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史记》一百三十篇，分五个部分：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总共一百三十篇。本纪是皇帝级别的人，世家是诸侯级别的人，列传是大臣级别的人或者其他有特色的人，表是世系，书是典章制度。也可以把本纪、世家、列传（所谓帝王的家谱）看作人，表看作时，书看作空。《史记》描述时、空和人的关系，是一部整体性的通史。

　　《史记》这本书，可以有三种读法。一种是文学的读法，就是看看其中的人物故事，项羽打过些什么仗，以及鸿门宴之类。文学的读法主要读本纪、世家、列传（尤其是列传），注意的是人物形象的栩栩如生。另外一种是史学的读法，这不单单要了解本纪、世家、列传，还需要了解十表和八书。史学的读法在人物之外，还要注意人物的社会关系，以及典章制度等。还有一种是哲学的读法。文学的读法理解怎么说，史学的读法理解说什么，哲学的读法理解为什么这么说，或者到底想说什么，这就牵涉《史记》本身的象数结构，需要理解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和十表八书之间的关系。《史记》是一本有志之书，司马迁本来就是易学传人，他开创了纪传体来表述他的思想，以后的二十四史基本都是承袭的了。现在一般人读史记》用的是文学的读法，也有一部分人用的是史学的读法，用哲学的读法的人很少。

　　《货殖列传》在全书中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它在卷一百二十九，是倒数第二篇。列传主要按照人物的年代来排列，同时也兼顾重要性。从“伯夷叔齐列传”、“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开始，一点点下来到韩信、张苍这些人，再后来是少数民族的匈奴列传”、“南越列传”，再后来是一些有特殊才能的人的合传，比如“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最后最后，排进去个《货殖列传》，然后用一篇大文章作总结，就是“太史公自序”。一般全书的序都在完成以后写的，古代的序也都是放在最后面，那么倒数第二的位置，也可以说是倒数第一。《货殖列传》在全书就是倒数第二或者倒数第一的位置，好不容易才挤上了这部不朽名著的末班车。倒数位置不一定是最不好的，居末位而不淘汰，也许正说明了它有存在的理由。在《水浒传》一百零八将里面，倒数第二是鼓上蚤时迁。鼓上蚤时迁的地位很低，但是不能说不重要，因为实际上少不了。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对《史记》提出了三点关键性的批评：“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班固的这个批评影响很大，实际上是从他父亲班彪那儿抄来的，原话出于《后汉书·班彪传》，只是在语句上作了一些调整：“其论术学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这里“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批评的是《史记》全书的思想倾向，尤是《太史公自序》的“论六家要旨”。因为《史记》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思想，来自黄老和儒家的结合。而《汉书》班彪、班固父子的思想，则纯粹来自儒家。“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批评的是“游侠列传”，也就是现在的武侠小说之祖。对于安定的治世来说，游侠破坏了社会的秩序，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在乱世也维护了一部分社会的正义。“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反的就是《货殖列传》，他指责司马迁把经济的地位放得过于高了。在我看来，班固的批评是由于他的境界不够，也就是在这些方面《汉书》比不上《史记》。在《汉书》卷九十一也有《货殖传》，其中大部分内容沿袭了《史记》，而和《史记》不同的内容主要就是今要讲的导言，可以代表司马迁的思想境界。这个导言重要的不得了，现在看来还非常新，于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有大作用。这一次讲《货殖列传》，就是想把这篇文章的观念彻底地检查一遍，主要讲其中的经济思想，而经济思想脱离不了哲学。至于哪些地方出产什么，哪里又有了一个发财的人，则可以省略一些。

