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中国，几乎每一个牵涉到毛泽东的话题都会引起热议，其实无论是赞成者，还是用无以复加的恶毒语言诅咒他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只是把他看做是一种象征符号而已。

　　恐怕袁腾飞当初不会想到自己在课堂上的言论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在当前思想界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他很“幸运”地被双方选中，既有很多人赞扬、热捧他，也有很多人批判他，甚至还呈请有关部门处分他。目前，袁腾飞通过网络视频发表声明，表示“相信党，相信人民政府，相信法律给出一个公正的裁决”，这表明“党、政府和法律”已经介入了这一纯民间的争论。尽管这件事情将怎样了结还无法逆料，但恐怕将仍然像以前曾经发生过的类似事件一样，民间力量再次在内斗中两败俱伤，而得益者将是双方都对之又爱又恨的第三者。

　　　　　毛泽东的再造中华之功不能否定，也否定不了

　　毛泽东无疑是影响中国20世纪最为深远的人，是他把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状态的中国重新通过信仰和力量凝聚成了一个整体，建立了一个初期确能保持廉洁并且高度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以此为手段，毛泽东为了急速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甚至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这必然使他“誉满天下，谤满天下”。

　　任何稍有历史感的中国人都能够明白，工业化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为急迫的任务，不如此我们就有可能像印第安人那样被亡国灭种，更谈不上自立自强于世界。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历次反侵略战争中，除了抗日战争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牺牲并在同盟国的援助下取得了惨胜外，基本都失败了。不能说中国军人不够勇猛，也不能是说中国人的爱国精神不够虔诚，这与近代任何一个国家相比都毫不逊色，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建立完整的近代工业体系的中国，在每次战争中都不能给军人们提供与他们的对手大体相当的武器装备。晚清海军看似强大，但那种靠金钱买来的力量对中国来说根本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不仅在日新月异的技术革命中很快就会落伍，而且一旦在战争中遭受损失，很难给予修复和补充。技术越进步，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差距也就越大，表现在军事上，欧洲移民利用火绳枪屠杀几千万手持木棒的印第安人花了上百年的时间，可是如果使用机关枪和其他“大杀器”的话，恐怕几个月就足够了。

　　中国要救亡图存就必须开展工业化，这是中华民族必须完成的任务。可是，落后国家要开展工业化已不可能像早期欧洲国家那样依靠对我掠夺进行原始积累，他们只能通过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国家政权把全国所有的经济剩余集中起来，向国外购买机器设备，为工业化提供原材料等等。

　　这就在政治上向落后国家提出了必须满足的两个条件，并且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越大，这两个条件就越要求得到强化：

　　第一，打破地方分裂状态，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要么像苏联那样由政府直接集中全国资源开展工业化，要么由政府提供国内弱小产业起步阶段所必需的外在保护，典型的如德国、日本；

　　第二，掌握大量资源以及政策制定权的政府必须保持廉洁状态，否则有限的资源会被无端耗尽，某些集团还会勾结国外势力从事危害国家整体利益的行动。

　　很不幸的是，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进入近代历史整整109年的时间内，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晚清中央政府的权威在太平天国之后已严重受损，到八国联军攻陷首都时，东南沿海省份俨然独立于中央。况且此时的大清帝国已进入衰亡期，政治上的腐败不堪只能使它滥用自己的权威，尽管晚清的财富总量仍占世界很大比重，但大量的资源被用于挥霍，而不是去谋求国家的强大和国民的福利，根本无法承担起中国工业化的重任。民国年间中央权威的缺失使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时代，连年战乱不仅无法将全国力量统一起来应对外部危机，有限的资源也都消耗在了内斗上；蒋介石在1930年初步结束了此种局面，但他的统一仍然是极其有限的，有效控制地域仍局限于长江中下游，其他省份处于半独立状态，从时间上看，也仅有短短的几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即被打破，况且掌握政权的国民党受黄炎培“历史周期律”的支配也迅速腐化了。

　　毛泽东的政府之所以在一段时间内能担负此重任，除了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外，还在于中国共产党是近代最富有理想色彩的政治集团。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社会描述的大同前景与毛泽东根据当下形势发展而制定的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实现了完美对接，极大地激发了它的组织成员的活力。虽然间或也掺杂着个人权力斗争的因素，盲目激情的极左政策也造成过严重的局面，但这种理想主义氛围的形成一方面保证了它的迅速发展壮大，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对“历史周期律”的免疫能力，基本使其掌权后的三十年里仍保持了廉洁。这就保证了集中起来的社会资源的有效使用，而不是被腐朽化的官僚集团所无端消耗。

