合理性，越是指向以内面性的救赎作为其救赎手段，紧张性也就越大。以日常用语来说，意思就是：当宗教越是从仪式主义升华为‘心志的(或信念的)宗教意识’（Gesinnungsreligiosität）之时，紧张性就越是剧烈”。[4]^(P:512)  从西方宗教史来看，信念宗教往往对世俗的现实世界抱着怨恨的态度，把世俗共同体看成是罪恶的渊薮，所以，他们要构造一套与现实世界不同的价值体系，并以此为最高信念。在他们看来，人类生命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宗教信仰才能赋予人类生命以终极意义。置身于这种信仰的人，常常由于面临对人类所处宇宙空间无限性而产生的终极虚空恐惧，以及对个体生命有限性必然面临死亡而产生的终极灭没的恐惧，所以享受不到内心的和谐安宁，他们会一直受到内在紧张性的侵扰。希望一位救世主的出现，得到宗教的救赎，并且衍生出“选民”的意识，希望自己得到拣选而获得永生，天主教就是这样一种信念宗教。从中国宗教史来看，西周的昊天上帝至上神崇拜也是一种信念宗教。周人认为，天命决定人的心性，人的心性本来善良，天生秉有上天的懿德，只是陷于世俗生活而不能自觉，只有得到圣人的教化，发明本来的良心，率性而行，才能达到至善境界。虽然中国没有西方宗教的“救赎”概念，也没有“选民”意识，在中国哲人看来，人人可以为尧舜，达到德性的至善就是天堂。所以，西周的宗教是天命信念宗教。西周的宗教通过周公等人制礼作乐，以礼乐文化的仪式、仪规，要求周王的德性与天命相通，同时，希望人们成为有德性的人，天下成为有德性的天下。西周天命信念宗教的基本教义：敬天法祖，敬德保民。尤其要求周王朝的君主们能够达到“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 [5] 的境界，能够永葆周人的子子孙孙恒久延续天命。天命与德性的联系，使得西周的宗教具有崇高的人文价值，周文王、周公旦作为宗教变革家而成为中国传统宗教中伟大的使命型预言先知者。

秦国的白青黄赤黑五帝崇拜在宗教上是一种志业宗教。什么是志业宗教？一般说来，志业宗教是一种以接受现世且试图适应现世为价值取向的，表现为纯粹仪式性或律法性的宗教。马克斯·韦伯指出：“行动的禁欲则施展于尘世生活中，以成其为世界之理性的缔造者，亦即是：试图通过此世的‘志业’（Beruf）之功，以驯化被造物的堕落状态；此即入世的禁欲（Innerweltliche Askese）。” [6]^(P:509) 从西方宗教史来看，经过宗教改革以后的基督教新教，相信命定论、天职观、禁欲观，以入世禁欲主义态度对待世俗生活，把成就现实世界的志业，看成增加上帝荣耀的机会。基督教新教是一种典型的志业宗教。从中国宗教史来看，秦国创立的白青黄赤黑五帝崇拜是一种志业宗教。秦国从秦襄公立国之后，开始进行宗教改革，秦国以具有中央四方空间特性的五帝取代了具有德性本质的昊天上帝，逐渐建立起为富国强兵服务的五帝志业宗教，这种宗教是以接受现世且试图适应现世为价值取向的。秦国五帝志业宗教的产生，是西周天命信念宗教解构引起的一种宗教形态的转型。无论西方或者中国，信念宗教都以彼岸性的超世理想主义为取向，通过宗教形式对世俗灵魂进行拯救，试图将信众灵魂引入至善的道德王国或者完美的天国神界。然而，志业宗教则以现世功利主义为取向，通过宗教形式感召并组织信众在现实世界建立理性王国。秦人立国，成为周王朝的诸侯国，秦国曾经认同周王朝的使命型预言先知的天命信念宗教，但是，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周德衰落，西周使命型预言先知的天命信念宗教也随之沦丧。于是，秦国进行了一次宗教信仰的重大变革，这就是秦国五帝志业宗教信仰体系的创立。五帝本是“方帝”，是华夏族地方性的五位祖先神。秦国君主作为祭祀主持人，自认为直接与华夏祖先神灵相通，试图让华夏祖先神承担统治天下的光荣任务，于是，华夏族的祖先神便成为镇守四方中央的至上神。被秦国尊为华夏族至上神的五帝，并不是被崇奉为具有仁义道德的“德性”的超凡圣人，而是被崇奉为具有高超智慧和超凡力量，能控制四方中央空间时间的“权力”楷模，从而成为楷模型预言先知。

