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目录： （1）正确认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关系 （2）中国和苏联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间窗口 （3）价格机制和物质激励在斯大林体制中的作用 （4）斯大林“经济遗嘱”到底在讲什么？ （5）柯西金改革为何被叫停？ （6）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基础 （7）否定斯大林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8）中苏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成败背后的关键区别
中国与苏联改革成败殊途，其关键原因，不在经济，而在政治。苏联的解体，和马克思主义本身存在的理论缺陷有关。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奠基者——斯大林本人努力克服纠正了其中一部分，并为其它部分的关键性转变奠定了基础，但随着他个人威信被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彻底摧毁，这种关键性转变的可能性也就被抹杀了。中国在面临类似问题的历史转折关头，则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为成功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 （1）正确认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关系 对比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的说：长期坚持搞计划经济，未能在世界大战的阴影散去以后，稳步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苏联失败的重要原因。 “消灭私有制”是马克思主义建设理想社会的核心目标，是它最重要的理论结论，但它其实有问题。要正确认识并纠正其中的错误，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对此，苏联人连正确理论的门槛都还没有摸到，中国现在是半条腿迈过去了，还有半条腿没有迈过去，依然有很多人对此的认识是：消灭私有制——关键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共产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高级阶段需要做的事情，需要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前提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人的觉悟还不够高的时代，不能完全消灭私有制，也不能搞按劳分配，还是要允许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存在。这样的认识在目前的实践中基本上也是够用了，但也确实隐藏着一个结论：等将来生产力高度发达了，还是要消灭私有制的，公有制还是比私有制有优越性的。这个结论就有点问题了。 我以为，更正确的表述方式应该是：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那么，有没有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高级的阶段？我们无法从理论上推理得知，只能等待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做实事求是的改进，而绝不是在理论上认定马克思的论断还是正确的：未来需要消灭私有制、甚至取消市场经济才能进入下一个“更高级的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生产力高度发达时代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是生产力欠发达时代的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很大程度上是资源极度贫乏、生产力极度落后的产物，它是和落后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经济体制，而不是说它本来很高级，低级的生产力阶段“配不上”它。 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甚至也包括朝鲜的计划经济体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它们都是在本国经济极其不发达的情况下，为了能集中资源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跨越，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经济体制。这个目标，最后也都实现了。 但是，把这套体制挪到德国这样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情况就不太妙，二战后东德地区的经济发展就不太好。 实事求是的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有把握的说：如果中国在革命成功以后，不搞计划经济体制，快速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跃进，现在肯定无法成为快速崛起的世界性强国；反之，如果在工业体系基本建成以后，不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现在也肯定无法成为全球经济强国。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言，市场经济不是“补课”，而是“升级”。 我们用这个理论视角回过头去再看苏联。19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就是“超越发展阶段”的政策而不是“符合发展阶段”的政策。