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发源于老子的道家一派之学的观念之成立，是在汉初，即公元前二世纪前半期。在先秦末期，老子之学、庄子之学已经开始了，而宋妍、慎到等若干家含有道家色彩的学术也已存在，这是已经清楚的，但若把它们全都看作是在老子影响之下而产生的诸学，而意识到以老子为中心的更大的道家系统之一派之学，则是在汉初。作为此学的经典而成立者就是《老子道德经》。尤其是在先秦末，像是已经存在着若干种的老子之书的样子，但它们与现存的《道德经》，只是一部分是一致的，还有相当程度的不同。我称之为原老子。与此相关联的，《道德经》的作者，作为道家学派的祖师，作为偶象的老子之传记，被合编为一，也是在汉初，像《史记》老子传这样的东西，就是反映其成果者。
总之，道家的观念，道家的经典《道德经》，道家的开山祖偶象老子，它们的成立，都是在汉初，当时尚不一定有道家这一概念及其内包、外延、特别是在其内部的系统构成，关于此事容于后述。 而道德经的成立也还是与原老子的某一者并存着的（例如，《淮南子》中所见的对于老子的引用，其语句的顺序和字句的末端，都与今本道德经不同，如果除了此点外，大体上多与今本道德经一致了。若结合《史记》老子传所说的“上下篇”“五千余言”来考虑，可以认为道德经是已经成立了。但犹有一部分与今本道德经不同，这可解释为原老子的残存。道德经在其后更经刘向的校，再到魏晋之时，这一时期内又有若干的整理，才成为今本的样子。）
总之，此时的道家、对于老子的看法、老子之书的面貌，都与后世有着一定的差异。以后又经过历史上的若干变迁，至魏晋才大体上完成了后世所见到的道家概念和《道德经》其书的形态。在这期间－－两汉四百年间－－老子之学的变迁，是本文所要究明的内容。
二
先来看汉初的老子系统的学问。《史记》的老庄申韩列传，司马迁所以将此四人合为一传，其理由，我想就是庄周以下的三人之学，毕竟都是出自老子之学的。史记这样说：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其学无所不闻，然其要本归老子之言，……以明老子之术……
申不害者，……申子之学，本於黄老，而主刑名，
韩非者，……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於黄老。
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於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敫（加石旁）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在《史记》的自叙传里，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论天下的学术时，分之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又称道家）六家，司马迁为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司马谈在六家之中，以道家思想为最优，据他们的说法，老子与庄子都属于道家（注１：在淮南子要略篇中，也能看到老庄的概念。），而申子与韩子属于法家。也就是说，在老庄申韩列传中，他们是一个系统之学，而在自叙传里则分属道、法两系统了。我想这两个看法，是因为立场互异的，前者是说庄，申，韩之学出自老子，即是一种发生的看法，而后者是从结果上来对天下的学术进行分类，而要从根本上比较相互之间的长短。
在《史记》中，另有“黄老”之学散见着。如在老庄申韩列传中，说到庄周时说“其要本归於老子之言”，又说“以明老子之术”，而对申不害和韩非则说“申子之学本於黄老”，“韩非……其归本於黄老”，用了“黄老”两字，此事值得注意。又在曹相国世家中说：
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其治要用黄老术……
又在乐毅传中说：
