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西医，最近却外行论中医，深感学识浅薄认识艰难。网上找到中医药战略网（http://active.chinainfo.gov.cn/zyy3/info_more.jsp?COLUMN_ID=01），发现了一大批专家研究文章。细细读来，慢慢体味，却惊奇地发现：中医的问题在于不再中医！

    美国学者波特认为：“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的、最难替代和模仿的、最持久的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中医本来有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但是为什么中医中药却没有竞争优势？为什么在国内不断衰弱，成为政府不得不行政保护的“弱者”？为什么会被方舟子、张功耀等彻底否定而且还获得不少支持呢？原因很有可能是，中医的问题在于不再中医！目前的中医已经越来越远离中华文化之根，越来越趋于被西化异化，越来越成为四不象般的怪物，越来越失去自己最根本的、最难替代和模仿的、最持久的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

    中医的问题在于不再中医！并不是中医原来的文化本身出了问题，不是中华文化或中医的文化过时了，不是中医不再适应中国的科学进步和市场经济，主要问题在于中医教育者和行医者的本身不再清楚什么是中医。刘理想《试论近现代几项文化举措对中医传承的影响》认为：今天学中医都要借助于经过现代人“改造”的现代版本中医古籍来学习中医。中医古籍由文言文改为白话文，繁体字变为简体字，其间不知经过多少人的加工、再“创造”，曲解在所难免，但有的解释离原意不啻于十万八千里。很多点校中医古籍的人士要么古文功底难称人意，要么远离临床实践，如此情况下，今天中医古籍整理混乱、参差不齐也是不难想象的，误人子弟，以之指导临床，“关公战秦琼”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了。

    显然，如此号称“中医”名不副实，已经失去了中道、中和等中医原始文化精神，是谓“中医”其实不再“中”医。美术家韩美林指出：“没有文化的文化是可怕的。”当前许多打着“中医”招牌的教授和医师们，恰恰陷于“中医越来越少”的窘境。由于功利思维，由于文化缺失，由于自以为是和本身素质差，有许多中药产品被大量掺水作假，有许多中医只关心赚钱和自保，甚至一点儿也没有中医的骨气和自豪感，“不中医”了，“不文化”了，只不过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忘不了以祖宗名义强求政府保护，不想生生不息，所以成为懒汉！

    中医的问题在于不在中医，根源在于“不自信”。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走出误区  重铸中华医魂》指出：“据统计，民国初年，我国有中医80万人；1949年50万；现在27万人，而据我们对一些地区和县级中医院的调研估计，其中只有10％的中医开汤药处方，换句话说，真正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不过3万人，其他中医尚需进一步学习或温习四大经典。这期间，我国人口从4亿增加到今天的13亿，而中医却从80万人减少到3万人。中医发展走入了误区。”这样的统计数据令人震惊！中医都学过和考过如何开汤药处方，不开汤药处方说明中医传人对汤药处方没有信心！

    当今的中医相当缺乏自信心和竞争力，还表现在呼吁别人来“解放中医”，还希望搞特殊设立各种中医药特区，甚至要求政府设立“中医部”、CCTV设立中医频道、等等。殊不知天道酬勤，天助自助者！如果中医不能自助，不能竞争，要靠政府靠政策和法律来拯救，即使苟延残喘又能坚持许久？拯救中医首先需要中医自己有自信！中医自己救自己！大陆中医有宪法保护，有政府的支持，政策的优惠，县市均有中医院，全国有32所中医大学，为台湾香港各地境外中医羡慕之极，需要的是自我“解放”！医药因为有中华文化特色就需要“中医部”，如此逻辑推论，文化则不更需要有“中文部”和“外文部”之分别设立？还有一些中医从一个极端滑到另一个极端，因缺乏自信所以承认中医不科学，月亮还是外国的圆，其中医研究和论文貌似“前卫中医”或“现代中医”，其实不伦不类，尽是西医的残羹剩饭，国人看不懂，外国人不愿意看。此外，常见的“死脑筋中医”背后也是对自己的不自信，所以只能抬出祖宗防止出错，言必论经，不敢变化，也使中医和文化缺乏创新，停滞不前，形式僵化，自我孤立。其实祖宗倡导的中医之魂是生生不息，强调人与天地互动变化无穷！

