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中医》这部书是悄悄热起来的。那时书出之后，没有什么大的宣传造势，我也因为忙于别的事情，到处出差，连原先心里计划好的想针对这本书去做的一些话题，也没有能够做。但是，市场传来的消息却出奇的好，一版半个月就脱销了，然后连着是二版、三版……后来凤凰卫视的梁冬看了这书，在他的节目里做了一期介绍，这书也就更多的为人所知了。

　　近来得到一个消息，说梁冬忽然辞职，拜邓铁涛老先生学中医去了，并说此事跟他读《思考中医》受到的触动有关。这事儿我想了好一阵，觉得怪有意思的。我把这消息告诉给另一个朋友，问他有什么感觉，他信口说道：“觉得是传统文化的感召力……”这答案，在文化人听来自然是很文化的。但在这“文化”泛滥的年头，它不免也显得十分空洞。因为据我所见，近二十年来，文化界有两个始终时髦的后缀词，一个是“文化”，另一个是“美”。简直弄到了在任何一个名词或者是形容词后面加上这么个“后缀”，就可以创出一个新兴概念甚至是新兴学科的地步。所以“文化”似乎只是在事实中才是坚硬的，一旦进入语言，就变得十分空洞。

　　但梁冬辞职这件事，看上去似乎还真跟传统文化有关。他甚至让我感到了一点殉道的感觉。

　　我们的传统文化在今天这个时代的处境其实是蛮可怜的。就说中医吧，解放后，好像给它的地位挺高，又是“中西医结合”啦，又是“中医药现代化”啦，似乎是跟西医、现代化平起平坐。但背地里使了一招黑手，把中医的魂拿掉了。拿掉了魂之后，再给它一个名分，好像是当家作主的样子，其实呢，不过把中医当成一件玩偶罢了。所以我当初刚联系到《思考中医》的时候，刘力红寄了第一章来，我仔细看了，看得有点感动。后来见到刘力红，我第一句话跟他说的是：“你心里是有气的。”他当时笑而不言。我说的“气”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是气愤的气，然后才是志气的气。后来我又接触过两三个中医人士，都感觉到他们身上有这种“气”，可见不是个别现象。我把这叫做“传统的愤怒”。

　　我们的传统在今天是愤怒着的。而且，它也有愤怒的理由。

　　前阵子见到吕嘉戈，他是老中医吕炳奎的儿子，现在也在搞中医。他谈了很多吕老先生生前的事，多是一些为中医的命运抗争的事。吕嘉戈认为，要复兴中医，首先要复兴中国文化。他也正以此为职志。但我总是觉得那前景很渺茫。中医的被打压和被损害，不仅来自观念，也来自制度。这就很可叹了。因为有些传统行业是已经失去了竞争力的行业，比如昆曲、京剧，所以说它们是国宝、是国粹，要保护和大力普及它，这没什么话可说。但“保护”的潜台词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想过没有？我想了很久，后来想明白了，——所谓“保护” ，其实就是把被保护者化石化。所以，说要普及、推广京剧这话，其实是很可笑的。因为它在现代生活中确实已经没有竞争力。何况只要是“宝”，也很难推广，比如说熊猫，它是国宝，没错，但你假如来个推广，让八亿农民家家猪圈里都养上几头大熊猫，那它还是宝吗？还要你去保护吗？但是中医不一样，它是在今天的生活中仍然具有竞争力的一个传统行业，可你偏不让它去自由发展，一下要拿这个去“结合”它，一下又要拿那个去“化”它，横竖就是不让它做它自己。这也就怪不得传统会满怀愤怒了。

　　《思考中医》出来后，我比较注意中医的话题。我看见网络上很多关于中医的讨论，看了半天，发现在中医问题上的两种观念的冲突，其实是“科学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冲突。否定中医的一个最大的理由，就是认为：中医不科学（或者说中医不是科学）。而对中医如何不科学，则只有些简单的论证，或者干脆不论证。这是很可怕的。我不是一个反科学人士，但我确实感受到，“科学”在当代生活中的确具有某种霸权性。谁给了某些人无需论证地去否定一件事实的权力呢？好像就是所谓的“科学”。我说它是“所谓的科学”，意思是他那个心态里藏着一种莫大的迷信——对“科学”的迷信。这种心态其实很不好，在它孔武有力的面孔背后其实很卑微，它把科学绝对化了。

