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工厂销售主管乔瓦尼·普拉蒂(Giovanni Prati)称，这些工人当时冲着该部门的意大利经理就过去了。由于与管理人员发生争执，他们于一周前被该部门解雇。

其他意大利管理人员站在他(意大利经理)一边。一场混战随之发生。打斗结束后，3名中国工人因受伤被送入医院。

当殴打事件传遍这家世界最大的沙发工厂时，引起了轩然大波。第二天上午，工人们在（工厂）附近一条大街上举行抗议，生产因此中断。罢工持续了两天，公司损失惨重。

迪高乐纠纷为这家全球最大工厂的投资者提了个醒。虽然迪高乐对于工人受伤引发罢工而接受批评，并承认它还存在其它问题，但公司仍自认为是一个好雇主。

其多数员工每月能赚2000元人民币(合250美元)以上，依地区标准衡量，这属于很高的金额，而且远远高于当地580元人民币的最低工资水平。公司表示，其承担了员工所有的医疗费用。在一个工人流动性很强的地区，许多迪高乐员工都在此工作数年。普拉蒂称：“9年来，我们被政府和工人们视为本地区最优秀的（雇主）企业。”

在珠江三角洲聚集着一批工业城市，它们位于香港以北，生产着中国三分之一出口品。不过，对这个地区而言，上述（工资高的）情况已不足以称得上好了。目前，劳动力纠纷发生周期缩短。4月，Uniden Electronic Products公司数千名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建立工会。该公司是位于深圳的一家无线电话厂，是沃尔玛(Wal-Mart)的供应商。

香港China Labour Bulletin研究主管罗宾?芒罗(Robin Munro)表示：“似乎迪高乐是这样一家公司：它或许认为工人的所作所为还过得去，但下层（工人）的情绪力量确实令其震惊，因为这些情绪没有任何表达出口。”

的确，当《金融时报》在罢工稍后，采访迪高乐工厂时，员工们对可抱怨之处几乎顺手拈来。张泉(Zhang Quan，音译)是泡沫塑料部一名21岁的工人，来自东部的江西省。他说，虽然他在迪高乐工作了三年，每月能赚2000多块钱，但他仍为自己工作环境的安全性担忧。

张泉称，工厂经理们不再发给他足够的口罩，以防止其吸入从泡沫垫子的胶水中散发的有害气体。他同时认为，每月90元人民币的住房津贴也是不够的。他说：“当（再）有什么事情发生时，没人会保持沉默。”

其他工人表示，他们感到管理人员没有听到他们的忧虑。刘华庆(Liu Huaqing，音译)说：“我在这边工作，他们在那边工作。”刘华庆是另外一名泡沫塑料部工人，他负责用胶水将沙发垫子粘进土豆片形状的曲线大套子里。他朝工厂管理办公室方向点了一下头。“没有交流，我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根据中国法律，拥有25名雇员以上的公司应建立一个中华全国总工会(All-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的分支机构。但该法律的执行情况参差不齐。

在采访中，普拉蒂承认，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的交流有待改进。该厂正在雇用越来越多能讲中文的意大利人，并要求工人们建立委员会以便向管理层提出他们的想法。卷入殴打事件的意大利人员已被暂时停职，而且迪高乐已向其员工表示道歉。

该厂也要求进行其首次社会守法审计，这是对其是否遵守中国劳动法规的一项独立审查。对于作为西方服装、玩具和制鞋大型品牌供应商的工厂而言，上述审查属例行行为。

本月早些时候，审计机构CSCC走访了迪高乐。该机构发现了30处值得担忧的领域，包括雇员加班费过低以及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最长时间。该机构称，大约40%的雇员没有上社会保险。CSCC表示，根据一份迪高乐提供的报告副本，工厂时常拖延支付工人工资，而且不能按照中国劳动法规定，保障雇员每周一天的休息日。

在殴打事件导致罢工之前，普拉蒂要求当地劳动部门官员帮助其草拟一份与法律更加一致的工资架构。

但他坚持认为，他的工厂仍比多数企业的情况好。普拉蒂表示：“在中国，确实有一大部分工人没有受到应有的对待。”

这可能非常正确。过去两年中，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工厂已发现，要吸引并留住雇员越来越难——劳工权益倡导者将这种人力短缺归因于经常性的工资克扣以及经理人（对工人）的恶劣对待。

政府研究人员估计，该地区短缺工人约有200万。（工人）流动 率也在上升，好一点的工厂每月流失几个百分点的工人，其它公司的更换人数更多。

而普拉蒂坚称，迪高乐在吸引和留住工人方面，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