　　“货殖”这个词从哪里来？最早来自孔子。在《论语·先进》中，孔子评价自己的两个学生，一个是颜回，一个是子贡：“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过去一般人都认为，这句话是表彰颜回，讥讽子贡的（比如《汉书·货殖传》）。我觉得这些解释受了后来儒家观点的影响。在我看来，孔子对这两个学生都是喜欢的，当然对颜回的喜欢还要更多一点。先看颜回，颜回“其庶乎”，他这个人大概差不多了吧。“屡空”有两个解释，一个是空匮，一个是虚中。空匮是从物质方面讲，颜回比较穷，家里没什么东西，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缺油少酱的。虚中是从精神方面讲，指的是心性修养，经常能把自己的心思空掉。我觉得前一种解释虽然有可能是原义，但是后一种解释还是不能放弃。而且深一步讲，前后还可以贯通，因为对于物质的相对匮乏能安之若素，非有很高的精神修养不可。如果比较《系辞下》第五章“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庶几”完全可以相应于精神修养。我觉得“屡空”是一个很好的修持境界，就是经常清理自己的思想，在一生的某几个时间，能够有几次归零。要知道普通人的一生，一次归零都不一定有，一天到晚都是自己的成见。“屡空”是一个在问题中的实践概念，而不是一个完全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往往想象一个空的境界，然后把它提得非常高，于是没有一个人达得到，跟人也就没有了关系。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他不接受关于人生的宿命性结论。中国人历来就是安贫乐道，他不接受这个命运，就是从事买进卖出的活动。亿（亿）通“臆”，就是猜想，那是做生意最要紧的一个东西，也就是所谓“生意眼”。我在这里暂时不用这个词的贬义，生意眼不是需要你抠什么东西，而是需要你有这个判断力，因为人总是不可能达到信息的完全具备。当然一个人占有信息越多越好，但是在信息还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那么发挥作用的就是你的判断力了。同样的信息，如果由不同的人来判断，所得出的结论会截然不同。亿（亿）不可能全准，但是他中的概率要比别人高。子贡判断下来胜多负少，于是财富就积累起来了。

　　孔子当然是欣赏颜回的，但是并不等于他不欣赏子贡，所以一个是屡空，一个是屡中。“赐不受命”一般人认为是批评，在我看来是一种爱护。因为一般人相信命运，而对于子贡这样的人来说，他相信的是这个不相信命运的命。检查儒家对命运的观念，一般认为孔门都是相信命运的，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这句话其实不一定错，相信了也可以安心，但是它是通过子夏之口传出来的。在我看来，要研究《论语》或者孔子，一定要了解学生和老师的区别。而学生讲的往往是大义，老师讲的往往是微言，《汉书·艺文志》所谓“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大义在原则上是近乎对的，至少在一个时间段内，比如说在古代社会是近乎对的。然而大义虽然近乎对，但是把原则说死了，而微言除了原则以外，更有着弦外之音。孔子本人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如果富裕可以求得到的话，那么即使地位低贱我也干，我不一定是不要钱的人。但是下边的这句话，却隐隐约约地有一个命在。如果我去追求富贵，未必能如我所愿，那么我还是做自己内心喜欢事情为好，而所谓求道或者研究学问，这是不受命运限制的。他最后有一个肯定，把经济问题放在了第二位，作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但是他没有说经济问题不重要，也没有用“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来压制别人。在我想来，孔子是欣赏子贡这样一个聪明人的，他对命运的看法和子夏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还是有一点点区别，而这一点点区别决不可忽略。

　　再回过头来看，在孔子的这段话中，有着两条路线。颜回这个人，一门心思朝内走，他对人的心性有一个极大的好奇，非常想看看自己内心到底有些什么东西，以及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一条路线就是所谓内圣，而内圣到达极深处，往往可以跟佛道相通。所以后来佛道中人要沟通孔门，也经常会把颜回拉出来。也就是在颜回这条线上，以后就有人讲，庄子是颜回学派的传人（见钟泰《庄子发微》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页）。子贡这个人，一门心思往外走，想要把自己的天才发挥出来，这一条路线就是所谓外王。所以如果有人搞一个命的说法来限制他，他不愿意听，他也能够得到成功。