　　中华民族为毛泽东的激进工业化政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毕竟是毛泽东彻底扭转了这个古老民族进入近代后一直沉沦的趋势，为后代留下了航天、核潜艇、原子技术，使我们彻底摆脱了遭敌地面入侵的可能性。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能创立如此之功业者仅寥寥数人而已，而像他那样受到全民族疯狂崇拜的情形，也许以后永远都不会再出现了。毛泽东作为中华民族强势崛起的旗帜不会轻易被人拔掉的，今天那些肯定毛泽东者应该对此有足够的自信心。

　　　　　　　　　毛泽东的双重身份是今天思想混乱的总根源

　　毛泽东是这一体制的创建者，他也随之成了这一体制的符号象征，毛泽东自然要分享这一体制在推动国家工业化方面的伟大成就中最大的一份功劳，但同时他也要为这一体制的内在弊端所造成的负面作用承担责任，不管他本人为此做过什么，也不管他的个人意愿如何。

　　毛泽东大约在五十年代中期就开始注意到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所造成的权力制衡的缺失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革命激情的自然延续固然能稍稍延缓“历史周期律”的可怕阴影，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后果将是不仅他一生所反对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会卷土重来，而且国家民族复兴的进程也会被打破。从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看来，毛泽东的这些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可以说是天才性的预言。改革开放后国门的打开，革命激情很快被世俗性的升官发财欲望所取代。所以他必须在他有生之年采取措施，尝试用群众性的“大民主”来打破官僚集团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地位，最终毛泽东在晚年又成了自己所创建的体制的反叛者。

　　毛泽东的这种双重身份是造成今天一切思想混乱的总根源。他的每一种身份都是真实的，这种真实性在于它客观地存在于社会的不同群体中，每一个群体都只抓住他的某一个方面，而忽视甚至否定与此对立的另一个方面。这是中国的悲剧，这一悲剧现在看来还难以通过自由的辩论来解决，但它最终会在历史的长河中自然消融。

　　　　　　毛泽东热衷于“大民主”，并不意味着他就彻底反对“小民主”

　　在信奉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以及更多的年轻人看来，今天一切体制性的问题都要归结为毛泽东的“错误”，都要由毛泽东来负总责。

　　比如1957年的反右运动，从今天看来，当年那些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都很难称其为右派，甚至他们与后来的毛泽东有不少相通之处。这件事情的起因本来就是毛泽东看到一部分进城干部开始官僚化、腐败化，此时他还没想到用文革那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力图将运动范围缩小，仅发动知识分子对党的工作中的问题提出批评意见。知识分子们所提出的“外行领导内行”问题，就是官僚集团与试图对其权力进行监督的党外民主力量的第一次交锋，如果不是后来的悲剧，此后官僚集团所做出的明显违背科学常识的错误决策完全可以得以避免，大量非正常死亡事件也不会发生。即使他们所提出的“轮流坐庄”也是希望有更广泛的群体参与政府权力的行使，也可以说是对斯大林体制弊端的校正。但毛泽东显然此时还没有把对官僚集团的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问题摆到首位，他担心权力的分散化会妨碍工业化的进程，所以毅然发动了反右运动。

　　但当文革期间，中国工业化已经有了一定基础，毛泽东感到自己时日无多开始反叛体制时，他并没有为与自己此时思想已殊途同归的那些右派知识分子们平反。固然毛泽东和这些知识分子在民主问题上有诸多分歧，但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民主的形式及其范围上，而不是表现在民主的有无上。具体说来，在从建国到他内心开始酝酿文革的大约十年时间里，毛泽东更多地表现出与官僚集团的一致性，他力图通过革命化的共产党“为民做主”，而不是“由民做主”，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们则表现出了更多的独立自主倾向，这种倾向在1957年时不能被官僚集团所接受，这种局面到今天依然没有多大改变，就是毛泽东也不能容忍这种倾向的发展。但随着毛泽东对官僚集团本质的认识逐步深入，并且试图通过内部教育来解决问题的希望破灭，毛泽东也开始诉诸于“由民做主”。这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与1957年“右派”知识分子们在精神实质上的一致性，即他们都对官僚集团不受约束的权力深感不安。但此时的毛泽东又超越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对民主范围的期待，他主张通过人民大众的直接行动来对官僚集团进行监督制约，而不是知识分子们要求借鉴西方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将权力分散化而扩及自身的希望。这也许是毛泽东此时仍不愿意为“右派”知识分子平反的深层次原因，即他们虽然都认为应该扩大政治权力的参与范围，但在这种范围的大小上仍有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在文革期间，直至文革已经结束三十多年后的今天，都掩盖了毛泽东与知识分子们在中国需要民主问题上的一致性。以致给今天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留下了毛泽东发动“反右”、文革都仅仅是为了夺取、巩固自身权力的印象，加深了今天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与在毛体制下政治经济地位都较高的老工人群体以及同情他们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之间的分裂。

