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如果中国学人能勇敢地抛弃西方的话语霸权（体系），把近代史不再理解为“现代化”过程，而是理解为中国应对外部野蛮掠夺的过程，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理解：没有强大的国家资源动员能力，中国几乎不能面对外部的挑战——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是以此为轴心展开的，无论是消灭地方性自治宗族势力，还是自我积累的持续工业化。

　　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的飞速发展引起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有关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探讨络绎不绝，但是大多数限于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至多是对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的研究。

　　在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理解的是，何以有中国道路?如果中国道路仅仅指中国自身的历程，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特定的历史经历，这种经历是无限丰富、无限发散的。而如果将中国道路理解为一种不同的、独特的、具有参考意义的发展经验，那么何以有这种独特性?

　　理解这种独特性，不仅要考察中国近三十多年的奇迹，而且要考察这种奇迹所根植的深广的历史结构。中国从一百多年前开端的现代化既是一个受压迫民族的解放过程，又是一个落后国家自我改造与赶超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古老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过程。这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艰难性与独特性。

　　对这种困境，一百多年前严复曾做过这样的比喻，他说，为了让牛跑得快，人们把马蹄装到牛腿上去。这种移植方法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矛盾。因为，如果马蹄要发挥作用，就必须以马的骨骼、肌肉等作为条件。这样一点点地移过来，无异于让一头牛变成一匹马。然而，除非把马的基因完全移植到牛身上，否则无法完成这个过程。①也就是说，不向西方全面学习，就无法实现现代化，而要实行全盘西化又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反而无法实现现代化这个目标。

　　在艰难转型的过程中，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我们这里可以将其概括为以下几点，那就是“政党缔造国家、国家孵化市场、市场催生社会、社会再造文明”。政党缔造国家，西方国家多是先有国家后有政党，而中国是先有政党后有国家;国家孵化市场，西方的先发展国家多是先有市场后有计划，而中国是先有计划后有市场;市场催生社会，经市场经济的推动，中国社会逐渐由家族制、单位制向现代法人社团制转化，这种社会的力量日益成为国家发展的动力，并正在催生中华文明的复兴。

　　整体观之，百年中国道路是一个从传统的宗法社会向现代法人社会转化的过程，是一个新文明诞生的过程，是一百年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人不断试错中形成的独特的通往现代之路，是历史偶然性凝聚成的现实性。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用自己伟大的实践回答了“严复悖论”，正是通过一个坚强的领导集团实现了中国的百年转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这种探索的伟大结果，是正在形成中的中国模式。②

　　政党缔造国家

　　1912年之前，“中国”这个词与今天的意义有很大区别，中国的传统政治形态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是一种独特的体系。正如梁启超所言，那时很多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③陈独秀说，他直到甲午战争之后，“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全国人民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④

　　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也就无从知道现代意义上的大义。自鸦片战争开始，清朝在对外战争中接连遭遇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方式”的失败。因为清朝所面对的不再是“蛮夷”，而是一种崭新的国家体系——民族国家体系，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上，传统的王朝都难以应对这种新型国家组织方式的挑战。

　　从1618年到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中，欧洲形成了主权国家体系。在随后的两个多世纪里，历经商业的繁盛，频繁的战争，英格兰的土地上开始崛起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此后，主权—民族国家逐渐成为统治性的全球体系。

　　民族国家是一种法人国家，其中的国家概念也就是霍布斯所指的“活的上帝”，“运用全体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⑤这种通过法律创造的虚拟“法人”，由人构成，又高于个人。主权—民族国家是民族共同体，以民族主义为精神支柱，公民认同的对象是抽象化了的人格国家。也就是说，民族国家不再属于个人或者家族，而是公民共同拥有国家。而中国的传统是“以血缘为基础，以家族为中心”，以伦理为支柱，认同由家族、宗族、皇室而至天下。⑥

　　格林菲尔德指出：“把社会界定为一个民族意味着社会意识的剧烈转变，它不亚于一次概念的革命。它以一个包容性、主权性和本质上人人平等的团体形象为先决条件，这与此前封建社会秩序的等级性、分化性的形象构成了强烈的反差。”⑦民族国家的形成极大释放出了人的能动性，人们随着市场而流动，随着市场的需要而选择分工。而传统中国的政治体系，按照家族的形式组织社会及政权，国家依靠乡绅治理基层，社会由大量分散的自治人群构成，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受到极大的束缚。

