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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辉:美国“魔鬼三角阵”与中国全球突围对策(下) 
作者:[余云辉] 来源:[] 2012-02-04

对策五:构筑坚实的“经济金融拦鲨网”,积极防御美国“巧实力”的巧取豪夺与攻击围剿,维护国家产业安全和金融安全

 

在实体经济的权益被货币化、证券化和虚拟化的大背景之下,财富掠夺和经济侵略已经轻松突破传统的国家政治版图的疆界。当我们集中精力在中国政治版图内对实体经济实施积极的地面防御之时,美国以其强大的“巧实力”正在中国“虚拟经济的天空”(如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等)对中国经济实施空中打击与掠夺。在中国虚拟经济的天空里,体现美国“巧实力“的隐形战机无处不在,但我们时常视而不见,疏于防御。

美国“巧实力”已经夺取或正在争夺中国经济的“四大主导权”:(1)商品市场与产业发展主导权、(2)金融与资本主导权、(3)外汇定价主导权、(4)货币发行主导权。通过控制和争夺中国经济的“四大主导权”,美国“巧实力”的运作目的是为了获得中国经济的“四大猎物”:(1)资源与市场、(2)产业股权和金融股权、(3)企业和居民储蓄、(4)国家外汇储备。为了攫取这“四大猎物”,美国的产业集团和华尔街的金融集团会与美国国会和政府联手,动用美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军事硬实力”加以配合。

为了应对美国“巧实力”的巧取豪夺,中国政府和企业需要在中国经济与美国“巧实力”之间形成宽阔的隔离带和防火墙,不可误入海外资本及其在华代理人设计的所谓“全球化、国际化、一体化”旗帜下的“巧实力包围圈”。为此,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严格控制外资的进入和布局,同时,对国内企业创造宽松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3万亿的外汇储备对应地发行了22万亿的人民币,占M2的比例接近30%。如果这些资金每年在国内平均取得1520%的赢利,外汇占款及其动态赢利在M2中的比例将进一步上升。没有哪个经济大国外汇占款达到如此高的比例,更没有哪个独立的经济体能够对此视而不见。海外资本利用国内招商引资政策和人民币升值政策大举进入中国,中国央行被动地向外汇持有者发行相应的基础货币,造成流动性过剩;同时,央行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向银行系统收回货币,减少国内企业和居民的贷款,造成目前60%以上中小企业缺乏正常的生产周转资金。

如果将外资进入、央行“提准”和加息、国内中小企业贷款困难等现象联系起来,可以发现:央行及其外汇管理局事实上把本该给予国内企业的正常贷款搬运给了海外资本集团。他们一方面采取“提准”和加息等手段,对内实施“金融窒息政策”,抑制了本国企业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他们采取汇率升值和加息等手段,对外实施“金融刺激政策”,吸引外资大举进入中国乘虚攻城略地。这一系列客观上配合美国“巧实力”巧取豪夺的货币政策都以宏观调控和抑制通胀的名义巧妙地推行。

中国经济正在步入日益严峻的境地。摆脱这种状况的正确政策应该是:(1)降低外汇兑换人民币的比率,比如,每一笔外汇只能按80%的比例兑换人民币,其余20%以准备金的方式留存下来;(2)取消各类财政性的出口补贴刺激政策,改为货币性的人民币贬值型刺激政策,消除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土壤,逼走热钱;(3)把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降低到美国的水平,给予国内企业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通过增加供给来抑制通胀;(4)外资进入中国的规模必须纳入指标控制的范围,比如,每年外汇储备的增量对应产生的人民币发行量不得超过M2增量的10%,同时,将外汇储备占款逐步降低到M210%以内,等等;(5)各级政府不得以零地价、税收返还等任何制造不平等竞争环境的方式对外资进行招商引资。

