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先生说：“我们的社会，毕竟建筑在东亚大陆上，社会中各个体，毕竟要受旧文化的影响，一切思想决不能离了历史独自存直的。”他这段话我完全赞成，他以这样的精神来研究中国的古董学问，纯粹是把他看作历史的材料来研究，我不但不反对，而且认为必要，尤其是在社会学与考古学。但是用这样精神去研究他，只可称他为“国故”或“中国学”，而不可称他为“国学”；因为国故与中国学，都只表示历史材料的意思，而“国学”便含有特别一种学问的意思。学问无国界，“国学”不但不成个名词，而且有两个流弊：一是格致古微之化身，一是东方文化圣人之徒的嫌疑犯；前者还不过是在粪秽中寻找香水（如适之、行严辛辛苦苦的研究墨经与名学，所得仍为西洋逻辑所有，真是何苦！），后者更是在粪秽中寻找毒药了！

　　（原载１９２４年２月１日《前锋》第３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