　　从传统到现代，依靠什么样的力量才能实现这种转型?为了摆脱危机，清王朝先后动员了三种力量进行变革，“动员官僚，进行洋务运动，试图实现经济与社会转型;动员士人，进行戊戌变法，试图改变传统的政治体系;动员乡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试图保证王朝的地位。这些努力最终都无果而终。”⑧可以说，清王朝几乎动用了所有的方法与资源，但仍不能应对这千年未有之变局。

　　在中国的传统体系之中，所有的重要力量都依附于王权，没有像欧洲、日本封建制度中分散的主导性力量。我们可以用如下方式简便理解，中国的传统体系像一个家族企业，而欧洲、日本的封建制度则像一个股份公司。在股份公司之中，大股东的衰败，其空间可由小股东联合创新来弥补，而在家族企业之中，家族的衰落将直接导致企业的衰败。因而，中国的国家建设，其力量必须来自于对全社会的广泛动员，而这种动员需要从社会之中崛起一支强大的领导力量。

　　清朝衰败之后，又有三种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先后是革命党人、北洋军阀与国民党人。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当时的中国人选择了美式的政治制度，建立了现代国家的外壳。革命党人空怀理想，但是并没有因为新的民国政府而获得广泛的号召力，革命的成果被在新军中有着广泛师门关系的袁世凯篡夺。北洋军阀时期，新成立的民国的议会中形成了300多个政党，大多是一些头面人物按照自己的关系圈子组织起来的，党逐渐蜕变为各种“系”。后来，袁世凯在美国著名行政法专家建议下进行“君主立宪”，在举国的反对中失败。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在这长达8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几乎试遍了所有的传统的方法，也几乎试遍了所有的西方“先进的方式”，但是结果却是中国在外部的入侵与内部的动乱中越陷越深。

　　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面前，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认识到，只有以新的组织方式，以拥有暴力的政党重塑国民精神才能建立一个新中国，他提出了“以党建国”、“以党治国”思想。1923年，孙中山按照苏俄的方式重建国民党。但是中国国民党是多种力量的联合，尤其在北伐之后，国民党吸收了很多军阀势力。军阀与传统的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民党不愿意将工人与农民动员起来，在国家政权中，沿海新兴资本家阶层与地主阶层勾结在一起，他们并没有决心彻底斩断与国际资本之间的联系，彻底改变封建的土地制度。民国的土改，用“保甲制度”重建农村的基层组织的努力失败。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才痛定思痛，在相对较少利益纠葛的地方实行和平土改。这是后来台湾经济腾飞的一个重要前提。

　　土地、基层政权、国际势力等从根本上都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对工农群众的动员。在中国这样一个居于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又在内部受到变革的重重阻力的国家，只有广泛动员起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才能打破内部与外部枷锁。毛泽东同志指出：“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⑨

　　中国人经过近80多年的探索，直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才开启了中国道路。这并不是说中共诞生之前无数次的尝试没有其应有的价值，而是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本身就是这无数次尝试的一个伟大的结果。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从此有了核心的领导力量，有了明确的奋斗方向，这个落后的东方古国将从任人宰割的羔羊一变而成为反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闯将。19世纪上半叶，中国命运的转折乃至整个东亚命运之转折，盖与此有关。

　　相对于派系纷呈的国民党来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崭新的组织，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党，并在战斗中形成了较为稳固的领导核心。按照民主集中制，高度组织化的列宁主义政党成为既能动员群众又能组织国家，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强大中介力量与领导力量。在战争与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广泛地动员起社会各阶层，经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最终建立了新中国。

　　中国近代的历程是由政党缔造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不是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从议会中产生政党，其中的关键在于向现代转换的方式，以及政党所承担的历史功能。世界上最早的政党雏形产生于1679年的英国。因王位继承权问题，议会分裂成“辉格”与“托利”两派。政党产生于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内，并在19世纪随着选举的需要逐步向社会扩展，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而在中国，政党要在对社会进行广泛动员与重组基础上重建国家政权。

　　中国共产党以新的意识形态、新的组织方式成为凝聚社会，构建国家的核心力量。列宁主义政党的统合能力远远超过了一般的政府、议会与政党等，党以自身的组织体系为中轴，整合其他外围社会力量，团组织、妇女组织、青年组织等，统合军队、政府、企业、村社、大学、社团等，形成了一个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纵向控制系统、稳定系统、协调系统及贤能选拔系统，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强大支柱，进而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并有强大动员能力的政治结构。正如美国学者李侃如指出的，“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保持了对于一个有着如此规模和如此多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确是令人惊叹的强大的行政能力。”⑩