第二、严格控制国内企业在海外上市,同时,通过放松行政管制,鼓励高科技企业和资源性企业在国内上市。国内企业在海外上市,本质上属于出口企业股权、换取美元外汇的行为。我们出口了石油、煤炭、电信、银行、保险、有色金属、互联网、生物制药、太阳能、连锁教育、商业流通、饮食服务等等各类传统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股权,换取美元外汇储备然后接受美元贬值的事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资产的证券化过程已经演变为境内资产的美元化过程,即,以美元主导的货币化和证券化代替了人民币主导的货币化和证券化。具有戏剧性的现象是在中国境内备受美元挤压的人民币居然开始梦想人民币的国际化。不顾自身经济条件而推行大跃进式的人民币国际化必将以闹剧开场,以悲剧落幕。

在中国境内,人民币和美元在中国资产货币化和证券化领域的竞赛仍在进行之中。中国政府的监管机构(证监会、国资委、财政部、税务总局)必须在货币主权和经济安全的战略高度,以美国资本市场的准入标准为对标,降低国内企业发行上市与重组并购的行政审批标准,减少行政管制的内容,提高人民币在中国境内参与资产证券化和资产货币化的效率。一句话,在中国资产证券化和货币化过程中,人民币的效率应该高于美元的效率。最终表现为:中国企业在国内发行上市比选择到美国、香港等美元区发行上市更加容易、市盈率更高、流动性更好;企业之间的重组并购更加便利,产业整合的效率更高;大型企业、优质企业、高科技企业首先选择国内上市而不是首先选择海外上市。

第三、停止开设A股国际板,保卫人民币储蓄。国际资本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完成对中国财富的转移。国际资本以美元的方式进入中国,换取了中国廉价的资源、廉价的股权和廉价的商品;相应地,中国形成了储蓄和外汇储备。这是国际资本运动的第一阶段。国际资本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一次反向运动,才能最终达到转移中国财富的目的,也就是,国际资本集团必须设计一些“标的物”重新吸回中国的外汇储备。这些“标的物”包括:高盛、摩根、汇丰银行等金融机构给中国企业推销的的金融衍生产品、海外企业债券,也包括海外投资银行在华推销的企业股权。中国推出的A股国际板使得海外资本集团可以大规模地向中国境内推销海外企业的股权来“回笼美元资金”从而快速消耗中国的外汇资源。

金融政策和金融活动的成败完全由时机和条件所决定的。中国推出A股国际板这一重大金融行为的时机不成熟、条件不成熟。首先,人民币不是全球储备货币。境外企业在中国上市募集的人民币资金无法在世界各地投资,因此,这部分被境外企业掌握的人民币必然要兑换走中国的美元外汇,然后再用美元去境外投资或结算。最终结果是,A股国际板发行量越大,外汇流失越多。其次,中国国内的证券市场长期实行严格的行政管制,导致中小企业上市融资困难,同时,也导致股价偏高,市盈率明显高于国际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推出A股国际板一方面会造成国内股市暴跌、市值缩水、加剧国内企业融资难度,增加国内的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给海外上市企业带来丰厚的套利机会。

推出A股国际板的官方理由和官方目的是人民币国际化、让中国百姓分享跨国公司的成长收益、给热钱准备“一个池子”、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这些理由不成立,这些目的更达不到。企图以国际板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完全是本末倒置、因果倒置的做法,英镑、美元、欧元的货币国际化路径是这样走的吗?显然不是。跨国公司在中国按市场化的高市盈率发行股票,中国百姓怎么可以分享其成长的收益?官员们对比过跨国公司和中国企业的成长性了吗?跨国公司成长性高还是中国企业的成长性高?显然,让中国股民去沾跨国公司金融高手们的光是不现实的。该理由也不成立。A股国际板作为海外热钱的“池子”一说就更加可笑了。A股国际板的交易货币是人民币,海外热钱要买国际板交易的A股必须首先将美元兑换成人民币。如果热钱已经兑换成了人民币,这些热钱凭什么非要进入A股国际板这个“池子”而不是以热钱逐利的本性到处流窜?那些脱离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发展A股国际板,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之行动,实属于追求个人政绩的金融冒险。我们需要警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变成“上海金融败国中心”和“上海金融卖国中心”。

