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是与西医并存并重、特色独具、世界唯一的另一种防病治病的医学科学体系。如果把中医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史 、哲，尤其是哲学是其根；《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科学体系是其本；《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是其主干；而内、外、妇、儿各科的治疗及其方剂、药物等，则是其分枝、花叶与果实。然而，西学东渐的一百多年里，随着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断的自虐、自残，中医成为最典型的“重灾区”。这其中的突出事实是，中医的基础科学体系与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的严重异化与解体。这种异化与解体，即人们所称的中医西医化，中医界简称西化。

　　一、什么叫中医西化

　　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清家王朝处于内外交困的双重危机。李鸿章将这种严重的双重危机，称之为“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在“以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急于应对中，中国人也患上了的民族文化自卑症。“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请进西方的科学，主要是西方的近代科学。而近代科学既不是西方科学的全部，更不代表人类所有的科学知识。科学二字的基本含意，就是知识。完整 地讲，科学是人类认识自然、社会、思维过程中所形成的分门别类的知识体系。而西方的近代科学，一般指欧洲复兴以后逐步发现和丰富起来的，以物理学、化学的基本科学原理为代表的， 以及由此形成的以物质繁荣为主要内容的应用技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人，不仅患有严重的民族文化自卑症，也患了盲目、狂躁的科学幼稚病。对于“科学”二字的含义，和科 学知识的基本分类这些首要的学术问题，当时冲锋在前的一批精英们，却缺乏认真的学术研究与理性思考。比如：什么是近代科学？除近代科学之外人类科学史上还有那些不同的科学？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知识吗？中国几千年来的强大是以什么样的科学技术为支柱的？中国近代在文化科学上与西方的差别与相同之处到底在哪里？……对于这一切，当时精英们在尚未做出 完整、准确地回答时，一方面对中国优秀传文化无情地自虐、自残，盲目地批判、扬弃；另一方面在急于图强求富心理的驱使下，把西方近代科学（包括技术）视为人类科学的全部，顶礼膜拜。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提出请进西方科学的同时，也在中国派生出前所未有的近代科学主义思潮。

　　具体地讲，所谓近代科学主义，就是把近代物理、化学的观念与方法，作为评价一切文化、科学、技术之是非的至上信条和唯一标准立场或态度。长期以来，近代科学主义这种思潮在中国大行其道，延续至今，有时甚至猖獗到丧失理智，难以置信的地步。

　　近代科学主义的顽固与猖獗，坏就坏在“主义”二字上，是有其一定的时代背景的。辛亥革命以来，处于变革之中的中国，诚可谓近“主义”满天飞。各类欲领风骚的政坛人物，都习惯借“ 主义”以彰显自己。所以近代科学借着主义，蒙上了一层意识形态或政治化的色彩。于是中国人在近代科学技术的学问本性之外，为其独添了几分唯我是尊，鰲头独占的霸气。中医的西化， 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按理说，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史、哲，尤其是哲学派生出来的医学科学，西医的生物医学是近代物理、化学的观念与方法派生出来的医学科学。然而在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当代鰲头独占的年代里，西医是科学的、先进的，中医是不科学的、落后的，几乎成为全社会一种固执的文化成见与心理定位。一提到中医的进步与发展，头脑里想到的就是近代的物理学、化学， 就是西医的生理、解剖、生物化学、病理、药理、微生物等等。尽管也有不少人主张应当发展近代科学，也应当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科学；应当发展西医，也应当重视中国的中医。但是这种看法不是流于形式，就是停留在口号的表面上。尤其几令人忧心的，其实还是中医界。直到今天，很少有人静下心来研究和思考中、西两种医学在研究对象上，在方法论、认识论上，在概念 范畴体系上到底有什么本质性差异与区别。所以讲到告别中医西化，有必要说明什么是中医西化。

