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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治国:中国古代通货膨胀启示录(下) 
作者:[余治国] 来源:[作者惠寄] 2011-09-21

七、纸币成为蒙元贵族搜刮财富的工具  

    鲁迅曾说过:“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其实,蒙古部落在灭金之前就已征服了中亚与西亚的一些国家,在灭宋之前又征服了俄罗斯等东欧国家。鲁迅的家乡绍兴属南宋地区,他的这一说法倒也不算大谬。

    孟珙在《蒙鞑备录》中说:“所谓生鞑靼者,甚贫且拙,且无能为,但知乘马随众而已……今鞑人甚朴野,略无制度。”和金国、南宋高度发达的文明相比较,蒙古部落的文明程度甚为粗陋。蒙古灭亡金国与南宋,是典型的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的征服。但胜利者并不具有管理先进文明的能力。于是,蒙古人吸收相对文明的色目人,充作管理中原的帮手。色目人包括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各族人,常见的有波斯人、党项人、畏兀儿人和吐蕃人。色目人在元朝大量进入中国,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在元朝仅次于蒙古人。

    蒙古部落以征服者自居,将中原看成殖民地,依靠色目人大肆掠夺中原财富,以至于当时有“穷极江南,富称塞北”的说法。色目人则成了蒙古人搜刮民脂民膏的帮凶。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实行过包税制的朝代。包税制是一种源于古希腊的古老财政制度,主要是指国家将政府的征税权包给包税商,包税商只需事前付给国家额定的租金就可以拥有该定额之外的所有税收,多收的钱则落入包税商的口袋,成为他们的利润。蒙古在所征服的各个地区均实行包税制,如金帐汗国统治俄罗斯期间也常以包税制的形式征税。

    在蒙古军南征北讨期间,色目商人为蒙古的大汗们提供巨额贷款来支持军费。蒙古人为了犒赏色目商人的忠诚与帮助,授予他们包税的特权。充当税官的色目商人把征税权发挥到最大效用,尽一切可能向人民收税。他们在中原地区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层出不穷。

    中国自古以来很少用金银做货币。而在中亚与西亚地区,从巴比伦、腓尼基和以色列等古国到东罗马、波斯时代,金银一直充当主币的角色。尤其白银更是充当了主币的角色。阿拉伯人8世纪创建的阿拔斯王朝,其领土西面是东罗马旧土,主要采用金本位制,其领土西面是波斯旧土,主要采用银本位制。

    蒙古贵族对宝石、珍珠、骆驼、马匹、地毯、名贵皮毛、药材以及香料等中亚与西亚产的供蒙古皇室和贵族享用的奢侈品拥有庞大的需求。为了满足自己的穷极奢欲,他们极为依赖色目商人联系起蒙元帝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贸易。购买中亚与西亚的产品,只能向色目商人支付白银。结果,几千年来中国用铜做主币的历史被打破了,蒙元破天荒地在中原地区以白银作为征税与流通的主币。在色目包税商的操作下,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向蒙古政府和色目商人的口袋,其中一部分流向中亚与西亚地区用于交换奢侈品。

    色目商人还为蒙古贵族充当经营高利贷的中间人,称之为“斡脱”。“斡脱”是蒙古语“合伙”的音译。蒙元时代,蒙古大汗以及诸王、公主、后妃等蒙古贵族提供本金,委托色目商人发放高利贷,从中坐收高额利息,榨取人民膏血。据孟珙的记载,当时斡脱高利贷的年利息是100%,利滚利后,1锭银10年之后竟能收回本息合计1024锭。当时的中原人民向斡脱商人借白银来缴纳税租。很多人为偿还年年剧增的债务,不得不出售田地,卖妻鬻子,即便如此,还是有人无法偿清债务。斡脱商人仗着蒙古贵族的袒护,极为蛮横猖狂,大量农民被逼的破产流亡。这严重动摇了蒙元统治的根基。