　　子贡本人能欣赏颜回，孔子往往也喜欢跟他讨论。孔子知道，如果跟子路谈颜回，子路不一定认可。凭什么具体事情都是我干的，而你们却是最高境界。但是和子贡谈，子贡马上就说，颜回比我好，老师讲得真对，孔子听了也心花怒放。比如子贡说：“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公冶长》）这是发自内心的敬佩，语气非常谦虚。子贡以外的其他学生，比如曾子等人也是认可颜回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出在子贡能欣赏颜回，而欣赏子贡的人不一定能欣赏颜回。因为颜回的“屡空”是看不见的，你看不出他做出了什么事情，他完全是心性的变化。你只有自己在精神上达到了很高的层次，才能知道他这里两样了，那里两样了，里面的东西千变万化，其妙无穷，而这些变化一般人是看不见的。一般人看得见的是子贡通过货殖发了大财，于是大家对这个人产生了兴趣。他究竟是怎样发财的呢，如果我们来依样画葫芦，是不是也可以增加一些财产性收入呢？这就留下了货殖这条经济性的路线。

　　《货殖列传》的“货殖”是什么意思？你买来物品不是为了给自己使用，而是预期别人要使用，然后再转手卖给他，这就是货殖。什么是货？货的大致意思是处于变动中的财物，可以有音训和形训两种解释。从字音上解，货者活也，就是一个变来变去的东西。从字形上解，货从贝化，贝是古代的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货币，贝的变化，也就是买进卖出的活动。什么是殖？殖者，生也，就是所谓将本求利。货殖就是把货买进卖出，然后多了一块出来就是殖，也就是利润或者利息。有人把殖解为立，那么也可以把它作为企业的形象。企业这个词来自日文，顾名思义，企就是站立，这个公司要站立起来往前走，也是一个活的东西。殖可以解作生，这个生为什么重要，就是我们普通人讲的“做生意”。“做生意”中的“生意”，原来是一个有诗意的词，我最早读到还是在小时候，那是《唐诗三百首》中的第一首，张九龄的《感遇》：“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这个有诗意的词看上去和经济活动无关，其实倒可以作为货殖的一个关键，因为一定是一个有发展潜力的行业，才值得你去从事或者投入。过去有一本《黄石公素书》，作者旧题是张良的老师黄石公，其中《安礼篇》有两句话，“富在迎来，贫在弃时”，可以作为“生意”的最好解释。“富在迎来”，富在迎这个正在来的东西，有一个发展，有一个创新。“贫在弃时”，贫在你根本不理解时代，要去拉住一个正在走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个出售辫子绳结的百年老店，但是清代灭亡了，人们都已经剪辫子了，这个店再好也没有前途了。迎来是欢迎要来的新生事物，一个处于上升阶段的朝阳产业。弃时是把落后的东西抱住不放，是一个趋于衰亡阶段的夕阳产业。

　　下边是开篇第一段话。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司马迁一开始引用了一段老子的话，然后直接提出了批评。金克木认为，“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也是老子的话，至少是司马迁解说老子的话。他的理由是，正文先是“老子曰”，然后是“太史公曰”，其间的标识很分明，可见这句话仍然是老子的，这就成了老子在反对小国寡民思想（《范蠡商鞅：两套速效经济软件》，见《文化猎疑》，上海三联书店，1991，14-15页）。这个看法我不完全同意，古人引文没有像现在那样严格，引着引着，把自己的意见插了上去，也相当自然。“必用此为务”以下，应该是司马迁的观点。