　　所谓中医西化，就是近代科学主义在中医领里的泛滥。具体而言，把西医的覌念与研究方法，作为衡量中医学术是非的至上信条与唯一标准的立场、态度和实践，就叫做中医邻域里的近代科学主义，亦即中医西化。2006年，张功耀、司马南、方舟子关于“告别中医”，“中医是伪科学”的叫嚣，只不过近代科学主义和中医西化思潮的一种社会现象而已。其实，半个多世纪以来 ，近代科学主义和中医西化对中医学术所造成的致命性的破坏，不仅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而且是广大国人无法接受的。它在被使中医的基础科学体系与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不断异化和解体的同时，也使中医真正沦落为依附于西医基础医学的一种经验疗法，或者游离于中医基础科学与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之外的经验医药。在很大的程度上，当今的中医正朝着《黄帝内经》之前的经验医学方向大踏步地倒退。请一切善良的人们相信，这种说法绝非是危言耸听！

　　也许有人要问，建国以来政府一直重视中医事业的发展，1982年国家宪法规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1991年国家又制定了“中西医并重”的卫生工作总方针，为什么中医西化依然如此顽固呢？在这其中，另有隐曲。

　　二、中医西化为何如此顽固

　　本人在《医医——告别中医西化》一书里，对困扰中医百年的非典型传统文化专制现象，做了简要的说明。辛亥革命百年以来，在中医问题以行政方式的近代科学主义的做法，突出的有四次。 第一次是1912年北洋政府“任子癸丑学制”确立中国教育的学制系统时，“漏列中医”的事件。第二次是1929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的中央卫生委员会设上，余云岫提出的《废止中医案》。 第三次是1950年卫生部主要官员采纳余云岫的《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按照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用西医基础医学对中医洗脑、改造的做法，所实施的“中医科学化”行动。第四次是1958年 以来在“中西医结合”名义下所推行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医和化”。正如《医医》中所说的那样：漏到的要害是废除，废止的重点是挖心，改造的目的是西化，结合的本质是改造。挖心、改造、西化的矛头，一致指向中医的基础科学与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当中医的基础科学与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是中医学的核心，这些科学、技术核心在西化、改造中消亡之后 ，中医的生命力便彻底地告终止了。所剩下的“内、外、妇、儿的治疗各科及其方剂、药物等”，就蜕变为“依附于西医基础医学的一种经验疗法，或者游离于中医基础科学与辨证论治的临 床技术体系之外的经验医药”，这种失去中医科学、技术体系的经验疗法与医药，也就蜕变为消亡边缘的“枯枝、败叶、干苹果”了。所以《医医》强调说：这种做法其实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对中医所实施的“灭汉兴洋的悲剧，在中医故乡的重演”。“洗脑—改造—西化，可谓是日本针对汉方医师进行的‘灭汉’三重奏。这其中，最可怕的是时间的持续”。历时五十余年之后 ，试看今日西医乱用中成药的现象，试看中医一张方数十味中药堆积、杂投的现象，少有科学知识和理性思维的人，恐怕都会吓出一身冷汗的。

　　在中国，铸成中医西化不归路，是一种非典型性的文化专制现象。说非典型，是因为出于好心，办的坏事；说文化专制，其实是学术问题的政治化，行政化。这里仅就1958年以来在“中西医结合”名义 “中医和化”的形成，做一些说明。

　　“1954年，毛主席对改造中医的‘中医科学化’，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并做了严肃的处理，他认为，中国对世界有大贡献的，我看中医是一项；他主张，中西医一是要团结，西医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而且强调首先要学习中医，才有利于打破歧视、排斥中医的宗派主义倾向。”（见《医医》第31页）这一说法与出发点是对的，也起到一定的积被作用。“1956年8月，毛主席又说 ，‘要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人们把这种新医药学，概括为‘中西医结合的新医药学’。于是‘中西医结合’这个词，便才社会上流 行了起来。同时毛主席还提到，：‘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他所讲的‘西方近代科学’，自然是建立在物理学、化学基础上的近代科学。在这类学科里，当然也包括了现代的西医。”（同上）为什么不用中国的哲学研究、提高中国的传统医学，而要用西方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医呢？如果‘中西医结合的新医药学’都以同一种科学观念与方法为准，而将中国的哲学排斥在外，这种结合的方法论有其科学的根据吗？在这里，毛主席其实为近代科学主义和西化中医，无可避免地留下了借口。

　　1958年10月11日，毛主席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做了一段很长的批示。全文如下：“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自治区各办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请徐运北（注：卫生部负责人）同志一商，替中央写一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批示和文件发表下之后，人民日报于11月18月特地刊登了专题社论。社论中强调，这是“ 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不了等闲视之。

