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考古学文化谱系与上古传说族系的相互印证，还“神话传说”中的炎、黄二帝以历史的真实
记者：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以炎帝、黄帝为代表的众多上古人物或部落，他们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先祖，构成了上古时代的古史体系，那么，我们通常所说的“三皇五帝”到底是指哪些人物？黄帝、蚩尤等应被看作是英雄人物还是部落名称？
韩建业：在战国至汉代的各类文献中，提到的“三皇”、“五帝”各不相同，有多种说法。据顾颉刚、刘起釪等先生考证，至少有6种“三皇”说，第一种是燧人、伏羲、神农，其他还有女娲、祝融、共工等。“三皇”一词战国末期才出现，具体人选都是汉代才排定，很难说有多少历史根据。司马迁当然知道“三皇”的说法，但大概觉得不可信，所以没有写什么《三皇本记》，《史记》最早只有《五帝本记》。“五帝”一词也是战国后期才出现，并先后有7种五帝说，最有代表性的是《史记》中的黄帝、颛顼（高阳）、帝喾（高辛）、唐尧、虞舜。与黄帝同时的炎帝、蚩尤、少昊、太昊，与颛顼、帝喾同时的祝融、共工，与尧、舜同时的周稷、商契等，在传说中也都很著名，我们可以将他们统归入“五帝时代”。黄帝、蚩尤等可能既是部落族系名称，有一部分也属于英雄人物的名字，尤其尧、舜、禹的人格应该是很充分的。古代常有氏族名、地名、首领名同一的情况。
记者：远古没有文字，历史主要靠口耳相传，在黄帝、炎帝、蚩尤等的“传说”流传千百年已经深入人心的情况下，今天我们用考古文化学加以印证，其理论根据是什么？
韩建业：史前考古资料长埋于地，没有人为篡改增删的可能，其客观真实性毋庸置疑，是传说史料最可靠的参照系。经过近一个世纪艰苦的考古工作，这个参照系的内在逻辑秩序和主要内容已经逐渐被破解释读，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基本建立。如果真有过一个“五帝时代”，那么那时的氏族集团的遗存及其时空框架也应基本被发现。可以说现在实际上已经有了两个古史系统，一个在传说史料中，一个在史前考古资料中。这就迫切需要一种有效的方法，达成二者之间的互证与互释。我们现在进行五帝时代的考古学探索，在方法方面，除由近及远和点面结合这两条外，还应当特别注意两点：一是战争冲突在考古学上的反映，二是部族集团的辗转迁徙在考古学上的反映。激烈的战争有可能会造成文化上的巨变现象，部族集团的迁徙可能会引起文化格局的明显变动，并常常与战争联系在一起，这都是比较容易引起注意和易于辨别的。以考古学文化上的重大变迁来证实传说中的重要战争或迁徙事件，由此确立若干基点，并进而探索其他细节，就有可能大致把握五帝时代中国古史的基本脉络。
发达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是黄帝族系所创造，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奠定了“早期中国”的文化基础
记者：那么，黄帝部族的文化对应的是考古发现中的哪个文化？是如何确认的？
韩建业：要探讨黄帝文化，需要以夏文化的认定作为基础，而夏文化又是以对商周文化的确定为前提的。由于有了甲骨文的考古发现，目前商周文化已被完全确定。以此往前做科学的论证发现，以豫西为分布中心的二里头文化总体上属夏文化无疑，对其进行考古前溯发现，其形成主要是以晋西南（包括黄河南岸的灵宝、陕县一带）为中心的庙底沟二期类型东向推移的结果。我们重点考察晋南豫西地区的文化变迁，发现公元前2600年左右（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之初），包含大量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东方因素的陶寺类型代替了临汾盆地的庙底沟二期类型；到了公元前2200年左右（龙山前后期之交），陶寺类型又被包含大量老虎山文化因素的陶寺晚期类型代替。前后两次大的变动，与发生在晋西南的先秦文献中记载的陶唐氏伐西夏（“唐伐西夏”）和后稷流放丹朱（“稷放丹朱”）的事件应分别有对应关系。这就不但确认了陶唐氏文化，还将夏文化的渊源追溯到了庙底沟二期类型。再向前追溯，会发现晋南豫西文化的更早源头是仰韶文化二期的庙底沟类型（公元前3500～前3000年），而这正与黄帝以晋西南为中心和冀州以山西为根本的情况吻合。值得注意的是，在与晋西南隔河相望的河南灵宝“铸鼎塬”一带，发现了北阳平等面积近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与当时的黄河长江流域一般聚落为几万平方米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这为黄帝以晋西南（及其附近）为中心的说法增添了强有力的证据。由此，我们也可知道黄帝、尧、舜、禹之间的确有密切关系。
记者：那么，从考古上看，庙底沟类型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
韩建业：公元前4800年左右，中国史前文化完成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的过渡，在中原地区形成仰韶文化。至公元前4200年左右，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下王岗类型碰撞和融合的基础上，在晋南、豫西地区形成独具特色的东庄类型。公元前4000年左右东庄类型发展成庙底沟类型，其实力进一步增强，对仰韶文化其他区域的影响也明显加大，就连太行山东麓原后岗类型分布区也纳入庙底沟类型的势力范围，这时的仰韶文化实际上近似于一种“泛庙底沟类型”式的状态，虽然也可分若干类型，但彼此间的共性不是其他时期可以比拟的。
