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全面调整各项经济政策、发展自主创新型经济

　　中美之间经济关系的调整及其相应的政策主张的实施，必然造成出口的减少和与出口有关领域就业岗位的减少，因此，对外政策调整必须制定出相应的国内政策进行配套，以便实现整个产业结构的有效转变。这个转变意味着自对外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结构开始从“佣人经济”向“主人经济”的转变。

　　为了理顺中美经济关系、调整经济结构、增加国内就业，化解转型过程中的增长压力、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中国的对内经济政策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调整：

　　1、各级政府和企业必须明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途径和内涵，改变空谈的现状，真正实现中国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

　　几十年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但转变发展方式的目标始终漂浮不定、内容始终变化不断。从“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到“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从“坚持外延型型扩大再生产”到“发展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从“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到“发展内需拉动型经济”，可以发现，发展方式一直在改变、宏观经济一直在调控、现代化的目标一直没有实现。迄今为止，我们仍然没有明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和途径。因此，所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需要明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内容和途径，并纠正有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的错误理解和错误认识。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只有一个目标：更好更快地实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而不是把工业化理解为“工厂化”和“开发区化”、把现代化理解为城市化、城镇化和房地产化。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只有二条途径：一是让本土资本拥有各个产业、各个行业的技术创新主导权，并利用技术创新主导权开展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竞争力；二是让本土资本能够有效控制流通领域的渠道和网络，从而能够拥有原材料采购定价权和产品销售定价权，并利用流通领域的定价权提高产品附加值。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容是五个方面：其一，本土资本主导或控制着国内所有的产业部门；其二，主要的产业部门拥有国内技术话语权甚至全球技术话语权；其三，主要工业原材料的采购和主要产品的销售，拥有拥有国内定价权甚至全球定价权；其四，出口产品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和产品附加值；其五，国家、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拥有可持续的良好的经济回报。

　　迄今为止，全国上下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途径和内容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以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次沦为空泛无物的党八股口号。我们需要在明确了经济发展转变的目标、途径和内容的前提下，制定产业振兴计划和政策、开展产业投资和结构调整。

　　2、通过加大投资，大力发展国民经济体系中滞后的产业部门来增加社会就业。

　　目前中国发展最滞后的地方是农村、最滞后的部门是农业、最大的低收入群体是农民。我国学者蒋庆在贵州乡村感叹道：“我也没有想到农村会这样凋敝，这里的村寨已经有初中生吸毒了，已经没有什么社会组织了……”(详见李响的《一个儒者的现代突围》，《文化纵横》2010年8月)。面对这种局面，有关政府部门试图投资5万亿发展所谓新能源产业，显然是十分错误的。如果正视现实，可以发现，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不仅造成巨大的城市就业压力，而且使中国未来进一步实现工业化缺乏坚实的农业基础。长期来看，“三农问题”不仅属于直接影响工业现代化的发展问题，而且属于直接影响人民生活的稳定问题。

　　与中国的做法恰恰相反，美国联邦的财政资源不是倾注于“铁公基”和所谓的新能源，而是倾注于农业部门和军事部门，以此获得全球农产品话语权和全球能源话语权。农业同样是美国经济的基础、是美国工业体系的基础、也是美元的信用基础之一。美国农业属于高耗能、高耗水、高效率的石油农业，其生产的产品和转基因种子属于非绿色、不健康、环境隐患巨大的产品。中国既没有条件发展美国式的石油农业，也没有必要牺牲自己的资源和耕地去生产低附加值的工业品来进口美国的转基因产品、更不应该支持美国的农业产业集团打败自己的农业产业和剥夺本土的农民。

　　中国必须放慢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步伐。大跃进式的城市化和城镇化一方面造成农业劳动力的匮乏、大量耕地撂荒或被挤占、农业资金转移到城镇房产等领域，另一面造成城镇就业压力增大、环境治理压力增大、教育卫生医疗压力增大。

　　大豆、玉米、大米已经开始依靠进口。中国粮食和油料作物开始依靠进口，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这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城镇化是建立于流沙之上的海市蜃楼，随时可能坍塌。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一种因果关系，其中，工业化是因，城市化是果。假如背离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水平而为了房地产商利益、建筑商利益、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利益而大跃进式地盲目推进城市化和城镇化，那么，中国必将逐步陷入就业危机、能源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和社会危机之中。其实这些危机已显端倪。