　　1840年到1949年，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化耗时近百年，经历极为坎坷，充满血泪。根本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国是由外部挑战造成的被迫的现代化，另一方面还由于中国的传统制度是一种独特的封建专制制度。自秦汉以来，文官系统及士人阶层都依赖于王权，一旦王权失效，他们也就失去了领导社会的基础。因而变革的力量取决于体制外部力量的崛起，取决于这种力量对底层民众的广泛组织与动员。这就造成了中国独特的政治景观，由一个不同于西方政治体制中的强大政党，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实行自下而上的广泛的动员与组织，同时对民众实行自上而下的新理念、新价值的教育，并由政党领导人民建立现代国家。

　　现代化是一个充满暴力的过程，几乎所有的大国都经历了巨大的牺牲，承受了社会动荡、内战、革命、暴动，或者是战争等重大挫折。巴林顿·摩尔总结了三种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英美道路、德日道路和中俄道路。其差别在于农业的商业化程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地主、农民与资产阶级的关系结构。11 在农业商业化程度高的英国，内战以后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达成了政治上的妥协，建立了英国的代议制;而在德国和日本，国家和地主贵族联合推进工业化，这种阶级关系最终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在俄国和中国，数量巨大的农民受到资本的侵袭，走上了革命道路。

　　实际上，摩尔没有考察这些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处于分工最高端的英美，资产阶级力量强大，有能力领导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处于次级分工地位的德日，资产阶级与地主势均力敌，形成专制统治下的现代化的共识;而在国际分工居于边缘地位的中俄，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封建势力无法有效应对外部挑战，为挽救民族危亡，只能由觉悟者起来动员、领导工农群众进行革命，彻底重建国家和社会秩序。

　　国家孵化市场

　　中国没有殖民的经历，只有被殖民的经历;中国没有掠夺的经历，只有被掠夺的经历。中国的现代化是自我积累的现代化，这决定了工业建设的原始资金只能来自于农业，并在工业发达之后将工业化的成果反馈到农村。

　　实行这种工业化步骤的前提是土地改革及新政权的建设。政权与土地，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如果土地及附着其上的自然垄断资源高度集中，那么强大的地主阶级即便能成为推动工业的力量，也会阻止对农业剩余的抽取，并最终成为工业化的巨大障碍。

　　正如托克维尔指出，“不动产的不均使一些家族富足，它使有钱人彼此联系，把几代人之间联合起来，并在国家中建立一个单独的小民族，他们在自己所在的大民族中，总能获得某种凌驾于大民族之上的权力。”12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这些世代相传的大地主阶层形成了强大的农业利益集团，他们能够控制政治，阻碍对其有冲击的工业化，进而形成依附于工业强国的发展。因而，有着强烈工业化导向的政权，其能力来自于国家对社会及市场的重新组织，尤其是对土地的再分配。

　　在1949年以前，中共已经有20多年的农村革命经验，党是依靠在村一级建立新秩序而生存下来的。以前的政权多是依靠农村的地方势力统治，党通过土地改革消除了这些势力，建立了稳固的基层组织。建国以后，土改将中国的43%的耕地分配给约60%的农村人口。13到1953年春，“全国有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无偿获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七百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14

　　土改确立了党对于农村变革的领导，即便在后来较为激进的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也没有出现苏联的农民暴动的现象。麦克法夸尔将平稳过渡的原因归结于共产党在农村的存在。“县一级的坚强的党委会有能力组织大批工作队并指导村的根本变革，尤其重要的是中共在村内的存在。到1955年初，全部乡的70%有党支部，到年底则达到了90%。”15

　　土地改革及农业合作化为工业的大规模投入提供了可能，这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前提。“一五”计划期间(1953年—1957年)，中国的GDP增长估计为6.5%，而此后从1957年到1978年间， GDP平均增长率放缓为3.92%。16即便如此，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二战之后的非工业化国家中，只有石油国家的成绩可与中国相比。

　　钢铁、石油、电力、橡胶、军工等大工业的发展为国民经济建立了基础的框架。作为落后国家赶超的现代化，大工业是无法按照自然的顺序发展起来的。在中东的产油国中，就没有一家石油化工企业市值能够进入全球前十名。在发达工业化国家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工业体系之时，如果没有国家的力量，而完全依靠市场机制，那么中国也许永远都不会产生中石油这样的巨型企业，要产生这样的企业，只有通过国家的力量。