记者：那么，作为“黄帝”部族的庙底沟类型有何特点？是否进入了文明社会？对中华文明做出了哪些贡献？
韩建业：庙底沟类型以发达的粟作农业为基础，流行花瓣纹（圆点、勾叶、三角纹，苏秉琦先生将其与中华的“华”联系）彩陶和双唇小口尖底陶瓶（苏秉琦先生称其为“酉”瓶，认为有特殊功能），有崇鸟（凤）习俗，墓葬素朴而少见随葬品，聚落已有明显分化。从灵宝100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和200多平方米的“宫殿式”房屋来看，当时已经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已经迈开了走向文明社会的步伐，但还不能说已经进入文明社会。
空前统一、异常强大的庙底沟期仰韶文化其典型因素圆点、勾叶、三角纹等遍见于目前考古发现的同时期的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大溪文化等当中，说明其影响范围西至青海东部，其北逾燕山，东达海岱，东南至江淮，南达江湘。这与《史记》所载黄帝的活动范围几乎相同！这个过程不但使中原文化达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同时也带动了周围地区文化的发展，客观上加强了中原乃至于中国大部地区的文化统一性，极大地增进了中国大部地区的文化认同感，促成了更广大范围的“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最终形成，奠定了以“黄帝”及其文化作为其共同认知核心的“早期中国”的文化基础。可以说，庙底沟期中原文化的核心地位毋庸置疑。
传说中黄帝及其部族对中华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当时各种文明要素多已形成。《史记》中就有“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的记载。事实上，庙底沟类型的确有陶鼎，当时也完全有热锻铜器的可能（在陕西临潼姜寨就已经出现过更早的铜器），但或许还不具备铸鼎的技术。考古上最早能够铸鼎是夏朝晚期，也就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事了，与此还有1000多年的间隔。在文字纪事方面，有“仓颉作书”的说法，有人说仓颉为黄帝臣。事实是，虽然在仰韶文化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刻划符号，但不见得是文字。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龙山时代（尧舜时期）应当已经产生文字，与庙底沟类型还有数百年的间隔。可以说黄帝作为我们的“人文始祖”对中华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涿鹿之战”确立了仰韶文化所代表的华夏集团的主导地位，使炎、黄及其中原地区成为古代中国的认知核心，奠定了古代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
记者：炎帝同样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那么，哪个考古学文化对应炎帝部落呢？
韩建业：很多记载都说炎帝的兴盛时代早于黄帝，那么其早期文化遗存也应早于庙底沟类型。徐旭生先生考证炎帝部落的中心地域在渭河上游宝鸡一带，这里恰好也是属仰韶文化一期的半坡类型的发源地。因此，炎帝与半坡类型就可能存在对应关系。半坡类型已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5000～前4000年），聚落内部结构井然有序，反映了社会管理功能的加强，但贫富分化尚不十分明显 。同时对周围地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半坡类型在约公元前4300年突然衰落，而被东庄类型（庙底沟前身）色彩浓厚的“史家类型”所取代，这或许与炎黄之间发生的“阪泉之战”有关，黄帝文化对炎帝文化的影响很大。综合来看，我们说半坡类型可能属于炎帝部族所创造的文化，对半坡类型的研究是我们打开炎帝历史的钥匙。
记者：我们常说“炎黄同源”，这在考古学上有根据吗？
韩建业：《国语·晋语》记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这是关于炎帝和黄帝本源的最重要的记载。由此可知二者由同一源头分化而来。从考古学上来看，以芮城东庄村仰韶遗存为代表的东庄类型，时代介于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之间 ，实际上是半坡类型东进并与晋南土著文化融合的结果 ，严文明先生称其为半坡类型的关东变体。如此正可解释炎黄同源且其兴盛期早晚有别的说法。
记者：炎帝又被称为“神农氏”，被认为是我国农业的先祖和多种作物的发明者，那么，炎帝部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表现在哪些方面？
