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笔者和梅尔女士在罗马时代的科隆城北门侧门前，旁边就是著名的科隆大教堂。附近地下还发掘出罗马时代的城市遗址，免费供游人参观。 不似中国，在欧洲，除了马克思的出生地特里尔，其他地方找到马克思的足迹并不容易。这显然与欧洲一些人对待马克思的偏见，以及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上被边缘化有关。历史有时就是这样，一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想，于其诞生地基本消失了，在别处却枝繁叶茂。比如佛教，13世纪初在印度消亡后，通过中亚和中国人的改造发展，今天竟得以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彼得·库内尔夫人告诉我，几年前她曾想让儿子认识马克思，于是在德国买了一本关于马克思生平事迹的漫画。回来后才发现，这本书除了讲马克思的思想解放了童工，其他地方都是讲马克思经历了多少苦难，甚至贫困到了被人扒下外衣的程度，根本不讲他对世界的深刻洞察力和巨大的影响力。 我们住在科隆附近的农场，这里又是马克思两度办报的地方，所以，8月18日我和库内尔夫人决定再赴科隆，寻找马克思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 库内尔夫人特别约上了她住科隆时的老邻居梅尔女士。梅尔从小就长在科隆，六七十岁了，身体仍然很好，健步如飞。更重要的是，她学识渊博，年轻时做过专业导游，似乎知道科隆的每一个角落。 早上十点，我们约在科隆大教堂的门口。一见面，她就问我，您了解罗马帝国的历史吗？四十多年前，她接待过一行中国官员，这些官员竟然对于罗马帝国一无所知，使她讲述科隆历史简直无从谈起。我告诉他，四十多年前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可能当时人们对西方的了解较少。今天，中国一般年轻人都知道些西方历史常识。 欧洲是罗马帝国的产儿，不理解罗马历史确实难以理解科隆。科隆是罗马皇帝克劳狄一世皇后阿格里皮娜（Agrippina）的出生地。公元50年在此建了一个城堡，命名为“克劳狄和阿格里皮娜的殖民地”（拉丁语：Colonia Claudia Ara Agrippinensium），简称Colonia Agrippina。后Agrippina被省略，Colonia在德语则被简化成Köln。这就是科隆城市名称的由来。至今，科隆大教堂旁边还有罗马时代的城墙北门侧门遗迹，它是1971年在原址上重建的。 梅尔女士首先带我们到离科隆大教堂不远的一座雕像前，开始我还以为是一座被人为破坏的普通雕塑。直到最后借助互联网，才明白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汤若望，雕像本身是我难以欣赏的现代派风格——科隆竟然是汤若望的出生地！ 汤若望（德语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年—1666年），神圣罗马帝国科隆选侯国人（即今科隆市），天主教耶稣会修士、神父、学者，明末清初时来华传教47年，官至一品，没有再回到家乡，死后葬于北京。世人很少知道，今天我们用的西方历法就是汤若望引入中国的，在此意义上，他改变了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不过梅尔说在科隆很少有人知道汤若望，因为他对欧洲的影响很小。 看到我对汤若望如此感兴趣，梅尔女士带我们来到新市场附近的一座楼房，她说这里就是汤若望出生的地方，今天已经不知他具体出生在哪个房间。令人惊奇的是，这座房子的三楼竟然是一家不小的中医诊所，窗户上赫然写着繁体的“气”字。 
图片说明：汤若望的出生地，三楼就是一间中医诊所，窗户上的繁体“气”字清晰可见。这是东西方文明互鉴的极好例证。 过去四五千年来，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从来没有停止过，将东西方文化截然对立的观念既无知又幼稚。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中国还有太多学者步西方二元话语构建的后尘，喋喋不休地“讲坏西方故事，讲好中国故事”，照搬“欧洲中心论”大搞“中国中心论”。更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人竟然照搬西方话语，尽管他们声称要建立中国话语体系，也清楚没有自己话语体系的致命危险。 梅尔女士下午三点有事先离开了。我和库内尔夫人去寻觅马克思在科隆的足迹。 首先是科隆老市政厅塔楼上的马克思雕像。这座雄伟的市政厅塔楼1414年竣工时就有雕像，但由于年代久远，无法得知最初那里有哪些雕像。目前看到的雕像是1980年代重新设置的，但2008年11月才最后完工。共124人，马克思居78位，被放置在第三层南向拐角处。 
