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0日，一群中国著名学者聚集北京，干了一件注定要被另一些学者斥责为愚蠢、狂妄的事：他们竟然试图将中国这60年（或者是30年，在年限上，与会学者存在分歧）走过的道路、做过的事，处理问题的思路和方式，总结为一种叫做“中国模式”的东西；甚至还希望通过这种探索、归纳和总结的过程，逐渐凝聚一个思想学术上的“中国学派”，以其鲜明的特性自立于世界思想学术之林。

    这实在是太癫狂，太僭妄了。对于那些脑袋早已被英风美雨冲刷得服服帖帖，思想早已格式化的中国知识界“主流”而言，社会发展中的所有重大问题早已被西方学术理论所解决，剩下来的细枝末节或者所谓新问题，也能从西方主流的思想理论（主要是建构于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宪政民主理论）中推演出正确答案；中国的成绩，都是有限遵循了西方教导的结果；中国的问题，就是没有严格遵循西方道路的问题；部分学者的标新立异，不仅是学术和智力水平的问题，更是道德问题——如果遵循学术求真的目的，而不是另有卑劣用心，只可能得出与他们相同的“唯一正确答案”。

    所谓“狂妄”的另一种表达就是“自信”。是的，2008年12月聚集在一起的这群中国学者是自信的。现实世界中国持续几十年独特而杰出的表现，给了他们这种自信；话语世界西方或者是遵循西方话语的学舌者们持续多年“中国崩溃”预言的屡屡落空，赋予了他们这种自信。用这次会议的召集者、《中国模式》一书主编之一潘维教授的话说：“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成功地走过了60年，却不能给人类贡献一点新鲜的知识？只有缺乏自尊自信才会如此断言。”——既然从西方理论只能推导出中国的崩溃，解释不了中国现状，真正的思想者不可能因为理论而无视事实，只可能选择重新探寻、发现和构建足以解释事实的新理论。于是，就有了这次聚会，有了《中国模式》这本书。

    从2008年12月到现在，短短一年多时间，虽然“中国学派”的形成还只是一个朦胧背影，但“中国模式”已成为响彻云霄的热门词汇。不仅中外学者，包括大国政要，普通民众，都开始接触、了解和正视这样一种概念与事实。究竟是否存在一种“中国模式”？如果有的话，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这些问题，理所当然引发了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

    中国今天的成功是明显的，也是独特的，主要表现为持续多年的政治稳定与经济高速增长。“二战”以后，世界上只有13个国家保持了7%以上的经济增长超过25年，中国是其中之一；人类史上，只有8个国家保持了7%以上的经济增长超过40年，中国也是其中之一。从这样的结果，以及为达成此结果而采取的迥异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经验的路径而言，中国当然构成一种独特“模式”。同时，中国存在的麻烦与问题也是确凿的，包括官员腐败严重，快速加剧的贫富分化，逐年增多的官民冲突，中产阶级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的不满，更有许多人对发展可持续性的担忧，对明天的负面预判，等等。成绩和问题，正是中国特殊路径所导致结果的两个方面。这种路径和结果的特殊性，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

    这种模式由两个基本点构成，即“政治集权”和“经济自由”。正是这两个基本点，支撑了政治稳定、经济增长的中国现状，其间因果，清楚简单。但是，无论集权还是自由，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都具有独特性。就政治集权而言，与东南亚、拉美那些威权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政治权力更集中，统治手段更硬。东南亚、拉美的威权主义，集权程度最多相当于1949年以前中国的国民党政权。其特征是，在口头上不得不认同西方发现的“普世价值”，不得不承认自由、民主、宪政的正当性；在政治形式上，不得不为自己进行这种色彩包装。虽然只是包装，也极大束缚了行动时的手脚。所以，它们在对言论、结社和政党的限制上，在对和平的反对势力之打压上，总是羞羞答答、犹豫不决。

