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初，面对西方学术和西方概念“汩汩而来”，齐树楷先生在其《中国名学考略》一书中慨叹：“近日政治风俗，受名不正之害，几于国不成国，人不能人。而讲学者尚矜空理，不知质事。”（齐树楷：《中国名学考略》，民国12年版，第二页。）

今天，名实混乱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痼疾，严重影响了中国人文学术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人文学术常常变成政治家廉价的工具和大学教授自娱自乐的玩物；自然科学领域普遍接受的还原论容易导致理论假设与实验证据的混淆，即使在分子生物学这样尖端的自然科学领域也是一样。（参阅斯蒂芬·罗思曼：《还原论的局限：来自活细胞的训诫》，李创同、王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该书有关内容我们将在后面作进一步论述。）

进入二十世纪，西方亦曾有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年）那样的哲学家关注概念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并进行深入研讨，但还远远达不到中国名学的思辨水平；西方二十世纪兴起的术语学则更多地侧重于科学技术层面——这是因为科学技术客观上更严格地要求名实相副。

对名学的无知，使以西方为主体现代学术有再次陷入中世纪繁琐经院哲学的危险——这很可能与西方学术以欧几里得几何学为基本范式有关，它建立在抽象定义和一系列公理假设的基础之上，一旦这些定义和假设走出现实的土壤，在逻辑的牵引下就会离现实越来越远，直到最后名实相乖——我们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第二次大战以后，西方经济学的数理化成为不可遏止的潮流，数学工具的应用使经济学更像物理学，但是却没有物理学的实验基础。结果是：西方经济学基本上成了一个好看的花瓶，在现实中并没有什么用，最主要的用途当是欺骗第三世界国家的金融界精英和美国市场上的普通投资者。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东西方对经济学家的批评之声也日益高涨，甚至有人认为他们是导致此次经济危机的同谋，因为正是华尔街贪婪的银行家同经济学家一道用数理模型创造出了大量的金融衍生品；在次贷危机发生后，经济学家似乎提不出从根本上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工具，他们将问题一股脑地推给了政治家，而政治家所能作的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对现实修修补补。

西方经济学正在变成一门远离现实，由纯理论推动的学科，正在成为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而非经世济民的工具。2010年7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在芝加哥大学召集了“生产的工业结构”学术研讨会，这次会的主要参加者是周其仁、韦森等十几位中国经济学家。当《财经》杂志的记者问及为何单独挑中国经济学家参加此次会议时，科斯这样回答：“欧美的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由理论推动的学科。我希望中国经济学家能够实证化，探索出自己的道路，为经济学做出他们的贡献。中国是一个大国，有很多伟大的经济学家。如果我们能劝说他们中的很小一部分加入我们，我们就能拥有一支大军。如果他们研究中国经济，并解释中国的产业生产结构是如何运行的，他们将能促进经济学的进步。”（《自由的“理念市场”至关重要》，载《财经》杂志2010年第15期，2010年7月19日出版。）

这里，科斯对西方经济学的失望溢于言表。不过，如果百岁的科斯先生知道中国经济学家只会在西方经济学的后面亦步亦趋，我想他甚至不会独自出资举办这样的学术活动。

西方经济学毕竟是西方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从历史的角度看，对西方社会还有一定的现实和进步意义。可怕的是，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学界，特别是包括经济学界在内的人文学者，在不审查名实的条件下引入西方学术，导致中国学术远离本土实际，整体上混乱不堪。更有甚者，有些学者竟用臆造概念的方式阿世盗名。

对于中国学术体系的现实困境，学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站了出来。在这样一个名实严重混乱的时代，他们真可谓学术上的英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近乎愤怒地写道：“中国努力借用外在世界的尤其是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认识自己，解释自己。借用他人的话语权来向他人推广自己，这是中国知识界所面临的一种困境。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经济学家意识到了西方的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实践，社会学家意识到了西方社会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社会实践，政治学者发现了西方政治学解释不了中国的政治实践。但是在实践上怎样呢？他们不是努力去发展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继续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着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西方政治学家，但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结果呢？大家越说越糊涂，越解释越不清楚。”（郑永年：《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载2011年9月20日《联合早报》网络版，网址：http://www.zaobao.com/yl/yl110920_001.shtml，访问日期：2011年9月23日。）