　　今天我们已经发现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出了偏差。我们把追求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的历史使命误读为那些缺乏核心技术的世界工厂化、房地产化、城市化、城镇化和市场自由开放化。现在地方政府高举着城乡一体化的大旗，怀着增加土地财政收入、大搞政府形象工程的企图（实际上，多数政府形象工程就是“洗钱工程”），试图通过消灭农村、消灭农业、消灭农民的方式解决“三农问题”。这无疑是自私、短视、后患无穷的做法。解决“三农问题”对于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为此，各级地方政府和商业机构必须停止一切掠夺农民、破坏农业、消灭农村的做法，同时，应该通过“农民组织化、农业科技化、产品分类化、服务网络化、乡村宜居化”等政策措施来减轻城镇就业压力、增加农村和农业的就业机会，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改变农业补贴模式，引导农民重新组织起来。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一场解散农村生产组织的“去组织化”改革，而不是一场以新的生产组织替代旧的生产组织的改革，其改革的结果是农民重新成为无组织的个体。随着农业市场的对外无序开放，中国农业部门已经面临着毁灭性的不公平竞争。农民无组织、农业无保护、农村无宜居的现状，怎么可能形成与全球四大粮商和孟山都等国际公司进行竞争的竞争力？怎么可以避免中国的农业、农民、农村被海外资本控制的命运？怎么可能能够形成中国农业的自主权？怎么可能为中国经济的自主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因此，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是提高农业竞争力的前提。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需要改变现有的农业补贴模式，即取消现有的“国家—农民”的补贴模式，改变为“国家－农业合作组织”的补贴模式，引导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以农业合作组织代替农民个体作为中国农村的基本生产经营单位。

　　（2）利用农业合作组织兴修水利、改善土壤、保护环境。我国农村水利失修、土壤恶化、环境破坏与农业“去组织化”的改革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属于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那么，国家用于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方面的财政拨款势必更多地将转变为项目承包商的收入，同时留下一大批的豆腐渣工程。历史已经证明，存在农村合作组织的情况下，国家花小钱甚至不花钱可以办大事；解散农村合作组织之后，国家花大钱却难办事。这就是有组织与无组织之间的差异。历史上，中国社会变革的成功和早期工业化的成功，其根源在于把农村和农民组织起来；未来中国因就业危机、能源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而导致社会动荡和工业化中断，其终极根源也在于“三农”的“去组织化”。因此，应该在恢复农村合作组织、发展本土农业企业的基础上，通过对农村合作组织和农业企业的扶持与投入，提高财政资金投入的效率，修复和建设水利设施、保护好耕地和环境，同时，增加农村就业岗位。

　　（3）以国有资本为主、民间资本为辅，通过整合现有资源和渠道，投资成立不同类型的、专业化的、覆盖全国农村的农资销售连锁企业、农副产品采购连锁企业、日用品零售连锁企业（农村超市）。全国性的农资销售连锁企业必须控制农村主要的种子、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的销售，通过农村的渠道控制来有效阻止海外各类转基因种子在中国的传播。

　　政府决策部门必须清楚，在农业武器化、粮食武器化、种子武器化的时代，控制粮食和作物等种子的传播权比控制土地的所有权还要重要。只有利用本土资本的力量控制了农村各类商品的采购和销售的渠道，才能控制农村市场，才能避免海外跨国资本对中国农村和农业的渗透、操纵和控制，才能落实中央政府的农村经济政策，才能有利于农民的再组织化，才能提高中国农业的定价权和竞争力。

　　当本土的优质大豆产业被进口转基因大豆打垮，当国内玉米产业正在重复着大豆产业的命运，当国际跨国资本开始落子布局和控制东北、华北和中原等中国传统粮仓，当急于招商引资的地方官员对跨国资本的错觉和对农业战略地位的无知，还等同于十六世纪美洲印第安土着酋长对待那些手持彩色玻璃珠用于交换他们的土地、珠宝和香料的西方侵略者的认知水平，中国农业正在走向深刻的危机之中。中国的广大农村是被国家资本和国资委遗忘的领域，这一情景正如当年广大的农村被蒋介石政府遗忘了一样。当海外资本开始重复着我们所熟悉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谁将失去中国经济的永久控制权呢？答案不言自明。