　　在今本《老子》中，这段话出现第八十章，文字大致差不多，有几个无关紧要的出入。比如说，“狗”作“犬”，“俗”作“居”，“业”作“俗”，“至”上有“民”字。此外，还增加了原文没有的一句话“至治之极”。大致意思就是在最好的治世，大家彼此都各管各，互相之间也不交流来往。我当年做学生的时候，读到老子的这段话很不理解，就去问潘先生，说老子为什么这么讲，明显好像不大对的样子。潘先生说，老子讲的是另外一回事，不是你现在心里想的东西。当时我大概是没有力量问下去了，所以不知道在潘先生心目中，老子讲的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暂时先搁置一边，现在想下来，从古一直延续到今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趋势，确实可能有一个副作用。对这个副作用有所考虑，决不是开历史倒车。司马迁对老子这段话有批评。他说“必用此为务”，如果一定要照着它来实行，“輓近世涂民耳目”，那么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还要靠这套思想来蒙蔽老百姓，“则几无行矣”，差不多是行不通了。“輓近世”的“輓”通于“晚”（司马贞《索隐》），“輓”也就是近。也有人解释成“挽回”的“挽”，意谓挽回近世的风俗（周予同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37页），那么“涂民耳目”就不通。所谓的“涂民耳目”，也就是愚民政策，给老百姓进行精神催眠。司马迁承认，老子的思想在上古物质不太发达的时候可能是对的，如果在近代再来推行这套理论，在实践上根本行不通。这是《货殖列传》的开场白，用一句话叫破，立了一个论。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

　　司马迁力量大，起首一句，用的是逆笔。这句话非常重要，神农以前，我不知道，也可以反过来讲，神农以后，我全明白了。《史记》参照的是《易经》的古史系列，也就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三代，然后春秋战国，然后汉代。那么要搞明白的是，对于货殖来说，第一，神农以前发生了什么，第二，神农的时候发生了什么，第三，神农以后发生了什么。

　　神农以前发生了什么呢？根据《易经·系辞下》第二章，就是伏羲或者庖牺的制作：“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稍微读过一点古书的人，对这段文字基本上耳熟能详。这是中国人从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对整体知识的分类，总共分成了六大类。“仰则观象于天”，天文学。“俯则观法于地”，地理学。“观鸟兽之文”，动物学。“与地之宜”，一般认为是植物学，现在想来，还应该包括矿物学。“近取诸身”，医学，生理学。“远取诸物”，物理学。目的是什么，“以通神明之德”，了解、认识你自己。“以类万物之情”，对万物有一个掌握。而对六大类的知识贯通在王，王就是所谓天地人的贯通，这是人的第一次真正的惊异和好奇，其实也可以看成一个哲学行动。伏羲在《系辞下》中写成庖牺，也反映了当时的生活状况。庖是什么，熟食。在伏羲的时候，人已经完全掌握了用火。从生食到熟食是一大进步，庖牺的庖暗含了他以前的燧人氏。牺从牛从羊，也就是从渔猎社会转变成畜牧社会。这个牺同时也是牺牲的牺，也就是原始宗教的祭祀。庖牺这两个字，既表示了当时的物质生活，也表示了当时精神生活。而庖牺变成伏羲，是声音的变化。因为庖是重唇音，伏是轻唇音，凡轻唇之音古读皆如重唇（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古无轻唇音》）。要研究人类文化最深入的内容，必然要探索到庖牺时代，“始作八卦”可以理解为简单的符号。

　　神农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呢？发生了两件大事，于是人的生活变化了。《系辞下》第二章：“庖牺氏没，神农氏作。 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第一件大事，由畜牧社会转变成了农业社会，制作了耕田的工具，然后有了一个大发展。从长江流域到黄河流域，把农业社会推广到所有地区，就是神农氏的以教天下。第二件大事，跟《货殖列传》有关系，就是最早的市场产生了。《史记》说“神农以前，吾不知已”，绝非虚言，因为在神农以前还没有出现货殖。而神农的时候，伴随着农业生产的出现，市场交换也同时产生了。“日中为市”，有一个时间，再有一个地点。“致天下之民”，有各式各样的人。“聚天下之货”，有各种各样的货。“交易而退”，完成了交易，“各得其所”，达成了最佳的配置。你是打猎的，我是种田的，但是你也要吃粮食，我也要吃肉，互相拿出来交换，于是市场就出现了。