A股国际板一旦推出,在中美金融战略对话的谈判桌上,中国领导人将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这是因为:在人民币没有被全球企业和个人当作结算货币、支付手段的情况下,如果放开海外的跨国公司在中国A股国际板发行上市,那么,后果必然是快速而合法地耗尽中国的外汇储备。相反,如果中国证监会以行政手段倾向于选择国有背景的红筹股公司在国际板上市而限制美国跨国公司在国际板发行上市,那么,美国企业、政府、国会必然产生一系列强硬的反应,并在中美金融战略对话上对中国领导人施压。那么,这时候中国领导人该任何选择?

全球任何面向美国资本开放的金融商品市场都是美国“巧实力”的战场,美国拥有绝对的话语权。A股国际板的推出,本质上是把美国的“巧实力”直接进入了中国本土,把战场设在了自家屋子里面。我们不应该为了庆祝一场虚假的胜利(如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GDP总量世界第二)而把特洛伊木马(如A股国际板)搬到国家金融围墙的里面。

第四、 坚决保卫货币主权,牢牢掌握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严防美国“巧实力”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攻击。汇率的定价权本质上属于货币的定价权。没有货币定价权就没有货币主权。汇率定价权的丧失意味着货币定价权的丧失、意味着货币主权的丧失。

各国的汇率定价只有三种制度:(1)自主定价前提下的自由汇率制度,(2)锁定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3)由美国及其盟国控制、指挥、主导下弹性汇率制度。相应地,汇率政策可以划分为上策、中策和下策。在汇率改革之前,中国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度,属于中策,而汇率改革之后,中国实施的汇率制度事实上是第三种定价制度,属于下策。

在美国的施压之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变成美国指挥之下的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最终结果演变为人民币定价权的转移和货币政策主导权的丧失。现阶段出现的热钱持续涌入、人民币基础货币被动发行、通货膨胀趋势日趋严重、实体经济承受着汇率升值和货币紧缩的双重压力、经济社会日益不稳定,等等,都是源自于汇率定价权的丧失以及由此产生的货币主权的丧失。汇率武器不是常规武器,而是摧毁一国经济的核武器。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已经主导着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主导着人民币的定价权、进而主导着中国的货币政策。从目前的经济现状看,中国的货币定价权和货币主导权已经丧失。如果这种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可以预见的最终结果将是:美国华尔街金融集团主导的美元热钱主导着中国经济的泡沫膨胀与泡沫破裂,并在国际金融资本的进出循环过程中完成对中国财富的转移、完成对中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改造与转变。通过研究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可以发现,如果中国拒绝美国的汇率武器的“巧实力”打击,那么,中国将面临一系列直接的经济报复,甚至可以说,如果中国拒绝美国经济核武器(即汇率武器)的打击,那么,中国将面临美国军事核武器的打击威胁。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府需要从经济领域核武器的战略高度重新认识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对中国经济全局的影响,需要拿出军事领域核反击的勇气来对抗美国对华经济领域的核打击,需要拿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来保卫货币主权和汇率定价权。总之,中国的货币主权和汇率定价权即货币定价权必须从美国指挥棒的阴影中走出来。

