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出自十三经注疏《孟子·离娄上》，原文是“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汉代赵岐注：“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穷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 我们现在却只知道“无后为大”，为什么？因为我们为了宣传“计划生育”政策，所以，要对历来重视“传宗接代”的“无后为大”说法口诛笔伐，这属于政治上的一时利用，而不能说此话原来就是错误的。
在“三不孝”之中，第一不孝就是“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也就是说，当子女发现了父母有错误的时候，只管顺从而不加以指出，不加以劝说，不想办法避免使父母做出不合道义的事情，这就是第一不孝。但是，现在我们把“阿意曲从”常常当作“孝”加以批判，把“孝”等同于“顺”，这是对儒学的歪曲或误解。《孝经·谏诤章》说得很清楚：“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於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於不义。故当不义，则天不可以不争於父，臣不可以不争於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第二不孝是“家穷亲老，不为禄仕”，这个有错误吗？我们来看一看。父母把子女生育下来，抚养成人了，现在，父母年老了，家里很贫穷，做子女的却不想办法去解决父母的生活问题，而是好吃懒做甚至游手好闲，却使父母生活在穷困之中，这样对得起父母吗？当子女幼小的时候，是父母的辛勤劳动使子女长大成人，现在父母老了，子女却不能使父母衣食无忧，这既对不起父母，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吧？当然，如果自己尽力了，却无法得到足够的财物来养活父母，那是另外一回事。什么叫“孝”？我们从这个字的构成来看看就知道了。它的上半部分是一个头发很长的老人形象，下半部分是一个张开两手的孩子想象，很明显，这里所表示的只是两辈人之间的自然而然的关系：当长辈年老的时候，子女已经长大成人，应该照顾年老的父母；当子女还幼小的时候，父母应该照顾好自己的孩子。所以，子女赡养自己年老的父母，是天经地义的责任和义务。但是，现在我们常常把“家穷亲老”当作与自己无关的事，只顾自己的幸福快乐，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也就是不孝的体现。
’ 第三不孝是“不娶无子，绝先祖祀”，它在顺序上排在第三位，但是，却又被孟子称为“三不孝”中“最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华夏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效法“生生不息”的天地之道，人类的繁衍无穷，也就是效法天地之道的体现。天地生育了人类，人类理应按照自身的本性不断地繁衍下去，而不能自我毁灭。假如某人自己不婚不嫁，那么，从家庭来说，是让某个家庭从此断子绝孙，无法再繁衍下去，这个家庭从此也就画上了永恒的句号。事情还不仅如此，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是祖先与子孙之间的中介，他或她承担着祭祀祖先和繁衍后代的双重责任和义务，他或她自己并非只属于自己，个人的不婚不嫁，所导致的是使祖先灵魂成为孤魂野鬼，从此，使“孝”字的下半部分消失了，“孝”也就不存在了，这不是最大的不孝是什么呢？如果说过去的时代曾经有某些人有过重男轻女的思想，现在我们也完全可以说，男女都是承担着祭祀祖先和繁衍后代的双重责任和义务的人，所不同的是，男性承担的是自己家族的纵向责任和义务，女性所承担的则是人类的横向责任和义务。男女两性的结合则是人类的繁衍成为现实。所以说，独身和不生育，是永远不应该提倡的，那是自私的表现，也是不孝的表现。
“文以载道。”
此语的直接提出，是在宋朝周敦颐《通书·文辞》中：“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但是，儒学一向重视“文”与“道”的关系，《老子》有“道经”、“德经”两篇。“六经”莫非载道之书。《尚书序》中就说过：“三皇之书，名三坟，言大道也；五帝之书，名五典，言常道也。”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把这种关系表述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到了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柳冕就曾说过：“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及道则气衰。”(《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韩愈在倡导古文时提出“文以贯道”的思想，主张“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表明了对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的重视。柳宗元也主张“文以明道”，他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我们可以说，贯穿于中国的“文章”之中的主线，就是“道”。但是，自从我们开始引进西方文化开始，我们便开始批判“文以载道”了，尤其是引进了西方的“文学”概念之后更是如此。
