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口号虽为当年胡适所提倡，并成为民国时期思想界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事件，更因为其后的政治批评成为典型，然而无论其文章还是事件本身都是文不对题的。文章虽做得冠冕堂皇，声称“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然而其作者胡适本身就是自由主义的头号旗手，失了这个身份，也就失去了他在中国近代思想界的存在价值，是其身家性命真正所在，怎可能“少谈”呢？所谓少谈无非是以自身主义打压其他主义，其本质不过是“外来进口的主义”间争夺地盘的派系斗争而已。

   然而单从字面上理解的这句话，却有其真正价值。自中国文化近代以来全盘西化后，中国的思想界和文化界就不再存在具有独立思维能力的学者，所有人都言必称主义，各自抱定一个西方理论，树立门派广收喽罗彼此攻讦。从此中国的理论和学术模式退化为以某一西方主义的理论为前提，将史实或材料生搬硬套于其中，或删节筛选以削足适履，与理论相悖者则干脆视而不见。对照天主教会统治思想文化领域的欧洲中世纪，会发现两个时代文化模式的惊人相似性。

    所有西方的主义都具有宗教属性，这是其产生地欧洲的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宗教的本质并非崇拜神，而是崇拜本身。宗教并不一定需要崇拜神，神的对立面——无神也同样可以成为被崇拜的对象，因此无神论并非是反宗教的，产生于欧洲近代的崇拜自然规律和绝对理性的科学主义也同样具有宗教属性。在宗教权威庇护下的各种主义规定和限制了其门徒的思维方式，使其无法接受主义外的思想和对主义的质疑。各种主义的经典如同圣经一样神圣不可侵犯，经不得一点议论和龃龉。门徒所做的工作就是将历史和现实纳入主义的理论体系，而不管其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所有主义共同起到的作用是废除了人的独立思维能力，让人只能从已有的结论作为前提出发，而不是通过自身的观察和思考而得出结论。另一个作用是使不同宗派的人相互对立，使其成为无法沟通的天敌。

    本质上讲，任何理论派系都是一种知识垄断行为，西方近代以来盛行的种种主义其性质如同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一样，是封建制度解体过程中知识向平民阶层扩散的结果，虽然打破了封建贵族阶层对知识的全面垄断，但仍保持了学派制的半垄断模式。这种半垄断式的学术体制构成了近代西方和现代中国的教育和文化的基本架构，使知识和文化垄断在以门派划分的职业知识阶层手中。学术职业化的结果不但使各种理论层出不穷，以产生更多职位，也使各学科门槛高筑，以各自艰涩的理论为高墙据他人于门外，各保其饭碗。

    对于中国而言，西方的社会文化理论还存在一个文化交流技术层面的问题。如同中古时期中国对西来佛经佶屈聱牙的古怪翻译，使原本平实的语言表述化作天书般深奥和神秘，中国对欧洲各种著作的翻译和理解也同样充满了幻化效果。当今去印度旅行的人们也许绝难想象这个人与牲畜交错杂居、浮尸腐骨盈川塞谷的恒河平原是中古以来多少中国佛教徒梦想中的西方极乐世界。而中国对于欧洲文化了解尚浅，正如同魏晋初识天竺一般，民国时期对欧洲文化停留在想象和误传阶段，到现在的认知仍然处在误读和意淫水平。在理论界表现在对欧洲各种思潮、理论背景无充分了解，特别是对各社会理论中的基础概念尚未作出正确理解。在此半生不熟的情况下就盲目套用中国历史进行分析解释，其荒谬也可想而知了。典型的例如对封建这一概念的错用，按照欧洲社会理论中封建的概念，中国典型的封建制国家是西周，而反封建革命最早由秦始皇完成。其后虽有反复，但封建制度已非中国的国家制度，中国的封建社会在两千年前就已成为历史。中国在早期革命理论中所反对的官僚、地主，他们非但不是封建势力的代表，正相反是在反封建中所产生的社会阶层。在基础概念的错用下，社会理论使历史充满了荒谬。另外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封建制本身在世界范围内已退出政治史，而封建制残余和封建化在当代和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是中国和世界所要解决的主要社会制度问题。这种只凭一知半解就敢招摇撞骗的作风正是五四以来形成的华而不实学风的流毒，与其做一个绣花枕头般“学贯中西”的大师，不如脚踏实地真正搞懂几个基本问题。

    中国目前需要的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将中国人的思想从从所有既有的主义和理论体系中解放出来，不论其是新的还是旧的，是本土的还是舶来的。从更高的角度评判所有的思想理论，以理性作为唯一的评价者。然而拯救被洗脑的人要比拯救精神病人困难得多，打造愚民群体也远比解放思想更为容易。目前所能做的就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对事实做实际分析，而非一定要将其纳入某种理论体系。对已有的理论作批判性分析，特别对长久以来错用的概念进行纠正，这是打破所有知识垄断的必要步骤。这一新的思想解放将在平民阶层中发起和完成，因为其本质上是与垄断知识和文化的职业学术精英阶层利益相悖的。新的媒体革命为此提供了可能。互联网的意义犹如当年造纸术的发明一样，是人类媒体的革命，在技术上使知识的传播更加便捷，从而进一步打破知识和文化的垄断。

    如果必要宣扬某种主义的话，可以以理性主义和实践主义作为过渡。理性主义可以同时被本土的儒家和外来的左右派所接受，而实践主义则是儒家和左派的共同传统。此两者可以在最大限度上取得各派共识，成为其联系的纽带，以此打破思想界以主义为边界的泾渭分明的天然壁垒。

    自然的运行不需要任何理论，也不需要任何规律，甚至自然本身也不需要存在，自然及其所有的理论和规律都是人运用自身的理性认识和发明的。以自身理性作为唯一的观察者和判断者才能不被他人所左右和利用，才能认识到真实的世界，即便这所谓的“真实”是因人而异的。理性的作用并不是为了寻求真理，真理与谬论的对立就如同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一样，是一个人造的悖论。与其让理性陷入这无解的循环游戏，不如让理性发挥其原始的真实功用——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