　　各级政府应该了解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常识而摆脱类似于土着酋长的蒙昧，政府必须觉醒，国资委必须觉醒，央企必须觉醒（当中粮集团旗下的企业还在投入巨资在城市争当地王的时候，正说明一些央企已经丢失了它本该承担的历史使命）。国有资本必须大规模进入农村和农业。这本身也是新时期内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增加社会就业机会的客观需要。中央和国务院已明确要求国家资本“要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农业就是重要行业，农村就是关键领域。国家资本必须首先投资、整合、建设和控制全国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渠道、全国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渠道、全国农村日用工业品的零售渠道等“三大渠道”。现代互联网技术和连锁经营模式完全可以实现上述全国性的流通网络建设。这是国家资本大规模进入农业产业和农村领域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全国性的农村“三大渠道”建设有利于扶持和推动农民合作组织和农业生产企业的有序发展，有利于农民的再组织化，有利于优质良种、无毒低毒农药、先进生产工具、农业科技知识的传播，有利于避免海外资本的渗透、操纵和控制，有利于提高支农、富农政策的落实，有利于提高中国农业的全球话语权和定价权，有利于增加全社会的就业机会，也有利于国家资本的保值增值。如果把投入于外贸出口和海外债券的各种资源转投于中国的“三农”领域，那么，将带来中国整体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转变，其战略意义非同一般。

　　（4）通过农村“三大渠道”的建设，借助现代信息化的产品识别技术，建立农副产品差异化的定价机制，提高农民收入。不同的地域、气候、土壤、水质、污染度、种子（非转基因种子或转基因种子）、施肥（有机肥或化肥）、防虫与种植方法（杀虫剂、除草剂的使用）等因素，决定着相同的产品具有不同的产量和不同的品质。因此，需要建立起差异化的农副产品识别体系和差异化的定价机制。

　　政府对于食品安全的管理需要从目前的产成品终端管理模式（即“终点管理模式”）转变为源头管理、过程管理和终端管理相结合的模式（即“全程管理模式”）。这样才能彻底克服目前广泛存在的大米、食用油、乳制品、猪肉等食品的质量危机和声誉危机。全行业的质量危机和声誉危机就是产业危机和政府监管危机。

　　国有资本为主的本土资本必须控制全国农产品的采购、仓储、运输、销售等渠道，同时，将全国各地不同的农业合作组织和各类生产企业，组织和控制在全国性的不同的专业化的流通渠道之内，克服目前小规模、无序化、低品质的生产经营状况，实现信息化、规模化、有序化、高品质化的生产和流通。政府应该以国有资本为主导，建设大网络、组织大生产、覆盖大农业、服务大农村。

　　建设专业化、信息化、规模化、有序化的农产品的生产与流通体系，是有效控制农产品质量和食品质量的基础、也是建立农产品差异化定价机制的基础。这将有利于组织农村专业化的生产，有利于农民的再组织化、农业的再组织化和农村的再组织化，有利于提高好环境中生产的好产品的价格，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有利于提高各地农村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本土农产品抵御外来农产品的竞争力，也有利于增加农业产业链的就业机会、减轻城镇的就业压力。

　　（5）建设宜居化的新农村。农村是水和食物的源头，而不是电子垃圾和城市生活垃圾的填埋场。乡村宜居化不是城乡一体化，也不是农村城镇化、农民居民化、居民无业化，更不是农村经济的房地产化。宜居化的新农村是指：国有资本主导的信息化网络、产品采购和销售网络、生产资料和农资供应网络、农业科技服务网络、乡村金融服务网络以及公共财政支持的医疗教育文化卫生方面的网络，可以全面覆盖中国农村；差异化的农产品定价机制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广大农民的收入；中国农产品和食品以良好的质量控制体系和良好的品质声誉赢得了国内外市场；农村的生产和生活被组织在信息化、有序化、规模化的生产、销售、服务的体系之中。达到宜居化目标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表现为：乡村环境优美、居住条件良好、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持平甚至更高，城市人才和资金开始流向乡村。