    在这种民失其业、白银萎缩情况下,纸币成为蒙元政府最佳的选择。1260年,忽必烈即皇帝位,依照中国传统建年号中统。同年7月,蒙古皇帝发行纸币——中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钞。中统钞没有赎回时间,可以无限期流通。中统钞以铜钱为单位,面额分别文和贯,但却以黄金、白银为发行储备金,每2贯纸币等同1两白银。因此,中统钞本质上是以白银的重量为货币单位。这改变了中国以铜钱为本位货币的历史,后来的明清时代均以白银作主币。

    1262年,蒙元政府下令禁止金银充作货币,中统钞变成了不可兑换纸币。人们可以用纸币从政府兑换出买到金银,但只能作为工艺用途而不能用作货币。在纸币发行初期,蒙元政权严格控制发行量。1260年政府发行纸币7万多锭,1261年发行纸币3万多锭, 1269年发行纸币2万多锭,纸币在这段时期的总发行量为70万锭。1275年,元朝灭宋后,禁江南行用铜钱,中统钞开始在江南流通。尽管纸币发行量逐年增长,但就像南宋纸币的早期时候一样,当新币逐渐扩散到蒙古帝国全境时,对新币的需求量能够跟得上稳定增发的纸币的数量。当时中统钞发行总额一直在160多万锭左右。同时忽必烈政府拥有着大量搜刮来的金银储备,尽管这些储备并未全部作为准备金来稳定纸币,但政府拥有大量储备的本身就起到了一种良好的稳定人心的效果。在20多年的时间中,中统钞币值稳定,具有良好的信誉,民间甚至出现了视钞重于金银的现象。

    历史大家孟森说过:“自有史以来,以元代为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于长治久安之法度,了无措意之处。”蒙古帝国对中原采取间接统治,重搜刮而轻治理,始终没有一套系统有效的财政税收制度。蒙元统治者热衷于对内敛财,没有给民众修生养息的时间,中原地区的元气大丧。蒙元虽然模仿中原王朝建立国家,但其落后的奴隶制仍继续存在着。大量民众隶属于蒙古贵族,无须向中央政府缴纳税务。即便是中央政府所收的赋税,其中大约一半都赏赐给大大小小的蒙古贵族。与此同时,蒙元政权在一统中原之后对其他蒙古汗国连年征战,军费需求居高不下,财政支出无度,只好滥发纸钞填补漏洞,这样就在忽必烈时代的后期造成了通胀,中统钞开始贬值,民间开始流通金银。为了维护中统钞的主货地位,1283年,蒙元政府规定,私人之间不论出于任何目的的金银交易一律禁止。但纸币贬值严重了,朝廷禁令无人遵守,到1285年,金银禁令被取消。

    1286年,中统钞的流通量相对1260年最初发行时的147倍,物价上涨几十到十几倍。中统钞在民间几乎被视为废纸了。1287年,忽必烈发行了新纸币——至元宝钞,1贯当中统钞5贯,等于是承认了中统钞的贬值。2贯新纸币法定价值1两白银, 20贯新纸币法定价值1两黄金。为了促进新纸币的流通,私人金银交易再次被禁止。而中统钞却未被废除,这一年的纸币流通量增加了40%。实际上政府还是想让新钞取代中统钞的。公元1288年,政府毁掉中统钞的印刷设备,不再印制中统钞。

    但新纸币的发行并未缓解财政压力,政府支出年年遽增。蒙古贵族原本生在苦寒贫穷之地,中原的花花世界对于他们来说无非是抢掠的战利品,他们并未因财政困难而勤俭度日,仍然保持着奢侈无度的生活。蒙古人以骑射为长,但当时射手拉弓的扳指却由实用性极强的皮革改为毫无实用性的金玉。由此可见蒙古军队的腐化程度。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过度享乐导致名震世界的蒙古骑兵战斗力锐减,这为明朝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蒙元政府因各种赏赐对政府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有时候,为了填补这个无底洞,蒙元政府为了赏赐各路蒙古贵族竟然大肆动用纸币发行的白银储备金。1300年,蒙元政府将存放在全国各地的白银准备金悉数调运北京以赏赐贵族们。这一年全国财政支出需纸币500万锭,但赏赐的白银竟达到100万锭,价值1060万锭的纸币。大量动用白银准备金最终只能让纸币信用一落千丈。纸币信用的降低致使纸币币值下降,从而导致政府财政亏空更加严重。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又只能超量发行纸币,引起物价大幅上涨,纸币更为贬值,从而形成了一个纸币贬值与财政亏空的恶性循环。到1329年,纸币流通量是1286年增的8、9倍,是1260年的1400-1600倍。纸币贬值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程度,蒙古帝国的掠夺式经济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