它是战争结束后，为了满足农民基本生活需求而采取的临时措施。如果长期执行新经济政策，不及时走上计划经济的道路，苏联就无法快速实现工业化，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缺乏有力的重工业生产能力支撑，也缺乏足够的国防安全保障。所以，一旦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就应该像斯大林那样，果断终结新经济政策，立刻制定“五年计划”，集中资源搞工业化建设。我们赞成斯大林的这个决策，不是“支持计划经济”，更扯不上“反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反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希望中国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之类的问题。斯大林只是在合适的时间为苏联选择了正确的经济发展模式，就如同中国在建国后三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是正确的经济发展模式一样。 同样，等工业化基本完成之后，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就都应该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向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前进。未能实现这样的转型，就是斯大林去世后的苏联领导层的错误。 客观的、符合历史辩证法的结论是：如果苏联在1929年以后继续搞新经济政策，苏联就会很快完蛋，不可能撑得过德国入侵；如果苏联在二战重建结束以后继续搞计划经济，苏联还是会很快完蛋。 为什么对苏联和中国而言，计划经济阶段不能“跳过去”，直接搞市场经济呢？ 工业革命以后的现代市场经济不是“自然经济”，不是放开各种管制让民间自由交易就可以发展繁荣起来的。它需要一个有力的公共服务平台才能良性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更是如此，它需要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公有制经济之上，需要农村能够为城市提供足够的粮食剩余，需要公有制企业主导建立完善的通讯、交通与能源网络，以及化工钢铁等基础材料供应产业，还有机械装备等基础工业，等等。此外，还需要有力的国防安全保障、稳定的社会治安、良好的社会信用网络，高素质的产业工人等等，尤其还需要一个训练有素的公务员群体来对市场进行监管和服务，等等。这些基础对一个刚刚摆脱外国殖民控制的落后国家而言，都需要用“国有化+计划经济”的方式来建设完善，这个阶段不能跳过。跳过去直接搞“市场经济”，就只能沦为殖民宗主国的农产品、原材料和初级加工产品来源地，以及金融吸血地和高利润产品销售市场，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被压榨、被剥夺的地位，除了人数极少的买办阶层以外，绝大部分老百姓处于极端赤贫的境地。今天的菲律宾、印度、阿根廷等诸多亚非拉国家的现状就是如此。 但是，像东德、捷克斯洛伐克这种已经工业化的地方，在二战结束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以后，就不应该模仿苏联搞计划经济，而是仅推动关键领域的国有化改造，然后就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只有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看成是计划经济的更高发展阶段，而不是“补课”，更不是“二选一”的对立制度，才能顺理成章的解释从苏联到东欧再到中国的一系列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成败殊途历程。 关于这方面的理论探讨，涉及到对“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理论的批评和完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阅读我的《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一书，可以从中得到更多启示，这里不再过多论述。 总之，我的理论研究结论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任务，是消灭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不是消灭资产阶级。 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方面起到过非常积极的作用。同时，他指出，在资产阶级夺取统治权以后，逐渐变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力量。 这两个结论是正确的。但他接下来认为：必须彻底的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才能解决问题。这就不对了。我们完全可以在不消灭资产阶级的情况下，而只是通过剥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权，让他们再次成为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 基于对利润的追逐而进行技术、设计、管理、营销等多方面的创新的能力（又被称为“企业家才能”），来自于非常深刻的人类本性，不应该也实际上无法被消灭，反而应该被积极利用以为社会创造财富。“企业家才能”参与了社会财富（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创造，应该从中获得与之匹配的报酬，且其报酬水平应该高于一般的人类劳动。基于“企业家才能”而获得的高于平均水平的收入，并不是对剩余价值的剥削，而是对其创新能力的奖励。只有充分奖励这种才能，社会财富创造过程才会不断持续。 