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的经济政策根源在于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独立的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权和货币定价权始终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抓住了两个要害:革命必须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枪杆子可以保护钱袋子,钱袋子可以有效地支持枪杆子!”;而巴黎公社迅速解体的根源恰恰在于巴黎公社的领导人没有接管和控制住作为法国中央银行的法兰西银行,“这不但是一个经济上的错误,更是一个政治上的错误。” (详见宋鸿兵《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91页)”。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免巴黎公社最终失败的命运,必须继承自己的传统和经验,必须尽快摆脱货币发行主导权和货币定价权受制于美联储的局面,为此,中国必须重新打造中国的“国际硬实力”和“国内硬实力”,其中,发展“国际硬实力”就是中俄结盟,形成经济、金融、军事的同盟。只要中俄结盟,中国既可以租借或购买到俄罗斯的完整的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也可以打造中俄统一货币制衡和对抗美元霸权。发展“国内硬实力”就是发展和壮大国家资本、支持本土民营资本发展、保护国内产业体系免遭国际资本侵蚀和控制、在此基础上确保国家国防工业体系的发展壮大。

第五、坚守最后的金融防线: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

西方经济学家曾经把资本项目自由化作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加以鼓吹,但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资本项目开放的好处体现在理论上而不是在实际中”(Bhazwati,1998)。正因如此,国内的官员和学者不是从资源配置、经济增长的常见角度、而是从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减轻外汇储备压力的角度制造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舆论环境。

人民币自由兑换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人民币自由兑换意味着国内外机构和个人所持有的人民币可以自由地兑换为美元,同时美元可以自由地兑换为人民币。由于人民币无法与黄金挂钩,同时中国还缺乏强大的综合国力(包括覆盖全球的军事实力)来保障人民币的国家信用之情况,因此,人民币的信用主要是由中国的美元外汇储备决定的。人民币自由兑换意味着人民币持有者拥有了兑换美元的自由选择权。只要中国与美国之间存在不平等的博弈地位,美国拥有中美之间货币的定价权,中国仅仅属于美国货币政策的跟随者,那么,大部分人民币资产的持有者将倾向于选择美元或随时可能行使人民币的美元选择权。

中国的门户开放型招商引资政策所引进的海外资本及其滚存利润预计在3万亿美元以上。这是中国对外无序开放政策在对外经济领域所形成的巨大“资本堰塞湖”。国际资本已经完成了人民币资产的布局和建仓。这是做空中国的重要筹码。根据华尔街金融大鳄们惯用的“刺激-反射”手法,不难看出国际资本做空中国的长远布局和战略意图。国际资本的运动的基本路径可以概括为二个阶段:即,“美元资本——实体资产——更多的美元资本”。价值形态的资本是一切实体资本的归属,美元资本进入中国所形成的人民币资产最终还要回到美元,简单地说,美元最终要回到美元。人民币实现可自由兑换意味着这些海外资本在中国境内长期形成的人民币资产在经历了人民币升值和资产增值之后可以随时地、集中地兑换成中国的外汇储备而离开中国,从而完成一次集中做空中国的金融空袭,实现对中国财富的完美掠夺。

美国的“巧实力”围剿往往伴随着“软实力”和“硬实力”的配合和策应。美国主导和控制的国际评估机构、国际投行部门和国内外各类媒体可以抓住中国经济领域的结构失衡问题、内需不足问题、农业基础不稳问题、能源供给瓶颈问题、环境污染与灾害问题、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问题、房地产泡沫破裂问题、银行呆坏账增加问题、政府财政赤字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社会矛盾激化问题、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等等,集中打击人民币资产持有者的信心,甚至不惜在中国周边制造军事冲突、对中国本土发动侵略战争,以配合美国“巧实力”的金融掠夺。这一切事件发生的重要前提之一是中国拆除最后的金融防线,即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从这一角度看,只要人民币升值接近国际资本的心理价位、同时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那么,海外资本及其背后的政治势力所导演的针对中国的出口压力、知识产权压力、能源供给压力、农产品和矿产品供给压力、人权压力、政治制度压力、周边军事压力都会接踵而来。如果人民币始终与美元挂钩从而不给任何游资投机的机会,如果人民币在条件不成熟之前始终坚持不可自由兑换,那么,中国面临的国际军事压力和政治压力会减轻甚多。在与美国“巧实力”的博弈过程中,首先,不能让强盗踏进门(遗憾的是我们通过无序的招商引资政策和人民币升值政策引来了国际强盗);其次,不能让强盗顺利地跑掉。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是最后的门槛和防线。