　　从上述批示到文件，社论，使人不难想到，第一，毛主席为什么把发掘、整理、提高中医的重任托付给学习中医二年的西医，而不是当时全国一大批中医学术造诣甚深的名老专家呢？西医学习中医比二年，就可望成就为高明的理论家，而今五十多年过去，高明者究竟在那里呢？可见毛主席对发掘、整理、提高中医看法，与1956年提出创造新医药学时一样，头脑里还是近代科学主义、中医西化那一套。第二，在以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批示，以中共中央文件的最高级别，以党的一元化的最高领导形式，以党的喉舌的最高社论而布置、号召的“严重的政治任务”面前， 中医西化在中国空前绝空前绝后地被最大的政治化了。第三，批示下达之后，上上下下迅速通过舆论宣传、文件会议、布置检查等形式，通过组织、人事、计划、经费、管理等措施，在全面贯彻落的呼声中，并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体制上，牢牢地固定了下来。在半个多世纪里，沿着计划经济的体制贯性，在行政化的轨道上，年复一年地运转至今。

　　必须看到，要彻底告别中医西化不归路，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时代性难题。除了前面反复提到的近代科学主义，中国传统哲学的贫困，学术问题政治化、行政化之外，国内文化界、学术界的仁 人志士，需要就某些思想观念、学术见解上，坦诚交流、讨论，广泛达成共认。尤其对西化过程中长期积累下来的诸多具体问题，比如：中医学术的萎缩，人员思想的僵化，各种利益的捆绑 ，“医者父母心”的失忆，“得过且过”的麻木，“明哲保身”的沉默，“仰天长叹”的失望，“无可奈何”的哀伤……这一切，都需要站在学心、仁心、公心的立场上，放下包袱，焕发正义，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向前看。如果说当年叫嚣“告别中医”的，只是那么几位近代科学主义者，那么今天“告别中医西化”的，则需文化界、学术界的共同努力。好在我们正处于高扬科学发展观，深化改革开放的年代。好在以人为本、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术面前人人平等这一些原则与世风，越来越深入人心。我们相信文化科学的力量，更相信文化科学工作者的良心。 也许告别中医西化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告别中医西化是文化科学的呼唤，是人类防病治病的需要，因此我们坚信告别中医西化，一定会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

　　三、科学与哲学催促我们告别中医西化

　　近十年来，笔者通过东、西方哲学史，东、西方科学史的反复学习、研究与比较，对于中、西医的科学定位，有了更清晰、更准确的认识。正如笔者在《医医》一书里谈到自己动手撰写《中医学的科学定位》一文时的心情那样：“当思维上溯到东西方哲学源头的时候，令人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惊，这就是：我们在中医的科学性这一问题上的长期困惑，像一座横在我们面前难以跨越的火焰山；而来到哲学史的源头上时，却原来是一个公理性、常识性的问题——不需要证明，也不容你怀疑。”所以笔者同时也确信，近代科学主义与中医西化，同样是我们这一代人在哲学与科学的源头上，所犯的一个公理性、常识性的错误。这里仅将《医医》第四章“中医学原理的十条公理化原则”一节，略加删节，抄录于后，以供参考。

　　第一，两次文化高峰。人类文化科学发展到今天，曾经出现了两次高峰。而且从整个文化科学的发展上看，也只能是这两次高峰。第一次高峰在中国的春秋秦汉之际，第二次高峰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以来。第一次高峰以哲学的成就为代表，第二次高峰以物理、化学的成就为代表。对于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我们口头上常常讲的是五千年。但是我们却往往一把春秋秦汉时期，视之为中华民族文明的起点。那就特错、大错了。

　　第二，两类研究对象。第一次高峰时期，人们着重研究的是原生态事物（亦即“天造之物”）本来的发生、发展、运动变化的现象及其过程。而第二次高峰时期，人们着重研究的，首先是以解剖的方法把原生态的事物拆开，然后观察、研究其内部的结构与功能。