1.鄙名与伪名之灾

从名学的角度看，上述问题主要源于近代中国人文学术中大量鄙名和伪名，及其背后理论支撑体系的引入。

什么是鄙名呢？简单说就是强加给一般事物的鄙陋恶名。

南北朝时著名子书《刘子》（其作者是刘昼还是刘勰，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有《鄙名篇》，专论鄙名之害。上面说：“是以古人制邑名子，必依善名名之，不善害于实矣……立名不善，身受其弊。”（《刘子·鄙名第十七》）

历史上最著名的鄙名恐怕当属今山东省新泰市石莱乡道泉峪村的“盗泉”，该村古时候也被称为“盗泉峪”。据《尸子》一书载，孔子曾路过这里，口渴了，也不饮用此泉的水，因为他厌恶该泉的名称。上面说：“（孔子）过於盗泉 ，渴矣而不饮，恶其名也。”（《尸子·卷下》）当地人也厌恶其名，1924年由本村乡绅刘德身和文人巩兆五将“盗”字改为道德的“道”字，“道泉峪”一名也沿用至今。

将鄙名加诸一眼泉水最多只会殃及一个小村庄，但如果一个伟大的文明用太多的鄙名加以描述，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而当代学界正是按这种方式描述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东方文化的。

当代各大学教授的人文学术大多出现于19世纪，那时西方中心论也发展到了顶峰。西方中心论的理论核心是欧洲文明被想象为从希腊时代开始的进步过程，而东方则被想象为停滞不前的循环，只有通过西方文明“英雄救美人式”的拯救，东方文明才能走向进步，进而与西方一道走向更高级的文明形态。西方中心论为西方对东方在经济政治上的侵略创造了巧妙的逻辑，是人类历史上为恶行正名最成功的意识形态工具之一。这种植根于西方学术基础的观念如此根深蒂固，影响到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这样伟大的学者，以至于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信息时代，中国的诸多学者们依然乐此不疲！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高级讲师约翰·霍布森（John M Hobson）在其代表作《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中，详细论述了西方人用特有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强加在东方文明身上的鄙名，他说：“在1700年至1850 年之间，欧洲人的想象把世界分裂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迫使世界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即西方和东方（或是‘西方世界和其他’）。在这一新的观念中，西方被想象成优越于东方，这种虚构的贬低东方的观念，被作为理性的西方观念的对立面而确立下来。确切的说，西方被想象成天然具有独一无二的美德：理性、勤勉、高效、节俭、具有牺牲精神、自由民主、诚实、成熟、先进、富有独创性、积极向上、独立自主、进步和充满活力。然后，东方就成为与西方相对的‘他者’：非理性、武断、懒惰、低效、放纵、糜乱、专制、腐败、不成熟、落后、缺乏独创性、消极、具有依赖性和停滞不变。也就是说，西方被赋予的一系列先进的特性，在东方则不存在。 ”（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

从整体上说，西方的形象是男性化的，积极充满活力的，而东方的形象则是女性化的，消极无助且停滞不前，这才有了东方学家所谓的亚洲“在消极地等待着波拿巴”之类描述。约翰·霍布森用表格的方式列出了诸多西方人强加在亚洲文明上的鄙名（表格右边）：

来源：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上述鄙名从民族性格到政治文化，几乎无所不包，任何一个受过现代教授的人，都很难逃脱这些鄙名的洗脑。其结果，不单单是在西方狭隘的世界史表述中忽视了东方的关键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使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学界无视中华文明的伟大价值。有如孔子不愿接近盗泉一样，几乎很少有学者愿意沿中华文明的内在理路研究中国文化，他们研究中国文化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证明这些鄙名的“政治正确”，或者是在这些鄙名“政治正确”的前提下从事研究。