　　其实，是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所谓“科学”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是中医界的人士，我就干脆承认：是的，中医就是中医，它不是科学，但它有用。——我看，对于实际生活来说，“有用”比什么都重要，名分反而是很虚的。就像你跟一个古代的人，各各拿了一把尺子去量一块布。他说那块布有一丈，而你量出的却只有七尺……谁对谁错呢？实际上，这里面没有是非问题，只有尺子的问题。但我们今天的问题可能更严重，这种严重性在于：我们自己手里没有尺子。这种手里没有尺子的情况到处都存在。西方的先哲，那个叫黑格尔的人不是说嘛，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这话让不少国人很生气，但回到书房里翻了一遍古书，在那“没有哲学”的指控面前又实在理直气壮不起来，结果一面肚子里生着闷气，一面偷偷摸摸地去古书里抠出一堆勉强能够称为“哲学”的字句，隆重的端将出来，说：“喏，这不是哲学吗？”可是，尽管嘴里硬，心里毕竟还是虚，所以把“哲学史”三个字，改成了“思想史”。这本质上还是在别人那名叫“哲学”的一袭长袍跟前的捉襟见肘。西哲强调的是“真理”，也就是逻辑的终极确定性，因为这是他的哲学中的神。所以他看中国文化时，就看出了你没有本体论，或者是把本体搁置了起来。站在他的立场看，这是有他的道理的。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劈头盖脸就表了一个态：本体问题不用去谈它。——不是这样吗？但我们如果把这话换一种表述：终极确定性是不可能的。那么，问题是不是就会变得明晰一点了？

　　科学是从哪里来的？稍微辨析一下你就会发现，科学其实是从神学来的。在中世纪欧洲人们的心目中，“自然”其实是上帝给出的一个巨大谜面，它的谜底里，蕴含着创造的秘密（在当时，“创造”这个词是有一个神学创世论的背景的）。也正因为如此，圣灵的信仰、泛神的信仰才可能被理解为一种更纯粹的神学态度，进而从教会神学的霸权中突破出来。第一批科学先驱们，他们正是为了揭开神的谜底才找到科学的。所以早期的科学多含有一种神学精神。欧洲漫长的中世纪，持续了千年，它的遗产其实至今犹存。这个遗产倒不是对神的膜拜本身，而是一种目的论的宇宙观。这个东西，很好，也很坏。好的方面是它始终能够建立起一种精神的超越性，或者说，是拥有一种深刻的彼岸关怀；坏的方面，则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思维和观察的开放性，进而，可能就会以技术的形态而妨碍自由价值的履行。所以，科学也是双刃剑，对科学我们一方面要怀有一种价值认取，另一方面也要怀有一种认识防范。欧洲近现代文明其实始终有一句心照不宣的话没有坦率的说出来，这句话就是：理性即神性。人类觉得“理性”本身就是被自己所驾驭了的“神性”，由此才会形成自己就是自然的主人这样一种想象。因此我们常常会在拥有技术的时候自大起来。其实，当我们把技术视为控制世界的手段时，也许犯错的正是我们自己。技术实际上从来就不是捆绑“自然”的枷锁，它只是一个通道，是人与自然联接的一种方式。但人类对待技术的这种错觉是怎么来的呢？恐怕还是从对科学的态度中来的。科学深处那种“理性即神性”的观念，很容易使科学本身成为一种迷信。

　　也许，就是这种科学迷信在剜割着中医，使它生不得死不得。

　　我看到过一种很极端的观点，说中医就是伪科学。这个论点里面，除了科学霸权的心态之外，其实还有一种很有趣的心态，那就是他把科学等同于“真”，进而只有一种唯一的判断，就是真假判断。真假判断又衍伸为是非判断。