　　市场是什么？如果用经济学上的定义，所谓市场就是交易的总和。但是我们一般人提到市场，首先会直观地想到集市贸易之类的场所。这样一个空间性的概念，应该就是城市的起源。经常到一个地方去，固定在那里交换，渐渐地会留下一些建筑、留下一些人，这样一点点扩大起来，城市就产生了。当然城市和农村是相对的概念，没有城市也就没有农村，而有了城市农村也出现了。现在所谓的大城市，源头就在这里，就是一点点交易，然后交易交易，一点点发达起来的。当然，随着城市的产生，国家也渐渐产生了，其实都跟经济上的交易有关系。分析中文里城市这个词，城是一个政治和军事的概念，市是一个经济的概念。因为单单是经济活动，说不定会有外部力量来抢劫，为了抗拒外来干扰，于是就出现了城。对于内部维持交易秩序，于是就需要政治。对于外部维持交易秩序，于是就需要军事。用城墙把一块地方圈起来，防止外部的入侵，这就是城邦、国家的起源。

　　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

　　神农的时候市场产生了，以后一下子跳到了虞夏。虞就是舜，夏就是禹，也就是三代的第一代。什么是“诗书以来”，就是有具体的文献记载以来。实际上，在文献逐步产生的历史阶段，也是物质逐步丰富的历史阶段。由此可以推论，没有书读的时候，物质也相对贫乏，而有书读了，物质也就多了。六经的时间序列，《易》始伏羲，《书》始尧舜，《诗》始文王（也包括《商颂》），《春秋》始鲁隐公。“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司马迁用这一句开端，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也给《老子》想象的“至治之极”留下了余地。而“诗书所述虞夏以来”，就是所谓的“輓近世”。

　　还可以有一个补充推论。伏羲的时候已经有简单的符号，所谓“始作八卦”。而在神农的时候要完成交易，也应该有简单的计数。然后一下子跳到虞夏以来的成熟的文献，其间还应该有一个产生文字的阶段。一般认为，汉字产生于黄帝臣仓颉的造字。那么在黄帝的时候产生文字，然后从简单的记事发展到成熟的文献，又有一个大的时间阶段。上边讲“神农以前，吾不知已”，我的推论是市场交易还产生在文字之前，交易的历史就是有这么早，所以说单凭文字消灭不了交易。

　　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

　　耳目喜欢的是声色，口喜欢吃荤的，刍就是吃草的牲畜，比方说牛羊，豢是吃粮食的牲畜，比方说猪狗。欲极、欲穷，正是无止境的追求。“身安逸乐”，人的本性总是好逸恶劳的。以上就是所谓的眼耳鼻舌身，而最有意思的是意，“心夸矜埶能之荣使”。眼耳鼻舌身以外还有一个心，这个地方深之极。这句话如果用经济学的一个概念来讲，我觉得太好了，就是“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1857-1929）写了一本书，《有闲阶级论》（1899，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2005）。他把人们的追求财富，看成了一种表示自己与众不同的心理现象。他说：“一个人要使他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那些漠不关心的观察者，对他的金钱力量留下印象，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不断地显示他的支付能力”（69页）。而消费的重要目的，就是给他人留下印象，花钱是为了让他们的朋友及其邻居妒忌。我这么有钱，就是要做给别人看，没有人看见，就感到不舒服。我们可以扪心想一想，在自己的虚荣心里边，难道就没有显示的成分吗？这种炫耀性消费，对颜回这样的哲人大概起不了作用。对哲人来讲，在生活必需品以外，很少有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且我行不行自己知道，不需要跟别人比较，“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但是一般人没有办法，抗拒不了。平时也不觉得自己怎么穷，但是邻居买了车以后天天很得意地在门前开，那怎么可能完全不受影响。大多数人不可能摆脱的攀比心理，其实也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