如果我们抛弃强加在中华文明之上的诸多鄙名，我们也就打开了中华文明的大门——犹如古老神话中的宝库，那里蕴藏着人类精神生活中最伟大的智慧。

除了鄙名，影响中华文明复兴的最大障碍是近代中国学术中大量伪名的存在。

什么是伪名呢？就是不以事实为根据，有名无实的虚假名号。

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171~217年）《中论》中详细论述了伪名的本质，上面说：“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也。故长形立而名之曰长，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长短之名先立，而长短之形从之也。”（《中论·考伪第十一》）

为何当今中国学术中有大量伪名存在呢？原因是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学人在引入西方学术的过程由生硬的比附而产生的概念误植。近年来引起学界普遍关注的就是对西欧封建（feudal）和封建制度（feudalism）一词的误植。

事实上至少从西周开始，中国就是一个政治上统一的国家，当时的封建诸侯只是有相当大自治权力的行政单位。而自秦至今，中国实行郡县制，更不存在西欧式的封建社会。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冯天瑜先生在《“封建”考论》（第二版）提要中，简述了“封建”一词演化的历史进程，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学术中伪名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说：“‘封建’本义为‘封土建国’、‘封爵建藩’。封建制的基本内涵是世袭、分权的领主经济、贵族政治，古来汉字文化圈诸国大体在此义上使用“封建”一名，并展开“封建论”。中国秦汉至明清社会主流离封建渐远，实行地主经济基础上的君主集权官僚政治。欧洲中世纪制度feudalism（封土封臣、采邑制）与中国的殷周封建制相近（当然也有区别，中国是‘宗法封建’，西欧是‘契约封建’），与日本中世及近世的公一武二重制“酷似”，中国晚清、日本明治间遂以‘封建’对译feudal。清末民初中国采用这一在汉外对译间形成的新名。五四时期，陈独秀忽略中日、中欧历史差异，引入西欧及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反封建’命题，形成‘封建=前近代=落后’的语用范式。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文件以‘半封建’指称现实中国。随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把以专制集权和地主/自耕农经济为特征的秦汉至明清的两千余年纳入‘封建时代’，以与西欧中世纪对应，‘封建’概念泛化，既与本义脱钩，也同对译之英文术语feudal含义相左，且有悖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原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五种社会形态’说框架内的泛化封建观普被国中。注目中国史自身特点的学者曾质疑泛化封建观，提出救正‘封建’概念误植的方案，本书沿此轨迹，强调‘名辩’的重要性，考论‘封建’，并试拟‘制名以指实’等历史分期命名标准，建议秦至清主要时段社会形态的名目，宜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更替‘封建社会’；秦至清两千余年可简称‘皇权时代’。”（冯天瑜：《“封建”考论》第二版提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

不难看出，造成“封建”这一伪名存在的根本原因是：西欧有“feudalism”之名与实，中国学人引入“feudalism”之名，就胡乱找“实”，即徐干所谓的“名立而实从”，结果当然是名实的严重混乱。

冯先生的《“封建”考论》一书用力精深，其为“封建”正名的学术勇气亦可钦可敬。问题是，秦至清行郡县制广为国人所接受，何必另外创造易与西方概念相混的新词，难道就是为冯先生所说的与国际接轨，“中外义通约”吗？且这些新词（“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和“皇权时代”）皆为鄙名，根本不可能作到冯先生期望的“制名以指实”。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命名需准确反映该阶段社会形态的实际，概括该时段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本质属性，达成‘名’与‘实’的统一、‘概念’与‘指称’的统一，此谓之‘制名以指实’，这是命名的基本准则。”（冯天瑜：《“封建”考论》第二版提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0~461页。）