我们需要在国际政治和国家安全的层面考虑人民币定价权和人民币自由兑换问题,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人民币国际化目标、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目标、以及为了解决热钱流入问题而动摇国家金融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根本。国之根本不可用于追求政绩目标,也不可用于外交的交易。

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前提是:(1)中国真正完成了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具有国际商品定价权的工业化体系建设;(2)中国的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同盟的综合势力足以抗衡美国及其盟国,从而拥有瓜分美国的全球铸币税的能力;(3)以中国国家“硬实力”为后盾,通过动用外汇储备、按照合理价格回购海外资本在华的投资项目和股权,使海外资本控制的在华人民币财富总量降低到相当于外汇储备10%以下。只有满足这三大基本前提,才有条件讨论作为大国货币的人民币如何实现国际化之问题。当年,德国和法国在具备上述条件的前提下,尚且不敢推动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挑战美元地位、瓜分美国的全球铸币税,而只能退而求其次地主导并组建欧元区来对抗美元,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处境远不如德国和法国,我们岂能在货币问题上开展大跃进式的国际金融冒险?国内金融冒险的失败,失去的仅仅是局部;国际金融冒险的失败,失去的将是整个国家。

 

对策六:建设强大的国家“软实力”,抗衡美国的“软实力”围剿

第一、以平等互利的原则,开展强国之间的外交;以反侵略、反霸权为旗帜,开展与弱国的外交;以经济支援和军事保护为手段,开展与周边国家的外交。通过发展各种基金会,或政府通过此类基金会,在世界各国培养亲华势力。这是重要的软实力。

第二、建立民族认同制度、文化认同制度、国家认同制度以及执政党认同机制。改革开放以来,GDP上去了,但是,民族认同感、文化认同感、国家认同感、执政党认同感却下降到低点。这是民族分裂、国家分裂、执政党分裂的前兆,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同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国民的民族认同感以及文化认同制度建设显得十分落后;同时,中国国民的国家认同感和爱国主义精神也是十分欠缺的,党政军系统海外代理人或明或暗地大量存在,各类间谍案件层出不穷,民间富裕阶层30%已经移民,60%以上有移民倾向;主流媒体和各类非主流媒体可以公开污蔑开国领袖,可以诋毁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等主要历史事件,可以质疑甚至否认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些普遍存在的舆论现象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反击和纠正,相关的机构和人员没有得到法律的处罚。面对美国的软实力围剿,中国应该围绕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和执政党认同的目标,对人文学科特别是经济、法律、政治、新闻传媒、历史、哲学等学科的教材内容和教学人员进行清理。在人文社科领域的教材、杂志、报纸、讲堂、课堂等方面,必须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反对民族认同、反对文化认同、反对国家认同和反对执政党认同的现象。

第三、通过民主的方式、发挥全国人大及其各专业委员会的作用,凝聚民众的智慧和力量,增强国家的软实力。

1)全国人大及其专业委员会需要进入主阵地,主动而积极地参与全球竞争和全球博弈。全球博弈和全球竞争的最高形式是法律、规则、标准之间的博弈和竞争,这也是最高层次的博弈和竞争。如果海外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及其在华的代理人影响、操纵甚至控制了中国的法律、规则和标准,那么,中国的工业化和对外开放已经摔倒在起跑线上。

因此,首先,全国人大应该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增设和调整各类专业委员会。各专业委员会成员主要由专门领域的法律专家和行业专家组成。原则上,行政官员不得成为全国人大专业委员会成员。全国人大各专业委员会的法律素养和立法能力应该足以抗衡美国国会及其专业委员会的对华干预。

