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兽决狱：中国法律的萌芽

相传在远古的氏族社会里，杰出的部落联盟首领舜，委任了皋陶为司法官。皋陶执法公平，正直无私，十分受人爱戴。他平时依靠一头名叫獬豸的神兽断狱。此兽似羊非羊，又与麒麟有些相像，浑身是油光闪亮的青毛，头上长一只锋利无比的独角。神兽性能识罪，凡见人们争讼，便将独角往理亏的一方触去，是非曲直，立见分晓。这就是「神兽决狱」的神话传说。

汉字中的「法」字，古代写作「 」。它的左边从水，意为一碗水端平，公正公平。右边是「廌」下加一个「去」字。「廌」就是神兽獬豸，「去」字象征獬豸用独角触去不直。

尧舜时代的「法」，其实是当时处理氏族、部落事物的一种原始传统和习俗，还不具有阶级社会法律的性质。当人类迈向文明的门槛，原始的传统习俗逐渐转化为具有法律意义的社会规范，成为不成文的习惯法，这就是夏、商、周三代的「礼」，春秋以前的中国社会，习惯法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对后世中国法律的道德主义倾向有深刻的影响。西汉以后，《周礼》的许多原则都被援引入法。如《周礼·秋官》的「八辟」，在曹魏时改名「八议」写入法律，直至清末相沿不改。
因此可以说，在远古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中国的法律已开始萌芽了。

子产铸刑鼎：成文法的出现

当人类踏着血迹斑斑的野蛮之路迈向文明的门槛时，法律就随着国家权力而产生了。夏朝的《禹刑》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法律。不过，那时的刑法是不向广大民众公布的，方便统治者「临事议制」，即临到处理案件时自由议定刑罚标准。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纷纭而充满活力的时代，变法图强成为各争霸国间共同的政治主题。春秋时的郑国，处在秦、晋、楚、卫等大国之间，四面受敌，内外交困。公元前543年，年轻而富有才干的子产被提升为郑国执政。在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政治制度上的改革之后，他于公元前536年毅然把《刑书》铸在鼎上公布，打破了夏、商、周时期刑书藏于官府、不向广大民众宣布的惯例。子产铸刑鼎，标志着中国古代成文法的正式公布。它一改过去「临事议制」的不公正做法，开始一切「事断于法」，进而实现「刑无等级」，具有公平公正内核的真正意义上的「法」诞生了。

23年之后，即公元前513年，晋国将100多年前晋襄公在位时期赵盾制订的 「夷搜之法」 铸在铁鼎上，公诸于世。公元前501年，郑国又公布了一部刑法，因为它是写在竹简上的，所以称为《竹刑》，作者是邓析。

春秋战国时期风起云涌的立法运动，为中国古代第一部成熟与完善的法典──《法经》的产生奠下了历史基础。公元前445年，李悝被魏文侯起用为相，实行改革。他总括各国法律，编成《法经》一书，正式以「法」代「刑」，将「事断于法」、「刑无等级」的法律公正观念正式以国家法典的形式敲定下来。《法经》后来经过商鞅补充发展，成为秦以法治国、并六国一天下的法宝，李悝也成为战国前期法家思想的重要代表。

《法经》分为六篇，它们依次是《盗篇》、《贼篇》、《网篇》、《捕篇》、《杂篇》、《具篇》。立法者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因此将《盗》、《贼》两篇置于卷首。缉捕盗贼的有关规定，列入《网》、《捕》两篇。其它如赌博、淫侈、贪污受贿、翻越城墙、非法聚会等杀人、偷盗以外的各种犯罪，统统归入《杂篇》。《具篇》，又名《减篇》，是对各种罪行就犯罪人的不同情况作出具体规定，即「具其加减」。如犯人年龄在15岁以下者，重罪减三等，轻罪减一等；年满60岁以上者，也从轻判罚。

《法经》是春秋战国之交各国法律的总汇，它总结了整个春秋时期的法学理论和实践，反映了战国初期法律发展中之「重刑轻罪」的趋势。统治者企图以法律的严苛使民众感承其强大的威慑力，通过杀一儆百的方法，达到「民不敢犯」的社会效果。

中国古代法律的典定阶段

商鞅变法使远在西北边陲的秦国迅速强大起来，吞六国而一统天下，法使秦强；而秉承商君遗意的李斯，却使刚刚诞生的秦朝上下积怨、民情激愤，最终被淹没在全国起义的战火之中，法使秦亡。

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命运，使汉朝的统治者认识到只凭严刑峻法，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但汉初萧何等人编定的《九章律》，基本上还是继承《秦律》而来的，要想改变它并不容易。汉文帝即位后，洛阳人贾谊巧妙地抓住了汉朝开国元勋周勃下狱一事，向汉文帝上疏，成功扭转了乾坤  。汉文帝以后，主张以「仁」治国的儒家思想逐渐开始影响中国的法律建制。汉朝的儒士通过以儒家经典注释法律及指导司法判决（即所谓「春秋决狱」  ）等途径，使儒家思想不断被吸收至汉朝的法律中。董仲舒更根据《春秋》中的微言大义，阐发了儒家「原心定罪」  的思想，使之成为实践中国古代司法的一项重要法律原则。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中，儒家开始有系统地修改法律，到隋唐时期，终于完成了律典的儒家化过程。此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法律的指导思想，历宋、元、明、清各朝而不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