由伪名变鄙名，有何意义！这样研究历史，名实不副，最终肯定还是戴着欧洲中心论眼镜的中国史！

如“封建制度”这样的伪名在中国学界实在太多，其中大多是唯西方观念是从，用从华夏文明现实土壤中提炼出的概念去扭曲和附会西方学术概念造成的，我们在后面还将进一步讨论。

中国学者由于西学的强大压力，无意识地应用鄙名与伪名还有可以理解的。最不能容忍的是，一些学者混水摸鱼，用凭空臆造概念的方法骗取公众，这实在过于缺乏学术道德。我的好友，社会学家、剧作家黄纪苏先生曾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件事：他编辑《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期间，翻译一篇谈中国文学的稿子，里面有“世界新质生存母体关怀倾向”一词，他当时就蒙了，还以为作者是从英文译过来的，赶快去问作者，得到的答案是，作者也是抄来的，意思就是“新生活”；据黄先生讲，90年代以来在史学理论和文艺批评中这类“冒充西方”的现象比比皆是——难道中国文化真是到了乱造西式概念的地步了吗？

我们学人为了一时的名利不可这样作啊！这是断人慧命，语乱天下，是比杀人还严重的文化犯罪啊！徐干曾经严厉地批判那些欺世盗名之徒，他说：“夫为名者，使真伪相冒，是非易位，而民有所化（指民众受到影响——笔者注），此邦家之大灾也。杀人者一人之害也，安可相比也？”（《中论·考伪第十一》）

2.名学的重建

由此可见，名学是健康学术和健康社会的起点。那么名学，这一伟大的知识体系是如何在中国产生和发展，是如何中绝，今天我们又该如何重建名学呢？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是研究中国学术源流的基础。

《汉书·艺文志》收录名学七家，三十六篇。分别是：

　　《邓析》二篇。郑人，与子产并时。

　　《尹文子》一篇。说齐宣王，先公孙龙。

　　《公孙龙子》十四篇。赵人。

　　《成公生》五篇。与黄公等同时。

　　《惠子》一篇。名施，与庄子并时。

　　《黄公》四篇。名疵，为秦博士，作歌诗，在秦时歌诗中。

　　《毛公》九篇。赵人，与公孙龙等并游平原君赵胜家。

谈到名家的起源，《汉书·艺文志》指出：“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譥者（“譥者”，以诡辩之术互相诘难者——笔者注）为之，则苟钩鈲析乱（“钩鈲析乱”，谓离析正理的诡辩之言——笔者注）而已。”

名家出于西周王官学中的礼官当是符合历史现实的。据追述西周政制的《周礼》，春官宗伯掌天下礼事，礼官辨别器物的名称和种类（名物）是其重要职责，在政治生活中的意义重大。

《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小宗伯》条述其职曰：“（小宗伯）掌五礼之禁令，与其用等。辨庙祧之昭穆，掌吉凶之五服、车旗、宫室之禁。掌三族之别，以辨亲疏。其正室皆谓之门子，掌其政令。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颁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辨六齍之名物与其用，使六宫之人共奉之；辨六彝之名物，以待裸将；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宾客。”这段话用现代白话文解释是说，小宗伯掌管有关五礼的禁令，以及所用牲和礼器的等差。辨别四亲庙和祧庙神位的昭穆次序。辨别王、公、卿、大夫、士五等吉凶服装，掌管有关五等服装和车旗宫室的禁令。掌管区别三族，辨别他们的亲疏，其中嫡子都称门子，掌管有关门子的政令。选择六牲的毛色，辨别牲的名称和种类，而分颁给五官，使供奉于祭祀。辨别六谷的名称种类及其用量，使六宫之人供奉于祭祀。辨别六彝的名称形制，以待行裸将礼时用。辨别六尊的名称和形制，以待祭祀和招待宾客用。

春官中如司几筵、典瑞、司服、龟人等等，明辨自己职权范围内的礼器是其首要职责，否则西周社会生活将无法正常运转。但我们不可以认为只有礼官才重名位礼数，事实上西周是以礼的方式运作的严密法治社会，比如地官系统中的大司徒一职，就要“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这样的例子还很多。