图片说明：尽管市政厅工作人员说从地面看不到马克思雕像，库内尔夫人还是坚持找到了它。这是手机能捕捉到的最清楚影像。上面拿报纸的就是马克思雕像。 最初我们不知马克思雕像的具体位置。由于市政厅塔楼正在维修，地面部分设置了护栏，人们不再能从南部观看雕像。所以我和库内尔夫人费了好大力气也未能找到马克思雕像。我说，实在找不着就回去吧。但库内尔夫人就是不甘心，她走进市政厅问那里的工作人员：“马克思的雕像还在塔楼上吗？”那个工作人员说：“还在。”他似乎不太肯定，又问旁边的同事，他的同事也说还在，但强调说由于施工，从地面上已经看不到该雕像了。 我对库内尔夫人说，反正我们来了，表达了对马克思的敬意，就回去吧。她还是不甘心，走到了市政厅东面。她突然高兴地喊道：“找到了，马克思就在那里！”果真，通过手机相机能捕捉到马克思手拿《莱茵报》的侧面像。我也很兴奋，同时为她的坚持所感动。我说你真行，连市政厅工作人员都说看不到，你竟然还是找到了。她回答：“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是啊，不正是因为库内尔夫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信，才使她找到马克思雕像吗——“因为相信，所以看见”马克思！ 如果通过人工智能软件提问“科隆市政府的塔楼上有马克思的雕像吗？”软件则会回答：“根据现有的资料，科隆市政厅（Cologne City Hall）的塔楼上虽然有124尊雕像，涵盖了从耶稣、门徒、古罗马将军到近代一些政治家和音乐家等多个历史人物，但目前并没有明确信息表明这些雕像中包含卡尔·马克思。”网络会无限扩大某些误导，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人工智能在为我们提供诸多方便的同时，也会强化我们的偏见。 之后，我们来到位于“干草广场”（Heumarkt）65号的《新莱茵报》编辑部原址。这里已变成一家印度餐厅，只有一个标示牌显示它厚重的历史： “《新莱茵报》，民主机关报。1848年8月28日至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编辑部设于此。在卡尔·马克思的领导下，海因里希·布尔格斯、恩斯特·德隆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费迪南德·弗雷利格拉特、格奥尔格·韦尔特、费迪南德·沃尔夫和威廉·沃尔夫为德国革命期间民主运动最重要的报纸之一做出了贡献。1848/49” 
图片说明：位于“干草广场”（Heumarkt）65号的《新莱茵报》编辑部原址。科隆在二战中遭受巨大破坏，大部分建筑是战后重建的，这幢建筑也不例外。通过标牌，我们才知道这是《新莱茵报》的原址。 我请库内尔夫人在距离标示牌最近的桌子上坐下来喝茶，我为她特有的坚韧和执着所感动。在每一次考察中，她都要事先准备大量资料，为我的研究和写作尽力提供方便。还有她的家人——德国和法国很多地方没有英文标识，所以他们提供的翻译十分重要。 二十多天的考察经历，使我充分认识到，东西方物质技术层面的交流相对于精神层面的交流要容易得多。经过数千年的交流，东西方的社会文化及思维方式仍大相径庭，二者简直属于不同的“社会操作系统”，目前还无法兼容。马克思主义必须从西方的“社会操作系统”切换为中国的“社会操作系统”，才能奠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坚实理论基础。又由于过去百年我们引入西学不同于汉以后引入印度文化，属于覆盖式的植入，导致我们将本土的政治学，本土的经济学，本土的一切学术体系性地屏蔽掉了，只剩下它们的历史骨架。所以我们建立独立的话语体系，仍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 围绕西学，今日之中国已形成一个巨大的特殊利益集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一种如库内尔夫人那样坚毅的信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孤愤中看到光明！ 据说创办不到一年的《新莱茵报》被迫关闭后，马克思吟诵了下面的诗句。我明天（8月20日）即将回国，将其录于此，与库内尔一家与远在中国的同仁共勉—— 现在告别——但不是永远！ 兄弟们，因为他们不会扼杀精神！ 很快我将振翅高飞， 很快我将更加英勇地归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