韩建业：先秦文献中，没有将炎帝与“神农”、“烈山”联系起来的记载。“炎帝神农氏”的称号是汉晋以后出现的。应该说，农业的产生不可能由一个人甚至一代人来完成，它需要较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其形成经过是漫长的。我国的水稻种植已有一万多年的历史，黍、粟的发明也有八九千年的历史，都远早于炎帝时代。但炎帝及炎帝部族可能是我国旱作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半坡类型石爪镰、陶爪镰、石铲等农业工具数量很多，反映农业发达，而这也是其聚落整齐有序、房屋规整舒适、陶器美观大方的前提。可能正是由于炎帝对发展农业生产的特殊贡献，其关于农业的事迹才会被代代传颂，后来还有了“神农氏”的称号。此外，半坡类型彩陶所蕴涵的神秘观念、向心凝聚的聚落形态，尤其是对仰韶文化共同体形成所起的作用，都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记者：提到蚩尤、炎帝、黄帝，我们马上想到“涿鹿之战”，而历史书上一写到上古时代，也肯定会重点介绍“涿鹿之战”，看来这一战在中国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韩建业：是的，涿鹿之战是炎黄时期最重大的事件，是当时黄河流域各部族矛盾尖锐化的集中体现。当时黄河流域实际存在三大集团，他们是西部以炎帝和黄帝为代表的华夏集团、中部以蚩尤为代表的黎苗集团以及东部以少昊为代表的东夷集团。开始的时候，大概以炎帝和蚩尤族系最为兴盛。炎帝自西而东、蚩尤自东而西分别扩张，终于在河北涿鹿附近相遇而发生激烈冲突，蚩尤暂时居于优势。但后来继炎帝而兴起的黄帝族系势力大长，联合炎帝与蚩尤在涿鹿一带再次交锋，终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失败的黎苗集团被迫迁徙。而与黎苗集团若即若离的东夷集团也只好暂时服从于华夏集团。黄河、长江流域的社会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可以说“逐鹿之战”奠定了公元前4000纪早期中国的基本格局。当然三大集团的斗争和交流一直在继续，到尧、舜、禹时代，还有“唐伐西夏”、“稷放丹朱”，“禹征三苗”等事件，这正构成中国文明形成和发展的主线。到公元前2200年左右，经过“禹征三苗”事件后，随着黎苗集团的衰灭，中国历史也进入了成熟的文明时代———夏代。可以说中国上古三大集团对于中国的文明发展都有重要贡献，并在此基础上逐渐融合形成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
记者：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考古上是如何体现？现在我们把考古与文献传说结合来重新审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那是怎样一个过程？
韩建业：时至今日，随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进展，三大集团的真面目开始自历史传说的迷雾中渐渐显露出来。我们认为，仰韶文化的半坡和庙底沟类型属炎黄华夏集团文化，分布在河北一带的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属蚩尤黎苗集团的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属少昊东夷集团。公元前4800年左右仰韶文化形成后，半坡类型开始逐渐扩展到陕西大部乃至于鄂尔多斯地区西南部，并进而朝人烟稀少的东北方向继续拓展，后岗类型同时也向西发展。二者在内蒙古中南部、晋中乃至于冀西北一带碰撞并融合，形成仰韶文化鲁家坡类型。若从细部来说，鲁家坡类型中后岗类型的因素似乎要更强烈一些。这大概就是炎帝和蚩尤冲突并以蚩尤略占上风的真实反映。公元前4200年左右，庙底沟类型的前身———东庄类型在晋西南的形成和崛起，并显示出旺盛的创新、进取和开拓精神。首先向文化相对薄弱、空白地带多的晋中、内蒙古中南部挺进，形成与东庄类型相似的白泥窑子类型，大大扩充了东庄类型的实力。然后再向周围强烈施加影响。向西，使原半坡类型进入其晚期阶段（史家类型）。向东南，使豫中、豫西南地区遗存也带上了浓厚的东庄类型色彩；向东北，使原属后岗类型的冀西北和晋北区文化演变为地方特征浓厚的马家小村类型，表明黄帝族系的触角虽已伸至涿鹿一带。但向东影响最小，显然与后岗类型所代表的蚩尤势力的顽强抵制有关。这时太行山两侧表面上的和平共处，或许正是黄帝和蚩尤双方经多次较量后而暂时势均力敌的表现。公元前4000年左右庙底沟类型正式形成之后，其与后岗类型的对峙局面终于宣告结束。这时的冀西北大部文化已与庙底沟类型很相似，而太行山以东地区文化则呈现出一派萧条景象，这表明不但涿鹿一带已归属黄帝，而且其势力已扩展到太行山东麓，这应当正是涿鹿之战后的具体表现。后岗类型所代表的黎苗集团被迫大部南迁江汉，成为后来三苗之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源头。总之，涿鹿之战确立了庙底沟期仰韶文化所代表的华夏集团的主导地位，使黄帝及其中原地区成为古代中国的认知核心，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都有深远影响。
综合起来看，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的，这在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有明确的体现。三大集团在中国文明形成中都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只不过在不同阶段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有所分别而已。以华夏为首的三大集团共同缔造了中国早期文明，这说明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的；在文明起源过程中，中原地区高潮时对外辐射、低潮时吸纳百川，有着其他任何地区都不能比拟的重要地位，并最终形成夏商周阶段以中原为核心的国家政权，这又说明中华文明是一体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