　　“心夸矜埶能之荣使”。埶可以看成艺（艺），也可以看成势（势），艺术的艺本意指种田，引申为技艺。技艺比较好的，一般会得到比较好的评价，也会得到比较多的财富。好的评价和财富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形成势。现在流行的所谓造势，就是预先通过形成宣传效应，来影响大众的心理。“夸矜埶能之荣使”，就是我的技艺或者势能比你好，你看我有多么行。“荣使”这个词，很多断句都是断在“荣”字下，我觉得还是“荣使”好。“荣”就是光荣，出于虚荣心，“使”就是颐指气使，出于支配欲。“使”就是可以指挥一些人，于是把“荣”显出来了，这就是所谓权势。如果把“荣使”的“使”断于下句，那么下文“使俗”又不通了，于是有人再改成“便俗”之类，但还是疙疙瘩瘩。我觉得“荣使”好，只要一解释就全通了。“荣使”对于人有极大的心理影响，身后有跟班前呼后拥，不但是光荣，而且也是炫耀。

　　俗之渐民久矣。

　　这就是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秩序（ spontaneous order ），它像一个有机体一样一点一点积累，在不知不觉中自己形成的，不是你用一个观念就能一下子改变的。“俗之渐”在希腊就是nomos，一天一天，一年一年，不知不觉地生长起来的。这样的社会有自然的修复作用，在根基上极深极深，甚至可以关涉于整个的生态。而生态学（ecology）跟经济学（economics）在词源上有联系，eco也就是家的意思。想吃好的，想穿好的，而且心理上还有一个作用，是很长时间以来，一点一点地自己发展过来的。

　　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你想提出一个好的理论，无论佛家也好，道家也好，儒家也好，你把一个非常巧妙的理论来跟他讲，不管有多么吸引人，社会中大部分成员终究不会听信这一套。你一定要向他推广，他也可能服从，但是里边的内容给你偷换掉了。《礼书》记子夏讲，听了老师讲话很振奋，真想做一个好人，但出去看到了花花世界，还是感到了吸引（“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

　　故善者因之。

　　对于最高级的管理者或者是政府来说，老百姓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用不着代他想。“善者因之”，这是道家的思想。老百姓想发些财或者是积些钱，那么他想的就是你想的，你不用另外想一个东西。这非常接近哈耶克，社会发展没有目标，而且不要目标，他的目的就是你的目的。

　　其次利道之。

　　对于好事就多分配一点利益，对于不好的事就从利益上掐住一点，这样会产生激励作用，可以引导社会健康地发展。这句话和上面合起来，就是“因势利道（导）”。但是“利道”已经有为了，因为有利就有不利。道家想象的第一等人，根本不要你去动它。所谓无为也不是不作为，而是完完全全地顺着你，一点都不违抗你。而最后就会发现，你所达到的目的，就是他要的目的。

　　其次教诲之。

　　比如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比如说合法经营，比如说，注意投资风险，等等。比利导之再下一等。

　　其次整齐之。

　　再下一等就是整顿市场秩序。

　　最下者与之争。

　　这是最下一等了。如果政府也参与做生意，谁做得过你。所以现在政企要脱离，裁判员不能兼做运动员。

　　如果用中国传统的概念来分析，“善者因之”是道家的上乘，“其次利道之”是道家的下乘，“其次教诲之”是儒家的上乘，“其次整齐之”是儒家的下乘。这四种应对都是对的，就是适应的层次不一样。但是无论如何，最下一种应该排斥掉，因为会出大问题。看不惯别人赚大钱，我也来赚，于是把社会弄坏了。我们现在大概是想办法断绝掉最下一种，直接做的就是第四个层次，而试图努力想做的是第三个层次。最上边的两个层次太理想了，我觉得不大容易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