之所以必须消灭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因为：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的这种“企业家才能”就会被扭曲，变成利用政治权力来“创造性”的掠夺社会财富，比如利用通货膨胀带来的资产上涨效应，从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炒作中暴富；或者直接圈占石油等自然资源、直接将国有资产私有化，将其变成自己的财富；或者囤积粮食和水这样的生存物资，利用哄抬物价来压榨人民，等等。这些做法我在《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中以“企业家才能的四方向演变假说”做了全面分析。 因此，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从公众利益出发的、独立于资产阶级的政权，来确保这类事情不会发生，从而“驱使”那些追求利润的“聪明人”，把他们的才能用到技术研发、产品设计、管理增效等有益于创造新的社会财富的活动中去，而不是用于掠夺已有的社会存量财富。用我在《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中的话来说，就是“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要互相独立、互相监督，政治权力不能太大，不能把所有社会资本都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那样就会导致官僚主义对人民的压迫，导致创新精神的丧失和体制僵化；资本的权力不能太大，不能让资本通过贿赂、竞选资助、操纵媒体等方式控制官员选拔过程，不能让政府官员变成富豪阶层的利益代言人。只有在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能够互相制衡监督的情况下 ，人民的权利才能得到好的保障，同时经济活动也能保持创新活力，公平和效率能够同时实现。 实现这一点的关键，是一个独立的职业政治家群体来掌握政权，同时保留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体制。所谓“职业政治家”，就是以政治活动为终身职业，其个人收入和住房医疗等生活保障几乎完全来自政府财政，既不需要资产阶级的“捐赠”，也不是先从事别的职业发了财之后再来“搞政治”。他们需要从低级公务员做起，通过实际的政绩而不是漂亮的竞选口号来逐步晋升为中高层决策者乃至最高领导人。 计划经济会在短暂的时期内消灭资产阶级，主要是为了集中资源实现追赶式的工业化。这个过程不需要很多颠覆式创新，主要是学习对标殖民宗主国的产业结构，对速度要求高，而对企业家才能要求不高。 追赶式工业化不仅会建立起来一批工业企业，还会建立起公路铁路网络、发电站和电网、电话通讯系统等配套的基础设施体系，以及受过训练的劳动者群体——期间大量农民需要逐步进城务工成为工人。此外，追赶式工业化还会培育出一群拥有经济管理经验的新的职业政治家群体——革命后掌握政权的政治家群体，总体而言更善于战争而不那么熟悉经济管理，他们也不可能把经济管理的权力交给旧的官僚和经济精英，只能在实践中学习摸索，或者从底层从新培养选拔人才。这两种模式，都需要时间。 通过追赶式工业化搭建好这些软硬件平台之后，国家经济体制就应该逐步往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允许基于追逐利润的“企业家才能”发挥作用。这些新的企业家群体是革命后从底层人民中涌现的，而不是革命前的官僚、地主、资产阶级——其中可能有一部分这些人的后裔，但至少是在政治经济利益方面的传承已经被斩断了，其财富来自于自己的努力创造而不是继承于父辈。 简单来说，就是先摧毁那些已经腐化变质了的、与政治军事力量结合起来掠夺压榨老百姓的“地主资本家群体”，对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进行颠覆性重建、建立起坚强可靠的社会公平机制以后，再从头唤醒民间的“企业家才能”，才能确保市场经济体制能公正而高效的运行。 一个拥有新的职业政治家群体和新的企业家群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促进创新，也可以促进消费品和生活服务业的繁荣与多样化。反之，如果长时间不转型，不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控制一切资源的官僚体系就会变成特权阶级、丧失活力，计划经济体制就会陷入僵化，人民生活也会长期得不到改善。 建立在工业化和有效政府监管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再是“资本控制一切”的资本主义体制，也不是粗糙落后的自然经济，而是能控制资本、利用资本的新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生产力发达和物质产品丰富条件下的社会主义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相对于计划经济而言；同时，也是更高级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言。它是社会主义运动和市场经济体制双向进化的产物。 （2）中国和苏联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间窗口 中国从计划经济往市场经济转型的时间，大约是从1978年开始。这个时间是比较合适的，现在有人认为它晚了点，也有人认为它早了一点。总体而言应该比较合适，早也早不了多少、晚也晚不了多少。 苏联比较合适的转型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呢？从经济发展的节奏来看，最早的时间点，应该是二战战后重建基本完成、斯大林去世的1953年。此时，国家工业化已基本完成，管理经济的干部队伍也培养起来了，法西斯集团已经被彻底打垮，大规模外敌入侵的风险不复存在，苏联经济已从二战的破坏中完全恢复，朝鲜战争也在这一年结束。在此之前，朝鲜战争还在打，战争范围会不会进一步扩大很难讲，放松经济控制并不是明智的选择。 最晚的时间点，应该大概是1967年勃列日涅夫宣布苏联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时候。这个时候苏联的人均GDP已经跟西班牙、意大利这种中等发达国家差不多了，跟美国的关系也比较缓和，经过长时间的冷战对峙，两大阵营都应该能意识到世界大战暂时打不起来了，“冷战”的局面可以持续较长时间。