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向何处去？有人说中国应该选择以西方民主社会为参照的自由主义，有人说中国应该选择以中国传统社会为参照的儒学文化，有人说中国应该选择以斯大林模式为参照的社会主义，但还有人说这三种主张水火不容。这种社会现象不由的使人想起了百家争鸣时代的战国，想起了集先秦诸子思想之大成者的荀子，或者说没有荀子中国社会就无法达成改革的共识。
中国汉唐及当代日本对儒家的理解源自荀子对于孔子的理解，诸如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 诸如日本学者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对道家{《道德经》《庄子》《周易》}的理解源自韩非子对于道家的理解，即“以法释道”，中国史中称这一学派为“打着道家旗号的法家”，以靖国神社为代表的日本“神道”就从属于这一学派，当然为了排斥基督教对日本的影响神道中还吸收了儒家及佛家的思想。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霸道”日本思想家删除了其中的“权术”部分，经过整理重新商标注册，即所谓的“武士道精神”。
宗教是什么？但凡成熟的宗教都有纯哲学的倾向，哲学虽然能为唯心主义服务，但同样能为唯物主义服务，就如基督教在中世纪的欧洲是唯心主义的，文艺复兴时遭到了西方的法家即所谓的启蒙思想家们的激烈批判，由此基督教发生了分裂，或者说理论创新，产生了具有辩证唯物主义色彩的基督教新教，美国历届总统的就职演说其结束语都是“愿上帝保佑美国，愿上帝保佑大家！”。
国人一再抱怨日本人学去了中华文明的精髓，却不知中华文明的精髓为何物！中国的教育只教会了人们记忆，却没有教会人们思考，自国都迁离长安之后中华文明迷失了自我！
一、国民素质修养与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机械唯物主义者认为；“权力失去监督必将导致腐败”，而实际的情况是对于人的行为进行事无巨细的监督是不可能的，荀子的礼制其作用是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人性如何实现自我约束，即提升国民的素质与修养。
纲举则目张，纲：渔网上的总绳，目：渔网上的眼，提起渔网上的总绳一撒，所有的网眼都会展开，提起渔网上的总绳一拉，所有的网眼都会收紧，社会管理中会有许多具体问题，诸如贪污腐败，诸如劳资关系不和谐，家庭关系不和谐，社会不公平，环境污染等，但提升全体国民的素质与修养是社会管理的“纲”。
荀子依靠对君子的敬仰，对小人的批判来实现人性的自我约束，从而提升人的素养的，日本人喜欢称人为君，即《荀子》中的君子，日本人的素养由此而来。
本来不想提日本，只是为数不少的中国人认为中华文明就是一堆垃圾！
君子：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劳苦之事争先，享乐之事能让，正直诚信，奉公守法而又明察事理，走遍天下，即使困于蛮荒之地，人们也没有不尊敬和信任他的。小人：蛮横而又虚伪，劳苦之事就偷奸耍滑，畏缩逃避，享乐之事就死皮赖脸毫不退让，并且卑劣放纵而不知检点，走遍天下，即使小人得志，人们也没有不厌恶和轻视他的。
君子容易结交但难以侮辱，容易恐惧但难以威胁，害怕是非但不逃避为正义而死。
君子安闲而血气不衰，劳倦而精神不懈。喜不过奖，怒不过罚，是因君子能以公义胜私欲。
君子耻于自己没有信用，而不耻于不被信任，耻于自己没有德行，而不耻于被人污蔑，耻于自己没有才能，而不耻于不被重用。
意志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左右金钱，小人被金钱所左右。利少而义多，为之，身劳而心安，为之，良农不因天旱不耕，良商不因亏本弃市，君子不因贫穷而放弃原则。
法制是治理国家的开端，而君子是执法执政的根本，有完备的法制而贪腐成风、民怨沸腾的情况是有的，有君子而贪腐成风、民怨沸腾的情况至今还没听说过，《孙子兵法》并没有失传，但孙子不能保证后世的将军都百战不殆，《唐律》并没有失传，但唐太宗不能保证大唐世世代代都战无不胜，法制本身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所以说法制是治理国家的开端，而君子是执法执政的根本。有君子法制即使简约，也足以管理一切，没有君子，法制即使繁琐，也会因为执行力度的问题，或者失去先后施行的顺序，不能应付事情的各种变化，而足以造成社会管理上的腐败。
关于法治还是人治，这个问题两千年以前人们已经争论过了，而今天对中华文明一无所知的人们还在争论。
二、利益与道德的统一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个人利益决定个人判断，国家利益决定国家的判断，人性中追求自身进步，自身生存条件改善的人之常情即人的发展权，或者国家的发展权是不容否定的，发展从属于公共道德，所以从属于“礼”，而朱熹的“礼”一贯是“存天理，灭人欲”的，一贯否定个人或者国家的发展与进步，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追求利益是不道德的，这种状况使得道德为个人与国家所轻视，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异化为道德的沦丧。
不论是道德还是法制只有与个人或者国家的发展与进步溶为一体时，道德或者法制才会有约束人们行为的作用，人们也才会有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当利益与道德溶为一体时，人性好德如好色！
朱熹说过很多话，有些当然是对的，但朱熹在大是大非上错了，所以他的其它就不用看了，把朱熹吹捧成圣人的宋王朝积贫积弱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
文化是制度之母，在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文化氛围之中社会就会认同消灭民营经济，批判竞争机制，就会滋生“恨斗私字一闪念”，“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要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而此是一脉相承的。