　　中国环境与资源的约束以及全球石油能源的日益紧张，决定着中国不可能复制美国式的高耗能、高耗水农业。如果中国追求美国模式而将13亿人口中的98％转变为城市人口和城镇人口，那么，必然引发环境危机、资源危机、粮食危机和就业危机，最终爆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基于基本的环境条件和资源约束，中国必须走也只能走生态化农业和田园化生活的道路，把大部分人口留在农业和农村。这是维持中国农业低能耗的需要、也是保证中国人自己能够养活自己而不受制于人的需要。从这一角度看，保护农村、保护农业、保护农民就是保护中国长治久安的根基。

　　3、深刻理解工业化的目标和内涵，重塑中国的工业体系。在夯实农业基础的同时，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聚焦于工业化的目标和内涵，重塑中国的工业体系。

　　（1）国有资本和国内民营资本应该主导或控制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和服务领域中各个行业的前三名公司。2010年度国务院国资委把企业划分为10个大类、47个中类和97个小类。本国资本应该在每一个行业门类中主导或控股前三名的企业，改变目前大部分产业部门的前三名公司由外资控股的局面。

　　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和国家大型投资公司应该通过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等方式，向不同领域的国有控股公司和民营控股公司提供资金，帮助后者通过自身发展或兼并收购等途径取代外资企业，成为所处行业的前三名企业。对于进入行业或子行业前五名的企业，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禁止被外资控股和并购。本土资本必须成为各个产业、各个行业的主导性力量。

　　在划分自主创新型企业方面，科技部等政府部门需要纠正把注册在国内的外资企业当作本土企业的错误做法。在华外资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不属于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因此，在和平时期，外资企业所有权转移所产生的税收收入不属于中国政府；在战争时期，外资企业技术资产也不属于本国政府的征用对象。可见，外资企业要求政府给予本国自主创新型企业的待遇显然无理且霸道，而各级政府给予外资企业平等的国民待遇甚至超国民待遇显然短视且无知。如果外资企业和跨国公司在华研究机构可以当作本土自主创新企业，那么，只要每个行业引进几家全球技术装备最先进的外资独资企业或外资控股企业，中国岂不是可以一夜之间就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了？

　　任何一个大国经济体必然有“骨干”与“皮肉”之分，其中，本土资本必须充当骨干，外来资本只能充当皮肉。如果外来资本主导了各个产业的骨干部分，那么，这个经济体将成为“无骨经济体”或“软骨经济体”，这种经济模式必然属于附庸经济模式；同时，基于这种经济体特征和经济发展模式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所展示出来的大国政治必然是“无骨政治”或“软骨政治”。因此，中国经济必须警惕“无骨化”或“软骨化”的趋势，某些政府部门必须改变“无骨化”或“软骨化”的现状。

　　（2）认真总结我国在水泥装备、高速铁路、第三代核电设备等少数领域在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方面的成功经验，同时借鉴日本韩国的引进技术的模式，制定切实可行的、相互配套的装备工业振兴计划。每一个行业领域的对外开放和技术装备的引进，都必须坚持“三项基本原则”，即对等开放原则、统一谈判原则、国内资本主导原则。必须避免装备和技术的重复引进；在同等技术水平下，鼓励优先使用国产设备，切实保护好国内装备工业产品的市场。

　　自由贸易理论仅仅是经济强国抢占弱国市场的洗脑工具，WTO规则不过是西方工业国推行贸易霸权的对外手段。在世界经济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信奉自由贸易理论和遵守WTO规则而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无一例外是依靠提高关税、贸易保护来扶持本国幼稚产业的发展、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在首先完成本土市场的占领之后再走向国际化。美国第25任总统威廉.麦金利道出了美国成功工业化的秘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靠的是我们坚持了几十年的关税保护政策”。美国着名政客帕特里克.布坎南总结说：“在由华盛顿、汉密尔顿、克莱、林肯以及追随他们的共和党总统们所建立的关税高墙后面，仅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美国就从一个海边的农业共和国变成世上前所未有的最大工业强国”（详见王荣军《美国有贸易保护的传统》一文）。时至今日，贸易保护主义的各个显性手段和隐形手段仍然构成各个工业强国保护本国产业利益的有效壁垒。中国应该放弃自由贸易的幻想，悄悄拿起贸易保护主义的武器，加快自身的工业现代化进程。

　　4、通过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等多种手段向本土商业企业尤其是各类本土商业连锁企业投放资本金和贷款，迅速占领城乡商业流通渠道，同时，设置各种有效壁垒，阻止外资在中国城乡商业渠道的布局。