苏联也早在1959年就提出了要跟美国“和平竞赛”的战略——也就是不比拼武力，而是比拼谁更能发展经济、更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公开传达了这个意思，还搞了著名的“厨房辩论”，美国方面的回应还算积极。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又紧张了一下，后来终究是缓和了。经过这次危机，双方建立了核安全沟通机制，核大战爆发的可能性反而降低了。到1967年还不改，计划经济积弊太重，就很难改的动了。美国那边也没闲着，即将开启电子信息产业革命，时间窗口也不太够。 （3）价格机制和物质激励机制在斯大林体制中的作用 斯大林时代，虽然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在居民生活用品和服务方面，允许城市居民成立“合作社”这样的集体企业，只需要一天就可以完成申请注册然后开始营业。这种集体企业享有自主定价权，不受经济计划的直接管控。它们普遍规模很小，但是数量极多。此外，还有大量的个体商户，甚至不需要注册就可以自行经营。国有企业的产品如果价格太高、质量太低，就会受到指责：为什么集体企业可以用更低的价格做出来，国有企业就做不出来？因此，在生活用品和服务方面，斯大林的计划经济体制保留了部分市场竞争机制。 1952年，根据多方的不同估计，私营（小商品生产）部门占居民消费商品和日常服务生产的总量的6-8%。该部门以各种手工业作坊（裁缝、锁匠、珠宝制造、钟表制造）为代表。这个部门中还有如回收废品、日常房屋装修和维护、家庭教学和辅导、生产手工艺品等类型的活动。这些手工业和生活服务业有专利保护并且只在员工人数方面受到法律限制。 在农业领域就更是如此。国营农场仅占了农业产出的小部分，绝大部分农产品由集体农庄生产，它们要按照国家计划规定的价格和数量上交粮食，剩余的部分可以自行定价在市场上出售，赚到的钱由农庄自行支配。此外，集体农庄的农民可以拥有一定数量的自留地，用于种植经济作物，并饲养牛羊。这些自留地上出产的农副产品，可以在城乡集贸市场上自由交易。根据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的数据，1935年城市居民80%的食品是在集体农庄市场上购买的。1950年这一数字为65%。另外，供应给城市居民的鲜肉、牛奶制品、蔬菜、鸡蛋、浆果、蘑菇、河鱼都要从市场而不是国营商业中购买。1953年，自留地收入可以占到集体农庄农民收入的19%。 斯大林体制下，国家计划经济管控严格的，主要是两个方面：工业和主粮。主粮是国家定价收购，向城市居民定量供应，这是为了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工业计划管控的主要目标，就是调控军事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保证国民经济均衡与可持续发展。 这套体制不是斯大林凭空想出来的，好多是被现实“教育”出来的。比如农民自留地，就是集体化搞得过了头，导致了农村的大饥荒和城市的农产品严重短缺，吸取教训，在1934年放开了，提高了的自留地和私养家畜家禽的数量上限。实践证明，主粮集体化生产可以有效的支撑高速工业化，副食品私人生产为主可以有效提高农民收入和城市居民的生活，就一直保留了下来。 斯大林是一个能深刻理解辩证法的务实政治家，他主持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是通过一步一步的“实践——反馈——修改”形成的。最开始是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来做，发现理论在实践中有问题，就及时改正。 斯大林十分注意对个人的“物质激励”，对官员，他增设了“职务红包”来作为绩效奖金，对国有企业的工人，他也主张搞按劳分配。斯大林时代的国有企业并不是“干多干少一个样”，而是“干多干少大不一样”。 1931 年7月5日，斯大林在一次讲话中说： “在我们许多工厂中，工资制度使得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重体力劳动和轻体力劳动之间没有差别，这导致非技术工人对提高技能毫无兴趣……我们必须摧毁这种平均工资。”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1931年，苏联政府以打击“小资产阶级平等主义”为名，推行了工资体系改革，扩大了低与高工资等级之间的差距。同时，它扩大了“累进计件费”的使用，让工资随着个别工人实际产出的增加而提高。 1935年，斯大林推动了“斯达汉诺夫运动”，奖励那些在劳动竞赛中表现出色的工人。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累进计件费”制度。比如，一个工人需要完成的定额是一百件衣服，每件衣服对应1卢布的计件工资，他完成90件就是90卢布，完成100件就是100卢布。对于超过100件的部分，工资会累加，变成每件1.5卢布；对于超过200件的部分，就再累加，变成每件2卢布。这种“累进计件制度”，非常符合“边际成本递增”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因为越往后人会越累，就跟我们跑步一样，跑第一个1千米肯定比跑第二个一千米轻松。所以，越往后的增量奖励越多。这样，表现出色的劳动者可以拿到大大超过平均水平的工资和奖金，此外还有诸如优先分配住房、更好的休假安排等实在的好处。具体来说，在石油行业，若一名工人超额50%，其工资总额为基本计件工资的 110%（即增长10%）；若超额100%，工资总额则增至300%（即增长200%）；在机械行业，超额50%的工人，工资总额为基本工资的 200%（即增长100%）。从具体案例看，斯达汉诺夫本人的工资收入提高了大约十倍。普通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收入增幅也可达数倍。 1936年，莫斯科肉类托拉斯报告称，其约6000名工人中已有1110名斯达汉诺夫工作者，11月，该厂许多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收入丰厚：屠宰车间工人戈列洛夫——1247卢布，香肠厂工人安德里亚诺夫——1150卢布，同车间的戈洛金——1129卢布。还有一大批工人每人收入超过500卢布。而当时普通工人月薪约为 200多卢布。 从1939年开始，苏联又建立了一种被称为МПЭ（即“提高效率的物质激励”的俄文缩写）的绩效奖励机制，它旨在激发工程师和工人的原创性技术发明、降低成本和提高产品质量的方法，以及其他提高生产效率的活动。