西周职官中，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掌管外交礼仪的大行人和小行人之职，他们实际是礼官，对于维护西周政治大一统极为重要。可能因为外交关系到用甲兵之事，故大行人在秋官司寇系统中。《周礼·秋官司寇第五·大行人》条述其职曰：“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岁遍存，三岁遍覜，五岁遍省，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十有一岁，达瑞节，同度量，成牢礼，同数器，修法则；十有二岁王巡守，殷国。凡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协其礼，宾而见之。若有大丧，则诏相诸侯之礼。若有四方之大事，则受其币，听其辞。”这段话用现代白话文解释是说，大行人掌管有关大宾、大客的礼仪，使诸侯之间相亲睦……王用以安抚各国诸侯的办法包括：一年派使者普遍慰问一次；三年派使者普遍看望一次；五年派使者普遍探视一次；七年聚集诸侯国的译官，训练他们语言，协调他们的辞令；九年聚集诸侯国的乐师和史官，颁布给他们文字，让他们听习声音；十一年颁发符节的样式，统一度量单位，统一牢礼及其器物用度，修治法则；十二年王巡守天下，或在附近的诸侯国接见来朝的诸侯。凡诸侯因王事而来朝，辨别他们的朝位，规定他们的尊卑等级，协调他们的礼仪，由摈者相礼而朝见王。如果有大丧，就教导并协助诸侯行丧礼。如果有四方的诸侯国因遭兵寇而前来告急的事，就接受他们的见面礼，听他们叙述情况，并向王报告。

当代治墨学大家谭戒甫（1887~1974年）先生认为，行人之职重视以《诗》为主要工具的辞令，至春秋战国大变之世，交际遂由《诗》转为辩，墨辩随之兴起。在其《墨辩发微》中，作者开篇写道：“春秋各国，交际频繁，行人奉使，折冲樽俎，大抵以《诗》三百篇为辞令之书，过或不及，群相讥议。如晋平公谓：‘歌诗必类’，赵文子谓：‘诗以言志’，而齐庐蒲癸亦有：‘赋诗断章，余取所求’之语，概随机引用，恰如志意，乃能致命不辱，则以一时风气使然。故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又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是以孔门七十子中，宰我、子贡长于言语，善为说辞，亦时代所需也。此已当春秋战国之交，社会一切剧变，阶级矛盾加深，交际间渐由《诗》而转为辩。谈说之士，已有‘辩者’之目。《庄子》谓孔子曾举辩者之言以问老子，可以知其概矣。墨子之生，尚及孔子，时变日急，求善者寡，不强说人，人莫之知；故上自王公大人，次至匹夫徒步之士，莫不行说之以义。盖墨子雅善言谈，制器尚匠，宜究名理，因构范畴，同归知要，数逆精微，遂开华夏二千年前独到之辩学。”（谭戒甫：《墨辩发微》，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页）

墨辩（《墨经》）现存文献收录于《墨子》一书中，即《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专论，它们在名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西晋学者鲁胜在《墨辩注·序》中就指出：“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名显于世。”（《晋书·隐逸列传》）近人王琯更是从论辩方法方面详加考证，指出公孙龙、惠施之徒实属墨家辩证学派，（参阅王琯：《公孙龙子悬解》，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6~21页。）并制图如下：

来源：王琯：《公孙龙子悬解》，中华书局，2010年4月，第20页。

事实上，名家与墨辩一派在理论上的亲缘关系已经得到名家研究者的普遍认同。谭业谦先生在《公孙龙子译注》前言中写道：“本书意在对《公孙龙子》文义作一新的解释，同时也对《墨经》中明显与《公孙龙子》有关的篇章作一较新的解释。以《公孙龙子》之义证《墨经》之义，也以《墨经》之义证《公孙龙子》之义。从两书文义的符同证明两书可能同出一源，或部分地同出一源。”（谭业谦：《公孙龙子译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