　　市场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没有渠道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市场经济。各级政府不计后果地招商引资，鼓励外资商业企业在中国城乡攻城略地，抢占渠道。在他们狂热追求GDP的大脑中已经遗忘了一个简单的经济常识：丢失了中国的市场，就无法发展中国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渠道为王的时代，渠道资源决定着中国产业的生存空间，决定着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

　　很难想象西方国家能够像中国一样如此放任外国商业资本在本土的疯狂布局。当中国商业资本走到欧美日本，发现处处是铜墙铁壁。

　　因此，政府应该从推进中国工业化战略的角度，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高度，推动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迅速抢占城乡渠道资源，主导国内商品流通渠道，避免商业渠道进一步落入外资的控制之中。外资控制并主导了中国本土的商业渠道，将意味着中国本土工业企业和农业企业各类产品的国内定价权的丧失、意味着外资实现了对中国经济的“拉美化”改造，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将陷于无解的困境。

　　为了重新掌控国内流通渠道和商业网络，确立和巩固中国商品在本土市场的竞争力和定价权，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应该做好以下工作：

　　（1）外资商业企业在国内设立商业连锁网点的权限上收至商务部，各级地方政府无权审批流通领域的引进外资项目；商务部将根据我国商业企业在海外有关国家设立商业网点的数量极其难易程度，给予对等的审批条件和数量。商业领域的开放必须遵循对等开放的原则。

　　（2）政府通过加大国有资本直接投资、放松商业贷款条件、降低商业企业股票发行与上市以及并购重组等要求，迅速完成国内各个商业业态的企业在全国城乡的布局，并形成强大的竞争力。

　　（3）、鼓励生产型企业自建销售网络。

　　（4）建立全国性统一的政府采购平台，将各级政府的采购纳入有序的管理，并利用全国统一的政府采购平台扶持民族产业的发展。在同等条件下，政府应该优先购买本国资本控股类公司的产品。

　　（5）外资投资企业不得享受流通和定价方面的超国民待遇。比如，跨国医药企业不得享受超国民待遇的特殊的定价优势；除非存在不可替代等特殊原因，外资企业生产的药品不得进入医疗保险目录；外资企业药品进入中国医保的数量与程序，应该与外国政府部门批准中国医药产品进入该国市场的数量和流程保持对等和平衡。

　　5、围绕国家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战略，理顺和重建立法机构、政府机构和企业组织之间的关系，形成立体化的全球竞争与全球博弈的优势，扭转被动、盲从、迷信的状况，以科技创新能力、工业装备能力、市场定价能力、自然资源的储备能力（而不是GDP总量、城市化人口和外汇储备数量）打造中国参与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竞争与博弈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1）全国人大及其专业委员会需要进入主阵地，主动而积极地参与全球竞争和全球博弈。全球博弈和全球竞争的最高形式是法律、规则、标准之间的博弈和竞争，这也是最高层次的博弈和竞争。如果海外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及其在华的代理人影响、操纵甚至控制了中国的法律、规则和标准，那么，中国的工业化和对外开放已经摔倒在起跑线上。

　　因此，首先，全国人大应该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增设和调整各类专业委员会。各专业委员会成员主要由专门领域的法律专家和行业专家组成。原则上，行政官员不得成为全国人大专业委员会成员。全国人大各专业委员会的法律素养和立法能力应该足以抗衡美国国会及其专业委员会的对华干预。

　　其次，全国人大及其专业委员会应该及时纠正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自我授权、自我扩权、自我越权的状况，防止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基于部门和地方的权利、基于官员的寻租私利而出台损害国家利益和产业利益的政策和措施。各地方和部门出台的规章、制度，需要经全国人大专业委员会审核并出具无异议函之后方可颁布和实施。

　　（2）重新梳理政府职能、重新调整政府部门制定政策的流程。行业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制定行业管理政策和地方发展政策方面，必须充分征求和尊重国内骨干企业的建议和意见，充分体现保护民族产业的意志和要求。在和平时期，民族产业是纳税和就业的主要力量；在战争时期，民族产业是战争动员和战争支持的主要依靠。因此，围绕民族的发展、借助民主的方式、体现民生的利益，应该成为政府部门立规定制的基本原则。

