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思想就是要让齐国称霸，据说是齐桓公答应让齐国崛起他才答应当宰相的，如果齐桓公不答应的话，管仲说谁都可以当宰相用不着他来做。他还说，如果不能为国尽力的话还不如死了好，追随先主人公子纠去了至少落个忠义之名。纵观管仲相齐四十余年，不论个人生活简朴还是奢侈，让齐国称霸这个目标是坚定不移的。
要称霸就得先富起来，就是要民富，国富，皇家富，自己家也要富。金钱虽然不是万能，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商人出身的管仲对此有深刻理解。要做到大家都富就需要大家齐努力，就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所以，不论是官山海还是开妓院或者搞国际贸易，或者玩金融技巧，都要随机应变与时俱进综合平衡。
管仲经济思想的核心就是“综合治理”，综合治理的要点就是不偏激不教条，审势度势随机应变。相比之下，我们五十年前割资本主义尾巴，割慢一点都不行，割慢了天就塌下来了似的；现在又要割社会主义尾巴，晚割一天都不行，晚割一天的话中国经济明天就会崩溃了。
那边厢，凯恩斯说“长远来说，我们都死了”，但忘了他的子孙还得活着；弗里德曼说“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是货币现象”，但他不知道中国有出口退税和小产权房，还有很多很多的钱藏在地窖里，还有很多很多的地在长茅草。当然，这不能怪两位先生，他们说这话的时候没想到还有中国，更没想到这么多中国人会把他们的话当作金科玉律。
相比之下，管仲的经济思想确实是最完善而适用的，至少对中国来说是如此。
管仲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既要讲礼义廉耻，更要讲利。而“圣人”是不能讲“利”的，所以，管仲不是圣人，不能与圣人同列。不“讲”利当然是不难的，但不“重”利却是很难的，也是不符合动物本性的。结果就产生了“伪君子”、“假道学”、“衣冠禽兽”，等等。李宗吾先生把它加以理论化之后，便形成了“厚黑学”这门学问。自“独尊儒术”的那一天开始，“厚黑学”便产生了。
其实，早在独尊儒术之前，韩非子对儒家的治国思想已经批得一塌糊涂。秦始皇基本上是采用韩非的思想治理国家的，当然具体的政策由李斯制定，而大的框架已有商鞅建立。中国的统一和国家体制的建立，可以说是法家的功劳。两千多年来，中国这家“公司”的管理体制其实没有多大变化，“百代皆行秦政”，改变的只是公司规模和管理人员队伍。但是，法家有两个致命的弱点，这两个弱点给中国人带来无数的灾难，一直延续到今天。
法家学说中最大的问题有两点：第一不把人当人看。法家只看到了人在争权夺利的时候的残酷，忽略了血源关系对人的情感和行为的影响。其实，任何动物都有两重性，既有残酷争夺的一面，也有舔犊之情。前者让现存的个体能够生存下去，并且是强势基因的个体能够生存下去，后者让种群的强势基因能够持续遗传。事实上，不具备这两种素质的动物种群要么已经灭绝，要么正在衰退。没有舔犊之情，最强势的动物也会灭种的。
而儒家正好与法家相反，过分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而刻意忽视利益关系。正因为如此，法家在治国方面成功，而儒家在治理家庭方面比较成功。
当国家事务与家庭事务不可分时，最典型的是皇帝更替的时候，法家一筹莫展，既不能保证国家的和平过渡，也不能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更保证不了治国理念的延续。吴起、商鞅、李斯等法家的代表人物都死于皇帝的更替，惨绝人寰。
法家学说中第二个大问题是不把物质当商品看，只重生产不重交换，重农轻商。第二点与第一点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法家把百姓看作“耕战”的机器，而商品交换给人带来太多自由，培养油滑之风气。法家的这种思想与两千多年之后的“割资本主义尾巴”不无关系，因为领袖是法家，最喜欢的书据说就是《商君书》。直到今天，中国人住的房子中，有一半以上都是不能买卖的。所以，能买卖的那一小部分当然要贵得离谱了。
儒家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当然不会对生产和交换感兴趣。在儒家眼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当然除了皇帝和贵族以外。
道家要么是住在高山之上跟猴子一样采野果的哲学家，要么是装神弄鬼的江湖术士，都是不从事生产的，当然也不考虑交换。
佛家都是出家之人，不是在庙里等着香火钱就是出外讨饭（化缘），跟生产活动完全无关。
只有法家是推崇“耕战”的，所以，在法家治理之下，国家一般都会强大。但因为法家反对商业，生产出来的产品许多不能得到价值实现，只能用于军事，所以，法家治理之下人民是否富裕是一个未知数。
自管仲以后，或者说自齐国被秦国吞并以后，中国的文化中就缺乏商业文化，对商业的轻视甚至仇视是儒法道释的共性，也是中国未能进入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但是，这却不是让中国走向衰落的原因，程朱理学才是让中国不强大的原因。而外族的占领更强化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更加没有管子学说的地位，也没有了法家和道家的地位，只剩下一个被异化了的儒家了。
程朱理学统治宋元明清近一千年，这是一个中华文明不断衰退的过程，虽然在各行各业也都有不同的建树，但总体而言是日渐僵化和没落。并不是说程朱理学没有可取之处，就学问本身的精致而言，程朱理学不仅继承了儒家的思想，也参考了法家和道家的思想。程朱的“天理”与道家的“道”就有些形似，程朱的“三纲五常”与法家的“法”也有些瓜葛。
问题在于把理学变成了八股，把八股变成了科举，用八股+科举统治了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后来的八个“样板戏”是否与此有关？现在流行的货币数量论是不是“洋八股”？