    元顺帝即位后,又一种新纸币至正钞被发行,其面值不是以银来衡量,而是以铜来衡量。蒙元政府试图回归中国传统的铜钱本位制来维持自己在中原的统治。但这些举措为时已晚。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以红巾军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在全国爆发。从此,神州大地,狼烟四起,烽火遍地,英雄逐鹿。蒙元政府为了镇压起义,唯有印制大量纸币才能应付军费开支的剧增。但是,随着局势的日益混乱,蒙古贵族逐渐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禁止使用金银的法令变得越来越难以执行,对货币的需求越来越多地由金银来满足,结果纸币贬值的速度超过了纸币印制的速度,纸币购买力一泻千里。

    人们都把纸币看成劣质货币。在蒙元的政治中心北京,用纸币都很难买到粮食,其他地方要么采用以物易物的方法要么重新采用金银做货币。到1356年,所有纸币都变成了废纸,丧失了流通性。而蒙古部落在中原地区的统治也随之在1368年终结。纵观蒙元这个盛极一时的大帝国,外无强敌,内无包袱,幅员之辽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兵马之强壮堪称冷兵器时代之王,但却因为采用掠夺式的殖民统治而亡于内忧。而纸币在其中既是蒙元贵族进行财富掠夺的工具,也为蒙元统治的崩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八、中国古代纸币经济的黯然谢幕  

滥发纸币导致整个货币经济体系的崩溃是蒙元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明朝的货币政策却未吸取蒙元的教训。洪武大帝朱元璋创建大明王朝后,于1375年发行新纸币,也是终明一朝唯一的纸币——大明通行宝钞,简称大明宝钞。新纸币是典型的国家垄断的不可兑换纸币,它没有发行准备金,也不能兑换成金银或铜钱。新纸币最小面额100文,低于100文的用铜钱。1388年,洪武帝又增造面额10文至50文的小面值纸币替代铜钱。

    为了推行纸币,金银被禁止作为货币使用。民间的金银可向政府兑换纸币,1两银换1贯宝钞,1两黄金换4贯宝钞。但反之则不可。金银单向地从民间流入政府国库,政府变相地搜刮了民间的金银。这样国家拥有的金银越来越多,而民间金银等贵金属日趋匮乏。明朝纸币未设换界制度。换界是政府回收纸币的有效方法,纸币发行有一定的数量限制,纸币流通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可以有效地防止纸币增发过多导致币值波动。一旦取消换界制度,这就意味着纸币变成了政府的财政工具,可以印制任何数量的纸币投放出去。

    明初,洪武帝发动统一战争,连年派大军东征西讨。由于蒙元百年的搜刮,民间金银与铜钱的储量很小,再加上元末大混战的原因,人口大量死亡,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庞大的军费只能依靠不断增发的纸币来维持。到了1386年,金银与纸币的兑换率上涨了5倍。按理讲,这时应该会发生严重的通胀。但奇怪的是,自发行纸币之后的20多年中,物价仍然保持稳定。其原因有政府努力的因素。洪武帝努力保持纸币币值的稳定性,他规定,商业税收的30%用铜钱缴纳,70%用纸币缴纳来回收纸币。洪武帝还打击贪官污吏,保持政治清明,尽量不让财政开支过于膨胀。他采取休生养息的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生产逐渐得到恢复。