    要解决当今的中医问题，关键是要抓内因这个主要矛盾，需要各路“中医”认识和恢复本来的“中”医面貌。我第三次学中医，开始懂得“中”医的核心是中道和中和（http://wmh2first.blog.hexun.com/6136845_d.html）。“中道”就是承认客观，适应变化。太极阴阳图中描绘天地人万物发生发展无穷变化的那条反S曲线，是生生不息和阴阳变化无穷，是人与万物、与社会、与环境的系统和谐与统一平衡。在科学昌明，知识进步的今天，遵循中道的中医也应该承认西医发达技术高明的客观，适应现代科学的进步和开放要求，不忘发挥自己的特色，追求与21世纪健康时代的医学发展和人民需求的和谐统一。“中和”就是和为贵，就是与不同医学体系互补互通，互相学习和提高，而不搞互相封闭排斥、互相攻击和争斗。文化在精神价值上承认人类共通，在具体表现形态上则承认差异和互赏。在这两方面我们不能搞颠倒了：和而不同，君子之道；同而不和，小人之争。张功耀、方舟子可能已经不认同中国“和文化”的价值，更喜欢西方的“斗文化”，所以他们幻想把学术差异，把文化形态的客观差异升级为“用西医消灭中医”的你死我活的争斗。如果“中医”对本不是西医，更不能代表西医的张功耀、方舟子也以牙还牙，企图用中医反对西医，则背离了中和客观之本，也算不上是中医，更不能代表中医。置身在 “和为贵”价值传统之中，却说狭隘民族主义的话语，会降低“中医”自己，又被“西医”和别人孤立化了。其实，中医西医都是医学，有统一的医道：团结一切力量，全力为了人类的健康！

    中华文化儒道释并存，是以包容和学习为特点的文化。古代中医能将乳香没药安南子入药归经，现代当代中医为什么不能将西医精华同样吸收和光大？中国传统民族乐器胡琴有二胡、京胡、高胡等，胡琴古代原本来自西域，最后光大在中国。佛教早在印度灭亡，与中华文化交融得到了新的生命。我以为，中医是中华文化的正传，只要中华文化不倒，中医就有信心。“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的、最难替代和模仿的、最持久的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中医本来有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中医中药应该有竞争优势！应该在国内在国外逐步兴盛！应该成为政府弘扬中华文化的“强者”！

    中医应该尊重科学，树立信心。张超中在《发挥中医药的整体性科学价值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指出：“与世界上其他感染SARS的国家相比，我国取得胜利的意义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为：我国的SARS感染人数最多，达到5327人，而死亡率最低，为7%（广州仅有4%），远低于11%的世界平均死亡率（香港更高，为17%）。在国家重视程度、技术支持力度和经济保障能力均相差无几的情况下，独有中国成功降低了死亡率，避免了人员和财产的更大损失。调查显示，这一结果与中医药参与SARS防治而发挥的作用分不开，这也是中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均给予中医药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的原因。由此可以推测，如果能够深入研究中医药的参与所取得的特殊性成就，创造发挥其特殊性的环境，使其变成普遍性的决定因素，那么，我国所相应取得的政治、文化、科学与经济优势将是不可估量的。同样，一旦中医药衰亡了，损失也是不可估量的。“SARS”事件提醒我们，我国尚存在潜力巨大的中医药资源。”贾谦《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总报告（2）》则进一步指出：“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治疗50余名SARS患者，无一例死亡，平均退烧时间3天，平均住院时间9天，且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二附院至4月初收治112例患者，平均退热时间7天，平均住院18天；二附院甚至纯用中医药治好了15例SARS患者。钟南山院士所在的医院到5月份共收治117名病人，10人死亡；收治病人中，中医介入治疗71例，仅一例死亡。北京仝小林教授治疗小组收治16名SARS病人，纯用中医药治疗，全部治愈，平均退热时间仅4.5天。广州中医介入SARS治疗最早最深，病死率全国最低，不到4％，低于全国的7％。北京有关权威人士称，北京中医介入抗SARS斗争虽然较晚，成效显著，介入后的死亡率是介入前死亡率的五分之一。”；“在世界卫生组织（WHO）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2003年10月联合主办的‘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国际研讨会’上，专家一致认为，中医抢救了大量非典患者的生命；在预防和恢复期治疗方面，迄今西医尚无针对性治疗方法，中医有其独到之处。专家一致建议，治疗非典要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尽可能早期全程、合理使用中医药；应将中医纳入公共突发事件临床救治体系，中西医配合治疗非典经验可作为其他国家防治传染病的参考。2003年4月13－15日，我们课题组赴广州调研中医治疗SARS疗效之后，写出了《中医完全可以解决非典问题》。”

    同时，我注意到张功耀在博客中发表的王澄文章《中医能治非典？鬼扯!》（http://zhgybk.blog.hexun.com/5589293_d.html）王澄对WHO统计数字并没有异议，只是对中医疗效好的客观现象分析提出了“不可比”的各种质疑。对于王澄、张功耀的质疑和攻击，中医专家、研究中医的硕士博士们应该有信心证明自己，令人信服地拿出进一步科学的回应。摆事实讲道理，去伪存真去粗存精，是西医和中医的科学大同，是文明和进步的根本途径。我希望中医找回“中”医，为差异和互动互补感到自信！我想用余秋雨先生在《中国处于“文化孤立”之中吗？》（http://news.qq.com/a/20061011/000887.htm）的一段话为本文结尾：“文化以差异并存为美，以消除差异为丑。文化上的差异，绝大多数构不成冲突，正如我心中的欧几里德、黑格尔、康德，遇到我心中的孔子、苏东坡、王阳明，是互相欣赏、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冲突、互相取消。小小的灵魂能这样，大大的世界为什么不能这样？因此，我不赞成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而赞成南非大主教图图所说的那句话：我们为差异而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