一种思想要得到广泛流传，第一是要简单，第二是要夸张，第三是要成为教条。麦当劳符合这三点，简单的食品，夸张的颜色，标准化管理，所以能广泛流传。当代许多经济学家深谙此理，所以常常语不惊人死不休。
孔子本人的思想并不符合这三点，孔子的思想是中庸之道，孔子对管仲评价也很高，因此，他在世时并没有那么大名气，经过后人的加工和提炼，使之简单化，夸张化和标准化之后，才广为流传的。孔子什么时候说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孔子虽然看不起农人和商人，但并不妨碍他的弟子端木赐（子贡）与陶朱公（范蠡）和白圭并称三大商家代表人物。
管仲经济思想的核心就是“综合治理”，综合治理的要点就是不偏激不教条，审势度势随机应变。这样的思想本来就不容易得到广泛流传，两千多年下来也就那么几个学生，其中最著名的是诸葛亮，还没出道的时候便每自比管仲乐毅。而诸葛亮之所以比管仲师傅更有名，并不是他的业绩比师傅好，而是因为被罗贯中先生给简单化夸张化和标准化了。
本来就不容易流传的《管子》在碰到外表装潢华丽，内容简单夸张标准化了的《朱子》之后，渐渐被人有意无意遗忘也就不奇怪了。从理论本身来说，程朱理学最大的矛盾就在于“存天理，灭人欲”，因为“人欲”就是最基本的“天理”。
对人性的准确把握是管仲最伟大的地方，也恰恰是他的思想之所以被埋没千年的根源，因为它跟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是针锋相对的。如果没有梁启超先生对管仲的研究和推崇，我们是否今天还知道历史上有管仲和《管子》？
《管子》四顺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在管仲眼里，老百姓是“人”——好逸恶劳，贪财好色，自私自利，但也有人情亲情。在管仲眼里，官员和皇帝也是“人”，只是多了一些欲望野心和责任而已。在管仲眼里，这个世界不是由“好人”或“坏人”组成的，而是由“自私自利”的人组成的，所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让老百姓有机会挣钱娱乐生儿育女，不是天天背四书五经，存天理灭人欲。
孔子和孟子看到了人性的善，尤其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商鞅和韩非看到了人性的恶，尤其在面临利益冲突的时候。所以，儒家和法家的观点确实是对立的，但他们都推崇管仲。管仲既看到了人性的善，也看到了人性的恶，更看到了人性的“贪”---贪生怕死，贪财好色。齐国之所以富强，正是基于管仲对人性的了解，并想办法使之有机会得到人性的满足。
当中国渐渐遗忘管仲和诸子百家而沉迷于程朱理学的时候，欧洲的文艺复兴正好走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中国夜郎自大闭关锁国以天朝自居的时候，英国和欧洲正好开始了工业革命开放了国际贸易。思想的开放和贸易的开放是英国和欧洲后来居上超过中国的主要原因，而亚当斯密和他的《国富论》在英国和欧洲的崛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管仲在齐国的崛起和随后中国的几个盛世中所起的作用，有异曲同工之妙。
跟管仲一样，亚当斯密也看到了人性的两重性，既有自私自利的一面，也有道德情操的一面。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观点，关于经济人的观点，关于道德情操的观点，在管仲那里都能找到清晰的影子。如果不是因为管仲比斯密早了两千多年，许多人会认定管仲抄袭了亚当斯密。最近，也看到有人在说，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来自老子的“无为而治”，至少是受了老子思想的启发。
我认为，这更可能是来自英雄所见略同。因为，管仲和亚当斯密都是以实体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的，并且研究经济的目的都是为了找到走向富强的道路。而实体经济中最关键的要素是“人”。创造价值的也是人。从人的本性来说，两千年之前和两千年之后没有太多差别，齐人和苏格兰人也没有太多区别，都有自私自利的一面，也都有情感的一面。
亚当斯密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如此之高，除了在理论上有建树之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
第一是适应了英国扩张国际贸易的的需要。英国的工业革命使得英国的制造业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但英国毕竟是一个小岛国，既需要进口原料又需要出口制造业产品，还需要进口生活奢侈品如茶叶丝绸瓷器等。国际贸易对英国的重要性，比对当时其它任何国家都重要，这对中国这样的内陆大国来说是难以理解的。鸦片战争就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爆发的，东印度公司的目的从头到尾都是要以贸易为中心的，卖鸦片是他们的手段，不是目的，因为他们发觉在中国没什么好卖，只有卖鸦片非常赚钱。
第二个原因是，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观点，在福特汽车的流水线上得到了验证。福特汽车能用相当于市价两倍的工资雇佣工人，同时能以比市价低一半多的车价卖汽车，可见其劳动生产率革命性的提高。自此之后，“流水线”进入制造业的各个领域，也把全球制造业的中心从英国转移到了美国。
可见，亚当斯密的思想确实对英国和美国的工业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以英国和美国为核心的全球贸易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从英国和美国扩大到欧洲、日本、东南亚、中国、印度、东欧、南美。如果说，亚当斯密的思想是管仲经济思想在工业经济时代的延伸和发展，是不算过分的。亚当斯密理论的任何一方面在《管子》中都可找到相应的观点，而亚当斯密没有涉及的部分《管子》中也有许多叙述。