秦国五帝志业宗教作为一种楷模型预言先知的信仰体系具有自身的特点。秦国的楷模型预言先知者并不要求具有与天命相通的德性，西周的衰落使秦人不再相信使命型预言先知者天命与德性相配的说教。秦国君主崇拜五帝，让华夏族的祖先神首先在天国控制中央四方，实际上就是以宗教信仰的形式宣告秦国要用高超智慧、超凡力量，控制四方中央，以至高无上的权力终结诸侯混战的天下乱局，完成统一天下的 “志业”。秦国五帝志业宗教的本质就是成就“霸王之业”。秦国五帝志业宗教的基本教义：重法尚功，富国强兵。让华夏族祖先神五帝在天界统治中央东南西北四方，秦国君臣百姓通过祭祀白青黄赤黑五帝，无论是农耕，还是军战，都能得到五帝的保佑；并且事事谨慎不犯五帝诸神禁忌；让秦国占据中央并且向东南西北四方扩张，从而完成霸王之业，结束诸侯纷争，实现天下永久和平。所以，秦国五帝志业宗教中的五位华夏族至上神并非与世俗官僚共同体相对立，而是与国家共同体非常一致。秦国势力向西发展则祭祀白帝，向东发展则祭祀青帝，占有关中则祭祀黄帝，向南发展则祭祀炎帝，向北发展则祭祀黑帝。五帝成了秦国崇拜的光明之神、智慧之神，战争之神，农业之神、权力之神。秦国在五帝信仰的感召下，涌现出众多实现五帝志业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楷模。可见，秦国的五帝志业宗教同世俗家庭追求的富贵爵禄，以及世俗国家追求的霸王之业并无对立和矛盾。在秦国社会当中，并没有那一个阶层试图伪造一套与世俗家庭和国家官僚共同体相对立和矛盾的宗教价值体系来反对世俗家庭和国家共同体，相反，秦国的统治阶级完全排斥与世俗家庭和国家官僚共同体相对立的其他共同体的价值体系，如“焚书坑儒”等运动，就是把儒生共同体及其带有使命型预言先知者所宣扬的“德性”伦理及其天命信念宗教体系彻底铲除掉！

作为秦国楷模型预言先知的五帝志业宗教其所以能被秦人认同，关键就是因为它是为世俗家庭追求富贵爵禄，以及为世俗国家追求霸王之业服务的。所以，它不同于以往西周那种异化了的把昊天上帝看成具有仁义道德本质，而要求世俗社会的道德伦理与之相一致的天命和德性相统一的信念宗教。它也不同于欧洲天主教那样的以上帝耶和华为造物主，把世俗的人类看成犯有原罪的罪人，把世俗社会看成充满诱惑和堕落的罪恶社会，宣传人类救赎福音的信念宗教。相反，秦国的五帝志业宗教与欧洲基督教在宗教改革之后以世俗事业的成功来荣耀上帝的新教志业宗教非常类似。 

二、秦国五帝志业宗教的形成

在秦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历代秦君一方面是统治其国家的政治领袖，另一方面作为楷模型预言先知的代言人又扮演着宗教主祭人的角色。历代秦君与巫、祝、史们逐步创造了自己独特的五帝志业宗教体系。秦国五帝志业宗教的创造过程，就是华夏族祖先神成为楷模型预言先知，逐渐由地方神上升到至上神的过程，同时也是秦国从一个西垂方国、到封国、再到伟大帝国的不断缔造过程。