　　这里用《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说法讲，摆在人们面前的万事动物，可以划归为两方面研究对象：一是研究“形而上”，就是在不干扰“天造之物”本来生存状态的前提下，研究其运动变化的现象及其过程，以认识引起“天造之物”运动变化的抽象的道理。这叫做形而上者谓之道。二是研究“形而下”，首先要把原来的“天造之物”打开，研究构成“ 天造之物”的局部零件以至构成局部零件的物质，以认识局部及其物质的结构与功能；并由此获得了制造“人造之器”的材料，进而制造出“人造之器”来。这叫做形而下者谓之器。

　　总而言之，从两类研究对象上讲，形上与形下，是人类文化科学的两大类。形上繁荣在先、形下成功在后，这是人类全部文化科学发展的长河中，所经历的也是仅有的两大步。所以这里讨论的两类研究对象，是人类两次文化高峰的两大柱石。换言之，两次文化高峰的形成或出现，是以人类在两类研究对象认识上的成就，为其决定因素的。这一点是我们所讲的十条基本认识的核心，不容忽视。

　　第三，两种研究方向。文化科学上的两种研究方向，是由两类研究对象决定的。按照“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论断，形而上与形而下这两种研究方向，都是从“形”出发的。 具体到某一具体事物来讲，究竟应当朝着形上的方向去研究，还是朝着形下的方向去研究，那要由具体事物的具体特点来决定。而整个人类文化科学宏观的研究方向，今天仍然是这两种。

　　第四，两类带头学科。关于两类带头学科，这里是从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两个方面来讲的。研究“天造之物”的学科为一类；研究“人造之器”的学科为另一类。如果从研究方法上来区分两类带头学科，那就是：研究“天造之物”的学科，着重以哲学和系统科学方法为主；研究“人造之器”的学科，着重以物理学、化学为代表的还原性方法为主。

　　第五，两类科学体系。关于两类科学体系，则主要是以两类带头学科的研究方法为根据而划分的。一类是哲学和系统科学方法体系内的学科。比如，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包括逻辑学），以及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物候学、气象学、生态学、生物进化论等等，皆属之。另一类是物理学、化学为代表的还原性方法体系内的学科。在自然科学里，举凡研究有形之物“原质”的形态、结构、功能的学科，或者研究“人造之器”的学科，皆属之。

　　第六，医学面对的两种人。从《周易》的观点看，人与其它万物的不同之处是，人是天地万物之灵，人是天地间最复杂的生物，所以人具有最典型的形上与形下二重性。因此医学家面对的人 ，必然要划分为形上之人与形下之人两种。这是毫无疑意、勿需讨论的。笔者最早在《中医复兴论》一书里，曾把人的属性或特点概括为七个方面：其一，自然属性的人；其二，社会属性的 人；其三，精神情志属性的人；其四，人的整体状态的特点；其五，人的组织器官层次的特点；其六，人的细胞层次的特点；其七，人的分子层次的特点。中医研究的，着重是形上之人，主要包括了人在前四方面的属性或特点；西医研究的，着重是形下之人，主要包括了人在后三方面的特点。

　　第七，医学研究的两类方法。中医的研究，主要运用了以哲学（包括系统科学）为代表的方法；西医的研究，主要运用了以物理学、化学为代表的方法。如果从逻辑学的角度上讲，中医研究主要运用了由综合到演绎的方法；西医研究主要运用了由分析到归纳的方法。这是中、西医各自不同的研究对象所决定的，不能交换，也不可改变。

　　第八，两种医学的定义。中医学是以哲学和系统科学方法，研究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西医生物医学是以还原性科学方法，研究人的器官、组织、细胞 、分子层次上的结构与功能，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

　　第九，两种成熟的医学体系。西医的概念范畴体系是用具体概念，或者实体概念来表述的；中医的概念范畴体系是用类比概念，或者抽象概念来表述的。西医所用的具体概念和中医所用的类比概念之间，在文字表面上常常有相同或相近之处，但其内涵却完全不同或相差甚远。中、西医各自的概念范畴，要放在各自的理论体系中去理解、去把握。不可望文生义，不可偷换概念， 不可相互比附，不可相互混淆。中医西化中诸如此类问题太多、太滥，必须全面、彻底地加以厘正。