然而，管仲与亚当斯密的不同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管仲既相信市场的作用也相信政府的作用，是混合经济体制的创始人，而亚当斯密则推崇自由市场经济，是不干预主义的祖师。这种差别当然有历史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由于齐国是一个农业国，而英国是一个工业国。
管仲对于经济的干预主要在于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价格方面，“官山海”也是为控制盐铁等自然资源，没有管仲干预制造业生产和手工业品价格的记载。而在农业生产和流通领域，世界各国包括美国英国在内都受到政府的关照和控制，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是自由市场经济。
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中最大的不足之处是对农业的研究，但这并不是因为他对农业不重视，而是因为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发展农业。斯密理论的核心是通过专业化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创造财富，所以，《国富论》的开篇第一章就“论分工”。而农业的业务流程使其不具备专业分工的先天条件。
斯密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农业由于它的性质，不能有象制造业那样细密的分工，各种工作，不能象制造业那样判然分立。木匠的职业与铁匠的职业，通常是截然分开的，但畜牧者的业务与种稻者的业务，不能象前者那样完全分开。纺工和织工，几乎都是各别的两个人，但锄耕、耙掘、播种和收割，却常由一人兼任。农业上种种劳动，随季节推移而巡回，要指定一个人只从事一种劳动，事实上绝不可能。所以，农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总跟不上制造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
亚当斯密因为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所以，他的建议是英国应当发展工业而进口农产品，因为这是英国的比较优势。事实上，英国确实是按亚当斯密的道路发展起来的，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是靠发展工业或商业致富的，靠发展农业致富的国家，似乎还没有出现。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也是按亚当斯密的路径走过来的，靠发展工商业和国际贸易。问题在于，这条路能继续走下去吗？
对于英国来说，是可以这么走下去的，但是，对中国来说似乎不太可能。因为中国还有一半的人口在农村，可是农产品的供应已经开始紧张了，随着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农产品的供需矛盾只会更突出。然而，如果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意味着农民的收入不能提高，那么，进城是别无选择的事。结果是农村土地荒芜，农村房屋闲置，而城市则楼价暴涨外加农产品价格暴涨。以中国的人口规模，想完全通过进口粮食来解决问题是有困难的，虽然增加进口是必由之路。
理论上来说，我国是非常重视农业的，连续几个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的，各种各样的补贴也不少。但是，具体怎么样才能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却仍然缺乏解决的方法。宏观政策的目标是清楚的，但既缺乏理论研究也缺乏微观的案例。确切地说，中国在农业领域既需要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那样阐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也需要如泰勒和福特的流水线那样的实际操作案例。当然，事实是两者都还没有。
农业的本质决定了它很难采用流水作业的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 而是通过机械化和规模效益提高劳动生产率。 请注意， 通过“流水作业”提高劳动生产率, 与通过“机械化和规模效益”提高劳动生产率， 是不同的模式。 前者是用同样多的人生产更多的产品， 后者是用较少的人(更多的机器)生产同样多的产品。 所以， 农业的发展往往带来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美国的农业劳动力现在只占就业人口的百分之二了。
这是过去几百年来世界各国的发展规律， 也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所面临的主要矛盾， 因为我们有几亿农民， 我们需要增加几亿农民的收入， 而不是增加几千万农民的收入同时让几亿农民失业。 应当看到， 我国土地承包权的流转有助于土地的集中和机械化， 有助于土地的有效利用和保障农产品供应， 但对于增加农民就业， 我们不能对此寄予太高期望。
既然，亚当斯密对农业束手无策，我们就转向其他人吧！