乐氏之族，有乐瑕公，乐巨公，赵且为秦所灭，亡之齐高密，乐巨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太史公曰，……乐巨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巨公，乐巨公教盖公，盖公教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据此，以黄老或黄帝和老子为二大学祖的这一学问，其学统是出自河上丈人的，在这一系统中，不见《庄子》。因此，此学在秦汉之际象是相当盛行的，除了乐瑕公、乐巨公、曹参等例之外，也不乏一些爱好者，如：王生（见张释之传），田叔（田叔传），汲黯（汲黯传），郑当时（郑当时传）等，另在儒林传也说：
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武安侯田分（虽虫旁）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
可见在统治阶层也有此学的支持者，对于政府也成为政教上的问题了。
老庄申韩列传是从出自老子之学的角度而将四人合为一传的，而对庄子之学不言其与黄老有关，单说它出自老子，而在讲到黄老之学的传统的乐毅传里，又出现了河上丈人的名字，在此一系统中也不见庄子之名，所以可以想见虽然是同出于老子之学，但后来的系统上，也是各不相同的。申子韩非等法家之学中，有一部分是受了老子影响者，据今所存的申韩之著作也可明确地看出这种影响，而老庄申韩列传中则说它是黄老之学，而在乐毅传中所见到的黄老之学的传统中，却不见二人之名。这，据我看法，就是如下之事的反映：法家之学实不是出自道家的，而是和道家分别兴起的一家之学，在秦汉之际黄老思想兴盛之时，受了其影响，而利用黄老哲学，以自己的法术主义的立场为其基础的（注２，见拙著《法家思想的研究》附录《韩非子考证》）。又例如，见于庄子中的老子之言与见于韩非子的老子之言， 是不一致的，概韩非子一方更多地近于今本道德经，这也许是因为：韩非子后学所见的黄老系统的原老子之文本，和庄子后学所见的原老子的文本，乃是不同的（注３：见本书第二篇《老子的成立》第一章八）。此也还是当时的老子之学不是一个系统之事的暗示。
关于以老子为学祖的学问，在同一个《史记》中就有着三个不同的说法，混杂在一起，这个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史记》的立场并不彻底－－史记随处都有这样的情况－－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是因为比较地反映了当时的实状之真相，反而可以说是《史记》的长处。即这样的记载反而是如下事实的证据：在当时（即公元前二世纪），已有以老子为学祖的一派之学，而他们的想法中实际上还有着种种的立场，尚未充分统一。若反过来说，如后世所考虑的那样的道家之学这一概
念，在公元前二世纪，还是尚未充分固定的。
那么见于史记中的老庄申韩、道德、黄老这三个概念中，老庄申韩之一概念，虽然分为受了老子的影响的庄子一派之学，和受了黄老影响的申韩二子之学，它们都可以解释为老子之学的分派，所以司马迁从事物发生的角度，就把它们合为一传了，于是成为这个“老庄申韩”的概念。而作为客观的事实，这样的一学派，则是不存在的。而作为六家之学中的一派，道德（或道家）之学之建立，则是出于司马谈从学问论的角度而建立的一个概念，实际上直到当时也不是以一个实在的学派（即具有着通常内容的道家这一学派）－－《淮南子·要略训》中所说的“老庄之术”也与此相似－－。而黄老之学，如乐毅传之所见，因为在当时已经传继了传说性的学统，所以它是在当时实际的事实上成为一个学派而存在的。
但是以上三个关于学派的概念，有一个共同点，即都以老子为其学祖，而且还形成了包括与老子立场相似的学派如庄周之学在内的概念，于是将道家诸学合为一家的“道家”之概念，和显示道家哲学之精髓的“老庄”之概念，就可以说是已处于形成的路途上了。我想，当时天下已被统一，思想界也孕育着综合统一的气运，所以要对所有的学术从一元化的立场来做定位与分类，并作贯通的考察与理解，此种倾向在当时的背景下，应该说是非常深刻的。使老庄结合起来，并与法家也发生了关系，如此形成的老庄申韩之概念，和作为六家之一的道家之概念，正是乘着这个倾向而发生的。而它们被记载在《史记》这样有权威的书中而大大帮助了它们的普及性，更进而推进了不久之后“老庄申韩”“道家”“黄老”三概念加以取舍而融合为一的气运。 这恐怕就是基于刘歆《七略》的东西，所以是在公元前一世纪末形成了的概念。但是如下面所要叙述的，在事实上，整个两汉，“黄老” 学的势力，是道家中最为盛行的，因而，在汉志的道家中，“黄老” 的色彩甚强地显现。而至于“老庄”的概念，则到了魏晋才可以说是完成了的。
