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宋之变，中国率先进入现代社会——国家货币的支配与以周礼逻辑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开始带动亚洲和世界向现代转变。但货币杠杆终未能撬动国富民强之前途，其根源在于国家能力——基层组织动员制度的缺乏以及货币主权的付诸东流。历史与现实揭示，中国要解决现代问题，就必须有独立的货币主权。

一、唐宋之变：货币杠杆开启现代经济

    早在1000多年前发生的唐宋之变，标志中国已经开始带动亚洲和世界向现代转变，唐宋之变的中国，在很大程度是一个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这是日本京都学派的重要观点，从内藤湖南到杉原熏等几代学者的探索，基于扎扎实实的研究基础。可是，五四以来，我们自己却一直坚持，中国的现代化还不知要猴年马月——时至今日，我们有些学者甚至仍认为中国乃世界上最落后、最黑暗的社会。

    唐宋之变向现代转型的一个标志是：从唐向宋的过程中，实物经济开始向货币经济过渡，国家开始自觉用货币来调控经济，利用货币杠杆调配资源。货币是国家能力的体现，尽管元代曾在王文统主持下也实现了“中统交钞”的50年稳定发行，但宋已是世界上最早、最系统、最完备发行国家货币——纸币（交子）的国家。什么是货币？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的风险首先与货币有关，货币是一个“脱域”机制，它可以脱离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超于时空之上，可以使我们跨地域去支配和调动资源，更可以使我们拥有透支未来的功能，可以“买空卖空”。因此，国家用货币方式，可以超越时空限制对经济、社会进行调控。此外，宋代面临的边疆问题比较严重，战争与国家税收的问题迫在眉睫，从而逐渐形成了通过税收来增加国家能力的思路，这是范仲淹、特别是王安石熙宁变法的重要内容。从官制来看，中国在唐宋之间发生了爵位制度被科举制度全面替代的过程，爵位、宗王贵族开始被科举形成的官职等级所取代。明朝中期以后，国家从美洲进口了大批的白银，可以给官员直接发俸禄，发钱，不需要再用实物（职田）奖励。从民间来看，以前百姓的文化活动无非是祭祖祭神，到了宋代，民间文化娱乐活动日益丰富，世俗文化兴起。

    概括地说，唐宋的现代之变主要由以下几方面构成：交子的产生，从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变；爵位制的退隐和科举制度逐渐成为主导；通过战争税收来建立国家、增加国家能力；平民文化活动的繁盛。仅这几点，当时全世界都没有。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曾以大量史料重现了东京汴梁南渡后杭州的日常城市生活，他连老百姓怎么买水用水，每天吃多少鱼，吃多少菜，都弄得很清楚。他感叹说：当时的经济和生活是那么有格调、有品味。唐宋之变，标志着中国率先走向现代，产生了我们后来称之的现代货币经济和广泛的市场制度（有谢和耐的杭州社会生活研究为证）。而同一时期，人口为6000万，却被分成200多个部落的欧洲，彼此混战不休，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二、朝贡体系：中国推动世界现代化

    中国儒家的政治逻辑是《周礼》，《周礼》的核心是根据周天子与诸侯国之间的“名分关系”来分配官制和资源。通俗而言，可以说就是以亲戚关系治“天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宋代以来，中国将周礼用于处理对外关系，从而形成朝贡体系。若更为通俗地讲，《红楼梦》中的“刘姥姥进大观园”，其实就是朝贡的文学化描述。因为刘姥姥实际上是来要点东西，但是她不说是来要经济援助，而是说来“走亲戚，认亲戚”，所以《红楼梦》王熙凤接见刘姥姥那一段惟妙惟肖的叙述，可以最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朝贡关系。

    中国的朝贡体系，如果最通俗地说，其实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包含日本在内，通过到中国来“串亲戚”的方式，获得经济援助和经济奖赏，或者从事国际贸易。正如刘姥姥带来了许多农副产品，凤姐姐回赠衣服金钱，这其实是经济交换活动。