例如，在从事研发新技术和先进技术的设计局和科学技术研究院，除了传统的季度奖金和年终奖，如果对旧产品的技术和其他特性进行了实质性改进，或者创造了原则性的新产品的具体工作，会额外给集体和个人颁发奖金。著名的飞机设计师雅科夫列夫因为“雅克”系列战斗机的设计成就，就得到10万卢布的奖金。1930年“工业党”案中被判死刑的拉姆津教授（后被改判十年徒刑，1940年释放），1943年因为发明了一种简化的涡轮发电机也被奖励了10万卢布。 现在中文文献中，介绍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大多都重点讲工作效率的提升，却有意无意的不讲苏联对竞赛优胜者的物质奖励机制——累进计件制，仿佛这是一场斯大林发动的“忽悠”工人拼命工作却不给钱的“洗脑运动”。这是错误的——斯大林很舍得发钱，不仅给表现好的官员多发钱，也给努力工作的工人多发钱，还给有发明创造的技术人员多发钱。斯大林时代的激励机制，就是搞砸了严惩，搞好了重奖，很刺激的。现在我们很多人只知道有严惩，不知道还有重奖，这就是对斯大林体制的一知半解了。 （4）斯大林“经济遗嘱”到底在讲什么 斯大林在去世前一年写成的《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他留给继承者的“经济遗嘱”，比较全面的阐述了他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看法。这本书上来不是先强调计划经济体制的优越性，而是重点强调两点：第一点，现阶段搞计划经济，一定要在消费品和农产品领域保留商品经济，城乡贸易要让货币发挥重要作用，不能由国家计划控制死；第二点，国家计划制定要尊重经济规律，尤其是价值规律——也就是产品是价值由无差别的劳动时间决定，计划的价格既要反映供需情况，也要能正确反应产品的生产成本。他在书中说，“某些同志”想在一切领域取消商品经济，甚至还想消灭货币，这是不对的。 斯大林本人，当然不可能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也并不主张发展私营企业。他理解的“商品经济”，主要是公有制内部的产品竞争，即鼓励集体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而不是私有制与公有制的竞争。而且，这种竞争关系应该停留在消费品和农产品领域。在重工业领域（更准确的说是“生产资料行业”），他完全支持彻底的国有制和计划经济管控。他也承认，消灭商品经济和货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坚持的终极目标，只是现阶段还不应该这样做而已。 这本书有一段话很有趣。斯大林说：有些专家说，集体农庄农民的农具和家畜家禽是国家给农民使用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这些农具和家畜家禽是农民的“私有财产”。他还引用了苏联宪法中的条款来强调这一点——斯大林主持制定的1936年宪法第7条中规定：“集体农庄中的每个农户都有一块土地，包括房屋、牲畜、家禽和工具，作为其家庭使用的私有财产”。 虽然斯大林只在农村自留地、房屋、农具和家畜家禽这个非常细小的领域承认“私有制”，但它无疑表明斯大林对“私有制”没有一种理论狂热般的反对。如果私有制能有利于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他随时准备为其提供有限度的支持。 斯大林去世之后，不管是他留下来的这套计划经济体制，还是他留下来的“经济遗嘱”，都为进一步放松在农业和消费品行业的计划经济管制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他的继承者们，可以几乎没有包袱的在这些领域进行循序渐进的改革，像中国八九十年代一样，从逐步承认商品经济的优越性一步一步走向公开认可市场经济。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八九十年代，很多也是打着“集体企业”的幌子办起来的，并非一开始就是私营企业。斯大林时代也不缺这个幌子，民营经济完全可以依靠“合作社”体制在农产品、轻工业领域逐步发育，等实践证明它们确实能比国有企业做的更好，自然就会“摘帽子”变成货真价值的民营企业。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则可以通过降低计划指标、扩大自主经营权限、加强竞争以及进一步完善物质激励机制来实现。 遗憾的是，斯大林刚去世不久，他留下的这个“经济遗嘱”就被彻底抛弃了。马林科夫想沿着斯大林的思路继续往下改，一手抓反腐败、反官僚主义，一手提高农业和轻工业的商品经济比重。但他很快就下台了。赫鲁晓夫争取到了党内官僚主义分子的支持，得以上台掌权。他的经济改革，首当其冲就是几条：取消农民的自留地、取消城乡集贸市场、把合作社企业全部转为国有企业，把集体农庄大量改成国有农场。然后就是继续提高对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投资。这是在强化计划经济而不是往市场经济转型，这就把斯大林去世后的改革机会窗口关闭了，改革被耽误了十年。 （5）柯西金改革为何被叫停？ 1964年，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他搞的一堆过于离谱的“改革措施”被废除，恢复了农民的自留地，集体农庄国有化也被叫停了，国民经济的基本运行得以恢复。 在此基础上，1965年，总理（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开启了雄心勃勃的“柯西金改革”。这是苏联的第二次改革机会，也可能是最后一次。 这次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降低企业的计划指标，让企业在完成计划指标之后，可以多生产一点产品销售。超出计划的产品由企业自行销售，利润自行支配，用来给工人发工资、搞福利等等。第一年先在1%的企业中试点，再逐步推广。 到1967年，共有超过7000家企业（占总数的15%）转向了新制度。这些企业在1967年的表现也超过了其他企业。转型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7.5%，而其他企业仅为6.7%。 到1968年，已有54%的企业转向了这一新制度。总体来看，这些企业的效益不错，改革比较成功。与1967年相比，改制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5.6%，利润增加了15.8%，而未转型的企业则分别增长了3.8%和12.8%。 