从秦国五帝志业宗教的历史形成来说，由秦襄公立国开始，历代秦君并没有公然僭越周礼去郊祭昊天上帝，而是祭祀“方帝”即空间地域之神“白、青、黄、赤、黑”五帝，在秦国历史上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能够统治“西、东、中、南、北”五个地域空间方位的五帝志业宗教体系。秦国五帝志业宗教与秦国领土扩张之后的思维空间扩大有直接关系。秦国被周平王立为诸侯国的次年即秦襄公八年（公元前769年）建立西畤祭白帝，这是秦国五帝志业宗教形成的重要开端。此后，秦国势力不断向东方推进，秦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到达汧渭之会以后，便于秦文公十年建立鄜畤祭白帝。秦武公伐彭戏氏，至于华山下，其弟秦德公继位之后，便卜居于雍城。并于秦德公元年以牺三百牢于鄜畤祭白帝；秦宣公建立密畤祭青帝，便与晋国战于河阳，取得胜利。秦穆公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到公元前422年，即秦灵公三年建立吴阳上畤祭黄帝、建立吴阳下畤祭炎帝；祭黄帝、炎帝比立西畤晚348年，比立密畤晚250年，在二三百年后，并祭炎、黄，是因为周王朝故地人民的信仰所致。秦献公建立畦畤祭白帝，并与晋国战于石门而获胜；秦惠王统治巴蜀，消灭义渠；秦昭王长平之战大破赵军，灭西周公国。秦昭王五十四年郊祭上帝于雍。秦王政九年四月郊祭上帝于雍，此后扫平六国，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完成统一大业。在众神的世界里，“唯雍四畤，上帝为尊”， 五帝成为秦国攻城略地的楷模型预言先知。从祭祀上帝的祭坛雍四畤所处的方位看，秦襄公祭祀白帝的西畤在陇西的西县（即现在甘肃礼县，2004年考古队在礼县鸾亭山发现汉初祭天遗址，并发现大量玉器，此即秦国“西畤”故址 [7]）， 秦文公祭祀白帝的鄜畤在陕西宝鸡汧渭之会，都位于秦国西部。秦宣公祠青帝的密畤在渭南，位于秦国东部。秦灵公祠黄帝的上畤在吴阳位于秦国中部，祭祀炎帝的下畤也在吴阳，位于秦国中部偏南。从现存资料看，历代秦 君并没有为祭祀黑帝专门立畤，这是为什么？或者如杨宽所说，秦献公以前遍祭白青黄赤四帝而不及黑帝者，盖颛顼为黑帝之说晚起，是时黑帝之偶像属谁，或尚无定说也；或者是因为祭祀黑帝的神畤还没有造出来，秦王朝就被推翻了，最后的“颜色革命”只能由刘邦去完成？《史记·封禅书》记载：“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8] 秦国真的没有祭祀黑帝吗？王晖先生提出了一种观点：他认为既然秦代崇水德、尚黑色，那么理应崇祀黑帝颛顼。但是，秦人自秦襄公起共作有六畤分别祭祀白帝、青帝、黄帝、炎帝，而反倒未立黑帝颛顼之畤，至秦国统一天下后仍是如此。其实，秦国为白帝、青帝、黄帝、炎帝立畤，都只是“郊”礼。至于黑帝颛顼，秦国未为他立畤，不能说他地位不重要。相反，颛顼是秦人始祖伯益所自出之帝，为秦人高祖，且为主司“水德”之帝，秦人当于始祖伯益太庙“禘”祭颛顼。这就是秦人以黑帝颛顼为高祖，却不为立“畤”郊祠的原因。 [9] ^(P:254)  王晖先生之说，言之有理。根据考古发掘，1981-1983年在雍城中心偏北的马家庄发掘春秋时秦国宗庙址一处，包括祖庙、昭庙、穆庙、中庭、都宫门、都宫等部分，布局规整，保存尚好。中庭部分共发现祭祀坑一百七十八个。[10] 这里是否曾经祭祀过黑帝，需要考古进一步证明。后来，邹衍的五行说与秦国五帝的颜色、方位搭配完全一致，看来也不是偶然的巧合。