　　第十，两种医学的不可通约性。“不可通约性”是一个外来名词，见于美国学者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不同学科之间的不可通约计性，应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不同的学科之间的研究对象不能颠倒，不可通约。其二，一定的研究对象，必然选择了一定的研究方法。所以不同学科之间的研究方法，是不可通约的，当然也是不能互换的。其三，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研究不同的研究对象，所形成的概念范畴体系必然不同。所以不同学科的概念范畴体系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当然也是不可混淆，不可相互代替的。就像不能把物理学的概念，搬到化学中来 ；也不能用化学的概念，代替物理学的概念一样。中医与西医之间，也是这样。

　　以上十条公理性原则表明，彻底告别中医西化，是文化科学的呼唤，是哲学公理的明令。这与人的感情因素无关，也是不容怀疑、勿需讨论、不可违背的。笔者在《中医复兴论》的“为中医教育诊脉、处方”一节，“西化——中医科研的致命错误”一节，在《医理求真》的“告别结合才能走向配合”一节，“学费不能再交了”一节，“从近代科学主义到的科学”一节，对上述十条公理性原则都在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有过具体的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四、从中西医并重到中西医配合

　　在世界传统医学中，中医是唯一具有成熟的基础科学体系和临床技术体系传统医学。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地区）里，中国是唯具有中、西两种医学科学体系的国家。这是直得我们骄傲的， 更是值得我们珍惜的。

　　1982年，我国《宪法》规定：“发展现代医药和中国传统医药”。1991年，国家又将“中西医并重”作为卫生工作总方针之一。联系到本文上述中医学科学原理，和中、西医关系上的十条公理性原则，我们这里完全有理由说：在我国《宪法》精神与卫生工作总方针的规定，以我国传统文化为基石，以中医的基础科学体系和临床技术体系为核心，全面复兴中医中药，为中国与世界人民的健做贡献，这就是当代中医学术与中医事业的科学发展观。为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组合中、西医两种主流医学的特色与优势，科学地认真地研究、设计、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西医并重、优势互补的，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新本格局、新架构、新体系，这是中国人民责无旁贷的为人类健康事业开拓新未来的光荣史命。所以在告别中医西化，实现中医复兴的时候，需要我们从两种主流医学这一基本格局出发，正确对待和认真处理好中、西医两种医学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大化地发挥中、西医两种医学的理论特色，最合理地组合中、西医两种医学的临床优势，应该这是我们当前最基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在讨论组合两种医学特色与优势时，为了防止与中医西化时的“结合”一说产生误读，我们将这一新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称之为“ 中西医配合”。下面就其含义，谈一些认识。

　　中西医配合这一命题的含义，笔者在《中医复兴论》里是这样表述的：“中西医工作者相互合作、中西医学术相互配合、以提高临床疗效的实践过程”。这里主要包括四层意思。

　　第一，配合的前提，是中西医工作者之间真诚的相互合作。

　　人是学术的载体，每个人皆学有专攻。所以，中西医的配合必须在中医与西医两方面人员之间互相尊重，彼此平等，自主合作的条件下进行。以往通过“西学中”或“中学西”的方式，将中西医配合的重任寄望于一人、一身的做法，实践已经证明，这不一定是理想的好办法。

　　其二，有了两种专业人员之间的相互合作，才会实现两种医学上的实实在在的配合。

　　这里讲的实实在在，指的是两种医学各自的临床优势。而各自临床优势的背后，是两种医学科学理论的支撑。所以中西医之间相互配合的临床治疗，必须是两种医学科学理论指导的，两方面 临床优势的有机配合。

　　其三，合作、配合的根本目的，在于造福病人，提高临床疗效。

　　因为中医和西医，理论上各有特色，临床上各有优势。两种医学各自都有其科学理论、临床技术、临床经验三个层次上的知识内容；

　　两种医学各自都是庞大的医学知识体系。对于一个人而言，集两种医学的特色和优势于一身，至少在今天看来，可能性极小。尽管世界上有神童、才子，但是希望人人都精通中西医，并非明 智之举。因此从整体意义上务实地讲，通过中西医工作者的相互合作，充分发挥和利用我国现有的医学资源，实现中西医特色与优势的有机配合，是提高临床疗效，造福病人的最好形式。