三
依据刘歆《七略》作成的汉书艺文志，归属于诸子略的九流中，其第二个是道家，在这里，可以看到史记以来的老庄申韩、道德、黄老等的概念之被整理统合的样子。我想，这个七略的分类，可以说是从学问的立场上进行的分类，决不是单纯的发生学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司马谈的六家之分类是属于同一方向的。但，司马谈以后的百数十年间，有了种种学术上的新进展，还有涉及学问全领域的整理事业之推进，作为这些情况的总决算，而奉了敕命成为一个很大的事业，成为比之司马谈的六家说有更大规模的精细的学问论。而这一学问论所给与后世的影响也是极大的，可以说中国学问分类的基础－－因而也是道家概念的基础－－，就是由此而来的，这样说也不算是过分的。以下将此学问分类中做为一个细目的道家概念列示出来，就是如下的样子，为了便于浏览而加上了编号。
１伊尹五十一篇
２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３辛甲二十九篇
４鬻子二十二篇
５管子八十六篇
６老子邻氏经传四篇
７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
８老子徐氏经说六篇
９刘向说老子四篇
１０文子九篇
１１鋗（金换虫）子十三篇
１２关尹子九篇
１３庄子五十二篇
１４列子八篇
１５老成子十八篇
１６长庐子九篇
１７王狄子一篇
１８公子牟四篇
１９田子二十五篇
２０老莱子十六篇
２１黔娄子四篇
２２宫孙子二篇
２３鶡冠子一篇
２４周训十四篇
２５黄帝四经四篇
２６黄帝铭六篇
２７黄帝君臣十篇
２８杂黄帝五十八篇
２９力牧二十二篇
３０孙子十六篇
３１捷子二篇
３２曹羽二篇
３３郎中婴齐十二篇
３４臣君子二篇
３５郑长者一篇
３６楚子三篇
３７道家言二篇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道家者流，盖出於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於尧之克攘，易之兼兼（加口旁），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通观以上的记事，可知：从１《伊尹》到５的《管子》，此五者事实上都是从战国至汉初而作的书物，但都是假托比之据传说是孔子之师的老子更古的人物之名而作的书，所以，看作是年代最古的书，而放在这个目录的最初。另外，《太公》是兵法之书，《管子》也是内容杂多之书，由此看来，恐怕这五者，都不是纯粹的道家之言。但杂多内容的《管子》中，比较多地含有道家之言，由此逆推的话，此五者大概是含有道家言者。就正是因为这一点，才承认它们的道家思想之源流，而载之于这个目录的最初处。
其次，从６的《老子邻氏经传》到９的《刘向说老子》，这四者，都是《老子》的经或传和说，《老子》是道家的经典，由此可知。
１０《文子》以下至１２《关尹子》三者，都是冠以被传说是老子弟子的人名的书，１３《庄子》以下到２３《渴冠子》这十一者，是《老子》以后的种种的道家思想家之书，２４《周训》在刘向《别录》中说是“人间小书，其言俗薄”，是作为道家的余说，而集中了通俗的道家言之书，所以把它附载于道家的最后。到此之止，是以老子为中心的系统的道家之书。
再次，２５《黄帝四经》至２８《杂黄帝》四者，冠以黄帝之名，其中之一还被称为经（２５黄帝四经），这都显示出：黄帝也是与老子并列的道家的一个祖师，２５《黄帝四经》是与《老子道德经》相并的今之一个道家的经典。而２９的《力牧》注为“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而知是假托之书，直接冠以黄帝之臣的名字，所以就放在冠以黄帝之名的书后。