    而朝贡贸易活动中，中国每次都要给赐一套衣服，这尤其是礼制的体现，好比过节的时候家长领着大家穿着各色不同的衣服，济济一堂，去拜祖宗，靠衣服来区别亲疏远近，这是礼治的重要内容。朝贡国来了，一方面是经济利益的实现（主要是通过规定朝贡路线，以便在口岸进行开榷贸易，并在规定路线沿途进行贸易），同时，最终则是在中国首都通过象征性的礼物交换活动，来举办一个的大团结的仪式。这个过程中，中国一方面开拓了对周边海上，包括琉球、日本等贸易，另一方面，则维护了周边团结与稳定。正是这一套《周礼》的逻辑，驱动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关系的确立，维护了东亚400年的和平。

    按照卡尔·波拉尼的观点，我们可以说，这种以《周礼》秩序为核心的经济贸易关系的特点，正是将经济贸易活动巧妙、然而又是自然深刻、妥当地“嵌入”到良好的社会关系之中，经济贸易活动的目的和底线，都是维护和改善国家和区域之间的关系，这是关键。于是，它一方面默认各个国家的独立和平等，中国不干涉其内部事物，另一方面又根据《周礼》的逻辑，把它们与中国编入了一个远近亲疏不同的关系秩序之中，因此，“朝贡体系”的“远近亲疏”关系，绝对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不平等”关系。打个比方说，我们今天不能因为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更为亲密，就说中国在对待巴基斯坦和印度方面，一个是平等的，一个是不平等的——都是平等的，只是亲疏远近不同而已。自明代以来，中国通过朝贡体系维护着东亚、东南亚海上的和谐关系，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和谐的关系是存在远近亲疏的。比如说，在漫长的时间里，中国与琉球和朝鲜的关系，就比与日本的关系更为亲密，用《周礼》的说法，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处于“五服”的边缘。而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所形成的欧洲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恰恰是以各个国家之间“利益的敌对”为前提的，这里的平等，首先是指武力上的对等，这里的贸易关系，亦是以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为前提，这种名义上的“平等”，恰恰是以取消和平的国际关系为前提的“不平等”。

    人类历史上健康、正常的经济贸易活动，其实都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部分，每个民族，都生产自己最擅长的东西，并与自己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亲戚进行互换、互惠，而不是卖给“出价最高的”，这种贸易是为了把朋友们团结起来，不能单纯因为钱而破坏社会团结，买卖不成，情意还在。同时，劳动和生产活动，是一种成就、一种赢得尊重的方式，为了钱强迫劳动者生产他不喜欢的东西，制造对社会和人类有害的东西，这是不道德的，是对劳动和生产活动的贬低。无论马克思和卡尔·波拉尼，他们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近代以来所产生的资本主义市场关系，是如何以瓦解和摧毁人类的和平、和谐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它把一个远近亲疏不同的自然的社会关系和国际社会，瓦解为“不但是一切阶级反对一切阶级，而且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恩格斯语)的竞争和斗争社会。而这也就是所谓的“全球市民社会”。

    唐宋之变，中国率先进入现代，同时，又用《周礼》逻辑维护团结与和平，推动周边世界展开了最早的跨海洋长途贸易，推动世界率先走向现代。历史表明，中国所推动的全球贸易，自古就是以维护和平、和谐的国际关系为目标和底线的，所维护的周边400年的和平，使得中国没有走上通过战争国债、战争金融谋发展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道路，这是400年来强大、统一的中国与四分五裂、战乱不休的欧洲的基本条件不同使然。中国不会走通过掠夺他人的财富和积累而谋自己发展的道路，这正如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并不拒绝富裕，并不拒绝财富，但中国拒绝为了获得财富，而破坏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而拒绝两极分化，是一样的道理。

 三、货币杠杆与国家基层动员

    中国为什么没有沿着唐宋之变所开创的现代道路，一路走进资本主义，固然是由中国道路的特殊性使然，但中国自宋明以来，逐步走向国家能力衰微，社会组织能力下降，乃至一盘散沙，并在1840年达到低谷，其原因主要在于随后的几次面向现代的改革之失败。虽然货币经济和市场制度较早相继产生，然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了国家能力与基层组织动员能力，治理结构脱节，以至于由唐宋之变的率先走向现代，反而导向了“明清之变”造成的衰败。