综上所述，名学发端于西周礼官、形成为墨辩，成熟于名学。故有学者亦将名学称为名辩之学。

从先秦史书的记载看，公孙龙等名家游说于王侯之门，极盛一时。秦汉以后，研读名家者已经很少。从唐末至明，名学几乎无人研究。是什么原因造成名学中绝呢？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名家理论有浓厚的思辨色彩，不好读懂，初读起来令人感到一团雾水。比如《公孙龙子·指物论》极短，才三百多字，笔者手不释卷，参考诸多古今文献，读了几天才弄清楚大概理路，其难读若此！鲁胜在《墨辩注·序》中也指出：“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另据《世说新语·文学第四》载。东晋谢安少年时曾向阮裕请教《公孙龙子·白马论》，后者将自己的相关文章给他看，谢安竟然不能读懂，由是阮裕感叹道：“不仅能谈《白马论》的人难得，就是要求了解《白马论》的人也难得。” （原文： 谢安年少时，请阮光禄道白马论，为论以示谢。于时谢不即解阮语，重相咨尽。阮乃叹曰：“ 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  ）

二是战国至西汉时期，黄老之学“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集包括名学在内的百家之大成，集约化的学术削弱了名学的独立性。西汉中后期黄老之学逐步退出政治舞台后，在大一统的政治环境下，墨、名、法皆不能得到很好的复兴。

三是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对名家的攻击。特别是儒家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宋以后取得独尊地位，使名学长期以来被讥为无益于国家治理的小道。

《荀子·修身第二》上说：“夫‘坚白’、‘同异’、‘有厚无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辩，止之也。”

《孔丛子·公孙龙第十一》说战国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其人“小辨而毁大道”。

南宋黄震在《黄氏日钞·读诸子》中称：“公孙龙者，战国时肆无稽之辨，九流中所谓名家以正名为说者也。其略有四……其无稽如此，大率类儿童戏语，而乃祖吾夫子正名为言，呜呼！夫子之所谓正名者，果如是乎？”黄震不知，孔氏正名同于公孙氏正名，二者一脉相承。

明初，被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1310~1381年）研读《公孙龙子》，怎么也读不通，就认为它实在无益于名实之辩，不如将这本书烧掉，他说：“予尝取而读之，‘白马非马’之喻，‘坚白同异’之言，终不可解。后屡阅之。见其如捕龙蛇，奋迅腾骞，益不可措手。甚哉其辨也！然而名实愈不可正，何邪言弗醇也，天下未有言弗醇而能正，苟欲名实之正，亟火之。”（《诸子辩·公孙龙子》）

或许宋濂只是戏言，幸好残存的《公孙龙子》五篇没有被烧掉，否则后人将很难理解名家真正的学术风采；《公孙龙子》是从多方论名实关系，其示例当然要“耸动天下”，“冀时君有悟而正名实”（引语出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王琯谓其：“持论雄赡，读之初觉诡异，而实不诡异也。”（王琯：《公孙龙子悬解》，中华书局，2010年4月，第8页。）可谓持论公允！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西学的涌入，中国学者对名家的研究逐步兴盛了起来，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不幸的是，过去一百年来，这些学者的研究大多是以西方逻辑学为标准，用名学生硬地比附西方逻辑学，其最显著结果是减轻了西学强大冲击给国人造成的自卑心理，以便更顺利地引入西学，对名学本身的研究则是灾难性的。南开大学翟锦程教授指出：“将先秦名学比附为西方逻辑并对之进行研究的方法，虽然对更新诸子学研究的观念和方法，广泛传播西方逻辑有着积极作用，但对深入研究和认识先秦名学本身却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翟锦程：《先秦名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213页。）