从秦国五帝志业宗教的理论形成来说，吕不韦《吕氏春秋》有很大贡献。《吕氏春秋》将秦国的五帝信仰体系与《逸周书·月令》体系相结合，并运用阴阳五行学说构造了一套以五帝、五神、五祀为信仰的世界图式体系：五方之帝分别是东方青帝太皥氏配木，西方白帝少皥氏配金，中央黄帝轩辕氏配土，南方炎帝烈山氏配火，北方黑帝颛顼高阳氏配水，属于天帝信仰体系；相应的佐帝之神东方是句芒，南方是祝融，中央是后土，西方是蓐收，北方是玄冥，属于人神崇拜体系；五祀的户、灶、中霤、门、行属于物神祭祀体系。秦国五帝志业宗教体系与东方六国的五帝信仰体系大异其趣：秦国是以五帝为至上神的信仰体系；六国则是五人王，是政治历史体系。据历代学者考证，六国的人王五帝之名是孔子所答宰我五帝徳之名：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太史公就是按照五人王来作《五帝纪》的。看来，秦国建立五帝志业宗教体系并不是在回顾历史，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中国传统宗教上的一次重大变革。这一变革将整个宇宙时空包括四方、四时、四象、二十八星宿、名山大川、甚至日常生活中与人类相关的鸡、犬、马、牛等等都囊括无遗，并且完全加以神化，使秦国成为五帝诸神的世界，并且，对五帝诸神的宗教信仰进行立法保护。2007年《里耶发掘报告》祠先农简、《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问答》的资料记载证明，秦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不但以五帝诸神为崇高信仰，而且以国家立法形式颁发了有关祭祀的《祠律》[11]，防止非法“淫祀” ，保护秦国五帝志业宗教中对楷模型预言先知的正当信仰。

在秦国统一天下之后，就地域空间方位而言，秦国已经拥有了四方之土，楷模型预言先知“白、青、黄、赤、黑”五帝对“西、东、中、南、北”五个地域空间方位的主宰已经坐实，正如秦始皇琅邪台石刻所说：“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比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 [12] 于是，秦国接受邹衍之徒“五德终始说”，实施了五帝志业宗教信仰体系从地域空间方位到历史时间序列的结构转化：“白、青、黄、赤、黑”五帝的信仰变成了依次更替的五个朝代的“五德终始”的教义：黄帝朝，以土为德，尚黄；夏王朝，以木为德，尚青；殷王朝，以金为德，尚白；周王朝，以火为德，尚赤；秦王朝，以水为德，尚黑。在“五德终始”的信仰体系之中，秦始皇认为历史发展到秦王朝的水德就可以宣告历史终结了。于是，废除了周王朝延续了八百年的谥法，法定自己为始皇帝，其后皇帝都以数计，从二世、三世一直传之万世。秦始皇还听信齐鲁儒生建议举行封禅大典，重演上古王朝君权神授的天命信仰戏剧。其实，这场热闹的封禅大典，就是一场将秦国统一之后完成了历史重任的以地域空间方位为内容的五帝志业宗教结构，转换为以历史时间序列结构为内容的五德志业宗教结构的宣示仪式！

三、秦国五帝志业宗教的作用　

秦国通过对白、青、黄、赤、黑五帝的祭祀表现出不同于东方诸国的特有的五帝志业宗教信仰体系。关于祭祀的作用及其意义，《礼记·郊特牲》指出：“祭有祈焉，有报焉，有由辟焉”。 [13] 就是说，祭祀有祈求、报答、消弭灾祸三种作用。《礼记·祭统》指出：“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14] 意思是，祭祀并不是由外物决定的，而是发自人心中的信仰，通过祭祀来表达内心终极关怀，克服人生的终极恐惧，这就是祭祀的意义。秦国五帝志业宗教的作用和意义有以下三个方面：　　

1、秦国五帝志业宗教赋予秦人成就“霸王之业”的崇高理想使命。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序》说：“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礼》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今秦杂戎狄之俗，先暴戾后仁义，位在藩臣而胪于郊祀，君子惧焉！” 天下君子何以恐惧？原来，在秦国五帝宗教信仰下面，隐藏着成就“霸王之业”的雄心壮志！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15] 其实，有此雄心壮志岂止秦孝公一人，秦襄公、秦穆公、秦昭王、一直到秦始皇，历代秦国君王不乏其人！秦国建立的霸王之业，是要开启一个不同于黄帝时代、大禹时代、商汤时代、周文王时代的新历史时代！秦国历代君王认为自己是五帝楷模型预言先知的主祭人，有五帝保佑，甚至认为自己就是五帝天神的化身，承担主宰中央四方的历史重任。所以，诸多秦国君主就有一种霸气、王气、帝气！

