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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锡良:中国千年难题怎样来了结? 
作者:[许锡良] 来源:[] 2010-03-05

    受信力建先生的邀请,说今天早晨要到广州滨江东路的顺峰山庄几个朋友喝早茶聊天。早上把侄女送到医院检查身体后,就匆忙打的士前往赴约。到场的有香港阳光卫视老总陈平先生、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老先生,广州美术学院的李公明教授和著名的IT业老板北风先生,还有《南方周末》记者、首席评论员笑蜀先生几个人都来了,真是高朋满座,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人才。能够有这样的学习机会,是很难得的。笑蜀先生虽然是第一次见,但是,以前通过几次电话,网络上也经常互相见到文字。今天一见,与网上照片差异实在太大了,我几乎认不出来了,留着浓密胡子的笑蜀先生,有几份古代文人的优雅。

席间我们的话题自然又是要谈中国问题。陈平先生很有见解,他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非常透彻。中国在2010年遇到的新问题,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靠出口喂饱特殊利益集团的胃口。因为过去,我们以出口大国的身份,把经济的GDP拉上去,但是,自去年美国经济危机之后,这样的出口创汇的机会就没有了。在中国房子猛涨了八年之后,其实在民间还有多少钱可以用在不断上涨的房子上是不难明白的。民间基本上已经被这种高房价榨得灯枯油尽了。特殊利益集团要再想像以往那样从高房价中获得更多的利益是不太可能了。但是,特殊权力之下产生的特殊利益集团的追求财富的欲望并不会因此就停止或者减少,那么,这个特殊利益集团所要侵吞的就是隐藏在民间的那些财富。这就是“国进民退”的经济背景。在这种背景下,私营经济团体的困境是可想而知。目前全国的大学生都削尖脑袋往公务员队伍里挤,这种现象只能够说明全国的利益过于集中此于。这个现象是可怕的。因为这说明利出一孔于官府。也算是千年难题了。

陈平先生将这种因没有约束与监督的权力对财富的疯狂掠夺现象,比喻为人身体上的癌细胞。他说,当一个人身体的营养供给大于癌细胞所求的时候,这个人虽然带病,但是,总还是能够活下去的。但是癌细胞不同于普通人体细胞的地方就在于,癌细胞的掠夺营养的能力远远大于普通细胞,同时,癌细胞的复制繁殖能力也是无与伦比的。因此,一个人得癌症很快就要陷入等死的境地。一个社会的特殊利益集团就是社会的癌细胞,在没有获得约束与控制的情况下,其疯狂程度甚至远远大于人体的癌细胞。不受控制的权力对社会所带来的危害是明显的。

但是,中国之所以难以跳出这个格局,我以为与中国文化基因的先天不足有关。当我拿出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改革开放相对照的时候,陈平先生立即就表示赞同。因为,日本虽然受中国千年影响,但是,基本上是外在的,而不是文化基因层次上的。明治维新时,日本也存在一个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包括天皇、幕府、大名以及武士阶层。那时的明治维新,使得日本许多大名贵族与武士破产失业,甚至穷困潦倒。但是,他们从大局出发,承认时局危急,坚持舍小我,而成全大我。那些幕府、大名与武士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利益受损,而起来阻碍明治革新。因为如果这样,整个日本就只有等死。但是,日本有真正的贵族阶层,所谓真正的贵族,不一定是在于财富多少,而是有一种高贵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要在必要的时候能够超脱于利益之外,服从大局,追求更为高远的理想与目标。日本天皇家族更是万世一表,二千多年中间没有改朝换代过。同时,日本是一个有真诚信仰的民族,佛教理念很早就深入人心。这些信仰与理想,常常能够对一个社会的变革时期的人心起到稳定与超脱作用。就像日本二战战败后,日本天皇裕仁立即到盟军司令麦克阿瑟那里主动承担全部责任,并且为谢罪还请求盟军处死他自己,以为日本承担战败责任。这种事情,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都未曾有过先例。中国数千年来的一治一乱,周而复始,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类的思想观念,使得中国从来没有真正形成过贵族阶层,更不可能谈得上贵族精神。在中国,所谓的精英层面,常常也是表现为有追求,而没有信仰,而所谓的追求,又只是一味追求财富与权力。追求财富与权力本身就是精神寄托,就是他们的信仰。这样的民族是可怕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一个可怕的现象,就是,现在为了掠夺财富,已经到了不要祖宗,不要子孙,不要廉耻的“三不要”地步。中国人自小生活在家族观念里,这种宗族文化,也使得中国人公私不分,缺乏个性与独立自主精神。因此,中国人作为平民,也不如日本国民。中国的平民虽然经常受到掠夺与压迫,但是,中国人以没有尊严的方式生存了几千年,再苦再累,再屈辱都能够忍受。因为,中国人的人生格言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一百多年前,中国的华工到美国去伐木修铁路,让美国人十分吃惊的就是中国底层民众的那种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精神。当美国的工人一天至少需要四到五美元才能够勉强生活下去的时候,中国华工只需要几十美分就能够有滋有味地活下去,还能够省出一点钱来寄回家去。以至于当时美国人感叹:中国人,在那样的原始森林里,一天只需要几两米,几只山老鼠就可以吃得津津有味。有时即使这样的条件也没有,只能够啃树皮吃观音土充饥,也不会起来反抗。因此,中国的老百姓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但是,这种最好的老百姓后面其实隐藏了更为可怕的东西。也就是在隐忍的同时,也放弃了自己应有的权利。还有一部分人在作发达之梦,有朝一日成功,他也不是要改变这种制度与价值观念,而只是考虑挪动自己的位置而已,所以,中国数千年来,有暴乱而无真正改革就在这里。

