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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揽明:改革与文化自信 
作者:[笑揽明] 来源:[作者惠寄] 2011-12-07

    我们都一直以来都有这么一种妄想,即制定一制度、一种标准化的思考方式、解决方案,以图一劳永逸。

    这种想法根本就不符合事物不断变化的规则,说严重点就是刻舟求剑,无论是死抱西式理论也好,莫名其妙的复古也好,都可能处于这么一种妄想。尤其是喜欢从逻辑上去设计、安排、发明某种制度,这种推理式的思维方式极易与现实南辕北辙。

    因此,我们需要改革,在不同时期有所针对的进行改革。三皇不同法,五帝不同制,然其治一也。秦汉以后,中国在漫长的帝制中,并非本身传统文化有问题,而是缺少改革家,或者说,在长期独领天下风骚之时,没有改革的动力。也许有人会说,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劣根性,其实不然,所谓人安则逸,孟老夫子也说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不能归咎于什么文化的问题。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放眼世界历史,不也如此:古罗马宫殿的浮华、法兰西卢浮宫的奢侈,都遭致了几乎灭国的灾难。再回头来看看,我们现在一直引以自傲的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开放自由,可是在老子、孔子等圣贤看来,是国家昏乱有忠臣、智慧出有大伪,是整个社会出了大病,使得名士四出,宣扬本家的治国理念,在这些圣贤看来,这是有问题的,因为社会只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或者是孔子在《礼记》中的大同理念,然而,残酷的现实还是发生了,整个社会陷入极大动荡,这也迫使一些诸侯国进行改革,也才有了后来种种五霸七雄历史。再往后看,虽然后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在每个朝代的更替间隔,那一段火花四溅的刀枪剑影,也涌现出一个个改革家,他们谙于历史、重于变革,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就是一个个的通才——特别是经济方面,因为按传统的历史记述方式都是以政治事件为中心,而经济方面容易被忽视,这使得后世关于理财某术的传承断层了。然而,每次统一之后,由于在后来的权力、财富的野心中,都会出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希望诸位在翻阅古史之时,结合现代的生活去体会(不限于国内,比如,花旗银行董事长桑迪就有这么一段争权夺利的经历,所谓万事万物一太极,形而下的世界根本就不存在绝对的事物,只有相对性的)。这样下来,国家统一了,权力安排也大体稳定了,政府各部门也各司其职,无所谓计划或市场经济,只要劝课农商、轻税薄赋、兴修水利、按爵分配、行功论赏等,国民经济便会有所好转。但久而久之,统治阶层看到国家繁荣起来,难免会有居功自傲之心,加上身边一些奸臣宦官的阿谀奉承,容易令人头昏眼乱,终酿大错--同样,不希望大家又归咎于文化的问题,反观自己,在平常生活中不也如此吗?所以,孟夫子说的话没错,内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无论从逻辑上来说怎样,凡事走向极端肯定都出问题,没有历史的胸怀,没有借鉴于历史,片面的去追求、盲目崇拜、肆意鼓吹,皆非正道。当然,因为我们都是老百姓,评头论足之间好像可以那么不负责任,但在古代,这是市井之徒才会如此不负责任。周敦颐在其《陋室铭》中,就说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要品评是非,并非那么容易,我们最好还是虚心学习。

    最后,谈谈自己的一些心得,儒家主要是教人修养心性,做到内圣外明,其核心就是做到惕励自省,熏陶民性,倘若用于指点江山,那就有趣了。法家是治国安民的实力派,这点不多说。至于轻重家、兵家、名家、阴阳家、农家等等,各有其长,皆有其短。其实我说这些心得本身就是多余了,为何?班固在《六艺》中就已介绍非常好了。

    有人会说我是传统文化的顽固派,实在抱歉,过奖了,我还谈不上,不是谦虚,自己还真没有古代圣贤的智慧,只是有一种亲切感加上浅薄的认识而已。西方,我是指大体上,比较有法律意识——不可能绝对的,否则这政府就可以解散了、牢房也可拆了,加上对于先进器械的由衷崇拜,才领导了这两个世纪的辉煌。因此,我们国人不需要妄自菲薄,说自己缺乏法律意识、道德滑坡之类云云,倘若真认为缺乏法律意识、道德滑坡,那么潜在的认识就是承认原来是有很强的法律意识、民风淳朴,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更应该去反省,在社会交往中去认识原因,但有一个原则,不可轻易归咎于制度,人非圣贤孰能无情,富贵名利,人之所好,关键是怎么去引导风气,口头上宣传,纸上谈兵,不足道也。

    总之,要有自己的文化自信,但也要清醒。新法家的平台开放,兼收并蓄,容纳双方的交流,比如说宣扬传统文化的,有人支持,当然也会遭受相当多人质疑,也就是一挑战,要求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们有更大的胸怀,从情理、实践中,用深厚的功力来捍卫文化,而非简单指指点点,令人不服。文化的断层已有百年,加上百家皆闇的漫长时期,要把这文化慧命续上去,任重道远。翟玉忠先生也是肩挑荷重,其于网站邀稿——基于文明原典,也是有其深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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