2、秦国五帝志业宗教赋予秦人实现生命本质的终极价值意义。夏、商、西周三代都有报答上帝百神恩德的祭祀活动。《礼记·祭法》指出：“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16] 通过郊、褅之礼对上帝和祖先神进行祭祀，一方面是为了报答上帝祖先神的恩德，另一方面，是后代人对承担前辈祖先未竟事业的历史责任的承诺。在秦国人的意识形态里，祖先神以明德配天的观念变得相对淡漠，同时，祖先神升天在上帝左右的观念也很少出现了。秦人在西垂、雍城等地立畤祭祀白、青、黄、赤、黑五帝，但是，却没有把死后的秦国君主与五帝一起相配进行祭祀，这是为什么呢？原来秦人缺少祖先神升天的观念，所以，死后的祖先也不会到上帝的左右去“傧与上帝”。相反，秦人认为，祖先神、上帝的使臣、甚至上帝作为楷模预言先知者，都会来到尘世间和人类交往，给人类赐福或者降祸。所以秦国人对于死去的祖先是事死如事生。在他们的意识中，认为死去祖先的神灵并没有离开墓地升到天上，他们在地下的另一个世界中生活，而且会随时来到尘世活动。秦国墓葬中往往有大量陪葬品甚至是人殉以供死者的灵魂驱使享用，以安慰逝者的灵魂。秦德公、秦穆公、秦景公等墓葬都是如此。由此看来，秦国五帝志业宗教对人生意义的看法也就放在了人们现实生活世界，于是，重利、尚武、喜功成为秦国人的精神气质。正如《日书》所提到的“弋猎报仇，攻军围城”；“饮食歌乐，临官立政”；享用“肥豚、清酒、美白粱”成为人们认为的最有意义的生命活动。尤其是商鞅主张“壹言”、[17] “壹教”，[18]  将人们的思想完全统一到农耕军战上面，把耕战作为人生终极价值意义之源。

3、秦国五帝志业宗教赋予秦人战胜艰难险阻巨大的精神力量。秦国五帝志业宗教的巨大精神力量，能够使秦人在面对敌对势力、自然灾害以及其他不确定性风险的时候，从心理上消除恐惧，凝聚人心，增强战胜困难的意志；然后，通过理性决策和精心计算，积极应对这些可怕事物，最后战而胜之。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军事斗争中，真正智慧的人并不是通过巫术驱使诸神，而是通过祭祀祷告五帝等楷模预言先知，将我方战争的正义性加以神圣化，从而鼓舞士气凝聚人心，最终战胜敌人。据《墨子·迎敌祠》记载，军队出征前要有一个誓师之礼，以祭告四方山川之神：“祝、史乃告于四望山川、社稷，先于戎，乃退。公素服誓于太庙，曰：‘其人为不道，不修义详，唯力是上’，曰：‘予必坏亡尔社稷，灭尔百姓。二参子尚夜自厦（厉），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各死而守’。” [19] 显然，秦人在战前祭祀五帝诸神，并不是要求驱使神灵鬼魅来为自己服务，而是为人们战胜艰难险阻提供信仰上的精神力量。可见，秦国五帝志业宗教已经实现了宗教理性化。

结 语

秦国五帝志业宗教是中国传统宗教中的一种重要历史形态。这种五帝志业宗教信仰决定了秦国人的意识倾向不是放在幻想的天国领域，不是煽起信徒的宗教狂热进而建立与世俗国家相对立的体制化宗教组织，不是追求基督教上帝信念宗教那样的千年王国和获得灵魂救赎安息，也不是追求西周天命信念宗教使命先知预言家设想的宗法贵族的精神家园，也不是用一套仁义礼智道德标准教化民众，建立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君子理想国。秦国五帝志业信仰体系决定了秦人的价值取向是在现实世界的富贵爵禄上面，要在现实世界实现霸王之业，建立郡县天下的统治秩序。所以，他们将力量倾注在现实的国家生活、家庭生活、个人生活上面，而且，事死如事生，要让上帝鬼神也如同现实世界的人们一样来生活，这就是秦国五帝志业宗教信仰的宗旨。秦国五帝志业宗教信仰体系决定了其哲学思想不是超验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说教，而是现实世界的理性哲学。秦国对道家、法家、儒家、墨家的哲学理论取我所需，为我所用，尤其选择法家作为秦国的国家公利哲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秦国责任伦理体系，这与五帝志业宗教的信仰存在直接关系。

 （作者单位：宝鸡文理学院周秦伦理文化与现代道德价值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