其次,全国人大及其专业委员会应该及时纠正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自我授权、自我扩权、自我越权的状况,防止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基于部门和地方的权利、基于官员的寻租私利而出台损害国家利益和产业利益的政策和措施。各地方和部门出台的规章、制度,需要经全国人大专业委员会审核并出具无异议函之后方可颁布和实施。

2)重新梳理政府职能、重新调整政府部门制定政策的流程。行业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制定行业管理政策和地方发展政策方面,必须充分征求和尊重国内骨干企业的建议和意见,充分体现保护民族产业的意志和要求。在和平时期,民族产业是纳税和就业的主要力量;在战争时期,民族产业是战争动员和战争支持的主要依靠。因此,围绕民族的发展、借助民主的方式、体现民生的利益,应该成为政府部门立规定制的基本原则。

各级政府制定的产业发展政策和行业管理制度必须上报全国人大相关专业委员会,在获得“无异议函”之后方可颁布实施。在此之前,行业协会和国内企业可以就上述有关产业政策和行业制度发表意见或向全国人大有关专业委员会提交修改意见或反对意见,以便修改不合理的条款、或阻止不合理制度的颁布。

全国人大、政府部门和国内企业之间必须建立起有效的互动流程、科学的制衡机制、及时的纠偏制度。这是保证中国经济少走弯路、不走错路、不断增强国家凝聚力和软实力的制度前提。

第四、通过法制的方式,建立全国统一的、独立于地方党政系统干预的法院司法体系,保证法律法规和国家意志在各个地方的执行,避免地方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滥用公权、干预司法,从司法制度上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受侵害,避免国家软实力受到削弱。如果说好的民主方式可以凝聚国家软实力,那么,好的司法体系则可以避免国家软实力遭遇削弱和瓦解。对于中国而言,中央不能搞“三权分立”,但是,地方绝不能搞“三权合一”。地方搞“三权合一”、“一把手说了”意味着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蜕变成了“地方三权合一”的、诸侯割据的封建主义。目前的现状是各地政府和官员敬畏新华社和新华社记者,却不敬畏法院、法官和法律。如果一个人有过在地方法院诉讼的经历,那么,一定可以会认同当今中国社会的一条基本判断:中国各地不是法制社会,法院和法官无法秉公办案。没有法制,只好人治,也必然人治。因此,中国的法院体系即司法体系必须独立于地方、统一于中央,具体地说,全国各级地方法院应该归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并实行垂直管理、经费由中央财政拨付、领导由上级任命并定期异地轮换。唯有如此,才能维护国家法制精神的统一,才能维护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才能维护地方百姓的利益,才能维护地方的稳定,才能避免国家软实力被削弱和瓦解。

第五、党政机关和思想、文化、科技、教育、新闻、出版等领域需要加强“软实力”意识和“软实力”建设。

 

结束语

其实,从朝鲜战场失败之后,美国始终没有忘记唯一一场败仗的耻辱。美国国家战略的精巧安排和耐心实施的确令人折服。小布什上台之后对华摆出了强硬的态度,那实质上是为实施美国对华收网政策在营造舆论。令美国遗憾的是,9·11事件打破了美国精英集团对华收网的时间。推迟收网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对华收网。今天,美国的硬实力、巧实力和软实力依然强大无敌,我们不可掉以轻心。美国国内的金融危机再次拖延了对华收网的时间,但是,其针对中国的全球军事战略、对华金融经济布局正在加快实施之中。中国可以支配的时间其实不多了。在这个重要的时间窗里,中国对外应该加快与俄罗斯结盟的步伐,尽快打造中国的“国际硬实力、国际巧实力和国际软实力”;对内应该调整战略思路和重大政策,迅速形成“国内硬实力、国内巧实力和国内软实力”。只有有效地突破了美国及其盟国的“魔鬼三角阵”的合围,即美国硬实力、巧实力、软实力的聚焦合围,中国才有真正的国家安全、金融安全、政党安全和社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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