中国还是跳不出传统文化宿命,有时基因里的东西确实是非常难以改变的。因此,我感觉考虑中国问题,不要只是就事论事,一定要分析文化基因与文化的逻辑命脉。中国的事情绝不只是几十年来的事情,根子是二千多年来就埋下的。中国历史虽然悠久,但是,其实并没有真正有过一个好的历史时期。即使是唐朝所谓的“贞观之治”,也没有能够治多久,几十年就被安史之乱打破。一个朝代会发生“安史之乱”这样的暴动,本身就说明唐朝其实远非想像的那样的美妙。所谓唐朝盛事,其实是不存在的。其他朝代就更是乏善可陈。中国的文化,压根就没有为中国提供过一个像样的样本,所谓中华民族复兴,其实只是自欺欺人之谈,是毫无根据的。我们所需要的是振兴,而不可能是什么复兴。袁伟时先生对这个观点表示赞同。

信力建先生对中国的土地改革发表高见。农民能不能拥有土地,还有用什么形式来拥有,对于土地问题要不要采用城乡二元制。信先生表示,一国两制的惯性思维害人不浅。近年来,似乎一遇到改革,都是同时准备两套办法。一国两制就不说,再比如户口是城乡二元制,土地也是城乡二元制,一种说法就是土地改革,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其实这种城乡二元制是十分幼稚的,因为,很简单,城市因此吞并农村土地是十分容易的,比如现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原来的县镇,纷纷被改成区,一成了区,就成了城市的了,因此,农村的土地很快就会被这种建区的方式吞并掉。一个国家只能够一个宪法,一套法律,一种政策,这样才政通人和。但是,我们现在到处都是隔离的。民族政策也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不同,有时法律面前都不能够做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平等,新疆之乱就有这个问题,美国那么多种族与民族,但是并没有听说他们要针对某一个民族搞出一套法律来,搞一个套政策来,其实公民社会,就是法律面前、真理面前、金钱面前都一视同仁才好的。少数民族常常给予所谓优惠的结果,其实就是进一步扩大了民族之间的差距。在人事改革方面,我们搞的也常常是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似乎处处要制造的就是差距。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还是文化基因决定的。因为,中国人没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因此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对中国人来说很难接受。没有上帝,又没有了这些差异,这对中国人来说,简直就是枯燥乏味死了。有差距就有动力,动力来源,对于中国人来说无非是两个,一是做人上人的幸福快乐感,一是做人下人的屈辱痛苦感。前者拉,后者推,这样才使中国人愿意挣扎与折腾。我说中国数千年来存在着民族基因缺陷,就在这里。中国人有过无数农民起义暴动,但是没有一个农民起义真正考虑过要消灭制造痛苦的那把交椅。因为,那把交椅,正是中国人追求的目标。自己上去之前,拼命攻击交椅上的人,一旦自己上去了,就转而拼命维护这把交椅。中国如果不在开放中,主动吸收外来的营养,获取他们的文化基因,是没有出路的。回到传统,特别是回到儒家只有死路一条。

                           2010年2月25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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