事实上这种不利影响极其严重，它甚至会使用我们远离名学。翟锦程教授进一步阐述说：“作为西方传统逻辑来说，它的发展有着十分清晰的历史脉络，而且也具有相对稳定和固定的理论体系。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到西方近代前期，西方传统逻辑形成了以概念论、判断论、推理论和证明论为主体的理论体系。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体系去梳理先秦名学，必然会对先秦名学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多元化的理论形态和丰富的思想内容有所割裂，在很大程度上，会将先秦名学特有的和固有的相关内容搁置起来，而使之定位于西方传统逻辑的框架之中，让人们看到的只是中国学术思想中的西方传统逻辑的形影，而非先秦名学本身。”（翟锦程：《先秦名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214~215页。）

过去一百年的历史证明，以中学比附西学的“全盘西化”学术路线，其结果已经变成一场文化灾难。中国本土学术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内在理路，以西学为标准研究中国本土学术只会是——离西学愈近，离中学愈远！

我们必须结束用西方学术野蛮解剖中国学术的历史！复兴有机的、活生生的中国学术！

在《汉书·艺文志》收录的名学七家中，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只有三家。即《邓析》（即《邓析子》）、《尹文子》和《公孙龙子》。

《邓析子》为伪书近乎成为学界定论。西汉刘向是看过《邓析子》的，他在《〈邓析子〉叙录》中写道：“邓析者，郑人也。好刑名，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其论《无厚》者，言之异同，与公孙龙同类。”公孙龙所称“无厚”，大致相当于说现代数学中的“面”，而今本《邓析书》大多从政治伦理上立论，其中《无厚篇》“无厚”为“无有私惠”之意，与邓析子本意实在相去甚远；有关《邓析子》一书的全面分析，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徐忠良先生的《新译邓析子》导读（该书由台湾三民书局，1997年9月出版）。

话说回来，即使现存《邓析子》为伪作，它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比如其论形名云：“循名责实，实之极也。按实定名，名之极也。参以相平，转而相成，故得之形名。”（《邓析子·转辞篇 》）再比如其论辩术云：“所谓大辩者，别天下之行，具天下之物。选善退恶，时措其宜，而功立德至矣。小辩则不然。别言异道，以言相射，以行相伐，使民不知其要。无他故焉，故浅知也。”（《邓析子·无厚篇 》）

《尹文子》分为《大道上》、《大道下》两篇。明初宋濂当是最早怀疑其真实性的学者，在《诸子辩·尹文子》中，他因该书言刑名而断言其叛孔子之道（“世岂有专言刑名而不叛道者哉？”），同时认为全书亦为伪托之作。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辨伪”之风兴起，唐銊、罗根泽判定《尹文子》为“伪书”，他们在论述中常常只会“大胆假设”，而缺乏“小心求证”。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王晓波经过详细考证，指出《尹文子》与刘向校书时对《尹文子》的叙述完全吻合，该书绝非伪书。他总结说：“验诸今本《尹文子》全书内容，正合乎刘向要约而精准的记叙，刘向实不我欺也。唯由于当年‘辨伪’之风，又缺乏正确的科学方法，致使《尹文子》研究被耽误了数十年，而少人问津，亦不无憾也。”（王晓波：《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 尹文子的哲学与思想研究》，载台湾大学《哲学论评》第三十期，2005年10月。）

《公孙龙子》十四篇，宋时亡八篇，今只保存下来了六篇（不过庞朴先生认为现存《公孙龙子》为一完整体系，本来就是六篇，“十四”为“六”字之误——参阅庞朴：《中国的名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年版，第68~70页）。《公孙龙子·迹府》一篇显然为后人所加，其他五篇，《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公孙龙所作，从这五篇中，我们得以窥见名学代表人物公孙龙子的学术精华所在。

除了《尹文子》中主要与名学相关的内容一篇、《公孙龙子》五篇，我们还从先秦至南北朝子书中有关名学的专论整理出八篇，共计十三篇，名曰《名学十三篇》，以期让读者认识中国名学的真精神，并学会将之应用于当代社会实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