    但是,这些政策都只是次要原因。我们将纸币增发与明朝开疆拓土的进程联系在一起看,就知道为什么纸币能保持20余年的稳定了。1368年明朝初建时,仅占有长江中下游地区。同年,明军北伐占据华北。1371年,明军入川,四川平定。1381年,明军进攻云南。1382年,攻破大理,完成了南方的统一。1387年,明军平定辽东。同年,明军消灭北元残余势力,蒙元政权被彻底根除。在明朝开疆拓土的过程中,纸币流通迅速向新征服的地区扩散,只要新征服地区的财力足够,纸币增发的速度不超过扩散的速度,纸币币值就能保持稳定。换句话讲,通过纸币发行再扩散到新征服地区的方式,明军的战争经费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新征服地区的民众承担的。这边是明初纸币能保持价值稳定的原因所在。

    但是,就像历代一样,一旦达到临界点,纸币发行量不断增大,其流通地域区域稳定,纸币流通范围的扩张速度小于其增发速度时,通胀就要来临了。在14世纪90年代,洪武帝基本统一全国核心地区后,明朝达到了这个临界点。1392年,一些地方的纸币开始贬值,尤其是南方的江浙、江西、福建一带,面额1贯纸的币只能换160文铜钱,物价上涨了6倍。随后,纸币在全国范围内大幅贬值,物价普遍上涨,大通胀终于来了。

    为了维持纸币经济,1393年,明政府下令禁止铜钱流通,纸币成为法定的唯一货币。在中国古代,无论是金银或铜钱,表面上是以集权于一己之身的上天之子——皇帝的名义发行的。因此,任何人都不得拒收或贬值使用皇帝这一最高掌权者发行的纸币。但中国古代中还有独夫民贼人人得而诛之的传统。很多时候,即便是皇帝也只能顺势而为,无法拂逆民意、一意孤行。金银、铜钱依然在民间流通,纸币币值依然下降。1400年,纸币已经跌到只有面值的3%。

    到明成祖即位后,他继承洪武帝的遗志,五次征伐蒙古,兵锋直抵贝尔加湖,五上黑龙江,在黑龙江口修永宁寺,驻屯于库页岛,建立治理西藏的政府机构,册封各地藏族政教首领,统一了西藏。明朝疆域一时扩张到1100多万平方公里,幅陨之广,远迈汉唐。但是,这与洪武帝的武力征服性质完全不同。当时中国的边疆地区地广人稀,经济落后,货币需求量很少,成祖时代的纸币不仅无法随着版图扩张的进程而扩散,反而因军费需求日益过剩。

    除了军费之外,成祖还营建了北京故宫、天坛、太庙等规模宏大的建筑,同时进行万里长城的修建、京杭大运河的疏通以及《永乐大典》的编撰等大规模泽被后世的公共项目。这些都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解决的方法唯有超发纸币。通胀与纸钞贬值日益严重。米的价格从1375年的每石1贯纸币涨到30贯。到成祖驾崩时的1424年,米价达到每石50贯,纸币价值已经跌到面值的1%-2%,政府不得不允许民间采用实物交易。

    面对纸币的急剧贬值,明朝的皇帝们虽未像宋孝宗一样睡不着觉,但却也忧心忡忡,采取诸多措施来维持纸币的稳定性。盐自汉代以来都是国家专卖,几乎无法偷税漏税,因此盐税是一种人头税。1404年,成祖提高盐税,规定承认每人每月买1斤,纳税1贯,未成年人每月买半斤,纳税500文纸币。当时1斤盐只值3文铜钱,4斤盐值1贯纸币。当时全国人口约5000万,以1980年世界未成年人比例40%计算,每年可回收过剩的纸币4.8亿贯。这相当于将通胀的损失转嫁到每个老百姓的头上,以民众利益为代价缩小纸币流通量。1424年,成祖南京抽分场与龙江提举司的薪柴木竹以每10公斤1贯的价格卖给民间来回收纸币。宣德皇帝继位后,与成祖如出一辙,将损失转嫁给老百姓,他将商税提高了5倍,另增设各种苛捐杂税与罚款来回收过剩的纸币。

    但是这些措施仅获得了暂时的成功。政府以支付官员俸禄、发放军饷、兴建公共项目、赏赐臣民、采购物品的方式每年都投放大量纸币,税收的增加只能回收其中一小部分。结果年年发行的纸币无法回流国库,绝大部分都滞留在民间,最终导致通胀到纸币经济崩溃的局面。1444年,米价涨到每石100贯纸币,纸币已经严重贬值也当然不可兑换,政府开始停印纸币并允许民间用银。明朝纸币经济的崩溃并不是由于失控的印钞机,而是政府放弃了维持纸币经济的努力。