　　袁腾飞事件只是已经出现过的他们之间的又一次争论而已。笔者在看了袁腾飞的一些视频，其中牵涉毛泽东的内容并不多，但其对自由、民主的向往清晰可辨。即使那些针对毛泽东的话，并不意味着他们有什么私人恩怨，更多的恐怕是因为继承毛泽东“道统”的现体制越来越表现出封闭性，而且在权力运作方面又严重缺乏透明度，这在任何体制外人看来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少数知识分子的要求，而是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所必需。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形势是一部分掌权者的腐化以及日渐严重的贫富分化已开始威胁社会稳定，社会紧迫问题也已开始从之前的经济发展向经济发展成果的共同分享方面转变。

　　这一次转变的难度将远远大于邓小平在198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原因在于当时除了少数文革造反派之外，几乎所有人都能够从中受益，工人增加工资，农民增加产品，官僚集团的自主权也扩大了；而我们这次的转变却要求对强势集团进行限制，除了其中个别开明人士外，他们是不愿意主动顺应这一潮流的。前一次转变仅有政权上层集团采取顺应民心之举既可成功，而这次转变则要求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参与。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社会利益分层结构已经基本形成，但他们在权力方面是严重不对等的，少数官僚集团与国内外大资本集团相互结成了紧密联盟，相应的农民工、农民以及小资本因经济上、制度上的内在缺陷而呈原子化状态。这种状况在短期内造成贫富分化、内需不足，不得不发展外向型经济而增加了对外依存度，如果长期得不得校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的裂缝将越拉越大，社会将难以长期保持稳定，恶性案件层出不穷，目前各地频发的袭击校园事件就是征兆。

　　要顺利实现这一转型，就必须缩小各社会群体在政治权力上的差距，这只有在弱势群体克服目前的原子化状态，使他们能够以一个整体的声音表达出自己的要求才有可能。这是中华民族当前最为迫切的任务，这道坎如果迈不出去，那么我们可能就不得不面对另一次王朝末期的社会大混乱，在社会进步速度远超农业社会的今天，我们恐怕要付出比以前百倍的代价，也许这是我们民族所支付不起的。袁腾飞的个别语言尽管尖锐，也有人身攻击之嫌，但毕竟是这种声音在当前形势下的一种曲折表达。

　　毛泽东之所以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就是因为他不以个人荣辱得失所萦怀，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将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置于首位，即使在他进入中南海，甚至在受到盲目崇拜时仍然如此。他当年之批判右派知识分子的“小民主”并不是他不认可“小民主”，而是因为他根本不屑于“小民主”，他自信在他的领导下完全可以创造一种更高形式的“大民主”。如果将其置身于一个没有民主的社会，我深信一生竭力为民谋利的毛泽东会成为坚定的民主派，不管大小民主之间有怎样的差异，但总比没有民主要强得多。在抗战期间，蒋介石企图以此为契机实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时，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就曾经发表过无数篇要求民主反对国民党垄断政权的文章。他当时能够这么做，自然可以想见在类似情况下，毛泽东作为讲求“实事求是”的政治家，不会有别的选择。

　　毛泽东之遭人辱骂仅仅是因为他被人贴上了“标签”而已，而他自己恰恰是反对这个标签的，为此他不惜与昔日的战友决裂。历史老人是公正的，我们的后人会比我们今天对所有这些争论都看得更清楚，更能分辨一切是非，我们无需为后人担忧。假如毛泽东苏醒过来与袁腾飞见面，他也许会申辩几句，但恐怕更多的是表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