三、民主与法制的哲学理论基石——性恶论
人之生固小人，没有礼制的引导，法制的约束，人性只能唯利之见，又遇社会变革，沾染了不良的社会风气，于是小人更加渺小，卑劣的本性更加卑劣，今天小人们的心灵如同他们只知道吃喝的嘴巴和排泄的肛门，安知大局整体，安知廉洁耻辱，安知恭敬辞让，安知道德公义。
人之生固小人，人先天的本性都是自私自利，好逸恶劳，贪得无厌，损人利己的，人的善良需要礼制的引导，法制的约束。人之性恶，尤如水往低处流，是不由自主的，人之性善，尤如水往高处流，水何以能从一楼流到十楼，其行为完全来自环境的约束与引导。而政府亦和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当它的行为失去约束，当它的权力失去竞争，它就会为了自身的既得利益，自己的方便，置人民的死活于不顾，当社会还没有到犯罪高发，人民揭竿而起政权将被推翻的地步，它就不会反省自身的腐败，政治权力处于竞争状态，政府热衷于启民智，而政治权力一但陷入垄断必将滋生政府的愚民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孟子的性善论是为政府的愚民政策服务的，由此日本在明治维新的前夜思想界展开了针对孟子、朱熹的激烈批判。
什么是封建主义？一切为处于垄断状态政治权力服务的哲学、社会科学都是封建主义的。封建主义指的是处于垄断状态的政治权力，而不在于有没有皇帝，当代日本及欧洲不少国家都有皇室，我们为什么不称其为封建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权力是处于竞争状态的，封建主义这个东西中国有，西方同样有。
文化是制度之母，没有荀子性恶论的文化土壤民主与法制就无法在中国的土地上扎下根去！
1945年7月，黄炎培等5名国民参议员应邀访问延安。访问结束临行前，毛泽东同志问黄炎培先生有何感想。黄炎培先生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的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条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听完后，肃然回答道:“任之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不在政治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就不会有民主，人民就没有条件起来监督政府，政府就会松懈，没有人人起来负责，社会就跳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
有人说在政治领域引入竞争机制有导致国家分裂的风险，那么康有为先生的君主立宪制可能更适合中国，即建立起一种英国、日本式的政治体制，我们可以仿效英国、日本式的政治体制实行总书记立宪制，总书记只是民族团结和道德的象征，不在有实际的权力。
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于劳资关系的和谐，荀子认为；领导者应该以爱护、公正的态度对待属下，下属应该以忠诚，尽职尽责的态度对待属上，即君仁臣忠，在企业内营造一种家庭式的社会氛围，即日本企业管理文化中的所谓的“团队精神”。
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集体主义？大道至简，最复杂的问题往往是最简单的问题。即家庭主义，不了解家庭主义我们就无从理解与实践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集体主义！
关于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荀子认为；敬人有道，贤者则贵而敬之，不肖者则畏而敬之，尊敬是一样的，而实际情况是两样的。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贤，便为不肖，人贤而不敬则是禽兽也，人不肖而不敬是戏虎也，人如禽兽就是社会的垃圾，戏弄老虎则十分危险。
也就是说对于周围的人，先不要考虑你自己的内心感受如何，首先需要的是对他示敬，你尽可以有自己的好恶标准，但在与人相处时个人内心的感受都不应该表露，因为在两个人以上的公共场合，需要的是公共道德，而不是个人的一己私德。
关于家庭关系的和谐，荀子认为；两贵不能相使，两贱不能相事，数也。人与人的平等将会使社会丧失效率，一个家庭如同一个企业，一个军队，其组织关系必须有主有从，如果大家都完全平等，谁也没有权力命令谁，其结果只能是一群缺乏效率与和谐的乌合之众。
二战前后欧美、苏联地区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因为战争，及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导致其社会劳动力严重不足，而本身这一地区地广人稀，必须让妇女走出家庭以支持战争，及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对多生孩子的妇女政府予以多种福利及补贴以鼓励其生育。自称为自由、民主灯塔的美国1920年才承认妇女拥有选举权，所以欧美的妇女解放运动，更多的是经济发展成就的产物，而不是其自由与人权的产物。中国和欧美相比，由于人均经济总量偏小，人口过剩，在劳动异化与妇女解放之间“两害相衡取其轻，两利相衡取其重”，必须制定限制妇女就业的政策，妇女更适合回归传统的社会分工家庭之中。当夫妻双方都在工作中疲于奔命时，试问谁来照顾家庭？并不是全社会每一个家庭都有能力雇个保姆的！
今天的日本，经济先进，吏治清廉，环境友好，社会公平，劳资关系和谐，家庭关系和谐，荀子学说在日本的实践中更像是科学社会主义。