　　举大庆油田为例。1960年，大庆地区展开大规模的石油会战，改编3万解放军官兵转入石油系统。几万人到了大庆，那时还只是一片牧场，没有地方住，没有东西吃，还缺乏各种设备。当时石油部部长助理康世恩的住处也是逢雨必漏，据说，有次大雨，一夜挪床七次。在这种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铁人出现了。铁人王进喜是1205钻井队队长，住在房东赵大娘家，数天不回。赵大娘送饭到工地，见王进喜正枕着榔头睡觉，惊呼为铁人。17

　　这种资源动员与精神动员是通过市场的力量短期内难以达到的。通过国家的力量，以及计划经济的方式，中国能够摆脱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用政府看得见的手迅速组建起规模庞大的战略性企业。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就指出，社会主义革命要把全体公民变成一个大“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工作者和职员。18但是，苏联模式解决了规模问题，没有解决活力问题。没有企业微观行为的自主性，这种巨大规模企业乃至政党、国家的僵化难以避免。

　　计划经济的优点在于有利于资源在极端稀缺的情况下向工业部门集中，其明显缺点在于，计划经济的执行单位普遍缺乏自主性与活力，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做法使得工业受制于农业的购买力。当时的领导层对此问题有所警醒，但是探索是艰辛的，党的八大之后对新道路的思考证明是不成功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等造成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巨大损失。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通过引进市场机制，重新塑造了经济的活力。从农业承包责任制开始，逐渐发展到企业承包，进而发展到区域竞争。承包制度在原有的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找到了一个模糊的地带。这个模糊地带增强了自主性，明显有着激励的性质，由此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等开始繁盛。区域竞争的加强则为政府自身的变革带来了巨大的激励。很多具有重大意义的创新制度、方法等迅速在竞争中创造并传播。

　　中国的经济政策主要以市场发育为核心，而不以产权变更为核心，逐步以市场作为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并逐渐优化产权模式。在市场充分发展的时候，国家开始将市场机制从经济的“边缘地带”引入“中心地带”。1993年开始，中国开始了将大型国企法人化的进程。中国对包括银行体系在内的国有企业的改革、财政体制的改革及相应的行政体系的重组，使得中国经济更加体现出现代的面貌。国营经济的庞大体系转化成为现代的法人制度体系，形成了充满活力的混合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以战略性国有企业作为经济的压仓石，保证国家对于经济的掌控力度，同时又以多种所有制企业作为经济活力的源泉与保证。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巨大资产逐渐进入到市场机制之中，从国家的体制之内逐渐孵化出自主经营的法人企业，从国家的体制之内逐渐孵化出市场的机制与制度。国家充当一个巨大的孵化器，使得中国的经济从整体的国营经济向一个基于企业自主决策的法人企业经济的转变。这使得中国进入到了飞速增长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从1978年的全球第10位上升到目前的第3位，现仅次于美国、日本。如今中国每6个小时的出口，相当于1978年全年的出口。19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曾经以类似的高速保持如此长时间的增长。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整个人类历史上，时间最长、运行最稳定的高速增长，是受益人口最多的增长。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在其后发展理论中指出：随着开始发展时间向后推移，以强组织力的机构指导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强;随着开始发展时间向后推移，企业的组织形式也由分散到集中、由小到大;随着开始发展时间向后推移，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形态就越容易是集权制度。20因为国家与企业制度要弥补工业竞争力的不足，制度要促进资源向工业集中。

　　要实现上述所有条件，需要一个根植于绝大多数人，并得到广泛支持的现代导向的执政团体的存在。在拉美等地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中，由于大地产集团、军队、新兴资产阶级之间力量不断相互博弈，缺乏一个超越于利益集团之上的领导力量，国家政局不稳，工业化资金难以从国内集团之内筹措，通常对外高筑债台，因而走向了既依附于国际势力，同时又受制于国内利益集团的依附发展的陷阱。

　　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国内各群体之上的纵向结构，是一种“超利益集团”。党对所有集团的渗透，保持其开放性，使得所有集团服从于国家整体的利益。这种结构，不同于西方的政党体系，在西方政党体系中，政党更多代表部分选民的利益，确切地说，这种党只是一“派”，而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组织等方式领导政府、军队、其他党派及重要社会团体等，从而在没有“法人制度”传统的国家中塑造了一个稳固的法人结构，可以凝聚国内的发展意志，在中国这样一个一直为私人政治、军阀政治所困扰的国家中，很大程度上排斥了私人及大集团对政治的干涉。尤其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原则，“消除了以往的集团化军队的排他性和自保性，形成了统一的武装力量，使军队由附属于一定个人或派别转向了服从组织严密、具有统一意识形态、纪律严格的政党，拥有了一个恒久忠诚对象和组织控制核心。”21新中国建立以来，从未陷入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的，至今仍在拉美一些国家中为害甚烈的军阀当政的局面。