我认为主要有三条：
第一，我们采用了西方文化中的“文学”概念，这种概念重视的是“文章”的审美特征和娱乐作用，强调“通俗文学”，但中国文化中的“文学”之名，所强调的移风易俗、端正教化，“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强调“典雅文学”。如钱穆先生所说：“西方文学取材，常陷于偏隅，中国文学之取材，则常贵于通方。取材异，斯造体亦不同。以民间故事神话为叙事长诗，为剧本，为小说，此西方文学之三大骨干，在中国亦皆有之，而皆非所尚。中土著述，大体可分三类：曰，史；曰，论；曰，诗。”（《中国文学论丛》，第14-15页，三联书店，2002）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国家正面提倡什么是很重要的。在西方国家里，“文学”是流行于民间的，政府并不是提倡“文学”。我的两个同事从国外回来，曾经说在西方国家的大学里，根本就没有“文学专业”。其实，在中国五四运动以前，小说、戏剧、故事传说也一直是在民间流传的，都具有很强的娱乐性和审美特征，但是，作为引导社会和政治风气的却是典雅的文人士大夫作品，这些文人士大夫或者是已经做官的，或者是有要从政的愿望的，因此，他们要对社会和政治负责，要提倡正气，所以，他们的“文学作品”多与政治或政治遭遇相关。如果不是倡导邪恶的，虽然不登大雅之堂，政府也并不多加干涉，但是，也不大力提倡。也就是说，可以“发乎情”，但是，一定要“止乎礼义”。否则，中国也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小说、词曲、戏剧作品了。
第二，接受西方“文学”观念之后，文学家以及研究文学的学者都在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实际上，当“文学”把对政治与社会的引导、关注撇开，而把主要内容用来宣泄个人情感和追求娱乐的时候，不是文学地位的提高，而恰恰相反，是对文学地位的降低。从文学作品来看，由文史哲合一的特点所决定，中国的许多文学、史学、哲学作品便都具有关注社会、政治、人生这种“务实致用”的特点，因此都以“正己、正人”为根本目的，归根结底则又以“天地之道”作为根本原则。“六经”、“诸子”以及后来的许多作品都是如此。章学诚《文史通义·经解》说：“《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布政教而齐法度也，未有以文字为一家私言者也。”这是说当初“六经”本来即非“私言”，而是“为治为察”之作，怎能不讲究“文以载道”？因此，“书契”——广义的“文”具有政教性，“六经”就是完全站在官方的立场来正面引导性的著作。又说：“至于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书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也就是说诸子与“六经”的不同在于他们不再是站在官方的立场来正面引导，而是站在个人和学派的立场来试图参与政教的创制，是臣民议政的体现，但终归还是表现为政教性。章学诚倡“六经皆史”之说，其意是说“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文史通义·易教》）此说深得文史哲合一之理，亦即“六经”皆以往古之事或言来作为当世乃至后世的为政、典、策，就其语言文字之表达来说谓之文（能表情达意的文字记载），就其所用之事来说谓之史（往古之言与事的记载），就其思想内涵来说谓之哲（所谓哲，是说体现天地之道而用来正己正人的智慧之学，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哲学”内涵不尽相同）。因此，我们不能把“六经皆史”理解为“六经”都是我们现代意义上所说的“历史著作”。“文史哲合一”的目的是为了“正己正人”，亦即“载道”以“致用”。在过去，士与士大夫担负着传道、守道的责任，如果放弃了这种责任，那么，他们就可能会陷入个人喜怒哀乐与个人享受之中，“文学”就不可能用来引导正气、参与政治。正是这种责任感，催生了许多可以传世的伟大作品。
’ 第三，对“道”的认识出现了问题。文以载道，何者为道？华夏文化之中，“效法天地之道”是其根本精神，“天地之道”是包括君臣民在内的任何人无法改变的，也是无法摆脱的，正如孔子所说：“何莫由斯道，谁能出不由户？”其次，“道”是可以认识和表达的，但是，它超出任何具体的学说之上，对“道”的认识与理解却是无止境的，所有文字所承载的“道”都并非“道”本身，《周易》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都是这个道理。可是，我们现在却误认为“文以载道”的“道”是与人的情感对立的、枯燥的说教，是各个时代的君王或政府的声音，这是导致人们否定、批判“文以载道”的原因所在。我们应该知道“道”是超现实的，同时又存在于任何事物之中，朱子曾经用“月映千江”来形容，用“理一分殊”来解说，我们可以说，各种文章所载的“道”，好比千江之月，是一理之殊，如果说“江月非月”，是个错误，如果说“江月即月”，也是错误。如果士与士大夫在文中所载的“道”只是官方一时的政策，甚至是君王或作者个人的意见，那么，便不能说是符合“道”的，甚至违背“道”的根本原则。“道”本身是“无为无不为”、“自然而然”的，因此，它是情与理的合一，绝不是枯燥乏味的，更不是反对情感的。“文以载道”不是提倡使“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而是强调“道”对“文”与“政”的引导与参与，强调“文”的责任感。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此语出自《诗经·小雅·北山》，全诗共五章，下面引前二章：