但是，这场改革注定要失败，打败它的正是正在严重官僚化的苏共。 1969年开始，新制度的推广逐渐陷于停滞。因为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著名的“布拉格之春”事件。 跟柯西金改革同一时期，捷克斯洛伐克也在搞改革。经济改革方面的措施跟柯西金改革类似，还要更大胆一些，明确提出了允许私有制企业和要搞市场经济，但整体还是要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个思路没什么问题，苏联这边也没有意见。 问题的关键是：捷共领导人不是只搞经济改革，他们要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一起改。其中最关键的两条，第一条是放松媒体管制，允许自由批评政府政策；第二条是允许成立新的政党和各种政治组织。 捷共方面的改革纲领，文件里写着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但媒体和结社的管制放松以后，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就开始充斥着媒体，当然也包括关于斯大林时代的各种谣言。 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还处在与资本主义阵营尖锐对立、捷克自身经济体制也没有理顺的情况下，这种贸然的政治改革十分危险，为敌对势力的渗透创造了条件。我们只需要看看后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导致了什么后果，就可以知道捷共这一轮改革如果持续下去，会带来何种结果了。 勃列日涅夫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改革措施本身没有什么意见，他不能接受的是文化思想和政治组织方面的改革。他多次向捷共领导人杜布切克提出，要立刻终止这些改革措施，否则会给社会主义阵营带来不可挽回的伤害。至于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勃列日涅夫并没有要求杜布切克停止。杜布切克迫于压力同意，但一直拖着不执行。 面对杜布切克的拖延，勃列日涅夫终于失去了耐心。1968年8月20日，苏联联合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共同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 苏联的这次出兵行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争议很大。罗马尼亚和中国就先后表达了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的态度，阿尔巴尼亚干脆宣布退出华约。 我们知道，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苏联出兵匈牙利，稳定了其国内局势。对此，中国明确支持。这里面有中苏关系变化的因素——1956年的时候中苏关系还不错，到了1968年中苏已经决裂，不必再给苏联人面子了。但这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1956年匈牙利已经发生了反对共产党执政的街头暴动，有不少共产党的干部被暴徒杀害，社会秩序出现了混乱。此时苏联出兵镇压其暴乱，有一定的合理性，带有维护匈牙利国内社会稳定的积极意义。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才刚开始，尽管出现了很多很过分的反动言论，但毕竟还停留在言论上，没有演变成政局和社会的动荡。苏联仅仅因为断定“有潜在的动乱危险”就出兵，就比较过分了。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给捷克斯洛伐克一些自由探索的时间，说不定捷共领导人会根据情况适度调整、能控制住局势也未可知（尽管我个人认为不大可能控制的住）。如果真的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动荡甚至大规模暴力事件，捷共执政地位受到威胁，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中间肯定会产生希望恢复社会秩序的情绪，捷共高层内部也肯定会有人主动邀请苏联出兵干预。那时候再出兵，就跟处理匈牙利事件一样，是“协助平定暴乱”而不是“干涉改革”，在道义上会更加主动。 关于“布拉格之春”的是非，本文不做详细探讨。总之，苏联出兵引发了严重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政治危机，也带来一个必然的后果：苏联高层全面反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思路——不仅仅是是其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改革，连带着对其经济体制改革也一并否定了。在勃列日涅夫等积极主张出兵的高层看来，这些改革措施都是一体的，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经济体制改革的人，自然也会倾向于其政治改革措施。受此影响，勃列日涅夫不再支持柯西金的改革，柯西金改革自然也就陷入了停滞。 1968年“布拉格之春”跟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一样，跟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存在密切联系。对斯大林人格的污蔑，对斯大林时代经济成就的否认，严重动摇了东欧各国学习模仿苏联政治体制的合理性，让东欧各国人民把经济增长方面的问题，与学习苏联政治体制联系了起来。一旦经济出问题，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政治体制不行，而不是仅仅是经济体制需要改革。这股力量是很难压得住的。 （6）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基础 回顾苏联、东欧各国和中国的改革历程，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方法路径其实大同小异。