    唐宋之变，就是以宋变唐。唐最了不起的是租庸调制，租庸调制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它把户籍、田和税收三者合成一个，按照户口授田，按照田收税。那时，唐太宗手上田很多，每一个18岁的壮丁授田一百亩，其中80亩为“口分”，年老要还官，20亩为“永业”，永远归个人，而且，这一百亩耕到60岁退休，国家就给你养老了，这就是户籍、田、税合在一起的好处。汉以前，中国的税是十而一税，孟子即称道说是王政；汉更好点，十五而税一；到了唐太宗——四十而税一，真是轻徭薄赋。贞观之治，第一条叫均田，每人一百亩；第二条，进士加府兵，破除贵族制。文武两途，过去就是贵族把持，到唐太宗通过府兵、科举，平民子弟可以上去。一个土地平等，一个教育平等，用我们今天来讲，追求资源分配的公平。租庸调制，通过土地制度的平等，通过教育资源的平等，唐太宗把中国历史推向盛唐。但租庸调制的局限性主要在于，唐太宗时候中国人口不多，国家能力很强，统计人口尚能做得到“每岁一造帐，三年一造籍”，可以重新统计帐目，重新授田。但随着人口剧增以及变化，统计户籍的事情不好做了。唐玄宗时，王鉷窃取了户籍管理的要位。王鉷一味聚敛，甚至为国牺牲的烈士，户口也并不注销，继续收死人的税，“以有籍无人者皆为避课”，谁还愿意为国家打仗呢？租庸调和府兵制遂一同败坏。

    唐朝后期，杨炎提出改革租庸调制的两税法，其核心是，既然户口整不清楚，土地兼并又严重，那就只好按地收税，不按人头收，谁家田多谁多交税。但这是消极的办法。国家的土地税，地主可以十倍二十倍的从地租中收回来。地租要十几倍高于于土地税。税收的负担，最后还是落到佃户头上去了。佃户与地主的关系，就好像是家族的关系，宗族把持地方和基层，国家无法深入，任凭剥削兼并，国家不闻不问，埋头收税，至于农民有没有地，小人有没有房，怎么受剥削，国家不管，也管不了，用这个办法造成的坏影响更大。这就造成中国社会治理的“两张皮”结构：上有国法，下有宗法（乡约）；上有国家，下有家族；上有国税，下有地租；上有庸官，下有酷吏，双层绳索，于是民不堪命。

    王安石变法率先通过货币杠杆（宋朝的“公币”）来重新调动、分配国家资源。举个例说，国家想发给农民一个帐篷，来救济灾民，结果都被中途截留。怎么办呢？国家就把钱直接发到农民手里。就像我们今天把农业补贴直接打到农民的卡里一样。青苗法，就是要解决农民撂荒的问题。种子太贵，王安石说，种不起没事，国家先借你钱，收获时候你还二分利息给国家就行了，这其实就是今天的“费改税”。用货币的办法直接补助农民，一竿子捅到底，直接把国家和农民个体联系起来。商人若想哄抬物价，国家也可以用钱采购的办法在便宜的时候买进，贵的时候卖出，这样一举把物价稳定住，这就是货币的本事。再比如说，运输劳役，你不想出徭役，出钱也可以，国家用钱雇人代替你。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用国家货币来调动、分配资源的货币经济。怎么能保证这些措施能得到小民的支持，而不会沦为国家聚敛的手段，有什么可靠的基层抓手吗？由于基层都被宗法和家族把持了，王安石时代，这个抓手恰恰是没有的。

