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学并非中性学术

　　日本文部一次又一次地修改其官修历史教科书。我们已多次提出抗议。日本人我行我素，完全不顾中韩等周边国家的抗议，不顾教科书事件影响其国际关系。为什么？为什么日本人不认真反思其侵略对于亚洲和中国所犯下的罪行？许多善良的国人对此颇感迷惑。作为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之最大受害国，我们具有一切愤慨憎怒之道德理由。

　　但是，从理性的立场去观察和分析，日本统治集团之所以必为此，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种选择不仅透现出日本国家之政略方针的选择，而且透现出其统治集团对于历史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之重要性的一种认知，以及日本统治集团对于通过历史教学塑造日本国民意识的极度重视。

　　19世纪意大利独立运动政治家阿塞利奥曾大声疾呼：“我们创造了意大利，现在我们必须创造意大利人！”

　　这一思想对近代日本人影响颇大。日本著名史学家信夫清三郎在其所著四卷《日本近代政治史》中指出，明治维新的意识形态课题可以分为二：（1）创立新“日本”，（2）形成新“日本人”。前者是民族革命的课题，即建立与万国对峙的中央集权“国家”；后者是资本主义革命的课题，即为了动员人民的创造性和以全体意见支持国家，从而实行意识改革以形成新的“国民意识”。

　　由此反思，我们可以认识到，官修历史教科书是一个现代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它涉及到培育和教化每一个公民对其国家、其历史、其祖先、其民族具有认同感、自尊感、尊严感、耻辱感，亦即形成“国民意识”。

　　因此，历史学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是一门中性的所谓“历史科学”。在主观性的意义上，历史是一种意识形态。黑格尔说：“纯粹直观中的民族精神，就是在历史中所透现的普遍人性。”历史意识构成国民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关系于现代政治国家的某些根本价值。

　　历史认知关系到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乃是一门塑造民族整体人格，表述民族自我意识、自我评价和自我认知的伟大学术。

　　2.现代史学在方法论上存在问题

　　在1949年中国政治革命胜利之前，近代中国人为什么形同一团散沙？因为近代中国缺乏政治国家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一个系统发育进程。自19世纪后半期以来以至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一直陷入于频繁的政治革命和政治运动之中。激烈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导致了国民内部严重的政治分裂及意识形态分裂。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意识分裂导致了民族历史人格的自我迷失。

　　20世纪初叶中国出现了激进的民族历史否定论。当时流行的激进观点如谓，中国五千年史是一部“吃人”史。胡适一派西化主义的“疑古”论者，则根本怀疑中国的全部成文古史体系，认为都是出自莫须有的虚构。晚近又有人模仿日人所著辱华之书《丑陋的支那人》，写作《丑陋的中国人》，将一部中国史描绘成奸母、屠父、杀亲、吃人等等集人间丑恶之大成的自虐、自渎的妄想史。而此书于80年代在国内曾风行一时。二、三十年代，当日本史学界掀起一股“中国古史抹杀论”的时候，章太炎曾说：“欲亡其族者，必先诬诋而灭其史。”痛哉，斯言也！

　　现代史学在历史理念及方法论上也存在严重问题。多年来中国历史学总体而言深受“左倾”阶级斗争史观的影响，具有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特征。这种史观不仅使古代史、近代史教科书体系，显得贫乏、苍白、幼稚、薄弱，而且由于全部历史被描绘成一部“阶级斗争史”，因之古史中的几乎所有重要政治代表人物，都通过阶级分类被异化为所谓“奴隶主代表”（如周公、孔子）或“地主阶级”代表；中国历史因之而成为一部几乎没有伟人和好人的原罪史。在近几十年中，可以说，流行过的三种史观，“疑古”史观，阶级斗争史观，以及晚近颇为流行的“巫史文化”观，将中国历史特别是早期史涂抹得乌烟瘴气。

　　胡适说，“历史是一个任人装扮的小女孩。”的确，历史实体存在的复杂丰富性，以及人类认知的片面性，会导致史学解释难以避免的见仁见智的随机性（即主观性）。在一定意义上，历史解释与文学艺术一样具自由性和创造性。但是历史与国家民族利益直接攸关。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要求必须限制和规范主流历史解释的这种自由和随意。

　　3.“德”具有政治历史内涵

　　中国历史中的政治家常常提出“德”的问题。“德”并不单纯是一个抽象的形而上的伦理概念，“德”也是一个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政治意识形态概念。

　　从商周时期“德”这个概念在古代政治中的起源追溯，《尚书》所谓“天监其德，用降大命，抚绥万方”。“逆德违常，九州则亡”，所讲的“德”，首先是指政德。要求政治家和国民共同承担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正是体现了古代士人对于这种政治公德的自我认知。政治公德是大德，其次才是个人之私德、小德。实际上，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正是体现了国家要求当代中国政治家立政立身必须实践的三大政德。

　　宋名儒吕祖谦曾指出，历史学对于政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观国运之所以兴、衰，人事之所以成、败，人德之所以邪、正，于极微之萌芽，而洞察其所以然”。（《吕东莱先生遗集》卷20）

　　中国是一个具有举世最为丰富的史典文献资源的国家。“惟殷之先，有册有典”，“是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自虞夏商周秦汉以来至今五千多年，中国历史文献具有一贯的线索，年次分明，从来不曾中断。世界上历史比我国古远的国家，如苏美尔、古埃及、摩竭陀（古印度）等，都没有留下如此而数千年一脉相承的系统史籍。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中国这样悠久系统的成文史。没有任何民族具有中国古代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所具有的那样悠远、深刻、富于忧患感的历史意识。这是我国历史在世界史上极可骄傲之点。

　　盛世修史。在当代，我们有必要重新寻求一种理性的历史认知，首先必须寻求对于民族生存国家发展有利的历史认知。

　　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历史哲学，以国家民族意识为本位而同时具有开阔宏大的世界主义视野。已故杰出史传家朱东润先生在所著《张居正大传》书后曾深有寄托地说：“整个的中国，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的时候，总会发见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焕一些，有的黯淡一些。但是每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有更大的期待。努力呵，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一卷，422页）

　　列祖列宗缔造了一个伟大的历史中国。现在必须创造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中国人！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在21世纪世界中的命运和地位，取决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