西方最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他的名著《改造传统农业》在农业经济领域就相当于工业和贸易领域的《国富论》。舒尔茨的的研究表明，传统农业并不是因为缺乏投资而停滞不前的，而是因为投资收益率太低，刺激不了人们投资的积极性。如果没有生产方式的改变，更多的投资并不能得到市场所要求的回报，反而会浪费社会资源。、
那么，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在哪里呢？舒尔茨认为，改造传统农业必须要引进“新的生产要素”，比如说新的农作物品种，新的机器，新的耕作方法，等等，而要让农民接受这些新的生产要素并且得到良好的应用，必须提高农民的水平，或者说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舒尔茨认为，要改造传统农业，先要改造传统农民。所以，舒尔茨同时也是人力资本理论和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重要人物。
既要提供新的生产要素，还要改造传统农民，这些工作应当由谁来做呢？舒尔茨认为，盈利组织和非盈利组织都可以提供新的生产要素，政府应当提供支持降低新的生产要素的成本，使之变得便宜以利于全面推广普及。而在为农民提供培训方面，舒尔茨认为这是政府最应当做的。舒尔茨乐观地指出，农业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政府必须向农业投资，还要对农民给予指导和鼓励。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鼓励，农民将把黄沙变成黄金。
显然，在农业经济领域，管仲的混合经济理念与舒尔茨的思想是比较接近的，他们都认为农业是国家经济的根本，都认为发展农业既不能没有政府的参与，也不能由政府包办，更不能损害农民的利益。但是，在农业经济领域，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比管仲更厉害，这个人叫李悝，也叫李克或里克，是战国时魏文侯的承相。李悝被列为法家的先期代表人物，著有《法经》一书，据说，商鞅入秦时带着的唯一一本书就是《法经》。在农业领域，李悝的成就主要有两方面：“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
李悝提出“尽地力之教”，他认为农业增产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土地的潜力。但是怎么才能充分发挥土地的潜力呢？他认为第一是要人勤快，他举例说：“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第二是“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就是说要种植各种粮食作物，以防种植单一作物容易遭受灾害。第三要“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抓果碗，殖于疆场”，即农舍周围要栽树种桑，菜园里要多种各种瓜果蔬莱，以充分利用每一寸土地。李悝是生态农业的祖师爷。
李悝提出了平籴思想，他认为粮食价高伤民，价低伤农。他还举了一个例子：“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一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一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间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钱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乘至于甚贵者也”。因此，李悝主张“平籴”，即平抑粮食价格，使粮价既不太贵，又不太贱。既要使购买粮食的市民能承受得了，又要要保证农民的利益，“使民毋伤而农益劝”。
李悝的平籴思想与管仲的“轻重”理论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都主张政府干预农产品价格，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前者是为了农民和居民的利益着想，后者则主要是利用市场的价格波动为政府挣钱。虽然，在管仲那里，利用农产品价格波动为政府挣钱的目的是为了减少赋税，而不是为了自家子弟捞钱，也不是为皇帝捞私房钱。所以，在具体的做法上管仲和李悝的差别并不大，都是低买高卖平抑物价，但是，从农业政策研究的角度来说，平籴思想比管仲的轻重理论要厚道得多，比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要适用得多。
李悝的平籴思想与舒尔茨的研究是相通的，都认为农业的投资回报低是阻碍农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更有意思的是，舒尔茨关于“新生产要素”和“提高农民水平”的理论，与李悝的“尽地力之教”是如此的神似，都是要教导农民怎么种田，怎么种好田。比这还有意思的是，与李悝差不多同时代的时候，有一位罗马帝国的八十岁老头也写了一本书《论农业》。这本书是老头写给他年轻的妻子的，教她怎么经营和管理一家农庄，因为它担心自己死后老婆的生计成问题。这本书的内容与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完全吻合
“尽地力之教”是中国农业的精华，也是中国农业精工细作的源泉。但是，两千多年来大家只把它看作一种耕作方式，没有仔细分析它的经济学涵义。如果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通过劳动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话，“尽地力之教”则是通过提高土地的生产率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农产品要么是从地理长出来的，要么是吃地里长出来的东西，总是跟土地离不开的。而土地并不能像流水线一样围着人转，相反，农业生产中人要围着土地转，而一个人在地里走来走去是要费时费力的。如果能够让单位面积土地上长出或养出更多的农产品来，这是节约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
