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抛弃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恢复中国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在目前的条件下是必要的。因为一切西方思想都不能代替过去一百年来血与火的斗争中铸就的中国现实，失去中国现实空谈西方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此意义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刘海波博士的这篇文章具有重要的理论开创性，希望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

现在，中国社会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迷茫，没有了方向感，没有了主体意识，丧失了自觉与自信。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要摆脱精神上无能的状态、依附的状态，丧失主体性的不自信状态。中国人需要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用自己的脚走路。中国社会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重构我们的政治论述。

我们已有政治论述的中心是马克思主义。例如：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有人还提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表述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本文主张，我们需要放弃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一系列政治论述，逐步以“中国社会主义、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政治论述替代，将“中国社会主义”作为当代中国一个总括性的政治概念，表达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取向和根本指导原则。

中国社会主义论述的要点

中国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而逐步完善的一条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是中国发展道路的总括性概念。中国社会主义乃是蕴藏于、内在于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信仰、政治和法律制度实践之中的事物，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中国社会主义是中国实在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的指导原则。

中国社会主义是独立的事物。中国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的理论是不同的事物，中国社会主义理论是不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框架内解释的独创的思想。中国社会主义是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形成的理论借鉴之一，是被吸收的资源。这里不否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同中国社会主义的联系，但强调是不同的事物。切断的不是联系，而是附属性。不是强调没有关系，而是强调中国的主体性，强调中国本位，强调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主体地位。通俗地说就是，作为思想家，马克思在中国享有特殊的待遇，但不是顶礼膜拜、终极权威的待遇。并非马克思主义这条河流到了中国，而是中国本身就有一条河，吸收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中国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学说的演绎，中国的实践也不是马克思学说的注脚；中国社会主义是独立的，是在具有实践主体地位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产生的。中国人民和其中的仁人志士——中国共产党，固有追求正义、追求美好社会的意向和斗争精神，本来就承载着源远流长的中国文明传统，是他们面对中国自己的问题，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学说，面对问题反思和选择，在实践中创造了中国社会主义。

中国社会主义是理论和实践真正结合的论述。中国社会主义是个概括性定义，不是本质性定义。中国社会主义不是理论演绎的论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充满真实故事的论述，是中国的实践故事，是例证推理的论述。中国社会主义不是从某种被赋予公理的逻辑地位的“意识形态”中产生，也不是从一种被赋予关于人和事物进程的绝对知识陈述的逻辑地位的“意识形态”中产生的。中国社会主义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作品，而是许多人和几个时代的作品，体现了岁月累积的理性，中国社会主义是很久以来实际有效原则的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是不断演进的，它无法固定化，是活的理论，但却有所指，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实际指导原则。它的特性，同英国宪法非常类似。“实事求是”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方法论精髓，中国社会主义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是建构起来加以适用的，实践则因为受到理论的洗礼而提升。新的理论被引进实践，但事实又来纠正和限定理论。

中国社会主义强调自身追求的普适性。正义是中国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法律制度的首要价值。“实事求是”是发扬实践理性，发扬实践理性的另一面是追求普遍正确，二者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的循环往复互动中，乃有中国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理解为在中国土地的社会主义可以，理解为一种独立的主义也可以，都具有普遍正确的含义。

中国社会主义强调与中国历史传统的延续性。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包括但不仅限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旧儒家之“大一统、封建、井田” 的制度主张，新儒家之心性儒学与中国社会主义是相通的。孔夫子的传统、孙中山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中国社会主义连续统。中国社会主义论述，综合毛与邓，统合60年，贯通90年，继承四千年。

中国社会主义的文明论视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意味着中国文明已经走出了历史的三峡，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基础已然奠定。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连续5000年而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古国的历史，可分为三个时期：封建宗法时代、皇朝平民时代、人民共和或中国社会主义时代。秦朝开始大致是皇朝平民时代。在每个时代的末期，处于新旧转换的时期，分别有一段旧时代的延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件事的意义，正如公元前221年秦国完成统一，也许若干年后才为人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华文明第三期的开端，是新纪元。需要从中华文明的大格局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新中国是对前两期中华文明的继承、综合和超越。新中华文明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和自主借鉴的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本身就是对西方现代性的超越。今天中国当理直气壮地宣称其道德哲学、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政治经济基本制度。

古典与现代西方文明都不具备普适性，古代西方文明乃以奴隶制为基础。本质上，西方推进的殖民化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奴隶制，造就了西方资本原始积累进程成本的对外转嫁，今天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原来殖民主义制路径的延续。古典和现代的西方文明形态不具有普世性，就是别人不能学，因为这个文明本身是以他人的悲惨为代价的。就道义而言，中国不该转型为现代西方文明，就现实可能性而言，无法转型为现代西方文明，强行转型，只会菲律宾化甚至印第安化。中国社会主义作为新的文明形态，已经超越了所谓的西方现代文明。在不奴役或者剥削其他民族的条件下，能够建立公平正义、和谐稳定的社会。普适性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对中国的适宜性和民众认同基础，不是宣称是绝对正确、终结历史的，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是可以学习和效仿。