　　这种政治制度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是因为这种政治制度的存在，中国才能凝聚发展共识，根据现代化的需要配置资源，推动一些对其他国家来说根本无法推行的改革。在建国初，并非所有人都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稳定国民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并非所有人都相信中国能够建立自己的大工业基础;在20世纪70年代，并非所有人都相信中国能够真正发展市场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并非所有人都相信中国能够解决军队经商、诸侯经济等问题，现在这些早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初步形成了一个大国的自我积累型现代化、赶超型现代化的伟大范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探索出了一条国家孵化市场的道路，也就是先有计划后有市场的道路，而不是像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是先有市场后有计划。

　　先通过计划的手段塑造完整的国民经济，再从国家的硬壳下孵化出市场与社会，国家有能力缓解外部的压力，有选择地吸收外部资源，促进自身发展。这使得中国可以走上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而不是依附的道路;可以走上一条稳步渐进的道路，而不是自由化的道路;可以走向一条繁荣、和谐的道路，而不是僵化的国家主义的道路。作为唯一的依靠自我积累，而没有任何殖民、掠夺历史而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大国，这种历程将为世界带来新的启迪。

　　因此改革开放不是一种轮回，而是夯实了基础之后的重新开始，而且是在一个更高起点上的开始。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阶段，这个阶段中国将从“我为世界市场服务”转化到“世界市场为我服务”。这种转变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但是我们有着实现这种转变的关键条件，那就是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的坚强执政党的存在，以及六十年发展打下的坚实基础。

　　市场催生社会

　　市场的发展必然带来公民社会的发育。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以党组织为核心，建立了一个遍布全国的纵向立体网络，这种网络几乎分布到所有的政府机关、企业、大学及非政府组织之中，并进而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形成了单位制度。单位是国家的代理人，个人通过对单位的依附而依附于国家。单位制超越了中国传统的家族制，尽管还不是按照既定规则遴选、吸纳、排斥成员，并具有独立目标的完全意义上的现代法人社团制度，但是已经不再是一种中国传统的血缘制度，而是一种介于拟血缘制度与现代法人社团制度之间的过渡形态。

　　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单位制的演化打开了一个新空间，市场的发展为社会建设提供了基础，而社会的建设又将促进市场的发展。这种互动之中，将逐渐产生一个独立于国家之外以法人社团为基础的公民社会。

　　市场与公民社会是一体两面。市场提供了公民社会存在的基础，而公民社会则进一步为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新型的价值建构。这种社会建构是基于个人的、自组织的、灵活的，带着市场自发的价值诉求。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22也就是说，在市场交换中，一方面要求等价交换，另一方面要求免于外在强制的交换。这使得市场内生着新型的理念，那就是平等与自由。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就业结构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1978年到2005年，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从71%降至45%，城市劳动力的比重从24%增至36%，而城市内在国有部门和政府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从78%降至24%。”23就业结构中的城市化与非国有的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强，这种变化将带来社会意识及政治参与意识的深刻改变。

　　在所有的国有部门中，党仍然保持着较高的渗透性，公共服务可以在党组织及单位组织的范围内得到一定满足，但是在非国有部门中，人们在很大程度上难以通过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组织不再是作为国家代理人的单位，因而对公共服务的诉求将直接转至公共领域。这将会带来从领导理念到治理理念，从领导方式到治理方式等诸多方面的重大变化。

　　公民社会是充满活力的，然而又是冲动的。公民社会的兴起既可能带来一个国家内部伟大的变革，又充满着风险与不确定性。就其极致而言，市场性质的价值诉求不仅要扩展到物的领域，而且扩展到人的领域，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扩展到知识的领域和政治的领域。一方面，这种市场价值的过度扩展可能导致坏的市场经济与坏的治理的结合，而另一方面，现有的政治社会体系如果不能吸收其合理的价值诉求，那么公民社会就无法得到健康的发展。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都将受到重大的挫折。

　　中国的政治体系中，国家与社会之间实际上有三根最为重要的支柱：中国共产党、人大和政协，其中党组织是最为强有力的支柱。党的一端在国家，一端在社会，并且在几乎所有的专业机构中保持了领导力。这种领导力使得政府、军队、人大、企业及社团组织等以党为核心构成了一个普遍化的超越利益集团的执政团体。