今天中国社会的核心矛盾和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虽然能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提供社会伦理层面的支持，但却不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社会伦理层面上的支持，这也是今天中国社会劳资关系不和谐，家庭关系不和谐，贪污腐败，社会不公，环境恶劣的问题之根源。
五、法家霸道—武士道—历史唯物主义
荀子的学生 韩非子认为；“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即使在今天像美国这样的强国发动战争，像阿富汗，伊拉克这样的弱国只能光着屁股挨打，国家强大就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国家弱小别人就能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我们。
贤人屈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纣为天子则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持，而贤智不足慕也。
人见蜂群则恐慌，见毒蛇则害怕，然而养峰人从蜂箱中取蜂蜜，养蛇人从毒蛇嘴里取蛇毒，利之所在，皆为勇士。
孔子见到鲁昭公要下拜，不是鲁昭公的道德使孔子下拜，而是鲁昭公的权势使孔子下拜，如果鲁昭公光有道德而没有权势孔子是不会下拜的，在道德与权势之间人性首先屈服的是权势，而不是道德。
人性为利益所引诱，为权势所屈服，唯物主义通俗的说就是有钱有势，有钱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指的是经济先进，有势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指的是军事强大，一个国家经济先进，军事强大就能在国际政治经济的斗争中赢得主动，反之则很被动。今天的中国只知道经济先进，而不知道军事强大，这样发展观是不科学的。
六、荀学—汉唐—日本
荀子是唐代时的圣人，唐太宗本人更是荀子的粉丝，荀子的“君者舟也，庶民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曾被唐太宗所反复引用，荀子认为；尚贤使能是一个国家走向富强的根本，从而唐太宗在用人方面不因亲旧关系而取庸劣，不因关系疏远，甚至是政敌而舍贤才，因而使全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优秀人才都能为唐太宗所用，而在今天的中国一个人的年龄、学历、户籍、关系背景还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一个人能力的发挥。荀子的礼制认为；君子应该是诚实正直的，不服从领导而有利于领导的言行谓之忠，服从领导而不利于领导的言行谓之谄，服从领导而有利于领导的言行谓之顺。在荀子忠君思想的影响下唐太宗的属下皆正直敢言，勇于任事。有一次唐太宗下令修建洛阳乾元殿，张玄素上书谏止，认为现在国力不如隋朝，如果劳民伤财动工兴建那么唐太宗那不是就连隋炀帝也不如了，虽然唐太宗不服，经过辩论唐太宗最终听从了张玄素的意见，停止了这项工程，并且称赞张玄素敢言，赐给绢五百匹。
今天的日本人和唐代的中国人一样要么是由衷的赞美，要么是直言不讳的批评，我们对此已经感觉到陌生和不习惯了。
有些人说中国人素质低，为什么唐代时中国人素质高呢？孔子认为；政府好像一个盆，人民好像水，盆是方形的，水就是方形的，盆是圆形的，水就是圆形的，所以说国民的素质是由政府所决定的，如果社会没有说真话的伦理或者体制那么中国的社会制度未必比唐代的皇帝制度高明。
在荀子成为圣人的唐代，唐的声威远播四海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如果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进行类比的话，荀子儒学类似于基督教新教，朱熹儒学类似于天主教，就如基督教新教成就了英国、美国、德国的大国崛起一样，荀子及其学生韩非子的思想在历史上成就了汉唐，在今天成就了当代日本， 1937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中国的十倍，经过七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经济终于于2010年勉强超过了日本，这还是依靠十三倍于日本的人力，二十五倍于日本的土地及资源取得的成就。有人说中国人多？北京总没有日本人多吧？是不是北京搞一个香港式的特区，实行京人治京，高度自治，北京经济就一定能超过日本，未必吧！有人会说二战后的日本经济受到过美国的支持，那么试问1937年谁在支持日本？有人说二战后的日本放弃了军备，一心一意搞建设，那么试问1937年日本有没有军备？如果非要说有人在支持日本的话那么也只能是荀子及其学生韩非子，是荀子、韩非子给予了日本大国崛起的精神动力。
日本明治维新的实质是一群信奉荀子及其学生韩非子学说的日本下层武士推翻了信奉朱熹儒学的将军政权，明治天皇站在了要求社会变革的日本下层武士一边，学习西方只是明治维新文化之表，荀子及其学生韩非子的思想取代了朱熹、孟子的思想在日本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才是明治维新之实。1945年一个叫丸山真男的日本民族主义者，采取贼喊捉贼“排荀非韩”的方式妄图否定荀子及其学生韩非子对当代日本的影响，但荀子、韩非子的学说已经融入到日本民族的血液与灵魂之中，否定是否定不掉的。当然今天日本学术界之主流是承认荀子、韩非子是日本哲学社会科学之“祖型”，即日本哲学社会科学之理论基础。
没有一流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中国根本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即使中国的经济总量能够超过大清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