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都和西方不一样。其道德哲学也不一样，不是奠基与个人权利之上而是德性为本。和古代一样，中西因此有一个不同的文明进路，西方走到奴隶制体制的时候中国是封建制，西方走到现代资本主义的时候，中国又找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原来不一样，现在为什么就要一样？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是最优越的，中国不重复走一条西方现代性的道路，对人类文明具有最大的意义。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将为人类展示某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与发展道路，从而开启人类文明的新纪元。

需要强调新“华夷之辨”。“华夷之辨”中的“夷”代表的是野蛮与落后，“华”则代表文明与进步。新“华夷之辨”的实质是文明与野蛮之辨，重点在于防止西方现代性野蛮侵略文明导致的文明破坏、社会倒退悲剧的发生，并追求对落后野蛮地区文明的感化。

因此，各种说法，诸如补课论、转型论、现代性理论，皆不足取，唯有中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尽管论述粗糙，但大本未失。

中国社会主义具有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社会主义是当今世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被欺辱人民的希望所在；它促使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们对自身进行深刻的反思，一如1840年以来中国人所进行过的那样，不同的是，这是凭道义的力量，而不仅是靠强力和财富。因为中国社会主义蕴含的人类普遍理想和实现理想的高明手段，目的和手段的统一，具有真正折服人心的力量。

中国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的根本特征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组织纽带，其领导机关作为当代中国政体的核心部分。并非任何人群都可以建立可以运转的政体的，如果没有 “人民”，也无法建立政体。我们美国人民、我们中国人民作为客观的现象，并非天然就存在，也可能被削弱甚至毁灭。中国由一盘散沙、任人宰割的政治共同体解体的状态到形成高度凝聚和整合的政治共同体，中国共产党的建制本身和努力使中国成为一个“政治大国”或“政治民族”，中国共产党是形成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组织纽带。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政治意义上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真信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牺牲我一个、幸福千万人。中国共产党有新四书《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国共产党是信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仁人志士团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其中的用，是体和用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已经对儒家传统进行了创造性转化，是对儒家道德哲学的抽象继承和其伦理内容的具体扬弃。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否定了通过利益博弈、竞争性政党竞选来获取国家政治职位这样一种政治模式。这样的政治模式，反对党争（所以党内禁止非组织活动），注重促进政策的审议、凝聚共识（所以党内要有健康的政治生活，鼓励让人发言不怕争论）。这样的政治体制，是对竞争性的政党政治体制的超越。先进性团体政治比代议制民主更具有审议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主权的制度形式，加强党的建设、完善党的领导，在中国都是人民主权原则的制度化。中国共产党不是自外于人民的集团，革命党或执政党名词，都不适合描述其性质，当年不是在“打天下”，现在也不是在“坐天下”，无论党的工作重点怎么转变，党的性质——人民性、政治性是不变的。

中国社会主义论述的优越

构建中国社会主义的论述，优点是多方面的。

中国社会主义论述，能够重新建立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上的核心价值取向，重新形成中国社会的政治共识，能恢复共产党员对自身事业的崇高感、自豪感。今日许多党员干部，无理想、无信念、无操守，外则不择手段以呈贪欲，内实自暴自弃。中国社会主义的崇高感、自豪感是适中的，不是无节制的，因为并没有确立任何僵硬不变的教条。中国社会主义论述造成的信仰，不是建立在历史规律的所谓科学认识之上，而是历史传统、社会生活所凝聚的价值共识，不需要也不可能找到最终的逻辑根据，所以共产主义能否实现或者需要几十代人之后实现的问题，并不会损害人们的信仰，此信仰的结果是重视当下履践的意义、当下实践中的自律律人。

在此论述下进行中国政体建设，当然有其封闭性，不是无限开放的，但任何政体都有其封闭性，美国也是如此。没有信条，就没有人类的政治，但信条不可能绝对正确，人也不可能绝对明智，所以要调和信条和明智。这个概念又有很大的包容性，可以很大程度上实质吸收我国古代和西方价值规范与政治法律科学的精华，例如“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天下为公”、“大同”、“尊重人权”、“公共利益”、“以人为本”、“和谐”、“共和”、“公民美德”、“热爱祖国”。