　　其四，实践过程，是指中西医临床上的合作与配合，是一个相当长的医疗实践过程。

　　这里的“实践”二字，有两方面用意。一方面，在于强调中、西医配合一定要立足于实践，从临床出发。中、西医两种相对成熟的医学，一者偏于形上，一者偏于形下，彼此代表了整个人类 科学哲学的两类不同的研究方向。倘若在遥远的将来，中西医有可能合一或者创新，那必然是整个人类科学哲学上天翻地覆的特大事件，绝不是中西医两方面医学工作者所能驾驭的。因此， 千万不可轻言合一，不可轻言创造新医药学。这里用“实践”二字的另一方面意思是，医学的目的在于临床实践，在于治病救人。只要我们中国在这一方面疗效出色，经验服人，就已经是造 福于人类，令世界注目的大事了。随着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的的实践过程的延续，中西医配合必将引发人类医学的革命。这一革命，就是由中国兴起的中西医配合，发展为遍及世界医学实践 的新形式、新潮流。至于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只能由实践做决定，让历史做判断。在这里，任何夸夸其谈，脱离临床实践的做法，都是有害而无益的。

　　在中西医配合中，应该把握以下基本原则。

　　如前所述，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都包含着基础科学、临床技术和临床经验三个层次的内容。所以，中西医配合的基本原则，应当在区分科学、技术、经验三个层次的前提下，对中、西医做 出具体的界定。其含义大体是：

　　其一，在中、西医两种医学的基础科学层面上，彼此是并存、并重，共同繁荣的关系。

　　两者的基础科学，代表着两种医学的本质特性；两者的概念范畴是不可通约的。这是两种医学的根基，所以强调中西医并重的核心，主要是指基础科学这一层面。

　　其二，在中、西医两种医学的临床技术层面上，彼此是相互配合、优势互补的关系。

　　两种基础科学，必然派生出两种临床技术体系及其两种具体的治疗方法。两种医学一者重在形上，一者重在形下，所以临床技术必然各有其优势，当然也各有其局限。为此，取长补短，发挥 优势，服务于病人，这是中西医并重环境下的必然选择，也是我们提出中西医临床配合的核心环节。

　　其三，在中、西医两种医学的临床经验层面上，彼此是相互借鉴的关系。

　　经验是未上升到科学、技术层面的，尚处于初级水平的医学知识。它常为一些人在一些病的治疗上所掌握，但没有上升到技术、理论的普遍性、可重复的高度，为所有人在所有病中所使用。 所以，临床经验不应该是中、西医配合中的重点。但是这不等于说不重视它的客观性、有效性。需要根据中、西医在基础科学与临床技术的具体情况，相互借鉴，适当选择。既不要夸大经验 ，生搬硬套；也不要忽视经验，置之不顾。

　　记得年轻的时候，一群大人们在一起讲到1958年的大跃进，身边的一位长者小声说了句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话：“情况不明干劲大，心中无数主义多”。从事中医科学学、软科学研究的三十 年来，这句话总在头脑里时隐时现。二十年前，中医界流行着一句颇让人兴奋的话：“中医要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1995年我动手写《中医现代化的再思考》一文时，脑子里不时地闪烁着的却是另外一句话：“豁出去生存求发展，自带着镣铐闯世界”。辛亥革命后的一百年来，漏列中医、废止中医、改造中医、中医科学化、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中医创新、中医标准化 、中医规范化……晦暗的、响亮口号层出不穷，却没有人问津“中医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2008年8月在香港完成《中医学科学定位》一文时，我由衷的兴奋，又不时的有惶恐。发表后能否经得起哲学科学的检验，尚有待学术界同仁的讨论、指正。倘若厘清中医学科学定位，而有助于尽快告别中医西化，有助于中、西医在临床有机配合、优势互补，对于这三十年的努力 或许是一种安慰。

　　“天地生人讲坛”一向重视中医的兴衰存亡，今年特别开设了“为中医号脉”专题讲座。今蒙邀请，谨以《告别中医西化》为题，讲一个困扰中医半的世纪的老问题。谨以虔诚之心，敬请文化 、哲学、科学领域的学长不吝赐教！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中医药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