　　这个执政团体深深植根于社会之中，通过从人民群众中选拔积极分子，将这些积极分子纳入有着明确方向、完整意识形态及执行手段的组织之中，并通过群众路线，也就是不断地动员群众，实现党的执政目标。这种设置使得党成为社会的领导角色，政府只是承担管理的功能。

　　改革开放之后，党逐渐在宪法与法律的框架下开展行动，因此，党成为国家制度的积极建设者与监控者。这种制度设计，对于现代化转型的国家来说，尤其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制度设计不是威权主义的。因为威权主义是国家内部一种较大的势力对权力的垄断，尤其是一部分政治寡头的垄断，因而，威权主义必然不断受到其他势力或者其他寡头的挑战，权威主义政权是不稳定的，并时常带有民粹主义倾向。

　　另外，这种制度设计不是专制主义的。党是一个高度开放的体系，不以财产、种族、职业等对参与者进行鉴别，而是通过政治信仰、行为表现等遴选成员，这使得党具有较大的民主潜能，“纵向民主”或者“垂直民主”的说法并不为过。

　　这种制度也不同于西方民主制度，西方民主制度的实质在于人数及钱数的交易，也就是说拥有最大的暴力潜能的群众要与拥有最大市场资源的资本拥有者进行交易，并达成政治共识。一个竞选者需要有财团的足够实力的支持，并同时得到足够数量人数的选票，通过这样的过程实现了所谓的民主与自由。这种交易过程，取决于最有实力的财团，以及最有号召力的群体。因而，对于处于这两者之外的群体，可能是边缘化的;而且，在大集团之间无法达成交易的时候，政治动荡极易发生。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稳定就源于现代化过程中大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尤其农村与城市之间，族群、宗教团体之间的冲突。因为没有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的执政党的存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不断进行拉锯战。这种拉锯战在政治上表现为军人专制集团与民粹主义领导之间的不停轮换，国内各地区之间的斗争，甚至是内战等。东南亚及拉美部分国家都因为这种内部的尖锐矛盾，严重影响了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功能，从学理上理解，可以概括为“用组织性消化外部性”，也是说，将有不同的利益，甚至有着利益冲突的群体纳入共同的组织之中，通过组织内部的纪律、训规、再分配及教育等弱化矛盾的冲突性，使之服从于国家的长期利益，并最终满足各群体的利益。这恰如将相互竞争的企业合并为一个企业，通过总部的领导使之产生更大的竞争优势。这种制度设计在矛盾纠结的后发展国家之中，可以让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消化在组织内部，使之不至于向敌我矛盾转化。

　　然而，在公民社会日益发展的今天，这种政治社会制度的持续有效性取决于如下几个重要的因素：一是党组织运作的有效，二是党的国家特性与社会特性的平衡，三是党的意识形态的领导力。

　　任何一个组织都要服从组织的演化律，这就是：在一个组织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逐渐上移;同时在一个组织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权力越来越部门化。因为这两种趋势，上层的权力越来越大，而执行力越来越弱;下层的权力越来越小，而滥用权力的几率越来越多。这种组织权力的演化规律，是摧毁苏共的主要因素之一。而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政治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一个重要根源也在于此。

　　抵抗这种组织演化率，在市场不断侵蚀组织机体的今天，尤其需要有意识地不断下放权力，不断进行组织的机构调整，控制上层化与部门化的倾向。组织的活力来自于基层的自发组织。党内民主的发扬，这是组织发展的源源不竭动力。党内民主可以促进党组织在微观层面上的创新，从科层的国家机器逐渐成为社会的有机构成。

　　需要认识到，党的国家性增强的同时，社会性会在某种程度上减弱。党组织的行政化倾向，会使基层党组织及其外围的团、青、妇、工会等社会组织削弱社会服务与社会协调的功能。少动员群众或者不进行群众动员，党组织就会弱化为政府部门，这会影响党的领导能力。社会受到的领导较少而管理较多，矛盾就会处于积累之中，蕴含着爆发的风险。党主要是一种纵向的结构，党通过渗入组织从而保持对组织的领导力，但是在人们生活与工作场所逐渐分离，单位制逐渐解体的同时，政治活动的时间从组织内部转移到组织外部，党同时还需要找到横向的、基于空间的新领导方式。