    自上而下的改革最根本的问题是缺乏基层组织基础和动员能力，国家妄图通过货币的手段，直接来面对和组织千百万马铃薯一样的单个小农，中间没有任何组织，这样效率很低，反而把国家的资源和能力耗散了。王安石那一套改革仅仅成了国家的税收手段，通过货币方式，极大程度上扩大了国家征税能力。但是老百姓得到的好处确实没有制度保障。王安石真心想让人民富起来，但他请的那些执行改革政策的人却说，改革太辛苦了，我们想要多捞一点钱。货币杠杆没有造福社会，由于基层没有人民有组织的支持，所以人民究竟是否支持王安石的新政，到头来连王荆公自己竟然也搞不清楚了，结果改革只能靠仁宗一人的支持，仁宗一去，人亡政息，现代化的经济政策没有相应的社会组织保证，这才是失败的真正根源所在。

四、明清之变：货币主权的丧失

    明代隆庆元年，穆宗朱载垕一上台就做了几件大事：把海瑞从狱里放出来，提拔了张居正，而更大的则是开放“海禁”和“银禁”。中国的国家货币——宋代的交子、元朝的中统元宝交钞变成了主要依赖进口的白银，从此，明清两朝皆用银。浙江巡抚庞尚鹏最早主张在浙江收税用银，因为浙江离日本近，日本那时期发现了大银矿，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交接海盗，往来运银，于是浙江福建两省商人手里，有许许多多的进口银子。明朝原是有“宝钞”货币，但这个宝钞谁也不愿用，大家都反对。反对国家货币，这里的根源是国家官员和商人对于国家货币没有信心，也不知道怎么去用货币的办法来分配资源。

    朱载垕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上层的立场改变了。大商人支持用白银代替“宝钞”，国家在商人和上层官僚的强力要求下，放弃了国家货币——宝钞的发行，转而用白银作为流通货币，历史从此发生很大变化。这个变化放在中国，事小；放在世界，事大。

    因为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后，欧洲几乎所有的王室，特别是西班牙帝国一下子都不怕打仗了，一打仗他们就可以放手借钱，因为王室有巨大的财产可以作抵押，这个巨大的财产就是美洲。他们到美洲找金子，结果却发现了银子——世界上五分之四的白银都在那里。

    从1570年开始，美洲白银的五分之四，全部运到中国来了。明朝之后，表面上看国家用货币手段调配资源，效率增加，但是，这确实是以国家货币主权的丧失为代价的。

    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是货币、债务的积累和银行业的高利息。资本主义一开始的积累，并不是资本家延长工人劳动时间这种小小的作弊，如果仅靠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如果就能积累那么多钱，奴隶主早就成资本家了。资本起源的原因是什么？是货币商靠向国家放债进而收取高额利息，在发债当中，所产生的年息债券是资本主义的起源。债务只有放给国家，才最牢靠。譬如，货币商放债给西班牙，西班牙说，你别担心，我有美洲，钱借给我打仗吧。因此就把美洲某一块的贸易权拿去支付利息。放债给国家，不但利息是有保证的，而且借给国家，国家只是理论上要还，但实际永远也还不起，还的只是越来越高的利息。债务不断滚来滚去，结果，债券本身就又可以交易了。地中海的银行家，向西班牙帝国去放债。这是资本积累最早的起源。这些向国家放债的银行家是最早的资本家。地中海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它是从美洲向中国运营的中枢杠杆；另一方面，它是西班牙向北征服欧洲——欧洲最北边就是荷兰——的交结点上，西班牙—荷兰80年战争的核心，其实就是争夺与“西印度”（即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贸易权。因此大量白银和黄金在这个地方储存和停留。

    1567年，美洲是世界白银的出口地，当时正是生产和出口的高峰期。也就是1567年，中国第一次官方决定货币用银，1571年后，以战争债券为核心的资本主义金融业在欧洲兴起。