良种的采用非常重要，机器的使用也非常重要，但如何使用良种和机器让农业成为有利可图的产业更重要。这个问题亚当斯密回避了，李悝提出了一条思路，他的思路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生态农业。中国传统农业的精华就是生态农业，而它的祖师爷就是李悝。生态农业很可能是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最佳方法，它的现代版是大规模生态农场。
现代生态农场的建设要点在于，既要保持传统农业种养结合的内部循环，又要引入现代非生态农业的规模效益；既要保持生产基地的生态平衡，又要能生产价廉物美的农产品供应市场；既要让当地的农民提高收入水平，又能让投资者得到超过市场平均水平的回报。总而言之，一个成功的现代生态农场，必须达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并且这三种效益都具有可复制性。
所以，一个现代化生态农场如果成功，就相当于福特汽车流水线的面世。工业流水线的推广和普及带来了工业革命，它的理论基础是亚当斯密的专业化分工理论。而生态农场的推广和普及也必将带来一次农业革命，它的理论基础叫“生态经济学”。生态经济学是由经济学家许涤新先生牵头，与一批杰出的学者共同创立的，其中包括生态学家马世骏和侯学煜，系统科学家钱学森，农业经济学家王耕今，经济思想史学家陈岱孙等等。1984年正式成立了生态经济学会。
就当前最现实的农产品涨价问题而言，其产生的原因是城市化带来的需求增加与耕地减少，这是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们不可能因此放慢城市化的步伐，也不可能让老百姓减少猪肉和蔬菜消费，关键在于找到价廉物美地生产猪肉和蔬菜的方法，并且以最安全可靠的方式送到百姓餐桌上。加息是加不出猪肉来的，物价管制也不会增加蔬菜供应，三十年之前沉迷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不会有什么结果，三十年之后沉迷于“凯恩斯与弗里德曼”之争同样不会有什么出路。
凯恩斯与弗里德曼在现代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是勿容置疑的，但是，他们对西方经济的贡献与亚当斯密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对中国来说，他们的思想也远远比不上管仲的思想系统完整和实用。
凯恩斯发明的“宏观调控”无非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已，与管仲的“综合治理”不可同日而语。何况，中国根本没必要也不适合采用赤字财政，尤其在中央政府层面。美国可以搞赤字财政而中国不可以，其中的原因要从两国不同的历史中去找，想了解其中缘由的读者可参看许涤新先生1946年著的《中国经济的道路》。
弗里德曼的思想在货币理论上有许多建树，对于美国这样资产完全市场化而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的国家来说，也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至少可以起到警钟的作用。但是，如果生搬硬套到中国经济政策中来，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公式中没有考虑到资产价格问题，更没有考虑到大量非市场化资产的存在。中国的实体经济的市场化过程还只走了一半，还有大量的资产根本没有进入市场之中，还有大量的土地是荒地，在这种情况下把大量的货币藏到地窖里，不只会减慢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还会扭曲中国经济的结构。
在中国，“货币政策”必须与“资产政策”相配合，这其实是管仲“轻重”理论的核心，货币多了资产少了物品自然会涨价，反之亦然。在管仲那里，资产与物品是不分的，只区分“钱”和“钱能买到的东西”，而不管这“东西”是今年生产的还是一百年前生产的。但在西方经济学里，今年生产的就记入GDP，去年生产的就不算。所以，西方经济学中这一套GDP和CPI的核算体系是有问题的，与之相对应的货币理论也是有问题的。
包括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在内的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都有致命的缺陷，陷入“否定之否定”的怪圈中而不能自拔，离现实经济越来越远。所以，索罗斯要成立基金支持全新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而像克格鲁曼这些新一代的经济学家已经完全抛开理论，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谈经济学了。所以，很多学院派经济学家认为他不是经济学家，尽管他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有一天索罗斯和克格鲁曼读到《管子》，一定会有相见恨晚之感。
可以说，齐国的富强主要得益于管仲的思想和管治，而管仲的思想通过李克、吴起、商鞅、李斯、萧何、陈平、桑弘羊、诸葛亮、王猛、王安石、张居正，等等的传播和应用，使得中国经济和经济思想在很长的时期之内都是领先世界的。而在中国衰落的最近几百年之内，亚当斯密的思想使得英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富强。亚当斯密本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国富论》中他提到康熙乾隆时期的中国经济与五百年前马可波罗所描绘的中国完全没有长进。这是符合历史的，就经济思想而言，中国在这五百年可能只有退步，没有进步。