　　党的领导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引导，保持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吸引力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可以使得中国在不进行全盘西化的前提下学习西方，而马克思主义对于传统的批判则使得我们能有选择地借鉴传统。这使得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有了回旋空间，可以不断吸收新的价值创造。这里需要警惕传统的黑洞，如果没有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批判压力，那么中国传统的按照血缘、拟血缘关系的组织方式就会卷土重来，这将造成“潜规则”横行，政党衰败、政府腐化、社会的内卷与封闭。也要警惕全盘西化的黑洞，这将削弱现有的社会制度，使我们承受不能承受之重。

　　社会的崛起需要与政党的社会构建方式相融合，进而实现共生、共进。在社会崛起的过程中，以党内民主促进社会民主，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的思路有着重要的意义，需要“政党参与社会，从而形成社会基础;政党服务社会，从而赢得社会的认同;政党培育社会，从而与社会成为一体。”24党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重要支柱，与人大与政协等共同发展，将增强国家与社会的交互能力，不断满足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需求，不断促进稳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成。

　　社会是活力与创造力的最终来源。国家崛起的同时，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崛起，那么这种崛起是不稳固的、不可持续的。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建设，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新的进程。由此，改革从经济的单核驱动，变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进行社会建设的双核驱动。我们的社会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加速向法人社团社会的转变，我们党和政府要尽快适应如何领导与管理一个现代的公民社会。这将是中国崛起的关键一跳。

　　社会再造文明

　　在多民族的文明体系转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绝大多数非西方文明都解体了。威胁西方数百年的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分解为数十个国家，至今硝烟未散。而正是在政党的纵向统合之下，中国完成了从文明帝国体系向一个现代国家的转变。这种转变并非简单地转向民族国家，而是通过党的核心整合力量，将多民族的社会纳入整体的组织构架之下，在中国这样地域广大、文化多元、民族众多的国家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国家形态，使一个文明具备了现代国家的形式。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近百年有三种变迁，这就是从封建帝国向现代国家的变迁，从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向现代企业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变迁，从宗族社会向现代社团社会变迁。这三种变迁本质上是一种变迁。

　　理解这个问题，需要知道，现代社会是一座标准化的大厦，尽管每个房间看起来大相径庭，但却采用同一建筑标准建造。不管社会多么复杂，实际上都是按照一些非常简单的原则组合、叠加起来的。

　　传统中国的基本组织方式是家族，社会是按照血缘或者是拟血缘的宗法制度组织的，国家也是如此。而现代世界的组织方式是法人制。按照法人制，形成了主权—民族国家、大学、教会、企业、行业协会与社会团体等。起源于罗马法的法人观念，在十二世纪的教皇革命中，形成了现代法人制的雏形——教会。在英国多铎王朝时期，现代法人观念从国家发展到广泛的社会领域。25按照法人的模式，形成了现代的国家、大学与行会，进而形成了现代企业制度，乃至跨国组织。由此，整个现代社会都按照单一的组织逻辑重新组织起来了。

　　中国百年变迁，一言以蔽之，就是从宗法社会向法人社会的转型。

　　法人制度是近代西方崛起过程中最伟大的创造。法人就是“人造人”，这个“人造人”的体型与规模都远远强于自然人，因而这样一个“人造人”的世界远远较之自然人或者家族的组合力量强大。按照法人组织方式，组织不属于个人，而个人属于组织。人与人之间不依靠血缘、地域，而是依据契约组织成为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按照法律而拥有部分人格，可以拥有财产及一些活动能力等。这正是现代西方崛起的根本制度创新。

　　法人制度是西方的传统与现代市场经济结合的产物，其重要性不亚于器官构造方式对于甲壳动物向脊椎动物演化的重要性。法人制度在国家、企业、大学、医院、城市、行会等团体中实行，就意味着它们成为契约的主体，因契约而自治，因契约而获得权利，因自治而自由。法人制度极大降低了组织的成本及组织间的交易成本，使得组织可以在更大的规模上展开多种多样的活动，这种活动依赖于法，而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由此，人类进入了空前的发展时期。

　　但是，法人作为一种“人造人”又成为奴役人、压迫人的新形式。这种制度赋予国家主权，赋予企业以产权。而权的绝对性导致国家之上实际上无法，法律规定之外企业只对资本负责。法人对内是理性，对外是暴力。清末杨度曾经指出：“中国今日所遇之国为文明国，中国今日所处之世界为野蛮之世界”。26其根源即在于此。

　　在整个近代世界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征伐，国家对个人的奴役，企业对人的奴役，进而人对自然的奴役都可以从中找到制度与思想的根源。法人是资本的现实载体，法人是国家机器的容身之所，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最为严厉的批判正是针对这种绝对的法人制度，为之开出的药方也就是在社会发展中最终消灭这种产权、消灭国家，实现共产主义。