    明朝主币逐渐变成了白银和铜钱。到15世纪中后期,1贯纸币只值1文铜钱。史书记载,当时把无人看管的成堆纸币放在闹市中,都无人问津。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的弘治、正德年间,纸币实际上已废止不行,成为了赏赐外邦与文武官员的象征物,纸币经济名存实亡。明末时,政府曾讨论过重新发行纸币的政策,但始终未付之阙如,没有印过一张纸币。清初虽曾印制过数量可以忽略的纸币,但却是中国古代纸币经济的回光返照,很快便被废止。

    明朝中后期经济繁荣,商业发达,对外经济联系极为紧密。当时,欧洲对中国的瓷器、丝绸、棉布、茶叶等商品有着强烈的需求,而中国对欧洲商品的进口微不足道。欧洲通过向亚洲出口美洲白银来平衡长期的国际收支赤字。反过来,白银则成了中国贸易顺差的结算手段。同时,中国的白银价格大大高于世界其他地方。16世纪,中国的金与银比价是1:6左右,而欧洲约为1:12,因此中国白银的价格是欧洲的2倍。欧洲人趁机套利,将大量出口白银到中国来赚取高额的汇率差价。结果,美洲白银大量流人中国。欧洲人在美洲的殖民地共生产了约10-11万吨的白银。其中5.1-7.7万吨流入中国,留在欧洲的仅5.9万吨。

    由于有充足的白银,张居正掌权后,规定白银为政府唯一法定的缴税货币。自此,币纸币经济在大通胀中黯然谢幕,而白银变成了在中国流通的主要货币。自北宋至明初,中国人在使用了500余年的纸币后,最终还是放弃了纸币,回归到了金属货币与私人钱票并行的货币制度。

    纵观中国古代货币经济,我们能发现其中的一些纸币流通与通货膨胀的规律。铜钱携带不便,交易困难。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对货币的需求量日益增加,缺银少铜导致钱荒蔓延,纸币便在这个时候粉墨登场了。但是由于财政上需求,纸币日益增发。如果这个王朝处于扩张期,纸币流通范围也随着军队而扩散,纸币币值尚能保持稳定。如果王朝版图没有变化甚至像金朝一样日益缩小,纸币流通范围也随之缩小,纸币币值必然日益下降。如果再有战争不利的影响,即便纸币流通量没有增加,人们对纸币背后的国家信用产生怀疑,也会让纸币币值逐渐下降。当人们在日渐贬值的纸币与金属货币之间做出选择时,格雷欣法则发生作用了,他们一定会尽快地用掉纸币而保留金属货币,于是纸币流通速度越来越快,纸币贬值的速度随之也越来越快。金属日趋取代纸币,纸币流通范围越来越小。此时,即便政府并未超发纸币,只要政府允许人们自由选择,人们也会立即舍弃纸币。

    当然,在相对温和的通胀期间,由于人们长期使用纸币,已经形成了纸币币值稳定的错觉,因此金属货币替代纸币的过程需要一段时间。当大部分人都开始意识到纸币正在并将继续贬值时,将会选择储备土地、铜钱或金银来保值。这时,作为流通媒介的纸币才开始逐渐被取代。如果要让纸币继续流通,政府就必须要开动国家机器来禁止人们使用金银与铜钱。这样违背民心的政策不会存在太久。随着纸币通胀日趋严重,政府官员本身也和普通老百姓一样违反政策,原先的政策越来越无法得到贯彻执行。最终,政府不得不放弃维持纸币经济的努力,允许民间使用金银或铜钱。随后,纸币在流通货币中所占的份额继续缩小,政府发行新的纸币变得毫无意义。即便政府继续印钞也无法阻止纸币经济的崩溃,通过大印钞票来搜刮民间财富变得比增加税赋还要困难。或许明朝的皇帝们就是因为吸取了前几代的教训而放弃纸币经济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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