３０《孙子》以下到３６的《楚子》，此七者，是从六国时到汉武帝时的种种的道家思想家之书，其中的《孙子》是“六国时”，《捷子》《曹羽》《郎中婴齐》是“武帝时”，《郑长者》也是“六国时”，所以《臣君子》或在《郑长者》前后，性质多少有些不同。我想，至少从３０至３３或３４的四个或五个，是在黄帝及其相力牧之书之下相并列的，所以，就象前面的１３的《庄子》以下至２３的《鶡冠子》，在老子及其弟子们的书之下，作为其他属于老子系统的学者的书而并列一样，从３０到３３或３４的四个或五个，就是属于黄帝系统的自战国至汉初的种种的道家言的书。自３４的《臣君子》或３５的《郑长者》至《道家言》的四或三者，就象是前面２４的《周训》作为老子系统的道家言的余说而附载于其系统之书的最后者一样，也是黄帝系统的道家言的余说，而附载于其系统之书的最后。至少３７《道家言》是注为“近世，不知作者”的，所以可能是那样的性质者。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推定以下的事实：
一，汉志的分类，舍弃了把老庄申韩看作一系统的看法。即不把《申子六篇》《韩非子五十五篇》不归属于道家，而归之于法家。在老庄申韩四者之中，只把《庄子五十二篇》看作道家之书，所以，后世成为道家中心的“老庄”这一概念的种子，可以在《史记》和《淮南子》之后就已存在了。
二，汉志的分类，与司马谈的六家分类相同，是从学问立场分类的。但是，在全学问体系中道家所占的比重，则大为不同。司马谈把全部的学问分为六类，而把道德放在第一位置，还把此一家之说视为最接近于完全者而予以重视。而在汉志，道家只是七略中的诸子略之一分科而已，即是九流十家中的一家而已。若除了其中的辑略之外，实际上只分为六略，即六类六略，其各分科的排列顺序，据我看来，是把认为重要的并列在一起的排法，而诸子略在六略中为第二位，道家在九流中也是处于第二位的，由此可知汉志所认为的道家之学在全部学问中的位置。
三，汉志的道家类，是从学问论的立场所看的学术分类上的一个部门而已，且其内容的前半部分，是老子系统之学，在此部分内，只有老子是经，在其后半部分，则是黄帝系统之学，在此部分内也只有《黄帝书》是经。这一事实，可知汉志关于道家的概念，是学问论的概念，同时，其道家的概念从实在的学派说来，也基本上是与黄老之学相当的。在其中间，如前所述的，“老庄”的概念之种子，也已包含在内了，所以可以说汉志的道家，是自《史记》以来的“道家”、“黄老”以 及“老庄申韩”这三个概念进行了取舍和综合之后的结果。可知，道家的概念，到这时，是被统一的，已真正成为一个东西而确立了。更可进一步推定，在前汉时期，道家之学，实质上，是以黄老之学为中心的。
四
以上通过史记与汉书，考察了所谓道家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与之相关联的，是搞清楚了，从先秦末到西汉一朝，道家思想在实质上是以黄老学为中心的。而黄老学，如其名所显示的，黄帝和老子是其其教祖和被崇仰的权威，由此建立的一派之学。然则此两个教祖又是怎样地被认识的呢？而且此二人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关于此事简单考察如下。
为了想见从先秦末到汉初这一期间关于黄帝和老子的看法，《史记》是重要的资料。
关于老子，先秦以来有种种的传闻，而《史记》列传收集这些传闻，而描写了一个理想化的想象上的达人之姿，就是他就成了足以荷负一个大学派祖师之权威之人，而这是超乎常人的理解的理想化的不可思议的达人（见本书第一篇《关于老子的我的看法之出发点》）。《史记》的老子传里说老子为孔子之师，留下了垂世的教训，孔子称他为犹龙一样的人物而畏敬之。传中又说老子又是早就予知周之衰运而避乱于未然的明敏的隐君子，为关令尹喜而书写了《道德经》上下篇五千言。还说他是洞达养生奥义的不可思议的达人，长寿达百六十余岁或二百余岁。这些事迹全不是确实的，总之是被作为是体得了处世和养生之至得的超人而值得万人崇敬的人物。史记老子传就是如此记载的。
关于黄帝，司马迁的《史记》在第一篇的五帝本纪中就载了他的传记，历史就是由此开始书写的。他首先叙述了黄帝即位以前的伟大业绩：
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区虎
至即位之后，则述其足迹遍天下，很好地统一了天下而经营之的事迹，更说：
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动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
