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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酋午:中华现代文明的构建何其艰难 
作者:[郑酋午] 来源:[] 2012-07-02

    中华古代文明和文化何其辉煌,何其灿烂,但中华古代文明转向中华现代文明之时却是何其艰难!中华文明转型是从1861年的洋务运动开始的,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有一百五十一年了,然而,这一转型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为什么中国文明转型如此之艰难呢?这一问题值得有中华情结的我们再思考。

    近代以来,中国人为了追寻现代性,进行了两次洋务运动和两次政治改良运动。第一次洋务运动从1861年开始一直延续到满清灭亡,1898年开始了政治改良运动,即著名的戊戌变法,最后目的是通过政治改良建立起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如果政治改良成功,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就成功了,但改良被镇压了,镇压的主导人物是主持洋务运动的进行垂廉听政的慈禧太后。然而类似的变法在我们的近邻国家——日本与俄国却很成功。这次政治改良运动失败若干年后,统治者宣称要进行政治改革,慈禧不断宣称要“立宪”。但假立宪导致了革命发生。

    中华民国的建立开辟了中华历史的新纪元,中华文明本来有望向现代转型,但是,由于袁世凯复辟帝制(君主立宪)不成,他死后造成国内割据,使到中华文明无法在混乱中向现代转型。本来,中华民国的建立,在民主制度下虽然各种文化都能自由争鸣和发展,但由于中华文化是我国本土文化,加上,民国政府提倡中小学生读四书五经,中华文化仍然是我国的主流文化。中华文化中的超时代精神,比如,仁、义、信、孝、廉、耻和爱国等,与从西方传进来的人权、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的融合就十分有可能将中华文化和文明向现代文化和文明转型。但可惜的是,既有军阀割据又有五四运动爆发,使到众多的学者从左右两个方面去批判中华文化,摧残中华文化,阻碍了中华文明和文化向中华现代文明和文化转型。

    从左的方面批判中华文化的代表有陈独秀、鲁迅等,从右的方面去批判中华文化的代表有胡适等。

    作为"五四"运动的发轫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猛烈地批判中华文化,不遗余力地提倡新文化运动。陈氏认为,孔儒的精华在于礼教,建基于孔子礼教精神的儒家三纲学说是中国伦理政治的本原。这种道德是宗法社会封建时代的旧道德, "中国历史上社会上种种悲惨不安的状态,也都是这三样道德在那里作怪"。(《调和论与旧道德》,《独秀文存》,第565页) 陈独秀对孔教的看法,总体上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水火不容。陈氏的孔教批判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精神,但是,陈独秀的反孔也反映了五四反传统主义的理论偏失。 陈独秀反传统主义的失误之处,在于其"传统"(孔教)与"现代"的形式主义二分法。他在"古代文明"与"近世文明"之间划了一道绝然分裂的鸿沟。他不懂得,现代化是一个"变革"和"承续"相统一的过程,从"传统"到"现代"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历史连续体。陈氏在五四时代的社会主义大潮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者。陈氏相信,"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运命"。(《国庆纪念底价值》,《独秀文存》,第373页)
 

   在中国左派中,没有哪一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有鲁迅这样偏激的。鲁迅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概括为奴性文化。他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老调子已经唱完》)但实际上中华文化有糟粕也有精华,精华如仁义信孝廉耻爱国等。

    鲁迅对中华文化传统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实际上是一个偏执狂,比如,他曾经说过“不要读中国书”。1925年曾经有个杂志征集名人对青年人读书的意见,许多名人都写了,请到鲁迅,他没有开书单,但也写了一篇文章,后题为《青年必读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人生离开;读外国书———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废与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废与厌世,所以主张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鲁迅不实事求是,他走偏锋,把话说得很绝对,尤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往往是决绝的态度,简直要推倒一切。比如他说“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年,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仙丹,全部踏倒他。”

    鲁迅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与传统文明概括为吃人的筵宴,他说:这种吃人的筵宴,“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灯下漫记》)

   这是一种全盘否定!鲁迅是要大家从整体上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全盘否定的批判态度。

    胡适也领导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全力鼓吹“全盘西化”。他认为,“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新思潮的意义》)对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持批判态度,说:“三纲五常,古人认为是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社会很有点用处。但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话了。”(《实验主义》)

    对于传统文化,胡适虽有过相当激烈的批判,但这是基于他的“文化惰性”理论。胡适虽然主张“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但他与陈独秀和鲁迅是不同的,他很清楚地说明他的动机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所以,胡适先生青年时期虽是激烈反传统的,但到后来特别是晚年,又重新评估传统文化。

    到了晚年,胡适更多的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继承文化中的精髓遗产,以促进自由、民主与社会进步。他说:“我们古代也曾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主思想。”(《淮南王书》)胡适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塑造,他后来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是相当理性的。所以,蒋中正的挽联对此进行了高度概括“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胡适现象说明了两种道理:第一、传统中有价值的东西,会影响所有有思想的中国人;第二、“全盘西化”是个别人的梦想,在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国土上,没有任何一种势力能够“全盘西化”的。

    现今人文精神衰落,道德滑坡,我们首先就要想到“五四”,因为“五四”以来造成传统文化的“断裂”,鲁迅和他们那一代人在反传统问题上的偏激就难辞其咎。如果不是五四的激进,不是鲁迅、陈独秀等一代人和后来的革命派“割裂”了传统,中国百年历史就不至于那样坎坷。

    由于当时国内有众多名师从左或右对传统文化进行全盘否定,由于从1916年袁世凯死后到1949年战争接连不断,有国内混战、有外敌入侵,中国没有机会建设,没有机会实现工业化,中华传统文明没有办法向现代中华文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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