中国社会主义论述更符合历史的实际状况。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是修辞性说法，必定不是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必定发生创造性转化，必定有一个去粗存精的过程。确确实实，毛泽东思想是不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框架内解释的独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道德哲学的中国化、也可以说是儒家化。唯物主义是被放弃的。共产党是信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仁人志士团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其中的用，是体和用的关系。学习列宁主义组织政党，学习马克思分析了一些问题。为共产党奠基的是那两千万烈士，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完全正确，马克思是个理论大家，也不过是理论大家而已，能够和那些杀身成仁的精神相比吗？本文认为，李大钊、方志敏、董存瑞等等任何一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意义都比马克思重要。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已经被脱去了历史主义色彩，成为主动选择和改造制度的分析工具，学习马克思，结论就是不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摆脱了唯物主义与历史主义，不是去试图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导致自相矛盾，而是探究实践的规律，寻求改变历史的方法。

中国社会主义论述强调中国主体性，弘扬了思考中国问题的主体意识。从马克思主义到中国社会主义，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主、自信、自觉、自明。

政治论述要注意两个方面，一个是强调中国的主体性，否定依附性；第二个强调中国追求和中国实践的普遍性，而不是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中国自主发展、坚持走中国自己道路的论述应该避免变成特殊主义、价值相对主义的论述。不能说普遍正确不存在，通过机会主义、实用主义来论述。任何政治论述最终的逻辑说到最后就是两句话，一个就是上帝存在，第二个是说我们才是上帝的选民。美国就是这样的逻辑。即使我们知道中国和美国政治哲学的深层逻辑结构是一样的，我们也要坚持说自家的话，以免自身被矮化，落入他人未必自觉设立的语词陷阱中，利益被冠冕堂皇地损害。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现在看来也没有突出中国主体性，强调了特殊性，甚至微有中国在社会主义体系中的劣等含义。毛泽东思想不包括在内，基础太薄弱了。

从历史经验看，中华文明吸收外来思想，最后都演变为中国本位的局面。如陈寅恪先生所说：至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亦已如此。虽似相反，而实足以相成。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昭」示者也。

避免过度理论化的思考问题方式；避免将一些不相干的论说拿来论证当下的结论。一些人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些论断来口含天宪，其实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论断，即使值得我们比洛克、哈耶克的理论更重视，但也不是中国宪法或中国社会主义原则之上的裁判标准。其中一些错误结论如列宁的“民族自决”原则之类，尽可批评。现在还有人提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并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来进行正当性论证。这作为学术研究，不诚实；作为政治论述，是无谓之举。

避免拿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实践以及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进行简单比较，“民主社会主义救中国”之类说法，仍然是理论先行，教条思维。

中国社会主义论述隔断中国道路同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联系，前苏联、东欧国家、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权更迭、社会动荡同中国没有什么相关性，相反其他国家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向中国学习、没有学习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总之，只要丢弃那依附性的、边缘感的、劣等感的视野，代之以中国主体性、中国本位、中国中心的视野，世界就会变得完全不同，而后者是政治论述或意识形态唯一正确的视野。

中国社会主义论述与政治修辞。中国社会主义的论述，当然也有虚构的成分，但政治上较之复古和西化，则更可取一些，因为我们毕竟有一个源源不断的事实性传统, 有其实质内涵的丰富性、非抽象性、活泼泼的可阐释性。因为强调形式上追求的是普遍正确, 强调主体性，也造成超越性和包容性。

事实上，我们高举社会主义的大旗，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的清晰图画。什么是资本主义，是清楚的，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条死路绝路。什么是社会主义，只能是在探索当中，不经相当一段时间无法确知。改革开放，只能是社会主义的探索与自我完善，不能是同资本主义接轨。

对一个政治共同体而言，政治论述和意识形态是非常重要的，就如对一支军队来说，武器重要，军旗也很重要。很多人习惯这样的思维方式，一定要先确定一个根本性原点或逻辑起点，然后从此原点出发获得确定性的必然结论。提出概念，演绎概念，试图形成一个逻辑统一的体系。这样的追求不可能取得成功。意识形态并不应该起到这样的作用，它起到凝聚共同体、整合共同体的作用，和具体的实践是相互支持的关系，而不是单向指导的关系，是启示具体的实践而不是蕴含具体的实践结论。当人们认同一套说法的时候，实际上绝大多数人，不是靠逻辑，而是因为想象力的连接作用。一个是政治论述的层面，一个是政策和制度的选择，这两个事情不是同一个领域的事，这两个系统是相互支持的系统。在制度和政策的当下选择当中，一定是坚持从经验出发，而不是从理念和空想出发，要进行审慎的判断和选择。我心目中没有什么主义的先验模式，一定要坚持实践理性精神或中庸之德，深入理解社会理论，探索具有可能性的制度空间。所以，既要高高举起主义，又要多多研究问题，二者是不同而互补的两个事物，怎能舍弃一个呢？

我们已有政治论述的中心是马克思主义。例如：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有人还提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表述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中国社会主义的表述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转折，面临着一系列需要解决的论述问题，需要逐步过渡。政治论述需要深刻的哲学反省的意识，需要高度的理论智慧和政治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