因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缺乏灵活性的问题是明摆着的。增加企业自主权、增加消费者的选择权肯定没有错，稍有务实精神的政治家都能想到或者表示支持。开了这个头以后，只要实践效果不错，自然就会进一步向允许建立小规模的私营企业、允许企业自主定价等方面深化改革。然后，与之配套的金融、税收等制度也会随之一并改进。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细节，需要大量专业人士的艰苦努力，局部还会遇到挫折、出现争议，但大方向不难取得一致意见。 那为什么最穷、基础最差的中国成功了，苏联和东欧各国都失败了呢？ 这是因为，成功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政治稳定为前提。政局不稳、社会动荡、人心思乱，大规模的经济改革一定失败。 影响苏联和东欧各国沿着正确方向往前走、取得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就是苏联匆忙否定斯大林的“政治自杀”行为。东欧这些国家，二战时候都曾经沦为过法西斯的仆从国，帮着德军入侵苏联，各种“捷奸”、“波奸”、“罗马尼亚奸”一大堆，在诸如残害犹太人和共产党、出卖本国抵抗组织方面干过很多坏事。战争结束后，当然需要严厉镇压以肃清法西斯主义的余毒。结果，这些事儿干完以后，苏共自己把斯大林否定了，斯大林时代被镇压的人物大量被平反或释放。东欧这边那些被镇压的人也都成了斯大林体制下被政治迫害的“义士”，参与镇压活动的共产党干部当然都是斯大林的“走狗”，这还让各国共产党怎么主持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状况稍有波动，民意很容易就往政治体制方面引导，而不是关注经济体制。 中国成功实现经济转型的关键，就在于没有否定中国革命和工业化建设的领袖人物——毛泽东，既不否定他的伟大功勋，更不否定他的个人品质。有了这个前提，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一身正气”、没有后顾之忧的开启经济体制改革。 所谓“一身正气”，就是党员干部普遍还是发自内心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相信中国共产党高层宣传的“为人民服务”是说的真话而不是假话。这样，腐败问题和官僚主义作风始终处于可控状态，各种改革措施才能在实践过程中得到实事求是的执行。执行层会主动的根据自己对本地区、本行业的理解，从人民利益最大化、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去思考如何把中央的政策落实好——好的政策能执行好，一些不太好的政策也不至于搞成灾难。 所谓“没有后顾之忧”，就是中国人民还是发自内心的拥护共产党。就算短期的、局部的利益受到损害，也不容易被敌对势力“带偏”。党的执政基本盘非常稳固。党的决策层可以放心大胆的进行各种创新探索——因为纠错的空间很大，犯了错误可以及时改正，不担心一个错误就引发全局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颠覆。有了这个前提，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在反复的探索和试错中找到正确的方向，最终取得成功。 （7）否定斯大林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苏联的情况与中国相反。斯大林是苏联国家体制的主要创建者，他成为领袖人物的过程，是整个党和国家体制运转的结果，是集体意志的体现，他手中的权力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投票授予的。他担任了二十多年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他做的种种决策，无论正确还是错误，都已经和体制深刻的嵌在了一起，无法分离。斯大林的错误，就是体制的错误；斯大林的功勋，就是体制的功勋，不是百分之百，有少量不尽相同的地方，但八九不离十。 这种领袖人物和体制的关系，在道德人心方面也是一样的，甚至关系更密切。也就是说，如果斯大林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家伙，那这个体制就会被认为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体制；如果斯大林被认为是是一个口是心非的坏蛋，那这个体制也就是一个口是心非的坏体制。不是百分之百，但八九不离十。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苏共二十二大的决议，试图把体制的问题“甩锅”给斯大林的个人品质，连“拆了东墙补西墙”都不如，而是“拆了地基补西墙”，类似于一栋大楼有一面墙塌了一个洞，却把地基里边的钢筋水泥挖出进来补上，只会加速这栋楼的坍塌。 “秘密报告”用编造谎言的办法，把整个布党所犯过的错误，推到斯大林个人品质头上（“秘密报告”中的谣言分析详见“斯大林与苏联史”合集第十三章第5节“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的错误与谣言”），对斯大林的个人品质作抹黑污蔑，立刻就让整个苏式社会主义体制丧失了道德上的合法性。受此影响，体制内的政治积极分子们不可能不迅速从理想主义向投机主义思想转变。 在斯大林时代，人们物质生活比较贫困，党员干部工作压力很大，但大多数人是真心信仰马列主义，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以及上级领导的做所所为，是在真心为了苏联乃至全世界人民探索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而奋斗。这股精神的力量把大家拧成了一股绳，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苏联，这才爆发出来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甚至可能是前所未见的力量，推动国家迅速完成工业化，又在历史上烈度最高、规模最大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这种力量的形成，不能机械的理解为列宁和斯大林“设计”出了一个集权体制，这个体制本身就能把所有资源结合起来干大事。事情更深刻的本质是：人们首先真诚的相信了马列主义，愿意为了实现这个主义所设定的目标而奋不顾身，然后才会支持这样的体制，这个体制才能建立得起来。