　　我认为，实际上的判断有两种，一种是真假判断，一种是结构性的判断。结构性的判断只确定问题在结构关系中的位置，而不确定它的真假。其实，一切判断都牵涉到一个主客观的构成。人不可能对世界进行纯客观描述，知识本身也不例外。这就是真理的相对性吧。但在人对宇宙理解的可能性上，我觉得这里面似乎有一个必要条件，或者说是一种先天条件，那就是：人自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的主观描述本身始终有一个存在论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此在性”。此在也是一种在者。我把这视为一种基础。作为理解的“可能性”的基础，其实康德早就谈过，他认为那是时间和空间。我觉得康德最高明的地方就是他始终把世界看成是“形式”，而不是定在。人类的知识说到底永远只是形式，是人与世界联接的本质形式，而不是纯世界本身。中国古人喜欢讲天人合一，也是说的一种形式。这话固然很高深，但它其实是一句废话，它既是“真”的，也是“假”的，因为它没有说明任何东西。在庄子那里，人是“倮虫”，这才跟“天”合了一。说明什么呢？说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这，其实是一个不存在问题的问题。

　　拿科学来打压中医，用管理技术的办法来管理中医，这行为背后，都包含着某种野蛮性。

　　在今天，站在科学的对面替中医辩护，其实并不意味着就是要反科学。我甚至悲哀的觉得，这都不是一种对中医的内在价值的辩护，而是一种对中医权力的辩护。我曾经在牟宗三的一篇文章中看到过这样一段话：“当年甘地领导印度人向英国争取独立自由的非暴力方式获得举世赞美。一位基督教传教士告诉他：‘你这种革命方式完全符合我们基督的精神。你为什么不信仰我们基督教呢？’甘地的回答很简单：‘我既生为一个印度人便应当信仰我们的印度教；既然我可以根据我们印度教的信仰决定我这种合乎你们基督的精神的革命方式，那我又何必改信你们的基督教呢？’这才叫做真正的民族精神。这才叫做真正的文化智能。虽然只几句平常的话，却是从他真生命中发出来的。他完全不属于任何外在而毫无意义的假借与攀附；他只紧抓着他作为一个印度人的‘应当’，以他自己民族文化的精神与智能肯定他的人格与事业，并以他个人的人格与事业肯定他自己民族文化的精神与智能。”——什么是“民族文化的智能”？我觉得，这一点在今天显得十分重要。

　　中医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它的判断方式，在我看来是立足于结构性之上的。结构性潜藏着无限的可能，所以它又是指向于“可能性”的。中医没有一剂可以永远吃下去的药，药方必须随时斟酌增减。《思考中医》里面有一句令我十分欣赏的话：“开方就是开时间。”这话实在很妙！佛教不是讲“见机说法”吗，说的其实是一样的道理。于是，确定性也许很容易陷入“法执著”，或者叫做“法障”，而可能性呢，在我看来它反而是更开放、更有机的。在中国古代，“自然”这样一个观念是很有意思的，它不是现在所谓的“环境” ，也不是理性层面的所谓规律。“自然”在中国古人那里，实际上表述的是一种纯粹的蒙昧精神，完全没有物化的痕迹。所谓“自然”，所谓“太极”，所谓“道”……这样一些范畴，是不能够论证也无须论证的。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精神称之为对本体的搁置。我认为，搁置并非否定，不是不关怀，也不是忽视它，而是把它供起来。这种搁置只是存在论的一种特殊态度，并没有一个是非问题。蒙昧这个词被贬义化，是近代以后的事情。贬义化完成之后，蒙昧被赋予了某种人格色彩，进而成为了愚昧的同义词。近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实际上都是人格化的实践，有很浓重的历史主义色彩，它失落的是本体关怀这样一个本质。把自然化的蒙昧精神变成一种人格化的愚昧态度，这在精神上是存在着堕落性的，至少是自我矮化了。

　　蒙昧精神的本质是什么呢？我觉得这在我们今天很有反思的价值。在我看来，蒙昧精神是古典时期的人与世界建立的一种信任关系。蒙昧精神的反面，是智巧，道家所谓“绝圣弃智”就是对反自然行经的批判。而这个批判的反面，它的肯定性的一面是什么呢？——并不是“愚昧”，而是回归体验本身。

　　如果我们承认，还不能把医学等同于物理学的话，那么“体验”在医学中是否应该有它应有的位置呢？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