    漫长的16世纪，世界贸易的主要商品就是白银，白银的生产受供需关系的左右。一开始，大量白银被中国、英国、欧洲等国吸收，但银既然是商品，生产多了，白银的生产价格和货币价格就会拉平。因此，导致白银生产量自然减少。第一次白银开采量与出口量的减少，就发生在1630年到1650年之间。在这个期间，由于西班牙～荷兰战争中西班牙逐渐处于劣势，于是从西班牙美洲经马尼拉运到中国的白银，从1630年起，一下子下降了一半，一开始是白银供给过剩造成的物贵银贱，这个时期却突然发展为物和银都很缺乏，这对明代的经济影响巨大，先是通货膨胀，后是通货紧缩，两者接踵而至。明朝三个最无能的皇帝嘉靖、隆庆、万历（世宗、穆宗和神宗），虽然看起来好像最糊涂，竟然开创了几十年不上朝的记录，但他们的时代偏偏号称盛世。而崇祯皇帝朱由检，励精图治，明反倒亡了。这里的原因，通俗地说就是“改革开放”走过了头，因为他们竟把国家货币主权给革掉了，所以，一旦遇到海外货币供应的大波动，再能干的皇帝也无回天之术。

    1830年以后，世界货币体系，又一次发生了由银本位向金本位的大转化。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1821年，英国率先采用金本位制，由于在漫长的贸易过程当中，欧洲积累了世界上主要的黄金，在非洲的殖民掠夺过程中，英国、法国、荷兰等率先采用金本位的制度。这样造成世界上所有的劣质白银都运到中国来了。本来中国就是多币制（本洋、鹰洋、银锭和铜钱），如此就更加乱套了，与此同时，广东公行的商人大搞投机活动，把大量纹银（白银里最好的库平银）出口到印度，再到欧洲，进行套利。国库纹银大量外流，于是内外交攻，最终摧毁了清王朝的货币体系。

    甲午战争，日本敢于动武，那是因为英国人出钱。英格兰银行告诉日本，我出钱你打，打完之后你直接把白银放到我英格兰银行里，换成英镑生息。甲午战争后，日本要求中国赔偿2亿多纹银，但要换成英镑，存在英格兰银行。日本正是通过这笔款，完成了由银本位向金本位的转化。从1821年到1895年，世界主要列强都完成了金本位制，而中国以白银为主体的“多币制”，却是到1935年民国政府币制改革时才开始废除，但随后的日本侵华战争，打断了国民政府发行法定主权货币的步伐，这就是明清之变和中国货币主权之丧失始末。

    公元1500年之后，通过美洲的白银贸易，中国已被深深地卷入了亚洲和世界经济体系中。确切地说，我们不是没有现代意义的货币经济，而是没有国家货币主权。或者说明朝中期以来，中国国家放弃了主权货币（宝钞），而采用外贸凭证（白银）作为自己的货币。

    货币理论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区分“主权货币”和“外贸凭证”。主权货币是国家发行的信用，以国家税收为基础，以法律为保障，以国民税收来清偿和保证。而历史上的白银和今天的美元则是所谓的外贸凭证，它没有国民税收和国民生产总值的保证，所以就必须以黄金和其他产品和服务作保证。放弃主权货币而采用外贸凭证来调控经济，这就是明朝所做的糊涂事——放弃宝钞，采用白银。明朝中期以后，围绕着外贸经济，富裕地区纷纷放弃种田而改为植桑、织布，导致明王朝垮台的直接原因农业危机和大饥荒，自然是这一畸形发展道路造成，明朝的劳动力工资不断下降，消费日益滑坡，中国没有发生企业革命，说到底，也是依赖白银而放弃主权货币的选择。

    而今天的美元则更不像话。自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既不能以黄金也不能以美国的生产能力来保证，从此不再是外贸凭证的美元，反而成了美国迫使全世界接受的主权货币。也就是说，美元成了美国向全世界收税的工具，美国成了世界中央政府，全世界都成了向它纳货币税的子民。只要我们用美元来支配我们自己的经济，随着美国不断乱发钞，我们的产品就只能越来越便宜，我们的劳动力工资就会越来越低，我们国内老百姓的消费就会越来越少，我们的经济就发展不起来。中国手里有2万亿美元，但我们还是没有钱搞教育、搞医保、搞高科技，没钱提高农民工工资，为什么？最简单地说，是因为我们有美元，但缺乏人民币！

    毛泽东说，中国要解决现代问题，就必须要有独立的货币主权。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提高国民工资，争取在对外贸易中尽可能以人民币结算，实践、落实科学发展观，这需要我们真学真用，敢于斗争，因为这是中国伟大的战略调整，是500年来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