    而中国当代政权则不同，它公开批判所谓普世价值与普世道路，公开拒绝西方的民主宪政模式。在对言论、社会组织包括反对党的控制上，它理直气壮，毫不手软。所以，东南亚、拉美的威权主义最多只能维持稳定局面于一时，无法消弭反对派势力。它们的政治稳定，注定短暂，经不起多少风吹浪打。而中国式集权成功的奥秘在于：它不但能够维持大局稳定，而且能够将反对势力抑制在原子状态——一个没有挑战者的政权，当然能够维持更长期的稳定，并且更有能力应对风风雨雨，就是这么简单。

    维持稳定的方法不止一个，但“足够的集权”却是最适应于当下中国国情的方法。被国际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建构于社会普遍认同基础上的民主政治，受制于经济的发达程度和社会的矛盾状况，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中普遍表现不佳，其成功范例往往只能觅之于经济发达国家或特殊条件下的小国。中国的集权程度足以压制反对势力的滋长，因而得以维持长期稳定。但是，质疑者一定会指出：像朝鲜这样的国家，集权程度更甚于中国，为什么它的治理表现与中国有天壤之别，甚至似乎已难以为继？

    其实，朝鲜高度集权的功效早已充分展现，那就是在远比中国经济落后、民生条件艰苦的情况下，仍然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稳定，其情形类似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集权体制在压抑了反对力量，从而能够经历更多风雨的同时，由于社会内部积累了更多张力，也会制造更多风雨（即困难与麻烦）。当这种“制造风雨”的效应累积到一定程度时，社会力量对比会发生变化，总体效果可能反转，稳定将难以持续。因此，仅有政治集权是不够的，还必须辅以经济上的开放与自由——这是30多年前邓小平发现的统治奥秘。

    经济效率提高的根本源泉，是人的积极性与创造力。所以，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与开放，是保持经济乃至社会进步之长期活力的根本前提。这30年中国社会发生的最根本变化，用《中国模式》一书中房宁教授的话说，就是使中国“从以家庭出身和政治态度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以受教育程度和个人成就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如房教授所言，这既是中国这30年变化的奥妙所在，也是历史上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根本原因。但是，房教授似乎将这种“经济自由”，误读成了“政治民主”。同时，这种经济自由与政治集权在价值取向、操作方向上背道而驰。如何克服此一矛盾，如何把握时刻变化着的“度”，是“中国模式”成败的关键。

    为了经济的自由与开放，中国降低了政治集权的程度，但又没有下降到东南亚、拉美威权主义国家的那种程度，这就是书中康晓光教授所论述的“从全能主义到威权主义”。由此可见，中国在“度”方面的把握诀窍是：在维持足以抑制反对力量的集权程度之前提下，尽量开放经济。在这里，政治稳定优先于经济自由，所以说“稳定压倒一切”；但是，只要不危及“抑制反对势力”这一基本稳定要求，其他方面都可放开。这是邓小平时代的基本逻辑，也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之制度框架下解决内部悖论的方式。既不死守官方意识形态的教条，又不完全遵循西方教导；不是从主义，而是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目标出发，来选择政策与路径，所以被观察家称之为“实用主义”。

    随后，当朱容基执掌中国经济时，发现了一个新问题：市场经济的周期波动特性，使经济增长具有不稳定性，经济全球化更加剧了这种不稳定。显然，经济不稳定不利于政治稳定，中国经济必须打造能够抵御市场周期性波动和外来影响的法宝。于是，在同样实用主义特征明显的朱容基主导下，中国的经济市场化过程很具有“中国特色”。它没有像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那样严格遵循西方教导走彻底市场化的道路，而是通过政府对金融、能源等重要资源及关键行业的控制，使政府拥有了足以抵御市场周期性波动和外来风险的宏观调控能力，从而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连续性。这种政府与市场双重配置的混合特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回归了书中温铁军教授所描绘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立足于市场机制基础上的国家资本主义，不但使中国的经济表现远胜于朝鲜这种政治高度集权、经济高度管制的国家，也优于大多数采取了市场经济模式的发展中国家，不管后者的政治形式是民主制还是威权制。经济的稳定增强了政治的稳定，政治集权又有利于压低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之价格，帮助中国经济赢得国际竞争——在这里，“中国模式”展现了良性内循环的特征。