第一章：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忧我父母。
[译文：登上北山，采摘枸杞。健壮男子，日夜不息。王家差事，无尽无休；思我父母，令我忧愁。]
朱熹《诗集传》解释说：“大夫行役而作此诗，自言涉北山而采杞以食者，皆强壮之人而朝夕从事者也。盖以王事不可以不勤，是以贻我父母之忧耳。”
第二章：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
[译文：普天之下，皆是王土，四海之内，皆是王臣。大夫失职，行事不公；以我为贤，派遣不停。]
《诗集传》解释说：“言土之广，臣之众，而王不均平，使我从事独劳也。不斥王而曰大夫，不言独劳而曰独贤，诗人之忠厚如此。”
《毛诗序》说：“《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劳于从事，而不得养其父母焉。” 注曰：“笺云：‘此言王之土地广矣，王之臣又众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王不均，大夫之使而专以我有贤才之故，独使我从事于役，自苦之辞。”
由此来看，此诗是针砭周幽王政治弊端的，这就告诫执政者，要注意做事公正。治国不能没有差役，但是，国土广博，官员众多，不能偏劳几个人，鞭打快马，却使有些人只顾享受清闲。从诗中的主人公来说是幽怨之情，但对执政者来说则是借鉴。在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
将此语作为重点而加以讨论的是《孟子·万章上》：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诗》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则’，此之谓也。《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齐栗，瞽瞍亦允若’，是为父不得而子也。”
在这里，咸丘蒙引此语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天子能不能把父母当作自己的臣子来对待的问题。他认为，既然《诗经》中说“莫非王臣”，那么，天子的父母当然也是天子的臣子，言外之意是，这样也就谈不到孝道了。孟子指出，咸丘蒙的说法是只顾诗中这一句文辞，而不顾全诗的志意，也就是说不顾全诗的重点在哪里；王家差事，无尽无休，但是，不应该不做，因为任何人都有为国家做事的责任和义务，主人公所怨的是天子和大夫不公正，不是因为自己辛苦而幽怨，而是因为这样使自己无法为父母尽孝而幽怨；然后，孟子引《诗经》和《尚书》中的语句说明，天子所承担的是对天下的责任，而不能仅仅是对父母的责任，但是，父母能“为天子父”、“以天下养”，又是天子对父母的孝，父母不能因为亲近子女而凌驾于天下以及天子之上。
今人误解此语，关键在于，把此语看作是“专制”思想的体现，也就是说，凭什么说天下的土地都是天子的？凭什么说天下的人民都是属于天子的？这种误解是把天子与人民看作是对立的双方了。天子不能因为父母而危及天下，一旦危及天下就会失去天下，那么，父母也就不能“为天子父”、“以天下养”，当然，也就失去了“尊之至也”、“养之至”，同时，天子也就违背了“天无私覆”的天道。我们要知道，天下不是属于天子的，但是，天子却要统辖天下，否则，便是天下分裂。当天下的某块土地不服从天子（主席、总统、皇帝）管辖的时候，当天下的某个官员（甚至百姓）不服从天子（主席、总统、皇帝）政令的时候，天下会是什么样子呢？因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是弊端之所在，弊端的产生在于人们的误解。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
此语出自《礼纬·含文嘉》，《白虎通》卷八《三纲六纪》引之，原文是：“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曰：‘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我们在此只论“三纲”。人们为什么把“三纲”看做是儒学的弊病呢？因为认为这“三纲”只强调一方支配另一方，被支配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违背。果真如此吗？我们从《白虎通》的后面的原文来看。
“三纲”是什么意思？“君臣、父子、夫妇，六人也。所以称三纲何？一阴一阳谓之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刚柔相配，故六人为三纲。”所谓三纲也就是社会政治和家庭的三种最主要的关系及其原则，当我们正确处理好这三种关系，把握这三种原则之后，社会政治以及家庭关系也就都和谐稳定了。加上“六纪”就更细致全面。因此，《白虎通》中所谓“三纲”是指三种关系，而《含文嘉》中所谓“三纲”则是三种关系中的阴阳关系，两者是不同的。如果只是指三种关系，就无所谓弊病，因为其中根本没有说到“一方支配另一方”的意思。但是，如果说阴阳关系，就容易被当作弊病了，因为好象君王就是要支配臣民、父母就是要支配子女，丈夫就是要支配妻子。然而，说它是弊病，却是对阴阳关系的误解。