　　各级政府制定的产业发展政策和行业管理制度必须上报全国人大相关专业委员会，在获得“无异议函”之后方可颁布实施。在此之前，行业协会和国内企业可以就上述有关产业政策和行业制度发表意见或向全国人大有关专业委员会提交修改意见或反对意见，以便修改不合理的条款、或阻止不合理制度的颁布。

　　全国人大、政府部门和国内企业之间必须建立起有效的互动流程、科学的制衡机制、及时的纠偏制度。这是保证中国经济少走弯路、不走错路、最终完成新型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制度前提。

　　（3）进一步明确和强调国家资本和国有企业的目标、任务和使命，充分发挥国家资本的主导性功能和国有企业的骨干性作用。

　　第一、，应该纠正理论界和舆论界对国家资本和国有企业的幼稚理解和片面认识，创造一个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如果中国历史可以倒退300年，在国际垄断资本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强调国退民进、发展自由资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今天，在招商引资和无序开放的背景下，国际垄断资本渗透并控制了国内大部分产业部门之后，所谓国退民进的政策主张只能导致国有资本退出、海外垄断资本进入，最终导致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拉美化”。国内经济思想界的混乱和新闻舆论界的无知已经登峰造极，使得国家资本的壮大、国有企业的发展处于不利的“软环境”之中。这种状况需要纠正。

　　第二、在国内所有产业和行业中，国家资本必须发挥主导性作用。在能源、石化、通讯、铁路、国防等领域中，应该进一步扩大国家资本对这些领域各个产业链的控制力。在汽车、电子、机械、医药、物流、连锁商业、食用油、日化等国际垄断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域，国家应该对该产业和行业中排名在外资之后的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进行资本性扶持和政策性扶持。国家资本可以直接向这类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增加资本金，也可以定向购买这类企业发行的债券和可转股债券，以此壮大企业的资本实力和竞争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发挥国家资本主导性功能的载体。吉利汽车通过多种渠道利用国内资本的支持完成外收购，这一经验值得推广。

　　第三、国有企业经营权应该由行政性授权方式转变为市场化授权方式，使国有企业成为拥有人事自主权、经营自主权和资本自主权的市场竞争主体，有效地发挥国有企业的骨干性作用。在体制改革方面，既要反对政府的企业化、也要反对企业的政府化。反对企业政府化和行政化就需要通过科学的途径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所谓“两权分离”就是要做到：所有权归属于国家并由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代表国家负责行使；经营权必须以信托契约的方式和市场化竞标的方式，授予专业化的产业管理公司或信托公司并负责行使。只有实施信托化的国有企业管理模式，才能避免那些变卖企业所有权的改革，才能有效地实现“两权分离”，才能避免国有企业的政府化和行政化，才能提高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才能更好地发挥国有企业的骨干作用。

　　第四部分 改革开放：只是动作，不是意义

　　30年前，我们在危机中孕育着繁荣；3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繁荣中孕育着危机。当这种危机从产能过剩危机升级到货币主导权危机，从城市的医疗、卫生、教育、就业、住房等危机扩展到农村的环境、土地、水利、种子、劳动力、粮食、油料等危机，这表明，我们繁荣背后孕育的危机正在走向系统性崩溃的边缘，宛如舟曲泥石流爆发前的暴雨之夜。在这个关键阶段，美国开始主动调整中美关系，开始主动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方面的收网。我们仿佛手持气球，需要与军舰博弈。在此，我们不能过分地责备“裸官”和明星们移民海外行动所表现出来的江水寒暖的先知先觉，也不能责备城乡层出不穷的抗议、上访和群体性事件，而应该更多地反省我们长期以来执行的开放战略和改革政策。改革和开放只是两种施政动作。任何动作本身没有意义，动作必须赋予意义。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把这两个动作使命化甚至宗教化。必须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火车头不能偏离“两根轨道”：其一是坚持民族、民主和民生，其二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其动力越大，破坏力就越大；其速度越快，危机来临越快。

　　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处理中美关系需要了解美国现阶段的核心利益，避免发生直接冲突；同时，重新回归自洋务运动以来的工业化追求和国防现代化追求，明确新型工业化的目标和内涵，正确认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途径和内容，避免GDP、增长率、城市化、城镇化、工厂化、房地产化的诱惑，在民族、民主、民生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架构之内，清理、整顿、调整和设计改革开放的政策和组织，力求在不多的所剩时间里，扭转国内经济社会爆发全面危机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