    足够硬的政治集权，有控制的经济自由，这是近30年“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由于内含政治与经济反向而行的张力，这种模式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导致了社会的结构性紧张。越来越显著的官民冲突和贫富矛盾，都是这种紧张的表现。更重要的是，这种模式还在不断内生自己的反对者——如果不是马克思曾经说过的“掘墓人”的话。

    毫无疑问，当代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意识是抵触和反对这种模式的，主要是反对政治集权。知识界的主体部分，可归属于伴随着经济自由而发展起来的中产阶级，这些人能切身感受到集权对自由的限制与压抑。这种内含矛盾的结构模式，其有效运行的成果之一是，制造了自己的反对者，这是“中国模式”的悖论所在。国内知识界主流对中国现状和前景的判断之所以偏于悲观，即是源于对这种悖论的体认——作为被这种模式扭曲的对象之一，知识分子的反应很难超越自我处境。所以，他们的思想立场与标榜“反集权，反专制”的西方价值观天然亲近，而倾向于无视集权在当代中国现状下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知识分子群体的这种负面观感与抵触情绪，对“中国模式”的杀伤力远甚于其他抵触和反对的力量，例如失去土地的农民，被强制拆迁的城镇居民，被行政或司法不公正对待的平民，等等。后者的力量是零散的，绝对数量也有限；而前者具有信息和话语权的优势，易于凝聚成整体，形成集体行动——虽然这种潜力在行动层面至今还被有效压抑着，但在观念层面早已根深叶茂。更重要的是，伴随高等教育的普及，这是一个正在不断快速繁殖、壮大的群体，他们将在中国的人口构成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量，他们的意志和力量越来越势不可挡。

    正如书中王绍光教授所说：善于学习是中国体制的活力所在。“中国模式”的最新变化是，经过多年观察和准备的胡锦涛，在“政治集权，经济自由”二维之外试图加上第三维“分配公平”，即试图构筑相对均衡的社会利益结构。这既是对“中国模式”这条道路上累积的新问题的对症性回应，更是意图使这一模式变得可以长期持续的根本性尝试和努力。所谓“可以持续”，转换成官方话语即是“长期稳定”。而只有建立在相对均衡的利益结构上，稳定才可能是长期的，可以持续的。胡上台后提出的一系列纲领，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到“改善民生”、“调整收入分配”，核心都是“分配公平”，都是为了构筑相对均衡的社会利益格局。这无疑是对原有模式的重大调整，但其成败还须取决于能否突破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已形成垄断的特殊利益集团之掣肘。近几年来，胡温政府频密推出了多项社会政策，惠及不少低收入人群，但是，迄今为止并没有真正撬动已经成形的基本利益格局。这种调整能否继续深入下去？它最终可以走到哪一步？还有待进一步观察。而这种调整的态度，无疑有利于化解社会内部的结构紧张，有助于安抚其他抵触和反对的力量，但似乎不太可能扭转知识分子主体的立场与看法——后者反感的，主要是政治集权，而不是贫富分化，也不是官方现在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所以，官方借助于其他思想资源包括传统文化所做的意识形态修补，往往收效甚微。

    以上是我对近30年“中国模式”的粗浅理解。我赞成将“中国模式”定位为30年而非60年。因为相对于前30年而言，后30年并不是一种合符逻辑的自然发展，而是一种颇具颠覆性的逻辑断裂。中国第三代领导人的调整倾向，并没有弥合这种断裂，反而印证了断裂的深刻。事实上，除没有战乱、土地国有、更强硬的集权与更发达的经济外，人们很难找到今日中国与1949年前中国有多少重大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说，土地国有制已成为1949年革命的唯一遗产，而这一遗产在今天也摇摇欲坠）。这种逻辑的颠覆，惟有“不争论”才可压制，这也是今日中国政府不得不控制言论乃至思想学术的重要原因。

    这种控制，当然不利于“中国学派”的形成，但它阻塞不了“中国学问”的诞生与挺进。人的思想是最奇妙的，它的速度胜过光，它的力量锐不可当。思想不可战胜的前提是：既不屈服于权贵，也不屈服于权威，唯一服膺的，只有真相与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