几乎天地开辟以来的鬼神、人间、社会、国家、万物等的天下所有的诸秩序，都由黄帝才被整顿好，史记就是这样的观点。关于书写此等记事而对材料的处理方法，司马迁作如下的说明：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闲矣，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据此来看，前面所述的黄帝的事迹，还是选择了比较雅训的材料，此外，尚有许多荒唐无稽的传说，那都是由百家所传承者，但司马迁基于旅行天下的经验，参考各地流传的黄帝之传说，而构成了此传。又据封禅书等，当时的方士谬忌、巫锦、公孙卿等，也都把黄帝立为信仰的对象。可知当时，黄帝是被当作最伟大的生民之祖先，所有的生活秩序之创建者而被尊信的，这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普遍的事，据这些材料是可以推想出来的。但是，这样的黄帝之尊信，已经
在战国中末期之际，就已发生了，史记的孟子荀卿列传中，介绍了驺衍的骇倒一世的有名的学说，以下的说法可为一证：
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於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几（加示旁）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
我想，从先秦末到汉初之时，将这种广泛赢得了一般人的尊信的黄帝，与道家一派的老子相并列，而仰之为学祖，此事就与儒家把孔子作为学祖而更远溯其渊源至尧舜，墨家以墨子为学祖而溯其渊源至夏禹一样，它们都是为了在内容上强化老子的权威，而更借黄帝的权威附加其上的。即，老子的权威，在于：作为人间的处世和养生之极致，而强有力地表示那是与宇宙本体的道的作用相同的。但为了补其缺而更把它强化之，就将当时普遍尊信的视为历史之根元、社会秩序之渊源的黄帝之权威取来，使黄帝与老子并立，由此而要建立更完全的权威。于是，黄老之学就在这样的权威之下而张其门户了。
要之，从战国到汉初，儒家以孔子和先王以及后王为其学祖，并神圣化之，整备了六经，作为其学术的根据和权威，将此明示于天下，而要与之对抗，阴阳、墨、道、法、杂等诸学，也亦各自致力于他们的权威与所依据的经典之建立，就在此时，黄老学派就把黄帝与老子并立起来而仰为学祖，编述了《道德经》和《黄帝书》而作为所依据的经典。但是在此场合，《老子道德经》的一方，到汉初才很好地完成，乘着当时恰好发生了的道家的诸学说之统一之气运，于是成为了道家之学一般性的经典，但黄帝经的一方，作为道家的一般性的经典是至何时才完成的，还是疑问。这就像儒家的六经中乐经竟以未完成而告终一样，《黄帝经》也至少是没有像《道德经》一样地达到完成。
五
汉武帝定儒学为国教，罢绌了百家之学，此后，国家的政教就全由儒教主义而建立了，经学作为思想界的王者，而君临于思想界。在此时，道家之学对于儒学，能保持其立场者，只是其特异的本体论、人生观、处世术、养生法等等方面，而在国家政教的指导原理的优劣上，事实上终究不能成为儒学之敌。就权威而言，黄老所具有的黄帝的权威，是其背后所具有的当时普遍的黄帝信仰。
(木村英一(1906—1981)，日本学者、中国古代哲学研究家。京都人。1930年京都帝国大学支那哲学科毕业，赴中国留学。历任京都帝大讲师、京都帝大人文科学研究研究员、大阪大学教授、大阪大学图书馆馆长、追手门学院大学教授。1950年至1952年参加收集中国风俗习惯资料工作。1954年至1961年参加编集《书道全集》，负责《南北朝书道》、《唐代书道》、《唐·五代书道》、《宋代书道》、《元明书道》等卷的解说。1962年至1966年参加“六朝至唐中国思想界若干问题的综合研究”项目。1965年作有学术报告《儒家的良知的认识论》。1970年获大阪大学名誉教授称号。1970年至1972年参加编译《(增订)中国古典文学全集》，主编第三卷《论语》。1973年至1975年间，于“怀德堂讲座”主讲《新的中国文化与古典》、《中国的思想革命》。曾任东方学会常任评议员、日本中国学会评议员兼专门委员、中国语学研究会会员、东洋文化振兴会会员、日本道教学会会长。著有《中国的实在观的研究》、《法家思想的研究》、《中国民众的思想与文化》、《中国固有思想中舍身和祈祷论》、《慧远研究——遗文篇》、《慧远研究——研究篇》、《伊藤仁斋集》、《中国哲学史的展望与摸索》、《孔子与(论语)》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