美国的富强与亚当斯密有关系，与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可能也有关系。但真正对美国经济影响最大的是福特、卡内基、爱迪生、J.P。摩根、巴菲特、比尔盖兹、等等企业科技金融精英，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美国的富强得益于“看不见的手”，也得益于“看得见的手”，但他更得益于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是美国经济体系的核心，美国经济的任何变化都会在资本市场中反应出来，而美国的企业发展和美国人的财富积累都与资本市场息息相关。
更重要的是，资本市场也是美国财富分配的中心。自1930年以后，因为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避免了“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美国没有发生大的经济危机。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是因为房地产信贷杠杆过高所产生的资产市场泡沫破裂，并不是生产相对过剩所产生的经济危机。假如投资者不借钱炒房炒股，只是用自己的储蓄买指数基金，是不会产生金融危机的。构成指数的都是最赚钱的公司，而指数基金所带来的投资回报是大众可以共享的，与年龄、学历、血统、职位、等等无关。
西方经济学中并没有“资产政策”一说，西方金融学中对“资产”或“资本”的研究是很发达的，但局限于个体和局部。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资本市场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并不是西方经济学的显学，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不知从何说起”，因为现有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很难直接应用来研究资本市场。比如说，你很难用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来说明资本市场的变化，哪怕是抽象的理论说明也办不到。（请参见邹艺湘著《中国崛起的金融战略》第二版，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
就像亚当斯密回避了农业问题一样，理论经济学们面对资本市场也选择知难而退，而证券公司的经济学家们关心的是经济状况对股市的影响，并不是股市的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更不是如何发展资本市场以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和公平分配。然而，农业问题与资本市场的发展问题是当前中国不可回避两大难题，因为他们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工作和财富。
一个解决方案是培养100家大型生态农场在A股上市，因为生态农场可以利用闲置的荒地生产价廉物美的农产品，可以为农村和城镇创造就业机会，可以改善生态环境，也可让城市的发展不再受制于土地供应的短缺。如果有一亿亩荒地转化成生态农场，全中国十三亿人口中至少有十亿以上的人将会因此受益，如果考虑到生态环境的改善和食品质量的改善对人体健康和子孙后代的影响，受益的远远不止是十亿人！
从理论的角度来说，许多思想都有它的道理和价值，都是值得研究的。宋徽宗的瘦金书是宝贵的文化遗产，理学也培养了王阳明、曾国藩、左宗棠、等等杰出人物。事实上，中国近代史上许多舍身取义的杰出人物都出自岳麓书院，而建于北宋的岳麓书院正是理学重镇，“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美誉是名符其实的。
然而，从有利于中国发展和崛起的角度来考虑，我们应该多研究管仲、李克、亚当斯密、福特、J.P。摩根、巴菲特、索罗斯，尤其是美国资本市场。任何经济问题都有其历史轨迹，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必然对各个方面产生影响，所以，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公式（比如说货币数量公式或农业机械化模式）可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通过“综合治理”，让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才是长治久安的发展之道，这也是是管仲经济思想的精髓。
两千多年前，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果不其然，在程朱理学打着孔子的幌子淹没《管子》的时代，我们不止被发左衽，而且被强迫留着辫子。最近几十年中国的复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抛弃（土和洋）程朱理学，有意无意重新拥抱管仲的结果。亚当斯密的核心思想是分工+交换=市场=效率，可以看作管仲思想的发展和延伸。直到今天，中国人勤劳而不富裕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因为市场化不充分，大量的资产不能自由买卖，大量的产品不能进入市场。而这些问题在两千七百年前，管仲就处理得相当好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