如果一个社会大多数人不相信这个体制背后的意识形态理论，尤其是精英群体不相信，那这个体制首先就建不起来；建起来之后，如果这种信仰被摧毁了，这个体制也即很快会腐朽直至崩溃。否定斯大林与苏联解体的关系，就是后者。 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编造谣言的方式否定斯大林之后的布党，就已经成为了一具“僵尸”。党内的投机主义压过了理想主义，国家只是在靠着体制“惯性”在往前走。领导讲话和官方文件还在大讲特讲马列主义，但在内心深处，已经没有多少人还相信这套理论了。精英群体已经把“社会主义体制”视为一种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政治法律框架，按照这个框架中的规则来行动，可以实现自己以及自己所代表的某个小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仅此而已。这些体制中的人，大部分实际上是在依靠谎言而不是信仰过日子。说谎，成了官员们在体制内生存的必备技能。这个体制的终结也就指日可待了。 （8）中苏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成败背后的关键区别 在改革开放前期，有一种戏谑的说法，说中国的改革，很多是“一放就乱、一收就死”。这其实这是比较夸张的。真实情况是，在很多领域放松政府监管确实很容易产生乱象、加强政府监管又容易遏制创新，但中国的“乱”和“死”都有极限：“乱”不会“天下大乱”、“死”也不会“彻底死透”，出现了乱象总有办法去治理、创新活力受到遏制总能想到新的办法去激活，“收放”与“治乱”都能控制在一个理性的范围内。这样，经济改革才能在“进三步、退两步”之间取得持之不断的进步。 真正“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是苏联和东欧。它们的“乱”和“死”那才是没有底线，真的会乱透或者死透。1956年的匈牙利是“一放就乱”，迅速演变为暴力事件，然后苏联军队开进来镇压，改革彻底熄火，变成了“一收就死”。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是一样，他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并不算激进（真正激进的是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与苏联解体无关），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改一点发现效果好就坚持、错了就换个方式再来，关键问题是没改几次政治上就崩了，让经济体制改革的对错变得毫无意义。 改革开放十多年后，中国也出现了比较突出的通货膨胀和“官倒”腐败问题，人民群众中间出现了不满情绪。但这种“不满”和苏东剧变的“乱”本质上区别极大。中国只有部分受西方思想蛊惑的知识分子出现了思想混乱，工农群众仍然高度拥护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东欧和苏联那边是工会组织起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盘造反了。所以，中国虽然短暂的冻结了两三年的改革进程，但等到1992年南巡讲话，再次启动市场化改革，就从此一帆风顺。整个过程，看似惊涛核浪，实则闲庭信步。 总之，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跟苏联和东欧相比——并不是中国率先发现了计划经济可以渐进式的向市场经济转型。实际上，苏联（马林科夫、柯西金和戈尔巴乔夫）和东欧的经济改革，也都是渐进式的，先在民生领域放宽搞活，而不是一上来就大搞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私有化。两边的关键差异是中国在政治上能稳得住，经济改革犯错误的战略空间就很大。而苏联和东欧在政治上稳不住，经济改革上稍微犯一点错误，就天下大乱。他们稳不住的关键，根子就在赫鲁晓夫时代对斯大林的错误否定。 这里就有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 要成功改革斯大林体制，就必须肯定斯大林；一旦否定斯大林，就不可能成功改革斯大林体制。 对中国而言，也是一样。 我们中国有很多头脑简单、辩证法学了也白学的“学者”。他们觉得：既然中国现在是“搞市场经济”。那么，在任何时期，不管是中国还是苏联，只要是偏向于市场的政策就必须拥护、支持搞市场改革的人物就必须赞美；反对市场化的政策就必须批判、反对搞市场化改革的人物就必须否定。“新经济政策”就应该被吹上天，斯大林反对新经济政策转而搞计划经济就应该被贬入地。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理论上为市场经济改革提供支撑、才能防止计划经济“复辟”。我写文章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就会有好多人质问我：你是不是想回到斯大林时代去生活？ 实际上，我既不想回到斯大林时代，也不想回到毛泽东时代，如果真的可以选择，我最想去一千年一万年以后去体验最先进最发达的科技文明。如果可以选择，谁愿意生在一个革命的年代、内战的年代、强敌入侵的年代、艰苦奋斗的年代呢？但是，今天中国这种太平盛世的景象，正是那些革命战争年代、艰苦奋斗年代的先辈们的热血和汗水奠定的基础。我们难道不应该去结合时代背景认真的、实事求是的去理解他们的选择吗？苏联和中国革命和建设先驱们为什么会选择斯大林和毛泽东作为领袖？是因为他们蠢吗？当然不是。对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简单粗暴的污蔑丑化，正是对那些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和国家崛起而献身的先辈们最大的侮辱。纵容这种侮辱，就会反噬我们自身。俄罗斯、乌克兰在苏联解体后老百姓的悲惨状况就是这种反噬的体现。 （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著有“李晓鹏说中华史系列”《先秦上古一万年》、《帝制与盛世：汉唐明的时代》、《变法与党争：大明帝国的衰亡》、《巨变与突围：碰撞中的清帝国》、《晚清六十年的革命与改良》以及《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