阴阳是什么关系？《白虎通》说得很清楚：“一阴一阳谓之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也就是说，阴阳相合才是完整的“道”，并无歧视阴的含义。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阳刚阴柔”的理解上。我们都知道“以刚制柔”，却忽视了“以柔克刚”；我们都知道水能灭火，却不知道火能把水烘干。在君臣关系中，两者都首先要“从道”，有“从道不从君”之意，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说，有“君臣以义合，不可则去”之理，《白虎通·五行》中还有臣对“无道之君”可以推翻的思想。这是要求臣子只能顺从君王，君王绝对支配臣子吗？我们不该忘记“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古训。父子关系和夫妇关系也是如此。
“男女授受不亲，礼也。”
此语出自《孟子·离娄上》。原文是：“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另外，《礼记·曲礼上》也有同样说法：“男女……不亲授。”疏曰：“不亲授者，男女有物，不亲相授也。《内则》云：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其相授则女授以篚，无篚则皆坐奠之后取之。”
首先，“男女授受不亲”只是“礼”而不是“法”，因此，违背了“礼”，只是会受到人们的道德舆论的责备，而不是受“法”的惩罚。“礼”需要自觉地执行，而不需要强制执行，所以，“男女授受不亲”只是一种倡导，而不是强制。
其次，这里涉及到“经”与“权”的问题。“男女授受不亲”是“经”，也就是“原则”，也就是说在一般的男女之间，不提倡互相有肌肤的接触，如果不是有意地接触，也就无所谓“违礼”。“嫂溺援之以手”是“权”，也就是随时的变通，平时如果小叔子和嫂子手拉手，或者故意要肌肤相亲，我们谁会支持？但是，假如嫂子掉到水里有被淹死的危险，小叔子还是坚持不能肌肤相亲，那是见死不救，违背人道。
“礼”与“法”是有区别的，如果把“男女授受不亲”当作“法”，那就是“思想枷锁”，不符合“中庸”之道。“经”与“权”要慎重，不知“经”便不知道原则，不知“权”便不知道变通。在现实生活中，普通关系的男女之间，会随便给异性东西吗？给东西的时候能有意地去接触对方的肌肤吗？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
此语出自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虽有巧手，弗修规矩，不能正方圆；虽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虽有知心，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则先王之遗道，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所闻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古今通达，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 此语被认为是弊病，主要问题在于“法古”二字，难道“法古”就是“复古”，就是反对“创新”和“发展”？
什么教“奉天”？也就是遵奉天道，敬畏天命。遵奉天道，也就不能把个人好恶强加于天下百姓，而要仁民爱物；敬畏天命，也就不能妄作胡为，而要谨慎小心。在此，天道和天命是高出于天子权位的，“六经”恰恰就是强调并表达天道、天命的，所以，“六经”的思想是天子之师，也是限制天子威权的，这是从汉朝开始一直到清朝，天子不敢把自己的威权凌驾于六经之上，后来把整理编订“六经”的孔子尊为“大成至于圣先师”的原因之所在。在华夏文化中，天道也就是要求天子必须爱民，即所谓“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即所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即《老子》所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如果否定了高出于天子威权的天道，那么，历代的天子就可以把自己的是非当作是非标准，文化的传承就难以连续，百姓的安宁就难以保证。
什么教“法古”？也就是效法往圣前贤，以史为鉴。从伏羲氏时代开始，到春秋时代，乃至到汉朝，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出现了许多的圣贤。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丰富多样的，“六经”也就是这些经验教训的精选汇编，因此，可以作为测量方圆的规矩、辨明五音的六律，天子效法往圣前贤的成功经验，于民于臣于君都有利。“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吸取历史的教训而不重蹈覆辙，也是于民于臣于君都有利。我们谁会相信董子以及往圣前贤会主张把古人的对错都效法过来呢？
国家无论大小，无论古今，也无论中外，治理国家的具体措施或许有所不同，但是，治理天下的道理却是一样的。古今中外的成功经验，都是我们应该效法的对象，这是兼容并蓄的博大胸襟；古今中外的失败教训，都是我们应该引以为戒的东西，这是使政治更加完善的保证。圣人可以贯通天地人之道，因此，效法天道自然应当；贤人能够注重修身进德，因此，效法圣人所传承下来的治国道理也是必然。如果不能“奉天法古”，则容易自以为是、一意孤行，最后可能祸国殃民。也许我们可以允许治国方法有偶然性的失误，但是，我们要知道，即使是偶然的失误，对国家和百姓所造成的危害却可能极大，难道我们能允许把国家和百姓作为试验品来对待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