　理想的社会主义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而现实的社会主义则是建立在落后的东方国家。列宁的伟大贡献在于：为一个落后的东方国家找到了向法人社会转变的路径，那就是通过非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作为转化的领导力量。实际上，无论是布尔什维克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不简单的是执政党，更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议会党，而是一种社会的基本组织方式，通过政党将一个传统的社会在各个方面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类似于西方的“法人”实体(body)。然而，苏联没有解决的问题是，法人的真正生命不仅仅在于实体，而在于基层的微观的自发组织，以及法人之间的互动形式，这就是市场与法制。这正是中国努力的方向。

　　中国独特的道路不仅是一种后发展现象，同时还是一种文明转型的现象。仅仅认识到前一点，我们会将中国发展的方向视作西方历史的复制，仅仅认识到后一点，我们可能会对西方文明采取排斥的态度，进而失去发展的动力与机遇。中国的转型不是全面恢复古老的传统，也不是全盘的西方化，而是在吸收西方文明的基础上，扬弃我们的传统，运用我们的智慧创造一个新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新文明是站在西方文明肩膀之上的。

　　我们的文明是深固的，在被法人制度改造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这种制度。我们没有西方的法人传统，我们传统上是按照关系组织社会的，无论是“家国体系”，“天人合一”的理念，还是“推己及人”的伦理，都可以看出这种基于关系审视世界的方法。

　　因为这种文明传统的基因，中国人创造了主权国家，但没有创造一个绝对的民族国家，而是创造了一个多民族共同生存、共同繁荣的文明国家;设定了绝对主权，但是又创造了一国两制的形式，将绝对的国家主权与相对的自治权相结合;创造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新型政党制度，党派之间不是简单进行法人竞争，而是共同协商、共同促进人民的福祉;创造了集中土地所有权，分散土地使用权的新产权模式，9亿多农民虽然没有宣称“生而自由”，但是生而拥有土地可供使用，这些都是伟大的创举。

　　这种新的社会型构正预示着一种新文明的诞生。这个伟大的新型文明的身躯仍隐藏在未来的时间的巨流中，但是我们已经可以预期，这种社会型构，将在无情的法人世界的基础之上，创造一种实现法人之间、法人与自然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崭新的文明形式。

　　(作者单位：北京市委讲师团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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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萧功秦：《“严复悖论”与近代新保守主义变革观》，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68371，萧功秦将这种困境概括为“严复悖论”。

　　② 模式与道路的表述，在社会科学意义上理解，模式偏向于数学思维，其中时间是变量，是多种因素之一;而道路偏向于历史思维，其中时间不可重复，凝固之后不可更改，是后来发生事物的前提。因而，模式通常是普适的，而道路是依附于特定的历史过程，可以作为经验借鉴，但不可复制。

　　③ 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517页。

　　④ 陈独秀：《我们断然有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陈独秀1879年出生，二十岁的时候大概是1899年以后。

　　⑤　[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2页。这里是在社会科学的意义上使用“法人”这个词，主要指团体的组织方式。

　　⑥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93页。

　　⑦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版，第40页。

　　⑧　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⑨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52页。

　　⑩ [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赵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6页。

　　11 [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12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96页。托克维尔的判断相当深刻，对于自然资源的拥有可以持续数代人的时间，并且形成一些家族的联合，进而发展成以此为基础的文化与制度，这非用暴力相关的手段很难破除，而对于流动财富的占有则很难为一些家族长期、持续地独占。

　　13 [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8页。

　　14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5页。

　　15 [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2页。

　　16 分别以2000年价格计算，参见：[美]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编：《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方颖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714—715页。

　　17 宣兴章：《从英雄主义到后英雄主义——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的文化变革》，《北大商业评论》，2007年第9期，第51页。

　　18 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

　　19 转引自：蒂姆·哈福德：《中国崛起的好处》，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3499，

　　数据来自于来自菲利浦·勒格兰(Philippe Legrain)的新书《余震》(Aftershock)。

　　20 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353-354.

　　21 杨光斌、李月军：《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8—219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7页。

　　23 [美]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方颖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140页。

　　24 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

　　25 张乃和：《近代英国法人观念的起源》，《世界历史》，2005年第5期，第52页。

　　26 转引自：许纪霖，刘擎等：《文明与帝国：西方的两张面孔》，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776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